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险行为选择及其保障水平的因素分析——来自上海郊区村庄层面的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养老保险论文,上海论文,村庄论文,郊区论文,层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居民养老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与全国一样，目前上海郊区农民养老模式主要依赖家庭或个人，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障模式虽然存在强烈的需求，但社会养老保障的组织供给问题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作为中国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和国际大都市，上海在探索和发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模式方面显然也处于领先地位，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造性地推出了小城镇社会保险模式，以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为突破口，在传统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之外为上海农村养老保障开辟了第三条道路；二是上海市并没有放弃对传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的制度改造和完善的尝试，相反，在完善农保的基础上推出了土地征用补贴保障，并鼓励商业养老保险和综合保险等多种社会养老保障方式的并行发展。总之，多元化的上海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正在形成之中，但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小城镇社会保险则是上海农民最重要的两种农村养老保障制度。
对于农村养老保险的农民参加意愿研究多数是基于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农民参保意愿的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如乐章(2004)以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对保险参加意愿与保险水平选择两个层面的考察发现，尽管家庭保障、土地保障仍然是农民规避老年风险的主要方式，但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需求非常迫切，且其养老保险参与意向受到个人、家庭、社区等多层面因素的影响。吴罗发(2008)通过江西省58个县(市)436个农户的问卷调查，并利用Logistic模型对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与意愿进行计量经济分析表明，农民的文化程度对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并呈负相关，农户人均纯收入、农户劳动力比重、农户承包耕地面积对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并呈正相关。其他类似的经验研究不仅涉及不同的地区特征(江涛等，2007)，还涉及不同人群类型的差异等(肖云等，2005)。
已有研究的局限在于抽样调查问卷关于农民是否愿意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问题设计一般比较主观，如常见问题设计为“根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内容及您自己的经济条件，您是否愿意参加”，农民参保的主观意愿和实际参保行为是存在一定偏差。同时，抽样调查的误差及相关信度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因此，本研究将使用村庄层面的最新农业普查数据来替代面向农民个体的抽样调查数据，即根据一个村庄实际参加农村社会保险的农民规模占村庄全部人口的比例则比较客观地度量出农民参与农村社会保险的行为选择，并且普查数据可以避免抽样调查的系统误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上述研究的局限性。本研究试图探讨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上海农村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障状况，并利用农业普查数据分析村庄层面农民对农保和镇保的参与率差异及其决定因素、农保和征地补贴保障养老金标准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等，最后，在此基础上总结和讨论上海市农保和镇保这两种最重要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效率特征和激励效应的差异。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上海市统计局2007年第二次农业普查办公室提供的上海市行政村普查数据。该次农业普查对象涉及上海市所有登记为村民委员会的行政村及列为农业普查农村范围内的居民委员会和具有村级行政管理职能的农(村、牧、渔)场的管理机构。普查的涵盖内容十分广泛，其中涉及本研究有关的包括村庄的基本特征、人口情况、耕地投资及村民自治和村级经济收支情况等。实际普查的村庄数目为1912户，有效记录数据为1854户。
二、假说、背景与变量
(一)研究假说
相对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而言，小城镇保险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上海郊区具有比较强的地方特色，农民参保的激励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仅与村庄的地理位置、人口规模、村庄经济发达程度及集体经济管理的模式等自然环境和制度因素相关，而且还受村庄的被征地规模及其集体经济支出结构模式等因素的影响。
首先，关于地理位置、人口规模、村庄经济发达程度的影响。村庄的地理环境有助于农民知道社会保险的经办机构及其相关的信息知识，这一点在许多类似农民参保意愿的抽样调查中得到了证实(乐章，2004)。与基于个人的调查研究相类似，经济收入和人口规模等因素也是影响农民参保激励的重要变量，但是，不同的是在村庄层面的研究中，影响的因素不再是农民个体的收入水平和家庭人口规模，而是村庄的经济发达程度和村庄自身的人口规模会影响一个村庄的农民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及其享受的保障水平。对于相对富裕的村庄，集体经济提供给农民养老保险养老金的补贴会明显高于那些落后的村落，而这也显然会提供富裕村庄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当然，在上海各区县，由于区财政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补贴水平的不同，有一些地方农民实际领取的养老金可能会达到289元或426元不等，但这些农民所占比重毕竟不高，而且，这些养老金事实上是村集体经济收入对老年农民的一种补偿，既不规范，也不一定稳定(杨子春，2007)。
其次，关于村庄集体经济管理的模式问题。在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大量的研究围绕村庄基层民主是否强化了村庄的治理问题发生了有趣的争论(王书娜、姚洋，2007)。支持性的观点认为基层民主可以产生更加公平的公共物品的供给(Bardhan等，2005)，但反对的证据却争辩基层民主及其分权决策会阻止公共物品的提供(Besley等，2000)。在村庄层面，基层民主不仅体现在村庄领导人的选举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乡村的具体治理方面，如有关集体资产的处置和管理，关键的权力问题是集中于董事长决定、村干部决定还是村民大会的分散化表决决定。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发达地区大量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存在及其集体资产管理的民主化在何种程度上会影响基层组织对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激励及其保障水平。
再次，关于村庄的被征地规模及其集体经济支出结构模式。目前，上海小城镇保险主要吸引被征地农民参加，其覆盖面过去一直没有农村养老保险大。由于被征地农民根据现行的法规，征地单位必须为其缴纳小城镇养老保险费，从而村庄的被征地规模将直接影响农民参加小城镇保险的规模。并且，小城镇保险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两种不同的保障制度本身也存在相互的竞争性和替代性。当一个村庄农民更多地选择参加小城镇保险，则必然会降低该村庄农民的农村养老保险的参保率。此外，村庄的集体经济支出结构中福利性开支比例的增加可以作为一个控制性因素考虑对农民的养老保障金尤其是征地养老补贴水平具有潜在的影响。
(二)上海郊区农民养老保障：一个总体描述
与全国不同，上海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障可供选择的空间更大一些。具体的养老保障方式包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小城镇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商业保险及征地补贴养老和综合保险。以下重点讨论上海农民对于上述不同养老保障方式的参保状况及其养老金水平和社会化养老服务的供给状况等。
从社会养老保障参保水平来看，目前，上海市共有257.3万郊区居民参加了某种类型的社会养老保险，其中，郊区居民参加比重最高的是农村养老保险和小城镇社会保险，其参加比例分别为39.8％和25.7％，两项合计达到65.5％。其次，还有14.9％和10.2％的农村居民也分别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此外，还分别有5.5％和3.9％的郊区居民享受征地养老和参加综合保险机制(上海市老龄科研中心，2008)。
从分区县的数据可以看出，农保参保率最高的是崇明县，其余依次为金山区、奉贤区和青浦区。相比之下，嘉定与闵行区的农保参保率比较低。而小城镇保险，参保率最高的是南汇区，金山与奉贤区次之。而镇保参与率最低的是宝山区。此外，农民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比例最高的是浦东新区，已经达到10.9％，而在水平最低的青浦区，农民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仅有2.1％，而多少有些难以理解的是崇明县有11.7％的农民参加商业养老保险，居全市最高；金山区次之。在征地补贴养老方面享有征地养老保障的农民比重最高的是松江区，即2万多农民享有征地养老保障，占该区全部农村人口的4％。考虑到上海农村人口总量包括了277万外来人口，因此各个区县农民也可以参加综合保险，其中宝山、松江与浦东3个区农民参加综合保险的比例相对高一些，这也许与这3个区聚集了更多的外来人口有关(见表1)。
由于征地养老保险主要是针对农村征地过程中历史遗留问题而设计的，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商业保险对于一般农户而言，其进入的“门槛”费用比较高，至于综合保险主要是针对外来常住人口设计的。可见，上海郊区农民的养老保障水平的提高主要在于一方面需要推进小城镇保险与农村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同时应该逐步提高农村养老保险的养老金水平，以增强对农民参加保险的激励。
(三)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障的村庄分布差异：参保率、养老金标准及其若干影响变量
从农业普查的村庄数据来看，村庄层面的农民平均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小城镇保险的比例分别为22.9％和23.6％(见表2)，农保参与率比小城镇保险参与率略低一些。但是，不同村庄层面的农民参保率差异十分明显，对于有些村庄，无论农保还是镇保都没有农民参加，其两项养老社会保险参与率都是零。而对参与率比较高的村庄而言，其基本可以达到全员参加镇保或接近于全员参加农保(99.5％)。显然，这表明有些村庄整体被征地而全部加入了小城镇保险。
相对而言，对于参与率比较高的村庄而言，3/4分位值可以判断出农村居民对农保和镇保的参与率分别为33.5％和37.7％，分别高于整体村庄层面的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和14个百分点。而对于参与率比较低的村庄而言，由1/4分位值可以观察出，农村居民对农保和镇保的参与率分别为2.8％和3.5％，其明显低于上海市村庄层面的平均参保水平(见表2)。这表明农保和小城镇两种养老保险模式在不同村庄层面的分布差异巨大。
为了进一步区分不同类型或特征的村庄农民参保率的差异，我们挑选3个变量加以测量，一是村庄的贫富状况，即以是否是贫困村为标准；二是村庄的地理便捷或区位特征，以是否为镇政府驻地划分；三是村庄事务的管理风格，即有关村集体资产处置的决策是由村民大会还是由董事长或村干部直接决定来加以衡量。从表3可以大体上观察到农民参保率与养老金标准在不同村庄的差异性状况。首先，关于农民参保率，贫困村农民的农保参保率达到26％以上，明显高于非贫困村22.5％的参保水平。但其镇保的参保率为18.9％，却明显低于非贫困村的参保率水平(23.9％)。同样，对属于镇政府驻地或具有区位优势的村庄，其农民农保参与率为15.3％，远低于非政府驻地或相对缺乏区位优势的村庄。而具有区位优势的村庄农民镇保参保率为28.4％，则高于缺乏区位优势的村庄镇保参保率(23.3％)。此外，村庄的集体事务管理的民主状况不同，则农民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也存在差异。如在民主水平高的村庄，农民的农保与镇保参保率分别为23.26％和24.34％，都高于民主水平低的村庄的农保参保率。
三、农村居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及其保障水平的村庄差异
(一)对农保参与率和镇保参与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考虑村庄的农保参保率存在的差异可能与村庄的许多特征性因素存在潜在的相关关系，本文利用2007年上海农业普查中的村庄调查数据对可能影响农民参加农保与镇保的各类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在剔除有关存在疑义的村庄记录之后，我们选择的数据库包含上海郊区总计共1854个村庄，用逐步回归法进行筛选后，有关解释变量的选取及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由于村庄层面的数据没有包含农民参保的个人特征的信息，而是仅仅以各个村庄的农民平均参保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并以村庄的人口结构、经济与社会特征因素作为解释变量。从回归的结果可以发现，一方面有关村庄层面农民参保率的大量解释因子还没有被纳入进去，因而其解释的效果并不理想；另一方面，由于回归系数值非常小，显然，各类影响因子的变动对农民参保率的影响是十分微小的，但回归的T值和P值大体上是经过检验的，其回归结果所列出的变量是显著的。
关于在不同村庄农保参保率水平差异的解释，由回归结果可知：
1.相对于镇政府驻地村庄而言，非镇政府驻地村具有更高的农保参保率。同样，村庄住户规模越大及村公益性支出水平越高，则农保参保率也相应更高。其中，村庄公益性支出有可能对农民参加农保提供了补贴支持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不过，这需要更直接的证据来加以说明。
2.相对而言，村庄人口规模、政府征地规模、村经济收入及村福利支出等变量则对农民参加农保存在负面影响。村庄的人口规模越大，或征地规模越大，则农民农保参保率越低。其中，政府征地会引起更多的农民参加镇保或其他形式的养老保障，从而降低该村庄的农民参加农保的激励。当然，村庄人口规模越大则农民参保率更低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此外，村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农民参加农保的比例也越低，这与前文的描述及非贫困村的影响是一致的。不过，关于村级福利支出，即村干部工资等管理费用越高，则其农民的农保参与率越低，这里的影响机制是不清楚的，这有可能是村庄的福利支出增加在另一方面降低了村的公益性支出的缘故。最后，还可以发现农保养老金水平对农保参保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即农保养老金领取标准越高的村庄，其农保参保率也越高。
3.关于不同村庄的镇保参保率差异的解释。与对农保参保率的影响方向相反，村庄人口规模、政府征地规模及村福利支出等变量则对农民参加镇保存在正向影响。即村庄的人口规模越大，或征地规模越大，则农民镇保参保率越高。显然，政府征地引起了更多的农民参加镇保，这与征地降低了村庄农民的农保参保率刚好相反。但是，村庄人口规模越大则农民镇保参保率越高，而村庄户数规模越大，则农民镇保参保率越低，这两个变量对镇保参保率的影响方向刚好也是与对农保的影响相反。
同样，村级福利支出对镇保参保率有正的贡献，这与该因素对农民的农保参与率影响是相反的。此外，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村庄民主管理的类型1即村集体资产处置由董事长决定对镇保的影响不显著。在村庄管理民主化方面，相对于村集体资产处置由村民大会表决决定的民主方式而言，村集体资产处置由村干部决定的村庄具有更低的镇保参保率，这表明在集体资产管理更民主的村庄具有更高的镇保参保率的激励。
最后，可以发现农保养老金水平对镇保参保率具有显著的负向激励作用，即农保养老金领取标准越高的村庄，其镇保参保率就越低，这表明农保和镇保两种制度模式存在一定的竞争性关系，一种制度模式的保障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农民对另一种制度模式参与的激励水平。
(二)对农保养老金标准和征地补贴养老金标准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由于镇保的养老金标准是全市统筹决定的，其水平与上一年的社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是一致的，并在不同乡镇和村庄大体是相同的。但由于农保和征地补贴养老的养老金标准是根据各个地区乡镇和村庄的补贴水平决定的，所以在不同村庄存在明显的差异。以下，分别以农保养老金标准和征地补贴养老金标准作为因变量，利用村庄的人口、经济社会结构方面的因素指标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5所示。回归结果表明，对于农保养老金标准，村庄的区位即是否是镇政府驻地及村庄公益支出的影响不显著，所以在后向逐步回归中被剔出了。而在关于征地补贴养老金标准的回归中，村庄集体资产管理的民主状况及村经济收入水平的影响也不显著，在逐步回归中也被剔除了。
首先，关于农保养老金的标准决定，村庄户数规模和政府征地规模越大，则农保养老金标准越低。而村庄人口规模和村级经济收入对农保养老金的标准有积极的影响，即人口规模越大或经济收入越高的村庄，其农保养老金标准也越高。同样，福利支出较高的村庄的农保养老金标准也较高。此外，相对于管理民主程度高的村庄(如集体资产由村民大会决定)，集体资产管理主要由董事长或村干部决策的村庄，其农保养老金标准则更高。
其次，关于征地补贴养老金标准的决定问题，村庄户数规模和村公益支出越大，则征地补贴养老金标准越低。而相对于一般村庄而言，镇政府驻地具有区位优势的村庄征地补贴养老金更高。同样，村庄人口规模、政府征地规模和村福利支出都对村庄农民的征地补贴养老金标准具有正的作用，并且不同的影响变量估计都具有很强的显著性。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进行的经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与传统的基于农民个体的抽样调查研究相比，基于村庄的经验研究能够观察到一个村庄整体的农民参保激励及其保障水平不仅仅是农民个体选择的结果，而且还受村庄层面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与政治民主情况的影响。
村庄地理位置越便捷(或越接近镇政府所在地)会提高农民参加小城镇保险的积极性及征地补贴养老金的水平，而降低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激励；类似的，村庄人口规模越大不仅会降低农民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比例，而且会降低农民领取的农保养老金及被征地农民的征地补贴养老金标准。同样，征地规模和村庄经济收入水平越高则会降低农民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激励，其中，征地规模的提高会降低农民的农保养老金水平，而村级经济收入水平越高则会提高农民的农保养老金标准。
村庄集体事务管理的民主决策对农民的参保率和保障水平有一定的影响，相对而言，在集体资产管理更民主的村庄，农民的分权化要求参加小城镇保险的激励更高。而在养老金保障水平方面，相对于管理民主程度高的村庄(如集体资产由村民大会决定)，集体资产管理主要由董事长或村干部集权决策的村庄，则有更强烈的动机提高农民的农保养老金标准。而村级经济福利支出对农民参保激励及其保障水平也有显著的影响。
最后，本研究还存在一些检验不显著及没有得到检验的因素。研究发现，村集体资产处置的民主程度对农村养老保险的参保率和征地补贴养老金标准都没有显著影响，同样，村庄的经济发达程度却对小城镇保险的参保率和征地补贴养老金标准缺乏显著影响。当然，由于缺乏农户家庭微观数据，农户的人力资本状况及家庭规模和结构等因素都没有得到考虑。此外，地方政府的支持意向和力度也没有被本研究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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