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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9)06-0020-12
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过去了，在这个改变当代中国面貌三十年的历史中，我们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回顾历史，正是拿起和掌握了解放思想这个法宝，我们党才能完成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实现路线方针的重大转变。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总结三十年来解放思想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在新的形势下，搞清楚为什么要继续解放思想、怎样继续解放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解放思想的根本动力——社会实践
实践是一切思想理论产生、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也是一切思想理论指向的最终目的和真伪与否的唯一标准。这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基本事实，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列宁曾经多次引用歌德《浮士德》中“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这句名言，来说明理论往往会落后于生活实践。理论要有生命力，就必须不断冲破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自我更新，与时俱进，掌握群众，适应实践要求，促进实践发展，解放思想的真实意义即在于此。
解放思想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巨大的进步作用，它往往发生在历史的转折期，是这种转折的要求，也是这种转折的重要标志。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给予历史的烙印。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况，贫穷和落后成为基本的国情，民族复兴也随之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实践主题。走什么样的道路来实现民族复兴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在经历从反对英国侵略的战争到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从太平天国运动到义和团运动，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的失败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东渐的西学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这是发生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期间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思想解放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从1919年到1949年，这三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充满着磨砺和曲折，由于中国革命世所罕见的艰巨性，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奋斗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左”倾路线错误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941年开始的延安整风是一个历史的总结，通过反对教条主义，全党的思想实现了一次在实事求是旗帜下新的思想解放，它所带来的理论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问世；它所带来的实践结果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但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完成了民族复兴任务的第一步——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下一步的任务将更加艰巨，这就是要通过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的基础上，让新的实践来证明，也只有社会主义可以发展中国。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一个新的长征，它同样充满着磨砺和曲折，同样需要付出学费和代价。从1949年到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差不多又是一个三十年，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我们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留下了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一些沉重的历史教训。
“文化的革命”也曾经被认为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毛泽东也早就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①这个“看”，最终要体现在老百姓的利益诉求和社会愿望上。在1976年10月千百万老百姓走上街头，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胜利的时候，实践已经对此作出了判断。这个时候，每个中国人都意识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正在走来。
或许我们当时对这个新的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还不清楚，它在大多数老百姓心中，更多的还是一些憧憬，这些美好的憧憬包含着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对中国共产党自己纠正“文化的革命”的错误、带领人民群众继续前进的寄托。为了清醒的迎接新时代，确保党走在时代的前列，拨乱反正成了当时实践的迫切需要。但是这一开始就遇到了各方面的阻力，习惯性的思维方式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主要是在较长期的“左”的思想环境中形成的教条主义。从理论上讲，“左”的思想倾向与教条主义是两个不同但又是可能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左”是指思想、路线、方针超越了事物的实际发展阶段，教条主义则是指将发展的思想理论僵化、绝对化。由于中国有长期封建专制社会历史传统的影响，教条主义有其特殊的滋生条件。它容易与占指导地位的“左”的问题结合起来，强化和持续化已经发生的“左”的错误，因此，要纠正“左”，必须首先破除教条主义，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势在必行。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把解放思想提到了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②在这次讲话中，他强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重申了毛泽东同志1957年提出的关于形成集中与民主、纪律与自由、统一意志与个人心情舒畅相统一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思想。
这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了以往，它是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整个中国都动了起来，不光是知识分子，整个民族都在思考：中国将何去何从。
它所带来的历史性变化是：重新恢复了实践标准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伟大成果——邓小平理论。
它所带来的一个历史性影响是：解放思想成为了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精神因素和文化符号，它走出了理论研究的书斋，融入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走进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生活，成为改革开放的思想武器和思维方式。在实践中真正体现了马克思所讲的：理论一旦掌握群众，也会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解放思想是实践的内在要求，实践发展是永无止境的，解放思想也是永无止境的。三十年来，我们围绕改革开放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有过多次争论，历史反复证明，只有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才能应对挑战，抓住机遇而不失去机遇。
二、解放思想的基本主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针对不同的实践要求，解放思想有不同的主题和内容，但是有一个基本的主题贯彻始终，统揽一切，这就是邓小平提出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首先，“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自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一百多年以前，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提出，社会主义从空想成为科学。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有了坚实的历史根据和理论论证。但是在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过程中，实践的发展并没有完全按照预期进行，偶然性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将必然性表现了出来。最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是在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俄国这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于是，最初被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③的这种“制度设计”就变得难以实现，甚至根本不可能在社会主义这个最初阶段实现。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最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索，面对落后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复杂的多样性的经济成分并存、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列宁指出：“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④“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⑤
从实际出发，在经济上，列宁提出了要正确看待和利用商品货品关系，正确看待和利用资本主义，制定了新经济政策；在政治上，列宁既强调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又提出了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这个根本任务。由于社会主义在当时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事物，缺乏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总结，又由于列宁的过早逝世，很多问题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解决。但是列宁“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的论断，对于“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的习惯思维所具有的解放思想意义，影响至今，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在社会主义成为现实后第一篇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答卷，这种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是列宁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
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继续列宁开创的事业，在理论上形成了一套关于社会主义的比较系统的观点和看法，在实践中建立起了以高度集权和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苏联模式”。
历史地看，“苏联模式”的形成，是与前苏联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相适应的，为了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应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战争威胁，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下迅速将苏联建成社会主义，“苏联模式”是一个历史的选择，是社会主义在当时的一种实践形式，有着客观的历史根据，不能将它简单地看做主观意志的产物。它曾经有过重大的历史作用，产生过世界性的影响，甚至对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以后，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和二战以后发展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都起过重要的示范作用。在这个模式下，苏联完成了工业化，建立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经受住了战争与革命的考验，成为世界上强大的工业国。
但是政治上缺乏民主、经济上缺乏活力，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党代法、助长个人崇拜，容易产生官僚阶层和腐败现象，始终是“苏联模式”潜在的问题。这些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主题的变化逐渐暴露出来。由于这个模式在长期的运行中没有得到有效的改革而逐渐走向僵化，使得苏联共产党后来在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应对世界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常常处于被动局面。
这些问题与当时苏联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教条化、简单化的趋向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和制约，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问题延伸到了思想文化领域，而思想文化领域问题反过来进一步从观念形态上肯定和强化了经济和政治体制运行中的弊端，形成了社会主义就是“苏联模式”的认识，导致了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邓小平同志后来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⑥这个分析，可以说是对历史的一个很好的总结。
其次，“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是建国以后近三十年的时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有着深刻教训的根本问题。
1956年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它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基本的公有制形式为基础，允许公私合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的补充而存在，在强调国家计划的同时，也注意发挥价值规律在一些经济领域的调节作用。这个体制具有“苏联模式”的特征，同时也考虑到了我国的实际情况。
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客观地分析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确立了党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
26年之后，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指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的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1957年以后发生的“大跃进”，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由于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政治和经济上出现了“左”的错误，没有根据实践的发展需要改革和调整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由于在意识形态领域片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求“全面专政”，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模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在人民群众的思想中造成了混乱，其结果，不仅没有加强，反而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和影响力。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邓小平深刻指出：“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弄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⑦这是“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的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根本原因。
最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是贯穿于改革开放三十年实践始终的核心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艰苦探索的结果。
早在建国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开始了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思考，问题的重点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从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到当年9月党的“八大”，再到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短短的一年，中国共产党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初步理论成果。毛泽东在审阅八大报告稿时写道：“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⑧
由于前面所讲到的历史的原因，这个正确的探索方向很遗憾地中断了。我们希望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但是还是以新的形式重复了前苏联的一些教训。总结起来，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在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没有更深入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完整的大问题，其中“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更为根本，这个问题不清楚，就不可能解决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当然，正是因为它是根本性的问题，涉及对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与时俱进的理解和把握，涉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教训的反思和总结，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大的努力。但是能不能首先提出这个问题，一是需要历史的机遇，二是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从历史上看，历史的发展将这个问题提到人们面前的时候，往往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甚至危机的时候。
列宁是在1921年春天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中，深刻体会到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的。这个认识上的突破，使他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不再搞余粮收集制，转而实行粮食税，开始走向新经济政策。
邓小平思考和谈论“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最多的时候，是在“文化大革命”和“苏东剧变”这两场危机发生之后。反思前一场危机，他提出要通过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来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于是有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走向改革开放。反思后一场危机，他提出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告诫全党，：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于是有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社会发展的危机对理论的挑战在于：原有的理论解释框架对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不能回答或者不能充分回答。如何根据实践的发展来正确地调整理论，创新理论，这就需要解放思想。
从一个大的历史时期的发展上看，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历史规律和由此产生的历史任务的相对稳定性，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所发生的危机尽管存在着复杂的差异性，但是仍然保持着一些共同性的深层次原因，由此，解放思想尽管在不同阶段、不同层次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其基本主题在一定时期是一定的，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看，这个基本主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首要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江泽民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败，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⑨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总结道：“30年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3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这段重要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四个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的问题，这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这四个问题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有机统一关系。但是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不同的地位和意义。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是贯穿在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这个问题，赢得了革命的胜利，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这个问题，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今后，我们仍然要继续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这个问题，才能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走向共产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贯穿在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全部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它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具体化和集中体现，又是产生和制约着这一时期其他重大问题的基本问题。正是提出了这个问题，才赋予了解放思想最大的可能性，试想，这个问题都可以发问，还有什么问题不能发问？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解放了思想，才成就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业。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改革开放中提出的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政党，而没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实践，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一旦被僵化，就会失去自己的生命力，桎梏实践的发展。历史一再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建设如何，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与否。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在党的全部发展中有着普遍的意义，但是这个问题从来就不是抽象的，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中提出这个问题，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历经几十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面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压力，面对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和要求，如何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成为中国共产党承担发展中国的历史重任的两大历史性课题。由此可见，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成为关系到自身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它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科学制定并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研究和解决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它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理念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意识。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当代问题，从本质上讲，也是一个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普遍性问题，工业化的过程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日益凸显了出来，但是国情不同，每个国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会有不同的特点。
建国初期，在中国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刚刚起步不久。毛泽东就在《论十大关系》中探讨过这个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大局，邓小平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基本方针，这是我们通过总结历史教训，拨乱反正，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成果。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地位和作用的明显增强，证明了这个基本方针的正确性。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特征，党的十七大报告从八个方面系统分析了这些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这些阶段性的特征表明：我国已经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时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时期，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我国的发展既蕴涵着巨大潜力和机遇，也承受着来自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约束的巨大压力和各种严峻挑战。“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成为了当代中国发展的重大问题。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科学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形势和任务；科学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矛盾和新课题，提出了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在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国外发展经验教训，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产物，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中崭新的一章。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根据十七大的这个客观的判断，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任重和道远。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还需要继续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不断解放思想，创新理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解放思想的哲学方法论——唯物辩证法⑩
解放思想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状态，更是一种哲学思维方式，这种哲学思维方式早在古代哲学的发展中即已萌生，称之为“辩证法”，强调用发展变化的眼光、对立统一的眼光看世界，要求从僵化死板、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西方文艺复兴以后，这种思维方式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经过德国古典哲学大师们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辩证法成为了哲学体系中活的灵魂，马克思解构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将辩证法还原为世界本身固有的活生生过程，思维的辩证法被如实地看做物质世界辩证过程的反映，辩证法学说成为了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个过程，是人类哲学思维方式自身的自我变革和自我解放。
对于这种唯物辩证法，马克思如是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1)
这就是说，唯物辩证法是在运动和静止、量变和质变、肯定和否定的对立统一中去把握事物的发展的，这就是解放思想的正确方法论，换言之，是解放思想的辩证本性。
这种辩证本性首先体现在：解放思想要求一种怀疑的精神。在人类思想史上，怀疑从来就是新思想启蒙的起点，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从哲学上讲，怀疑是对以往认识和实践成果的一种“相对主义”态度，它反对绝对化和盲目崇拜。科学的怀疑或者辩证的“相对主义”不是对真理的嘲弄和否定，而是在相对与绝对的统一中把握真理。列宁说：“辩证法，正如黑格尔早已说明的那样，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12)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总是生活于一个既成的文化传统环境，在习惯性的日常生活中，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容易滋长起来的习惯性思维。它们或者是片面地执著于已有的理论、或者是片面地执著于已有的经验，在哲学方法论上都是“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它们排斥“异”而追求“同”，要求一种眼界、一种声音、一种模式、一种结论。不知道“异”与“同”是对立面的统一，离开了“异”，“同”只是一个空洞的形式。
与此相反，怀疑恰恰是一种求“异”，是一种非“传统”，一种反思。辩证怀疑(不归结为怀疑主义)的思想价值在于提问，其矛头指向的是“传统”(理论、经验)本身，是对“传统”的绝对至上性的否定。它表现出的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精神态度。这种精神态度对于应该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来讲尤为重要。毛泽东早就说过：“共产党员对任何事物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13)
在对“文化大革命”和苏东剧变的总结和反思中，邓小平一再提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体现出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怀疑精神，就是共产党人的这种“问一个为什么”的态度。
解放思想的辩证本性还体现在它是一种批判的精神，是对怀疑中的“为什么”进行深刻的批判性反思。批判是否定，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辩证的否定有三个基本的含义：第一，它是事物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第二，它是事物发展的决定性环节；第三，它又是新旧事物的联系的环节。
从第一个基本含义上讲，辩证的否定是事物自身发展的必然形式，作为辩证否定的批判精神无非是对这种过程本质的自觉意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这样一个过程，人们自身活动的总和构成了这个社会的整体面貌和发展态势，但是它的发展规律却不取决于每个人的意志和愿望，而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全部活动总的结果，其中经济因素是制约历史必然性的决定性当然不是唯一性的因素，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呈现出来的，人们对这个规律的认识必然也会有一个过程，由于世界经济的整体联系和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也会随着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变化，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这种认识既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它贯穿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始终，是与我们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的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不是像历史唯心主义那样将历史规律或者看做是“英雄”人物头脑中意志的体现，或者看做是某种“客观精神”的“外化”，而是如实地将它看做是随着人类实践活动不断展开的过程，那么我们必须承认，一切前人包括我们自己这一代人的认识都是不完整的，都需要有一种自我批判的意识，正如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否定是自身发展，自身完善的条件一样，这种自我批判也是不断走向对社会主义社会规律正确把握的基本条件。它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对于自己对立面——资本主义的客观认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它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对前一个问题的正确认识，也不可能有对第二个问题的清醒认识，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对社会主义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对当代资本主义也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资本主义是在商品经济高度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从原始积累到自由竞争的展开、从垄断资本的形成到经济全球化的资本运动，资本主义在其固有矛盾的推动下经过了自己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追求尽可能大的剩余价值过程中，它在危机的挑战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体制机制，在生产力特别是科技革命的机遇下不断发展自己，尽管这些都不可能改变整个历史发展总的趋势，但是其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仍然存在并且在一个相当的时期仍将保持经济领先地位是客观的事实，我们应该按照马克思“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思想正确认识资本主义这个历史现象(14)，当今世界的未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还将长期共存。实力的对比和此消彼长是多方面的，制度的优越性是制度生命力的根本所在。制度的优越性归根结底还是看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是没有国家界限的，社会主义要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展示自己的优越性，就必须也只能尽可能吸纳和借鉴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谁更具有自我批判的意识，善于学习，谁就能不断超越自己，更快地发展自己。
从第二个基本含义上讲，辩证的否定是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必然环节，事物的发展是从量变到质变的，没有量变就没有质变，而没有质变，就没有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的产生。作为对这种过程本质的自觉意识，辩证否定的批判精神促成着新思想的产生。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每一次思想解放，都包含着对旧的禁锢人们思想的观念的批判、决裂。没有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就不可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确立“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批判市场属于资本主义的观念，就不可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这些问题上，邓小平以其深刻的时代眼光，引领着全党思想从过去走向未来，在批判“两个凡是”时，他将思想僵化的危害性提到了亡党亡国的高度，在批判市场属于资本主义的观念时，他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15)。
恩格斯说过：“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邓小平在这里留给我们的，正是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科学的批判精神和理论勇气。
从第三个基本含义上讲，辩证的否定是包含着肯定的否定，是“扬弃”而不是全盘否定，新事物从旧事物的发展中产生，它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旧事物在长期发展中所积累的合理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辩证否定的批判精神也是包含着继承和保留。我们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从“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中走出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计划经济全盘否定。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些突出问题是决策权力过于行政化集中、对市场信息的反映比较死板迟钝、企业内在活力不强等；相比较而言，市场经济体制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通过竞争机制和价格杠杆，实现资源的较合理有效配置。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也有局限性。由于其自发性，也会在调节经济的过程中产生盲目和滞后的问题，特别是在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稳定和平衡方面、在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平的协调方面、在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方面，以及在增加就业、稳定物价、防止通货膨胀等等方面，市场不可能自动妥当处理。从历史上看，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大危机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开始由政府程度不同地调控干预经济的发展，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再存在，二次大战后，尤其是6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日益加深以及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宏观经济计划的实施进一步加强，这种情况，正如邓小平所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6)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当然，这并不否认，两种制度下运用计划或运用市场手段的目的、范围和形式是有区别的。
在对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的“扬弃”中，我们逐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不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修补”，也不是对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回归”，还不是对西方发达国家“有计划”模式的“复制”，而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的根本改造，这种改造是一种螺旋式上升，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尽管如何正确处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重大问题，还需要不断解放思想，但是事物发展的间断性和连续性的对立统一关系是始终存在且需要我们去如实把握的。
解放思想的辩证本性不仅是怀疑的和批判的，也是建设的和创造的，这种建设和创造主要的还不是去现成地“做”，而是允许“放开”对“做”的可能性路径的探索。在这种探索中之所以要解放思想，是因为需要去做的事情没有现成的路，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就不能受一些清规戒律的束缚，而要实事求是，积极稳妥，“摸着石头过河”。
“摸着石头过河”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考虑问题、制定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则和方法。1980年12月16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关于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重要讲话时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17)邓小平明确表示完全同意陈云的看法，他说：陈云同志的“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31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18)
在邓小平看来，“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19)因此，“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20)针对社会上一些对于“闯”的种种顾虑，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1)
邓小平的这些话，告诉了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的四个道理：第一，“摸着石头过河”不是不知道要干什么，不是没有目标，而是讲要干的事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新的，没有人讲过，也没有人做过，要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第二，“摸着石头过河”也不是心中无数，而是反复研究、多方比较，要干“看准了”的事情；第三，“摸着石头过河”还不是盲目冒进，而是有所预期、有所准备，要干有把握(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事；第四，“摸着石头过河”不是没有判断正确与错误的标准，而是要依赖社会实践的结果，这就是“三个有利于”。
在邓小平看来，“摸着石头过河”具有普遍的意义，因为从来没有百分之百有把握、百分之百正确的事情，要做成事，总离不开摸索，这个看法，是符合人类认识发展的辩证法，也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辩证法。马克思认为，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个统一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因为人类对历史规律的把握不是一蹴而就的，社会主义的事情更是这样。毛泽东早就讲过：“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22)又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23)
人类行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归根结底来自于对事物发展规律之必然性的认识，规律之必然性是通过一系列偶然性的事件表现出来的，没有离开偶然性的必然性，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于：社会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既不在人类活动之前存在，也不在人类活动之后存在，它就形成于人类活动之中，不依每一个人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因为“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而得到实现的必然性，归根结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24)。但是却又离不开每个人的活动，“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含在这个合力里的”(25)。
历史过程中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这种复杂特殊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要遵循必然性，就要尊重偶然性。对历史必然性的探索，路就在脚下，历史规律的实现，也始于脚下。走下去，就是规律之途。当然，这不是个人随意的漫步或盲目的顾盼，恩格斯说：“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26)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过程，不正是党在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指导下，顺应人民群众、代表人民群众、带领人民群众一步一步探索、总结、再探索、再总结走过来的吗？离开了这每一步，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不断探索前进中，其发展形式是曲折的，螺旋式上升的，这里的历史事实是：第一，发展是有代价的，是包含着某种“退步”的，为了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暂时牺牲局部的、眼前的利益有时是无法避免、也是无可选择的；第二，发展是在不断发生错误、发现错误、分析错误、纠正错误中前进的，在“摸着石头过河”中，我们常常会有失误，但是正是从这些失误中，我们总结了经验教训，知道了如何走好下一步。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的三十年，也是我们逐渐明白如何更“聪明”地“摸着石头过河”的三十年。马克思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7)刚走出“文化大革命”之初，为了迅速扭转“短缺”的经济状况，我们贯彻落实“发展是硬道理”的主要方针是加大投入、加快增长、加速发展，由此带来了社会物质财富的大幅度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的大幅度增强，让人们真实地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新的矛盾和问题也在逐渐积累起来，这些矛盾和问题从发展的“代价”逐渐凸显为发展的“压力”。邓小平晚年说过：“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发展时少。”(28)这就要求我们在贯彻落实“发展是硬道理”的主要方针上要有所调整，更加重视将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有机结合起来，更加重视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全面、协调、可持续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
今天，全党全国的工作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个历史任务的提出，适应了中国社会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基本矛盾运行的特点和要求，体现了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和作风；秉承这种精神和作风，中国共产党就能够像十七大报告结束语中讲到的那样，一如既往地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页。
④《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6页。
⑤《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1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3页。
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页。
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⑩该部分的基本观点作者曾以《论解放思想的辨证本性》为题目发表于《哲学研究》2009年第9期，为了本篇文章的完整性，仍保留且作了一些修改。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12)《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
(1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29页。
(14)“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得出的基本结论。“两个决不会”是马克思于1859年1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两个决不会”指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和艰巨的历史过程，为“两个必然”奠定了更加科学的理论基础。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3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7)《陈云文选》第3卷，第279页。
(18)《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4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8-259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9页。
(2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70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3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7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
(28)《邓小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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