民族精英与群体认同——当代畲族文化重构中民族精英角色的人类学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畲族论文,民族论文,精英论文,人类学论文,重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3)06-0068-05
一、民族精英与民族群体
文化重构，是文化变迁中的有意识变迁，虽表现为各种文化事项的演绎和发展，但却植根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土壤。当代民族文化重构的方向和路径是各种社会力量博弈互动的结果，是民族精英引导民族草根群体迎合国家意志及主流文化的曲折表达。
“精英”是一个政治学中常用的概念，常用来讨论“精英政治”、“精英民主”等问题。当这个概念被引入民族学研究领域，“民族精英”的概念诞生。在民族文化重构的过程中，民族精英非常重要，它发挥着“上”(国家)“下”(民族群体)衔接和润滑的作用。国家意志和政策需要借助民族精英的理解、倡导、示范、推广来加以实施；民族群体需要通过民族精英这个媒介来实现与国家权力的沟通对话，了解国家民族政策的内容和导向，以抓住本群体发展的最佳境遇。学界常将民族精英分为民族政治、知识、文化、经济精英[1]，这种划分在传统社会中很难实践。因为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宗族为基本结构的社会，需要依靠宗教教义和民族习惯法来维持社会运转，民族地区执行统治的土司、头人、寨老等人，既是本民族的宗教领袖，同时也把握着本民族的经济命脉，掌控着对内解释和对外沟联的话语权，集多种精英身份于一体。在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划分渐趋明晰之后，此种分类相对明确。
本研究中的“民族群体”主要指民族总人口中除去民族精英后剩下的大众群体，也可称为“民族草根群体”，这种划分背后隐藏着“族群分层”的概念。“族群分层”的术语最早为美国社会学家格莱特和莫尼汉提出并使用，用来分析不同族群集团间由于结构性差异所引起的不平等。“根据国内外学者(如美国社会学家辛普森和英格尔(George E.Simpson & J.Milton Yinger,1985)；F.科普林和C.格德沙尔德，1978；马戎，2001、2004；陈志明，2000)对有关‘族群分层’的研究，发现影响族群分层的一些因素主要有：各族群劳动力的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受教育状况、就业率、职业分布、收入结构等，(这些)因素对族群的社会地位、威望、族群凝聚力以及社会发展趋向等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2]
当前，我国各民族的经济活动已被纳入市场经济的一体化运行中，民族经济精英的经济活动并未凸显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本研究拟从民族政治精英、民族知识精英、民族文化精英在当代畲族文化重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和遭遇的困境，探讨民族精英意识转化成民族群体认同的有效途径。
二、畲族精英在当代文化重构中的角色及困境
民族精英是民族文化自觉的先觉分子，其言行具有巨大的引导示范作用，不同类型的民族精英在文化重构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形成不同方向和强度的力量，这些力量的合力决定了民族文化重构的方向。
1.民族政治精英：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当代民族政治精英的身份是国家权力机关赋予的，常常是各级政府机关或党群组织的负责人，此种身份决定了其行为模式必然受制于现行的国家体制和政策，成为国家政策的坚定执行者。同时，民族政治精英又是民族群体中的一员，强烈的族群归属意识使其在行使国家权力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了本民族立场上，是本民族群体利益的捍卫者。学者们在“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下，提出了农村基层干部的双重角色理论得到了广泛认同，此理论认为基层干部在村庄治理过程中扮演着“国家(政府)代理人”角色和“村民当家人”的角色。杨善华先生则认为，村级政治精英具有三重角色，即“国家代理人、社区守望人和家庭代表人”[3]，在双重角色或三重角色发生冲突时，基层政治精英的行为相对偏向国家代理人角色。因此，民族地区的民族精英因为所处位置不同，面临的角色冲突也有程度差异。相对于民族自治州州长和民族自治县县长等而言，身处基层的民族乡乡长和民族村村长所面临的冲突更加直接频繁。在当代畲族文化重构中，民族政治精英遭遇国家认同和本族群认同冲突时，往往选择国家认同，成为国家政策的坚定执行者。
自2002年至今，景宁畲族自治县每年定期举行“三月三”节日庆典，宗旨有三：一为弘扬畲族传统文化；二为发展本县民族经济；三为弘扬两岸三地民族大团结的主旋律。畲族民众对前两个宗旨及做法认同度较高，因为这两个宗旨分别契合了族群认同的“原生论”和“工具理性论”。但第三个宗旨及举措曾一度引起畲族百姓的争议，也因此困扰了畲族政治精英。畲族“三月三”是畲族的传统节日，其节日活动主要有吃乌米饭和踏青。当政府首次将“宣扬两岸三地民族大团结的主旋律”引入“三月三”节日庆典活动中时，也曾经引发过畲族政治精英内部的激烈争论。畲族政治精英在此问题上分成两派，一部分思想开放的政治精英认为，不应该因循守旧，而应该给传统节日注入新的精神和活力；另一部分较传统的政治精英则认为，畲族“三月三”如果注入时下所谓的“新精神和活力”，无疑就会丧失独特性而逐渐泯灭在众多的节日庆典中。景宁一位从事民族宗教工作多年的部门负责人ZJR谈及此话题时说：“畲族‘三月三’庆典活动在中断了很多年之后，又重新由县政府牵头搞起来，到底怎么搞，我们中间也有争论。如果按照传统的模式搞，畲族老百姓可能喜闻乐见一些，参与热情高一些；但是按照‘两岸三地民族大团结’的思路来搞，则上面的支持力度大一些。最后，我们还是统一了意见，按上面的思路来办三月三。”
近年来，加强与港澳台之间的文化交流，尤其是与台湾少数民族的交流，已经成为景宁“三月三”节日庆典的重点内容。景宁县2008年举行的“三月三”庆典活动，被冠名为“中国畲乡三月三暨海峡两岸民族大联欢”，邀请了台湾代表团48人。自此之后，邀请港澳台代表成为景宁畲族“三月三”庆典活动的惯例。2010年的“三月三”活动期间，台湾南投县代表团来丽水进行文化经济交流，举行了台湾原住民艺术团专场表演、畲族与台湾原住民文化交流会、两岸民族同胞牵手“激情广场”等活动。2012年景宁畲族“三月三”庆典活动，被冠名为“2012海峡两岸各民族欢度三月三节庆暨中国畲乡三月三”，来自台湾、香港、澳门的各族各界代表近130名代表，其中台湾代表有100多名。本次活动内容有多项涉及民族团结的主题，如“民族团结林两岸同心树”的植树活动、“海峡两岸民族乡镇发展座谈会”、“领导人会见台港澳同胞代表”等活动。可见，景宁畲族“三月三”节日庆典活动的重构，日渐突出了“两岸三地民族大团结”的主题。
众所周知，文化交流是消除隔膜与误解，达至理解和互信的重要途径。海峡两岸的文化原本同宗同源，通过文化交流强化海峡两岸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加速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这是我国正在践行的重大举措。重构后的畲族“三月三”节日活动，不仅延续了增强本民族内部凝聚力的功能，更肩负了促进海峡两岸交流、推动国家统一的使命。今天景宁畲族“三月三”活动不再是民间自发的群众集会或活动，而是由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出资筹办的官方庆典。由此可见，景宁畲族政治精英在“三月三”节日庆典重构中的矛盾和最终取向表明，民族政治精英在处理自我角色冲突时，仍然将“国家政策执行者”界定为自己的第一角色。
2.民族知识精英：传统文化的批判者和反思者。知识分子是在社会出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后出现的一个群体，他们在数量上相对体力劳动者处于绝对少数，但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知识分子拥有系统的理论知识和严谨的逻辑推理能力，是民族优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体力量；知识分子更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反思精神，是开启风气和时代变革的先行者。本文的民族知识精英，指具有民族身份、受过高等教育、并将传承与发展本民族传统文化视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在“经济理性”深刻影响传统文化的今天，民族知识精英对传统民族文化的神圣性和本真性的维护，对传统民族文化“趋同化”的批判，对本民族文化发展方向的探索，既显示了民族知识精英的独立人格，也展示了他们勇于担当民族命运的民族主人翁责任意识。
当前畲族文化重构中最具争议的话题是畲族的始祖崇拜，畲族知识精英对此问题的态度和表述主要有三种：第一，认同“盘瓠崇拜”，否认其他任何崇拜，代表人物是福建省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的LWQ先生。LWQ先生是生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畲族，198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之后一直在民族与宗教事务领域从事相关工作，多年来一直为畲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奔走疾呼。LWQ先生具有强烈的民族自省精神，他与其他几名畲族同仁共同创办了《畲族网》，并以“盘瓠后”的网名在畲族网上发表了诸多文章。在畲族的始祖崇拜问题上，他主张尊重历史，认为“张扬盘瓠传说的内涵和价值，体现盘瓠传说的意义和能量，保存和弘扬盘瓠精神，是全体畲族人共同的责任和使命”[4]。
第二，批判“盘瓠崇拜”，回避和淡化对始祖崇拜问题的讨论，代表人物是原浙江省景宁县的LXG先生。LXG先生是生于浙江省云和县的畲族，1982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在景宁畲族自治县从事民族工作直至退休。在职期间编写出版过论文集《杜鹃声》、《畲族风俗》，退休后仍然活跃在畲族文化传承和畲族研究的诸领域。其代表作《盘瓠图腾是封建社会民族歧视产物》①是其观点的集中体现，认为将盘瓠神话故事当做历史事实是错误的，应该坚决加以反对和抛弃。
第三，力推“凤凰崇拜”，努力化解当前畲族始祖崇拜问题遭遇的困境，代表人物是原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干部ZJL夫妇。ZJL夫妇怀着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自费整理出版了《文成畲族文化》一书，主张“畲族自古拥有凤凰崇拜，畲族人民是凤凰的传人”。这一观点虽然遭到了LWQ等畲族知识精英的强烈质疑与批判，但在现实发展中却日益得到推崇和践行。
持上述三种观点的畲族知识精英各持己见、激烈争论，充分地体现了民族知识精英的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尽管到目前为止，他们并未就畲族始祖崇拜的问题达成一致，且常因观点差异而发生激烈的思想交锋和论战，但这些言论为畲族的文化重构和复兴提供了理论选择和舆论氛围，在畲族民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3.民族文化精英：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载体。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当我们将“文化”一词与政治、经济、知识相对而提时，我们默认采用了“文化”的狭义概念。此时的“文化”主要包括传统民俗(如宗教仪式、节日庆典等)、各类传统表演艺术(如山歌、舞蹈、戏剧等)和各类传统工艺(如编织、蜡染、剪纸等)等文化事项。这些文化事项有一个突出特征，即传承与创新需要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进行，即所谓的“活态传承”。这类文化事项具有“人亡艺绝”的特点，即一旦传承载体消失，文化事项就随之消失。本文中的民族文化精英特指这一类实践“活态传承”的传承人中的优秀代表，即得到政府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在传统社会中只是民族群体中的普通一员，被官方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后，成为了传统文化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受益者，才从民族群体中脱颖而出成为民族文化精英。民族文化精英的精英地位由民族政治精英推荐、上报并认定，因此，其实践的“文化重构”充分地表现出对政治精英意识的迎合和附和，具有了“政治化”的倾向。
福建省宁德市八都镇猴盾村的雷美凤擅长畲族民歌，于2009年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在被国家认定为非遗传承人之前，雷美凤的表演对象是自己或身边的畲族同胞，表演舞台是田间地头，表演空间是日常生活劳动的闲暇时段，表演方式朴实无华，表演目的是为了解困消乏、自娱自乐。被认定为非遗传承人之后，雷美凤的表演对象是他民族群体，甚至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表演舞台是华丽的晚会现场或节目录制厅，表演空间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或纪念意义的欢聚时刻，表演方式加入了诸多现代流行音乐元素，表演目的是与他族群“文化交流”以期获得认同。这种从内容到形式的转变必然带来山歌文化的全面重构。雷美凤曾经为了参与“飞天U盘”的制作，与宁德畲族歌舞团副团长雷志华共同创作了“唱条歌言给你听，海峡两岸要和平，兄弟姐妹都欢喜，畲汉都是一家人”的山歌内容，这有力地证明当代畲族山歌的内容日渐远离畲族的传统生活，趋近于政治精英秉持的“民族团结”和“两岸统一”国家意志。
这种“政治化”的倾向在畲族的彩带编织工艺中同样存在。传统的畲族彩带编织内容主要是表现畲族传统的山居生活、狩猎习俗、游耕生产方式等，而今天则自觉地迎合了国家权力和畲族政治精英所倡导的时代主旋律。如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的蓝延兰，在2009年被评为景宁畲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畲族彩带代表性传承人，她曾经编织出了“庆贺香港(澳门)回归”的字符彩带，这是彩带文化重构“政治化”的明证。
4.认同与质疑：畲族精英角色困境。景宁畲族自治县是我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也是东部沿海唯一的民族自治县。独特的地理优势使景宁畲族自治县获得了其他民族地区无可比拟的政治经济优势，文化重构愿望强烈、重构态势十分明显。景宁畲族精英近年主导的文化重构对传承和弘扬畲族传统文化，推动畲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功不可没，但随之而来的争议也将他们置于尴尬境地。
首先，不同地域的民族精英对同一文化事项的重构存在争议，影响了全国范围内畲族群体对共同文化事项的认同。近年来，浙江畲族精英将“凤凰文化”作为畲族吉祥文化进行展示和宣传，全力打造“畲族是凤凰传人”理念，引起了浙江之外畲族分布较多的地区(尤其是福建等省)畲族精英的批判。批判意见认为，“回避盘瓠崇拜，提倡凤凰崇拜”的做法是“畲族不自信”和“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的表现。
其次，浙江景宁畲族精英(以该县畲族政治精英为主体)主导的文化重构引起本地部分畲族草根群体的困惑。景宁畲族自治县每年以官方形式推动的畲族三月三节日庆典活动，从内容到形式都与畲族传统三月三节日有较大差别，这种文化重构使景宁畲族自治县的畲族精英陷入悖论。一方面，景宁畲族精英们投入了大量财力和物力来宣扬畲族传统文化，力图将景宁畲族自治县打造成畲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基地。另一方面，他们的行为却背离了初衷，在众多的争议声中，景宁自治县的畲族文化的代表地位受到了非难和质疑。
三、民族精英遭遇角色困境的原因
民族精英在当代文化重构中扮演着主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但这些貌似强势的角色扮演却日益陷入困境。原因有如下两方面。
1.民族精英自身存在角色困惑。民族精英的角色困惑分为“同类民族精英主体的角色内困惑”和“不同类民族精英主体的角色间困惑”。前者指的同一民族精英个体所扮演的多重角色之间的矛盾冲突引发的困惑，这是由民族精英的双重或多重认同导致的。以民族政治精英为例，1992年，斯考特·罗泽尔、李建中等借用斯第洛里茨理论提出了“主人—代理人”理论。1997年，宿胜军提出了“保护人、代理人、承包人”理论。1997年，徐勇提出“代理人和当家人理论”理论。1998年，杨善华提出了“国家代理人、社区守望人和家庭代表人”理论。本文虽然重点论述了民族政治精英的“国家代理人”(即国家政策的执行者)角色，但我们不能忽略民族政治精英作为族群一员，也有维护本民族利益的需要，也须扮演民族社区当家人的角色。民族政治精英常在这两个角色之间左右摇摆，当前其“国家代理人”角色占据了主要地位。例如景宁畲族政治精英明知贯彻国家意志，将促进“两岸三地团结”的活动内容加入三月三庆典活动，势必损坏传统文化的本真性，但权衡“国家代理人”和民族社区当家人的角色，景宁畲族政治精英还是选择了“国家代理人”角色，坚定地执行了相关国家政策。
类似的角色内困惑在民族知识精英和民族文化精英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如民族知识精英一方面担当着传统文化的批判者和反思者的角色，同时也担当着民族传统文化的维护者和政治规范的辩护者的角色(尽管笔者在此文中没有重点论述)，两类角色也时常发生冲突。
“不同类民族精英主体的角色间困惑”，指的是不同类民族精英主体由于各自扮演的主要角色之间的矛盾冲突引发的困惑，这是由不同类民族精英们所处地域、受教育状况、职业身份、收入结构等的差异而造成的。如民族政治精英作为“国家代理人”，积极而严格地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以经济发展为目标指向，将本民族文化主要导向现代性重构。而知识精英作为传统文化的“维护者”，对本民族文化在现代化浪潮中出现的“经济化”和“庸俗化”倾向大加批判，重视保护民族文化的传统性和神圣性。两类精英各执一词，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途径、在不同的场域发挥着对民族传统文化重构的导向作用。如景宁畲族政治精英在文化重构中践行“凤凰图腾”的宣扬，受到了部分畲族知识精英的质疑，即表现出民族政治精英与民族知识精英之间的分歧。
2.民族精英与民族群体之间存在利益之争。民族精英与民族群体的利益并不总是保持一致的，会随着具体的场景发生变化。当与他族群体发生利益之争时，民族精英必然以群体代表自居，带领民族群体成员为捍卫本民族的整体利益而采取行动，表现出与民族群体利益一致的立场。当民族精英与民族群体在同一群体内相对时，双方必然站在对立地位，为各自的小团体利益而展开博弈。毋庸置疑，民族精英群体虽然人数少，但因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法定代表地位和强势话语权，他们在博弈中必然处于有利地位。在利益的驱动下，民族精英群体会不自觉地利用各种优势条件为本群体谋利益，使自身逐渐失去群体代表性地位和对群体的号召力。
四、对策：民族精英获取群体认同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因此，民族精英主导的文化重构若无法得到民族草根群体的认同，注定将成为“镜中花”、“水中月”。民族精英要想获得民族群体的认同，须在文化重构中做到下述两点。
1.立足群体经济利益，厘清自身的角色内困惑。利益是一个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在内的综合概念，而经济利益是各种利益的基础与核心。民族群体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动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源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民族群体才得以形成、巩固和发展。因此，民族精英主导的文化重构若维护的是民族群体的共同经济利益，而不是精英分子的一“己”(个体或特定群体)私利，则将得到民族群体的认同。
如政治精英若遭遇了“国家代理人”角色与“民族社区当家人”的角色冲突，应充分发挥其上下沟联的作用，在兼顾国家利益与民族社区利益的前提下行事，而不是简单机械地执行国家政策，损害民族群体的利益。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家利益与各民族社区利益从根本上是一致的，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定然可以找到协调一致的契合点。如景宁畲族民众虽然对重构后的“三月三”节日文化存在一些异议，但当他们发现这一活动带动了当地民族旅游业的发展，提高了自己的收入水平，改善了自己的生活条件时，他们对此活动表现出高度的认同，并积极参与。
2.各类民族精英加强互动和理解，厘清民族精英的角色间困惑。如前文所述，民族政治精英、民族知识精英、民族文化精英因身份、角色、立场、目的不同，对同一文化事项的重构持不同见解，彼此容易发生争论。民族文化精英因其精英地位为政治精英所赋予，更多地表现出对民族政治精英的认同，与民族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不明显。民族政治精英和民族知识精英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他们各执一词的状况使民族群体的认同出现混乱。
民族政治精英不应利用自身拥有优势地位和强权而自说自话，在民族文化重构过程中忽视民族知识精英的话语权。维护本民族文化的“本真性”和“神圣性”，不仅是民族知识精英的责任，民族政治精英也具有无可推卸的责任。民族知识精英也不应在批判和反思的同时，忘却自己理应肩负的为政治规范辩护的职责。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为本民族的发展创造稳定和谐的局面，不仅是民族政治精英的义务，也是民族知识精英的责任。总之，民族政治精英和民族知识精英应该加强互动和对话，直至达成谅解和一致。如果畲族政治精英与畲族知识精英之间加强互动并趋于一致，当代畲族对“始祖崇拜”等问题的激烈争论则会较好地得到解决。
收稿日期：2012－12－24
注释：
①参见景宁畲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内部刊印资料集：《畲族风俗》，2003年版，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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