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国家的收入分配为什么如此不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美论文,不公论文,收入分配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拉美有丰富的资源、美丽的风景、优美的探戈、香浓的咖啡和雄伟的玛雅金字塔。然而，拉美在世界上出名的除了六七十年代频繁发生的军事政变、8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90年代的多次金融危机以外，还有长期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分配不公不仅制约了拉美国家国内需求的扩大，而且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构成了政局动荡的原因之一。一些民意调查的结果表明，收入分配不公影响人们对民主机构和民主原则的认可。在不公平程度较低的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大多数人认为“民主政府比其他类型的政府更受欢迎”。而在不公平程度较高的拉美国家，人民更加喜欢强权政府，更多的人对民主政治制度的信任度较低，因为他们认为“民主制度与非民主制度没有区别”。（注：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1998-1999 Report,Washington,D.C.,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p.9.）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墨西哥恰帕斯危机，其起因之一就是该地区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印第安人被迫诉诸武力。可见，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一 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地区
拉美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国际上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充分证实了这一论断。
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拉美的不公正：与历史决裂？》认为，拉美的不公平很严重，即便是该地区相对而言比较公平的国家(如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也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国或任何一个东欧国家更不公平。该报告提供的数据表明，巴西和危地马拉的基尼系数接近0.6，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在大多数拉美国家，占总人口10％的富人获得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40％～47％，而占总人口20％的穷人所占的比重仅为2％～4％。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年度报告《2004年拉美社会概览》认为，就收入分配而言，拉美是地球上最落后的地区，因为许多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5以上，巴西则超过0.62。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另一份报告《拉美与加勒比的收入分配问题》引用的数据表明，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相比，在任何一个时期，拉美的基尼系数都是最高的。此外，虽然70年代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显著下降，但80年代又开始上升，90年代的下降幅度不大。
美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指出，拉美的收入分配差距之大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例如，90年代世界各国的平均基尼系数为0.4，而在拉美，除牙买加(0.38)以外，其他拉美国家均高于世界平均数，其中11个拉美国家高达0.5。（注：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1998-1999 Report,Washington,D.C.,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p.11.）在拉美，占总人口30％的穷人仅获得国民总收入的7.5％。这一比重在世界上是最低的(其他地区平均为10％)。而在拉美收入分配的另一端，占总人口5％的富人获得了国民总收入的25％，占总人口10％的富人占有国民总收入的40％。这样的收入分配不公情况只有在人均收入水平只及拉美一半的若干个非洲国家才会出现。
美国经济学家伯索尔等人引用的数据表明，在60年代至80年代，拉美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51、0.52和0.50，而东亚则分别为0.38、0.40和0.39。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的富人排行榜，2003年，在全世界财富超过10亿美元的476个大富翁中，拉美占22个，其中15人的财富在10亿～20亿美元之间，2人在20亿～30亿美元之间，5人超过30亿美元。墨西哥的大富翁最多，共有11人，其财富高达240亿美元。（注：http://www.latinbusinesschronicle.com/topics/billionaires04.htm）而2004年拉美的贫困人口高达2.24亿(占拉美总人口的43.2％)，其中9800万人处在极端贫困之中(占拉美总人口的18.9％)。这些被称作“金山上的乞丐”或长期失业，或只能在工资报酬少、劳动条件差的非正规部门谋生。他们虽然能得到政府的一些救济金，但其生活水平一直得不到提高。
二 土地所有制与收入分配不公
造成拉美国家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原因，也有各种经济原因。
历史原因主要是指拉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土地所有制。众所周知，在拥有大量农业人口的经济中，土地改革既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也能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正如美国学者A.费希罗所说：“土地改革是影响收入分配的一个最为有力的因素。”他还指出：“当代拉美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是19世纪或更早时期遗留下来的土地所有制集中化的结果。”（注：Albert Fishlow," Latin American the XXI Century" ,in Louis Emmerij ( e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to the XXI Century,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1997,p.412.）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国际劳工局(ILO)在题为《土地改革的成就与问题》的研究报告认为，“拉丁美洲仍然被视为世界上土地所有权最为集中的地区。”（注：转引自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1986 Report,Washington,D.C.,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p.129.）
拉美的大地产制出现于16世纪中期。在那时的西班牙殖民地，既由于矿业经济的发展及西班牙人口的增多对农牧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又由于印第安人口的锐减腾出了大片可耕地，为大地产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大地产主获得的土地主要来自：王室赐与、廉价购买、交换、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与印第安人结婚或利用种种欺骗手段，等等。由于大部分土地是非法占有的，因此，从1591年到17世纪末，陷于财政困境的西班牙国王为增加财政收入而下令对殖民地的土地所有权进行全面审查。王室要求土地所有者必须在交纳一笔费用后方可获得土地所有权。大地产主便乘机通过这种法律程序使自己侵占土地的权利合法化。
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在当地总人口中的比重虽然不大(仅占20％)，但他们却能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和财富，剥削印第安人，大肆掠夺其土地，从而使土地所有权进一步集中。
19世纪初的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并没有触动大地产制，相反，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19世纪并入大地产的土地为前3个世纪并入大地产的土地的总和。（注：[美]福斯特著，冯明方译：《美国政治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14页。转引自韩琦：《论拉丁美洲殖民制度的遗产》。）
在促使拉美大地产制发展的原因中，19世纪中叶拉美国家奉行的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尤为重要。为了提高初级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效益，大庄园主竞相扩大自己的土地。其结果是，土地作为财富的主要来源，越来越为少数人控制。如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位富人从1818年起投资于牧场，40年后他成了全国最大的地主，拥有160万英亩(约合65万公顷)最肥沃的土地。在20世纪初的墨西哥，95％的农民无地耕种，而200个大庄园主却拥有全国1/4的土地。（注：[美]E.B.伯恩斯著，王宁坤译：《简明拉丁美洲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9页，第239页。）就整个拉美地区而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约占农户1.5％的大地主拥有的耕地面积超过全地区耕地总面积的1/2以上。（注：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年，第249页。）
诚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绝大多数拉美国家为解决土地问题开展了不同规模的土地改革。应该指出的是，土改使不少无地农民获得了土地，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土地所有权的高度集中。但是，土改并未从根本上改善农村的收入分配结构。其原因如下：(1)一些拉美国家的土改法没有顾及无地农民的根本利益。例如，哥伦比亚政府在制定土改法时，没有请无地农民的代表参加，却让大地主的代表出谋划策。（注：Gabriel Kolko,Confronting the Third World: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80,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8.）可以想像，这样的土改法是很难改变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的。(2)失去土地的大地主从政府手中获得了相应的补偿金。此外，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大地主千方百计地钻土改法的一些“空子”。例如，针对土改法关于“闲置土地应被没收”的规定，大地主常常于土改前在闲置多年的土地上随意撒些种子，以造成土地未被闲置的假象。但他们不进行任何田间管理，因为他们根本不考虑是否有收成。可见，从经济角度而言，土改并未使大地主蒙受损失。(3)土改后，许多农民因缺乏必要的财力和物力而难以独立从事生产活动。因此，不少农民最后不得不出卖土地，再次沦为无地农民。(4)土改只使大地主失去一小部分土地。据估计，在拉美，再分配的土地仅占应被充公土地的15％左右，受惠的农民只占应受惠农民总数的22％。（注：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1986 Report,Washington,D.C.,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p.120.）
总之，拉美国家的土改很难说是成功的。正如英国学者布尔默-托马斯指出的那样，拉美国家的土改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应付美国提出的‘争取进步联盟’的表面文章”。此外，不愿进行土改的原因不仅由于地主阶级的政治影响十分强大，而且由于政府担心重新分配土地后会损害农产品出口，因为大地产是农产品出口收入的主要来源。（注：[英]维克托·布尔默-托马斯著，张凡、吴洪英、韩琦译：《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374页。）因此，即使在土改规模较大的玻利维亚、秘鲁、墨西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智利、哥伦比亚和尼加拉瓜等国，农村的两极分化和贫困化现象并未因土改而有所减轻。如在1978年的中美洲，占农户总数79％的小农户(其土地拥有量难以为本家庭的所有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仅拥有10％的农田，而那些占农户总数6％的大农户却拥有74％的农田。（注：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1986 Report,Washington,D.C.,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p.120.）FAO的数据表明，7％的大地产主(土地面积在100公顷以上)拥有77％的土地，而60％的小农仅拥有4％的土地。相比之下，在东亚，大地产主仅拥有1.6％的土地，而96％的农民拥有面积在10公顷以下的土地(这些农民拥有的土地占总面积的68％)。（注：Eliana Cardoso and Ann Helwege,Latin America' s Economy:Diversity,Trends and Conflicts,Cambridge,MIT Press,1992.）
美洲开发银行的经济学家把拉美的收入分配不公与自然资源禀赋和地理位置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在上述问题上拉美国家具有以下3个特点。一是人均土地拥有量较大的国家与人均土地拥有量较小的国家相比，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非常突出。二是同其他国家的收入分配相比，严重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国家的收入分配更为不公。三是离赤道愈近的国家，其收入分配愈不公平。
为什么自然资源禀赋和地理位置也与收入分配不公有关？美洲开发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以下几个因素十分重要。
一是与温带农作物相比，热带农作物明显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特点。因此，土地的高度集中就变得更有利可图。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为什么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的状况在中美洲地区非常普遍。然而，美洲开发银行的经济学家也指出，就上述“规律”而言，东亚是一个例外。尽管一些东亚国家(地区)邻近赤道，但它们并不存在土地高度集中的特点。这主要是因为“东亚社会的基础是水稻种植业，而这一种植业不像甘蔗、棉花或烟草等热带作物那样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所以，“尽管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但东亚的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与大米文化留下的经济、社会和体制结构有着很大的关系。”
二是矿产资源和某些种类的土地开发具有资本密集型的特点，这一特点导致了“资本沉淀”(capital sinks)，因此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较小。自然资源部门的发展吸收了非常稀缺的资本，却很少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这一特点对于资本比较匮乏而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会提高资本的相对价格，降低劳动力价格，最终使收入分配得不到改善。此外，由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一般来自制造业或非资源依赖型工业的发展，因此，严重依赖自然资源的国民经济难以得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这同样是不利于收入分配的。
三是邻近赤道的国家，由于受气候条件的影响，一般来说工人的劳动条件比较差，传染病也比较多，因而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不易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就无法提高，而“发展前景遇到的这一不利状况会加剧不平等，因为经济发展对(改善收入)分配来说常常是有利的”。此外，由于邻近赤道的热带国家的农村地区劳动生产率低，发展水平低下，生活条件差，因此，工业化就会在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市场条件下进行，从农村进入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也就难以得到较高的工资，最终使收入得不到提高。
笔者认为，把收入分配不公这个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完全归咎于自然资源禀赋因素和地理位置显然是欠妥的，但美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的观点无疑为我们认识拉美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三 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其他因素
收入分配不公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因此，除了土地所有制以外，以下几个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
(一)工业化模式具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特点。
2001年全球就业论坛提出：“工作是人们生活的核心，不仅是因为世界上很多人依靠工作而生存，它还是人们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以及为后代带来希望的手段。这使得工作成为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注：转引自http://www.lm.gov.cn/gb/reading/2005-05/10/content-72822.htm.）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安国之策。但拉美的工业化模式却没有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20世纪初，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下列一些因素的作用下，拉美的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第一，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拉美国家的制成品进口，发展本国的制造业这一任务遂变得更为迫切；第二，外国资本在拉美的活动范围开始从传统的初级产品生产部门扩大到制造业部门；第三，初级产品出口的“黄金时期”使拉美国家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资本，从而为政府和私人企业在制造业中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创造了条件；第四，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拉美国家提供了示范效应。在拉美，无论是具有革新思想的政府领导人，还是受欧、美影响较深的知识分子，都认为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就是实现工业化。
毫无疑问，工业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如何分经济蛋糕固然是重要的，但如何做这一蛋糕以及谁来做这一蛋糕也是重要的。”（注：Oxfam International Report,Growth with Equity:An Agenda for Poverty Reduction,1997.http://www.oxfamamerica.org/advocacy/exec( 1) .htm.）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而穷人拥有的“资产”就是自己的双手。因此，“与贫困作斗争最成功的国家都推行一种有效地使用劳动力的增长模式。”（注：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第138页。）事实上，不仅解决贫困问题需要创造就业机会，改善收入分配亦非例外。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模式之所以与收入分配有关，主要是因为工业化或依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或以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为基础。有人认为，拉美国家如要快速推动工业化进程，必须采用资本密集型模式，因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龙头”。但也有人认为，拉美国家不应该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因为它容易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从而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巴西著名经济学家富尔塔多曾在60年代末说过，拉美国家是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恶性循环”的受害者。他认为，一方面，五六十年代在拉美流行的增长模式导致收入高度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另一方面，高收入使这些富人的消费需求发生了变化，从而使生产结构偏向具有资本密集型特征的耐用消费品。（注：C.Furtado,Un Proyecto para o Brazil,Rio de Janeiro,Editorial Saga.转引自James L.Dietz ( ed.) ,Latin America' s Economic Development:Confronting Crisis,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5,p.56.）
不难理解，当资本积累增加，从而使资本不再稀缺时，其收益就会下降，其他生产要素(如技术劳动力和非技术劳动力)的收益就会上升。由于资本收益集中在富有者阶层，要素收入的这种变化必然会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明显具有资本密集型的特点。如在1960～1966年间，拉美的资本—产出比率为4∶1，即为了使产值增长1比索，需要投入4比索。（注：Bela Balassa,Gerardo Bruno,Pedro-Pablo Kuczynski and Mario Henrique Simonsen,Toward Renewed Economic Growth in Latin America,Washington,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86,p.60.）毫无疑问，资本密集型工业化模式必然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与此相反，东亚追求的劳动力密集型外向发展模式则需要足够的劳动力。因此，东亚的就业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拉美。据统计，就制造业部门中就业的年均增长率而言，韩国为18.67％(1970～1990年)，印度尼西亚为14.35％(1974～1989年)，新加坡为11.3％(1970～1990年)，而委内瑞拉只有4.27％(1970～1984年)。（注：Nancy Birdsall et al," Education,Growth and Inequality" ,in Nancy Birdsall and Frederick Jaspersen ( eds) ,Pathways to Growth:Comparing 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Washington,D.C.,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1997,p.102.）可见，东亚在改善收入分配方面取得的成效，不是仅仅通过提高经济增长率这种“溢出效应”，而是通过扩大就业机会，使穷人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直接成为“做蛋糕”的人。
此外，拉美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化吸纳的是技术熟练和技术不太熟练的劳动力，而且以男性劳动力为主。而东亚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尤其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则使用了大量技术水平低下的城市女性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其结果表明，由于家庭子女多以及文化程度低等原因，拉美妇女的就业率比较低。而且，拉美的妇女主要在工资水平较低、稳定性较差的非正规部门就业。
(二)城乡差别难以缩小。
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曾说过：“经济发展长期斗争的成败取决于农业部门。”（注：[美]迈克尔·托达罗著，黄卫平等译：《经济发展》，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293页。）事实上，收入分配的改善何尝不是取决于农业部门。如同在其他发展中地区一样，在拉美地区，穷人主要集中在农村，而富人则生活在城市。在巴拉圭、厄瓜多尔、巴拿马、墨西哥、洪都拉斯、萨尔瓦多等国，一半以上的穷人居住在农村，80％～90％以上的富人则生活在城市。
有的研究报告认为，拉美国家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比城市工人的收入低20％，（注：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in Latin America,1998-1999 Report,Washington,D.C.,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p.100.）而实际差距更大，因为在社会保障等方面农村劳动力不能享受城市工人享受的好处。此外，由于农村的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和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因此城乡差别构成了拉美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注：农村劳动力收入的低下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低有关。此外，农村家庭的子女数量明显高于城市家庭这一事实，也是不容忽视的。）
诚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拉美的制造业部门明显壮大，工业化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是，制造业的壮大是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的。其结果是，城乡差别长期得不到缩小，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然而，由于拉美国家的工业化模式具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特点，城市并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许多来自农村的“移民”或在非正规部门谋生，或沦为新的失业者。
一些东亚国家(地区)与拉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东亚用于农村发展的公共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高于其他中、低收入的国家。（注：World Bank,The East Asian Miracle: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33.）由于农村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农村劳动力有更多的用武之地，从而为发展经济和增加收入创造了条件和机遇。此外，东亚在扩大城市就业机会的同时，比较重视农村的就业问题，因此东亚农村的隐蔽性失业率比较低。
应该指出的是，在农业社会向城市化过渡的最初阶段，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农村，因此全社会的收入差距可能不太明显。当农村劳动力开始向高工资的城市转移时，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将逐渐扩大。当这一过程接近完成时，大多数劳动者转移到了城市，城乡收入差距对收入分配不公的影响可能会减少。可见，城市化与不公平两者之间存在着一条倒U型曲线。美洲开发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当城市化率达到50％时，城市化对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最大。过去几十年，拉美的城市化程度正好处于这一阶段。（注：统计数字表明，拉美的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70年的62.5％上升到2000年的78％，这一比重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是名列前茅的。）国际经验表明，如果城市化进程继续下去，收入分配不公的趋势会有所改善。（注：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1998-1999 Report,Washington,D.C.,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p.95.）
(三)税收制度不合理。
“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的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的经济的基础。”（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5页。）“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注：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1页。）最近几十年，尽管拉美的税收在上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拉美的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然不大。从表1可以看出，拉美国家的所得税相当于GDP的比重是比较低的。这主要是因为个人所得税很低(不足1％)。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高达7.1％。此外，拉美的增值税和销售税也比较低。美洲开发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根据拉美的发展水平，所得税和财产税相当于GDP的比重应该从目前的4.5％提高到8％。他们还认为，拉美的所得税率是世界上最低的，只有巴巴多斯、伯利兹和智利等国的个人所得税率达到40％或更高。（注：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1998-1999 Report,Washington,D.C.,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p.209.）
表1 拉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税收结构(相当于GDP的％)
拉美 发达国家
1990～1994年1995～1999年1991～2000年
所得税3.6 3.4 9.7
其中个人所得税 0.5 0.9 7.1
公司所得税 1.9 1.7 2.3
社会保障 2.5 2.9 7.8
商品与服务税 5.6 7.4 9.5
其中增值税及销售税 3.2 4.8 6.5
消费税 2.1 2.3 3.0
贸易税2.2 1.8 0.3
其中进口税 1.9 1.8 0.3
出口税 0.1
0
0
财产税0.4 0.3 0.8
所有税收 14.216.128.7
资料来源:David de Ferranti,Guillermo Perry,Francisco H.G.Ferreira and Michael Walton,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Breaking with History? Washington,D.C.,World Bank,2004,p.252.
税收历来被视作较为有效的收入分配工具。它属于社会再生产总过程中的分配范畴，是社会再生产统一体中分配环节上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分配形式。然而，有些税收负担是可以转嫁的，即纳税人能在经济活动中将其转移到他人身上。而税收负担最终由谁来承担，则取决于包括收入分配政策在内的具体的社会价值关系。根据税收是否在形式上具有转嫁的可能性这一特点，税收的种类可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两种。前者是指税负不能转移的税种(如所得税和财产税等)，后者是指税负能转移的税种(如销售税、消费税和关税等)。虽然间接税比较容易征收，但常常具有累退的性质，这就使低收入者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大多数拉美国家的税收结构是以间接税为基础的。而财产税所占比重则十分有限。这充分说明，拉美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占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劳动群众，而不是来自富人阶层。东亚的税收虽然也是以间接税为主，但间接税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低于拉美。
除上述因素以外，拉美税收制度中还存在着以下三个欠合理的因素，从而使税收无法发挥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第一，在许多拉美国家，由于税收征收体系不完善，偷税漏税现象十分严重。如在70年代初的秘鲁，交纳个人所得税的比率不超过总人口的2％。（注：[美]马尔科姆·吉利斯著，李荣昌等译：《发展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83页。）而富人阶层的偷税漏税现象更为严重。第二，迫于中产阶级或高收入阶层的压力，许多拉美国家的政府常常将应纳个人所得税的最低起征线定得很高。例如，巴西的最低起征线为人均收入的3倍多，洪都拉斯为6倍，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接近10倍。这无疑使许多高收入者被排除在交纳个人所得税行列之外。第三，在一些拉美国家，尽管税收制度也具有一定的累进性，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不仅被定得很低，而且仅适用于收入非常高的少数人。如在厄瓜多尔，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只有25％，而且适用的对象仅仅是那些收入水平相当于人均收入45倍的富人。危地马拉和秘鲁的最高税率均为30％，适用的对象也是那些收入水平很高的人(其收入分别为人均收入的32倍和24倍)。在1998年税制改革以前，洪都拉斯的最高税率仅适用于收入水平超过人均收入水平100倍的大富翁。毫无疑问，税收制度的这种累进性在改善收入分配方面的功能是极为有限的。
(四)宏观经济不稳定。
宏观经济是否稳定也会对收入分配产生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宏观经济动荡等不良因素会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公；另一方面，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导致民众无法在政治上达成共识，从而使政府难以对动荡采取积极而快速的有效反应。（注：Dani Rodrik,Where Did all the Growth Go? External Shocks,Social Conflict and Growth Collapses,NBER Working,Paper No.6350,1998.）每当宏观经济环境变得不利时，受害最深的不是富人，而是无力抵御冲击的穷人。有关研究结果表明，拉美国家GDP增长率的波动性如能减少3个百分点，基尼系数就能降低2个百分点。（注：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1998-1999 Report,Washington,D.C.,Johns Hopkins UniversityPress,1998,p.100.）
宏观经济形势不稳定对收入分配主要产生如下4种影响：(1)不利于提高就业率和工资水平；(2)削减公共开支，从而使低收入者得不到更多的社会福利；(3)影响价格水平；(4)资产的价格发生不利于穷人的变化。
就宏观经济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而言，通货膨胀因素最能说明问题。通货膨胀率的高低对收入分配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IMF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通货膨胀率愈高，对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愈大。该报告认为，“价格稳定提供的是一种免费午餐。降低通货膨胀率对改善收入分配只能带来好处，没有中期或长期的不良影响。”（注：Ales Bulir,Income Inequality:Does Inflation matter? IMF Working Paper,WP/98/7.）
90年代以前，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之高是举世闻名的。尤其在80年代，拉美的通货膨胀几乎处于难以控制的地步。阿根廷、巴西和秘鲁的年通货膨胀率曾达到4位数，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则曾达到5位数。
通货膨胀对每个人都是不利的，而对低收入阶层的打击更大。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经济学家I.科恩指出：“对于穷人而言，通货膨胀是一种最为严厉的税收方式。……在巴西，通货膨胀使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进一步恶化。”90年代初以前，巴西高收入阶层的工资常与美元挂钩，并且直接存入一种特殊的银行账户，其利率天天随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调整，因此，他们的工资收入基本上不受或很少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低收入者则不然。他们不拥有这样的账户，因为银行要求储蓄者必须在账上保留相当高的余额，而他们的收入仅够当月的支出。此外，尽管他们的工资经常根据指数化加以调整，但调整的幅度总是小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幅度。因此，他们的实际收入并非不受影响。巴西前财政部长M.诺布雷加所作的一项调查表明，自1960年以来，巴西的最低工资已下降了80％。（注：Hemisfile,March-April,1994,p.8.）
巴西自1994年7月实施“雷亚尔计划”以后，通货膨胀率急剧下降：1994年第二季度的月通货膨胀率为45％，1996年平均不足1％。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巴西的收入分配状况也有所改善。根据对6个主要城市的调查，由于通货膨胀率下降，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了10％，而低收入工人的工资则增长了30％，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1994年7月的42％降至1995年12月的27％。因此，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基尼系数从1993年的0.60降至1995年的0.59。（注：Benedict Clements," The Real Plan,Poverty,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Brazil" ,Finance and Development,September 1997.）
(五)金融市场不健全。
金融市场的作用是毋庸赘述的。它能动员资金，形成一种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生产性投资。反之，如果金融市场不健全，不能有效运转，国内资本积累能力无法得到提高，投资的缺乏会损害经济增长的潜力，进而影响收入分配的改善。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斯蒂格利茨曾说过：“金融体系可以被比作整个经济的大脑。一个运作良好的金融体系能非常有效地选择其资金投放对象；反之，一个不良的金融体系则可能将资金贷给收益低的项目。”（注：Joseph Stiglitz,More Instruments and Broader Goals:Moving Toward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The 1998 WIDER Annual Lecture,Helsinki,Finland,January 7,1998.http://www.worldbank.org/html/extdr/extme/js-010798/wider.htm）世界银行《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也认为，金融对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企业都是重要的，但良好的金融体系对整个经济的运转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金融是一个经济的神经，那么金融体系就是其大脑。它们对稀缺的资金流向作出决策，并且确保资金到位后以一种最为有效的方式得到使用。
金融市场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影响收入分配的：
首先，金融市场的深化有助于穷人和小企业获得更多的信贷，从而为发展生产和增加劳动收入创造条件。换言之，如果金融市场有缺陷或效率低下，信贷业务就得不到长足的发展，低收入的个人和小企业就难以获得必要的信贷，因而只能获得生产率低和收入水平低的工作。据统计，1995年，小企业获得的信贷仅占所有私人企业获得的信贷的1％。在墨西哥，只有4.5％的小企业在建立后能及时获得信贷。（注：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1998-1999 Report,Washington,D.C.,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pp.164-166.）此外，许多拉美国家的金融市场向农村提供的信贷也非常少，而农村正是许多低收入者的生存之地。
其次，发达的金融市场有助于扩大资本积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资本的回报率。发展的进程也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资本匮乏的现象会越来越少，资本的回报率会下降，其他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的回报率则会上升。由于大量资本通常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必然会减少这些人的收入，从而达到改善收入分配的目的。
最后，在缺乏金融机构储蓄服务的情况下，低收入者只能以非货币形式或持有现金等手段来保留储蓄。但这些形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其中包括无法得到利息、贬值、损耗或遗失，等等。正如美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拥有一个活期储蓄账户的农村家庭更容易在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应付其日常的或紧急的现金需求。（注：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1998-1999 Report,Washington,D.C.,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pp.164-166.）
(六)受教育的机会不均。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发展进程不仅包括物质资本投入的增加，而且还包括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教育的高额回报与受教育机会的不均，是拉美国家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不仅影响劳动力素质，而且还影响其工资收入。在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工资收入是普通劳动者的主要收入来源，一般占全部收入的80％。（注：David de Ferranti,Guillermo Perry,Francisco H.G.Ferreira and Michael Walton,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Breaking with History? World Bank,Washington,D.C.,2004,p.57.）在任何一个国家，由于劳动者所掌握的技能不同以及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不同，其工资收入有明显的差距。例如，具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或管理人员总比那些文化水平低或无技术的体力劳动者获得较高的工资。如在60年代，墨西哥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约为非技术工人工资的10倍。因此，拉美工资收入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该地区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之一。（注：与其他拉美国家相比，圭亚那和加勒比地区英语国家的教育分配相对而言比较公平。其原因之一是它们的教育体系明显受到英国模式的影响，普及面比较广，小学辍学率较低。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1998-1999 Report,Washington,D.C.,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p.47.）
拉美的工资收入差距不仅存在于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之间，而且还体现在城乡之间以及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例如，有关研究表明，在拉美，农村劳动者比城市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平均低28％，有些国家(如墨西哥和巴西)的差距在40％以上。（注：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1998-1999 Report,Washington,D.C.,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p.40,p.39.）而正规部门中的劳动者不仅比非正规部门中的劳动者得到较高的收入，而且还能享受更为稳定的工作保障和多方面的优惠或福利。
不同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通过影响工资收入差距而影响收入分配。而形成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受教育水平不同。统计调查的结果表明，在拉美，与文盲劳动者相比，一个受过6年教育的劳动者在从事第一份工作时得到的工资收入要高出50％；一个受过12年教育(相当于中学毕业)的劳动者则高出120％；受过17年教育(相当于大学毕业)的劳动者则超过200％。（注：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1998-1999 Report,Washington,D.C.,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p.40,p.39.）根据2001年的统计，在阿根廷，一个受过小学教育的劳动力比文盲劳动力的工资收入高出22％，受过中学教育的劳动力的工资则比小学文化的劳动力高出40％，而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则高出70％。（注：David de Ferranti,Guillermo Perry,Francisco H.G.Ferreira and Michael Walton,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Breaking with History? World Bank,2004,p.60.）
上述差距会随着劳动者年龄的增长而扩大。有关研究结果表明，在巴西，文盲与大学毕业生在25岁时的工资收入差距大约为1∶4。当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积累了多年的工作经验后，大学生的工资收入稳步上升，而文盲劳动者的工资基本不变。在他们40岁时，工资差距扩大到1∶6，55岁时达到1∶10。（注：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1998-1999 Report,Washington,D.C.,Johns Hopkins UniversityPress,1998,p.39,p.17,p.49,p.45.）
还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受教育程度不同，文化程度低的劳动者通常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而付出更多的劳动时间；受教育少的劳动者(尤其是文盲)更容易成为失业者。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在发展教育事业的过程中，必须重视教育的公平分配。既然教育是绝大多数人依赖的主要生产资源，那么，这种资源就应该得到公平的分配。换言之，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收入分配不公。在拉美，教育资源的分配非常不公。最富有的10％的人口与最穷的30％的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差距，在墨西哥、巴西、巴拿马和萨尔瓦多等国相差8～9年。（注：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1998-1999 Report,Washington,D.C.,Johns Hopkins UniversityPress,1998,p.39,p.17,p.49,p.45.）当然，不同社会阶层中的人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在学校教育的最初几年并不明显，此后这一差距不断扩大。例如，在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和秘鲁，94％的贫困阶层子女完成了小学一年级的教育(高收入阶层为99％)；在危地马拉、海地和多米尼加，这一比重为76％(高收入阶层为96％)。到小学5年级，上述两组国家的穷人子女入学率明显下降，分别为63％和32％；在受教育的第9年，又进一步下降到15％和6％。在富人阶层，分别有93％和83％的子女接受了5年教育，58％和49％的子女完成了9年教育。（注：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1998-1999 Report,Washington,D.C.,Johns Hopkins UniversityPress,1998,p.39,p.17,p.49,p.45.）
毋庸置疑，拉美国家的教育事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70年代，一个25岁以上的拉美人受到的教育平均只有3.3年，至90年代初已增加到4.8年。在此期间，文盲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36％下降到23.6％，而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则从2％提高到8.6％。但是，与东亚相比，拉美的成就似乎并不突出。如在70年代，东亚的平均教育水平为3.5年，与拉美大体相当。至90年代初，东亚已上升到6年多。在此期间，拉美的平均教育水平每年提高0.9％，而东亚则为每年将近3％。（注：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1998-1999 Report,Washington,D.C.,Johns Hopkins UniversityPress,1998,p.39,p.17,p.49,p.45.）
综上所述，拉美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之一是该地区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有着很大的差距，而工资收入差距的根源则与劳动者所受的文化教育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换言之，教育是影响收入分配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