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度理论及其在我国中部崛起战略实践中的综合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梯度论文,在我国论文,中部崛起论文,理论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87(2006)03-0054-04
中部地区地处我国腹地、具有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区位优势。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将形成我国东、西互动，相互促进，进而实现东、中、西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的新格局。
本文拟在阐述梯度理论演变并取其精华的基础上，就我国“中部崛起”战略选择的路径做出初步的探讨。
一、梯度理论的演变及其精华
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在赫克曼(Hirschman,A.D.,1958)、威廉姆斯(Villianmsion,J.G.,1965)的不平衡发展理论和美国哈佛大学弗农(Vornon,R,1966)等人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的基础上，区域经济学家克鲁默(Krumme,G.)、海特(Hayor,R,1975)等人创立了区域发展梯度推移理论。
自梯度推移理论创立至今的30多年中，它经历了静态梯度推移理论、动态梯度推移理论、反梯度推移理论和广义梯度推移理论等四个发展阶段的演变。其中，每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都对前一阶段该理论的缺欠有否定和修正，因而每一个新发展阶段的出现，无疑都使这一理论更臻完善。
最初的静态梯度推移理论认为，产业结构的优劣是经济发展水平及其盛衰的原因，而产业结构的优劣又取决于该地区或该国主导专业化产业在产业生命循环四个阶段中所处的发展阶段。如果一个地区的主导专业化产业是由处于创新阶段和发展阶段的部门组成，则被列为高梯度地区；如果一个地区的主导专业化产业多是由处于成熟阶段后期或衰退阶段的部门组成，则该地区被确定为低梯度地区。高梯度地区具备的有利条件较多，创新活动大多起源于该地区，而且会随产业生命循环阶段的变化，逐步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梯度转移的方式有两种：局部扩展和大范围扩展。其中，局部扩展的支点是距离，即创新活动由处于高梯度地区的发源地按距离远近，向邻近的地区推移；大范围扩展的支点是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即创新活动由发源地向距离远的、但接受新事物能力强的地区推移。
静态梯度理论肯定了地区经济发展中因差异的存在而形成的不同梯度客观状况，揭示了梯度扩展的必然性及其形式。但同时，该理论在与实践对接中也暴露出诸如梯度确定指标的单一和简单化、梯度及推移只限于宏观层面而忽视了中、微观，以及梯度的定位永恒化等缺欠。
作为对静态梯度推移理论缺欠的修正，迈达尔的累积因果论把梯度理论从静态提升到动态。动态梯度理论在强调梯度是可变的前提下指出，高梯度地区若要保持其地位，必须做到两点：一是不断创新；二是适时淘汰已进入成熟和衰退期的夕阳产业。同时，低梯度地区只要创新，就有机会赢得后发优势，成为高梯度地区。在这些变化中有三种效应同时在起作用，即：极化效应、扩散效应和回程效应[1]。
虽然动态梯度推移理论克服了静态理论僵化的一面，无论对高梯度地区还是低梯度地区发展策略选择的论述，都更加贴近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但仍坚持了按高、中、低三种梯度的顺序依次推移的主张。反梯度理论修正了动态推动理论的这一不足，并坚持推移并不一定按梯度的三个等级顺次进行，当一种新技术、新产品进入市场的初期，即使是低梯度地区也会与高梯度地区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其中的不足部分，可通过政府的政策扶持和优惠措施予以弥补，推出新产业的兴起，并由此帮助低梯度地区，使其转变为高梯度地区。因此，高、低梯度不是永恒不变的。
可见，反梯度理论是从另一个侧面对梯度理论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尽管如此，无论是动态的还是反梯度推移理论，它们在确定区域梯度等级的指标上，与静态梯度理论基本上是相同的。这就引致广义梯度理论的产生。
广义梯度理论是一个由自然、经济、社会、人力、生态制度为梯度子系统构成的内部结构关系极其复杂的巨型系统，该理论认为：(1)自然界中物质能量等宏观事物的梯度分布，是由地理空间的特征决定的；(2)基础设施、经济增长速度、经济规模、经济推动力、产业结构升级、对外贸易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变化、经济外向度、信息化水平、集约化水平等经济要素的梯度分布，均存在空间和层次的差异性；(3)社会基尼系数、生活质量、社会结构、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社会安全、人类发展等社会因素层面的梯度分布存在空间和层次的差异性；(4)人口数量、人口分布、人口素质、国际竞争力、人口发展、教育成就、科技贡献、区域创新能力、文化进步、智力产出等梯度分布存在空间和层次的差异性；(5)水土流失、荒漠化、草地退化、生态多样性减少、环境污染、环境治理、生态保护、环境抗逆、环境自净、生态缓冲、环境管理等分布存在空间和层次的差异性；(6)制度层面的梯度分布。也就是说，只有在自然、经济、社会、人力、生态、物质等因素协调发展的地区，才可能成为完整意义上的高梯度地区。同时，任何意义上的梯度既是梯度推移方，又是接受梯度推移方，梯度推移是多维双向的[2]。
总之，梯度理论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修正并克服前一理论缺欠的过程。修正、克服缺欠并非对其全面否定和彻底推翻。因此，我们在应用其解决我国中部崛起战略的实践中，就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梯度理论的精华大体上讲有如下4点：(1)区域经济中空间梯度的存在是客观的；(2)确定区域空间梯度应采用多元化指标；(3)区域空间梯度不是一成不变的，梯度推移未必按高、中、低顺序顺次进行；(4)区域空间运动的形式是极化效应、扩展效应和回程效应同时起作用。
二、梯度理论在中部崛起战略中的应用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六省。面积占全国领土总面积的11％；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总数的39％；GDP占全国总量的23％。
笔者认为，中部崛起战略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应是扬长避短。
中部地区之长是：(1)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山西、河南、湖南等都是我国重要的原煤生产基地。仅山西省煤炭的生产量和调出量就居中部各省之首；(2)是国家重要的粮油生产基地。中部地区六省中，除山西省外其余各省均是农业大省，其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约30％，油料、棉花产量大约占全国总产量的近40％；(3)是国家重要的矿产、原材料和水能生产与输出基地。其中尤以铁、石油、铜、铅、锌等占更重要的地位；(4)是全国水、陆交通枢纽。具有纵贯南北、横连东西的区位优势。中部地区之短是：(1)观念落后，机制僵化；(2)农业发展程度低，是我国“三农”问题的聚集地；(3)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对经济干预过多，市场作用成分较小。
同时，笔者认为，中部崛起战略路径的选择应以梯度理论中的精华为基础，有序推进。
(一)应用多元指标确定三个层面的梯度
多元指标，即自然资源、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及生态环境等的综合指数[3]。
所谓三个层面，即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从宏观层面讲，即中部地区在我国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中的梯度定位；从中观层面讲，即中部地区内各省之间的梯度定位；在微观层面，则是每省内部的梯度定位。从宏观层面看，中部地区被定位为中梯度地区；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定位既要考虑综合指标又要兼顾地区优势。只有建立了三个层面的梯度，才能更有效地发挥梯度理论中阐述的与客观运作相符的结果。
(二)接受宏观层面的扩散效应，促进中观层面的极化效应，尽量减少回程效应
1.疏通扩展渠道，培育接受扩散能力
改革开放以后，在区域经济政策的选择上，中央政府实行了全面的“东倾”政策，其初衷是通过东部沿海地区的先行发展，即增长极的培育，使之产生扩展效应，带动周边乃至我国其他区域的共同发展。但是，由于(1)在体制方面，我国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还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2)政府直接或间接插手支持应转移出去的产业，使其处于转移不降低成本，不转移也不会提高成本的境地；(3)由于中部地区各种环境的限制，转移会使成本更高；(4)中部地区人们的观念、政府效能、员工素质、信息系统的发展程度使欲转移者望而止步，等等。以上存在的四方面问题极大地阻滞了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和生产要素向中部的转移。
扩展效应是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导致外部不经济时出现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周围乃至其他地区流动而对其产生辐射影响，带动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为疏通扩散的渠道，在中央政府方面，应在宏观层面上做好两方面的协调工作。一方面：①加快地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淡化地方政府不必要的干预，推进市场化进程；②运用各种调控手段，使东部沿海地区保持科技和创新领先的势头；③运用多种手段，使东部沿海地区适时淘汰规模不经济的产业。另一方面，在中部地区：①给予必要的优惠政策，优惠政策重点应放在与经济发展相关的环境系统、主导专业化产业群和中心城市的构建上；②与中部各省政府携手，利用多种手段鼓励开发开放；③创造有利条件使中部与东部和西部对接。同时，中部地区方面的各省政府应在中观层面上作好下述工作：①致力于整顿和重构市场运作环境，尽量减少地方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变干预职能为服务职能；②致力于加强提高人的素质；③培育有序接受扩散的能力和渠道。接受扩散能力的培育不能只限于中观层面，而且更重要的还要有微观层面，特别是广大农村。
2.利用优势培育中部地区乃至有特色省区的增长极，使之发挥极化和扩展效应
所谓极化效应，是在某一特定区域内，由于主导专业化产业的迅速成长，引起资本、技术、生产力等生产要素向交通便利经济基础好的城市或地点集中，形成经济增长极并带动该地区经济全面发展的过程。
在中部地区崛起的过程中，不能只是被动地接受高梯度地区的扩展效应，更主要的是，还要积极、稳妥、有序地培育中观层面的增长极。根据区域经济理论，增长极的形成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①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其中企业家是重要的；②产业规模经济效应的能力，其中企业集中资本、技术、人才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③适宜的周围环境的配合，其中软环境是重要的[4]。考虑到中部地区目前的优势，应着手积极地培育农业产业群、能源产业群、冶金产业群、高新技术产业群等。在此基础上形成各具特色的增长极。
3.限制回程效应，并使之降到最低点
回程效应是指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受生产要素差异的影响，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的现象。回程效应对扩散效应有抵消作用，特别是在培育增长极的过程中极化效应、扩展效应、回程效应会同时起作用，地方政府应采取有力措施，强化扩散效应并使之大于回程效应。
4.地方政府干预的侧重点
不言而喻地，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应侧重干预以下几件事：①发展增长潜力大的地区和行业；②不能一概地接受东部沿海地区甚至西部转移的所有项目，应接受那些有助于发展地区优势的、有广阔市场前景的项目。
(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为引进外资与国际接轨创造有利条件
中部地区崛起需要大量资金。这大量资金的来源除中央提供、地方积累外，还要依靠利用外资。外资的进入可以不拘形式，采取合作、合资，条件好的地区甚至可以利用外商独资经营的形式。
(四)倾力提升农业，减轻农民负担
1.如前所述，中部地区不仅是我国的粮油基地，同时也是我国“三农”问题的集中地，中部地区的“三农”问题解决了，全国的“三农”问题也就基本上解决了。而农业的现代化水平的提升要靠大量的技术、资金的投入。为此，通过多种渠道和方法，将科学技术引入农业建设，积极发展农业产业群，并把其变成培育、吸纳、输送农业劳动力的基地。
2.据有关部门对全国2万家农户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中，农民的平均负担比重是3.8％、7.5％、5.9％[5]，中部地区农民的负担是最重的。为减轻农民的负担，中部地区各级政府应按照中央的相关指示精神，下大力气对加重农民负担的各种成因进行整顿，并把这一问题摆在党性原则的高度。
(五)将人力资本作为第一生产要素培育
21世纪的特征是知识经济，在这个时代，客观上把重视人力资本的培育课题摆在首要位置。中部地区崛起的关键因素在人力资源，为此，①要建立健全全区域人力资源培养计划和目标，以提升人的素质；②建立吸引人才的机制；③建立留住人才的机制。吸引人才是将其他地区的人才吸引到中部的建设中；留住人才是中部自己培养的人才不“外流”。而吸引或留住人才不仅要有良好的待遇、环境，更重要的是构造一个人尽其才的机制。
(六)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改革开放以后，民营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民营经济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尤其是在中部地区目前状态下大有发展的空间。但中部地区民营经济所占的比重太小，而且现有的民营经济在其发展中遇到大量的阻碍。中部崛起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民营经济的崛起，没有民营经济的崛起，中部的崛起是不可能的。因此，中部地区政府应更新观念，采取有效措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清道修渠。
(七)打破行政壁垒
行政壁垒、地方封锁虽在我国有较渊远的历史，但它是发展现代经济的弊端，必须打破。中部地区应学习“长三角”的经验，成立区域内的联合政府，以便这一问题的解决朝着好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