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城镇化发展：历程、问题与展望
刘秉镰 朱俊丰
内容提要： 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城镇化道路的总结，需要充分把握城镇化发展的深层次原因与内在规律。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始终围绕着国家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主线，整体表现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城镇化停滞发展期——解放发展生产力时代的城镇化快速发展期——现代化经济体系时代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期”三大发展阶段。高质量城镇化建设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环节，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依然面临着人口城镇化与工业化、土地城镇化失衡，人口过度集聚于超大城市，大城市病与中小城市功能性萎缩，资源环境承载力不足，三大差距制约、城市发展特色缺乏等诸多问题。未来应当继续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践，加强不同空间区域的城镇化研究，深化城镇化的成本研究，构建科学有效的城镇化政策体系，提升城市包容性，加快城镇化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关键词： 城镇化 新中国70年 现代化经济体系 高质量发展 城镇化历程 城镇化展望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本质上是空间层面上要素的流动与资源配置过程，而人口在空间层面的流动又进一步形成了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与根本特征。中国城镇化进程始终围绕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线，服从于国家任务与国家战略的内在要求和国家政策的空间落实。自新中国成立到1977年期间，中国实施以突破列强封锁包围为主的“立国战略”，通过强干预经济活动的计划经济手段大力发展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沿海与内地等空间布局体系，保障以国防工业为先导的国家工业体系建设，以重工业为重心的区域空间布局、区域发展与管理方式以及制度设计与建设等方面形成系统的计划经济配套。在这一时期，政府通过加大调控促进供需平衡、以农补工、提高工业资本劳动比等一系列手段快速发展重工业，城乡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由于城乡二元分割与户籍制度等约束，中国的人口要素无法在空间层面自由流动，导致城镇化发展几近停滞。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转向以发展国民经济的“富民战略”为导向，主要通过土地产权改革、户籍改革、住房制度改革、价格改革、空间开放等一系列举措放开要素流动限制，加快要素的流动能力。其中，户籍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使得中国能够获得充足劳动力供给下的稳定资本报酬效应以及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转移和重新配置下的资源配置效应[1]，这都推动着中国经济近40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国家战略的转变与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人口的自由流动开始主导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城镇化由此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12年后 “人口红利”逐渐丧失，“刘易斯转折点”进一步要求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如何在人口红利将要消失之时深入挖掘二次人口红利机遇以保持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这对城镇化的转型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依托于国家战略的内在要求，在区域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主线下，本文对中国城镇化进行具有区域经济特征的阶段划分和特征描述，全面归纳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进程、问题及未来发展趋势，这对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7年，在面临外部扼制、资源短缺和一穷二白的农业型社会时代背景下，新中国以“立国战略”为目标，通过计划经济手段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然而，“以农补工”和“户籍制度”两大制度设计在快速累积工业经济利润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城乡分割问题。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普遍低下的城乡生活水平使得中国的城镇化在该阶段不具有匹配工业化发展所应有的活力与动力，总体上城镇化处于停滞的状态。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以“富民战略”为导向，逐步推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得益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断完善、户籍制度的逐渐放松以及中国沿海地区持续对外开放，劳动要素的流动能力大幅提高，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关系在新的制度与环境下发生变化，从而使得城镇化的进程得以恢复并快速发展。然而到2012年后，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降意味着传统的增长动力已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中国经济亟需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城镇化也需要转向速度与质量并重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综上所述，依托于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的主线，本文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城镇化的历史进程划分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城镇化停滞期——解放发展生产力时代的城镇化快速发展期——现代化经济体系时代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期”三大阶段，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阶段划分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一)1949—1977年计划经济时代的城镇化停滞期
1949—1977年，城镇化发展服从于国家战略的要求，受限于计划经济制度的影响，整体呈现出从属性、停滞性、自上而下的特征。首先，在这一期间，在资源极度短缺、外部封锁扼制新中国发展的内外双重压力下，中国通过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方式优先发展重工业，提升军事工业生产能力和综合国防水平。然而，由于重工业发展具有资本需求大、劳动需求少的特征以及乡村大量劳动力供给的事实，因此政府通过创建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来管控农村居民向城市的流动，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2]。城镇化的发展从属于工业化的发展，提高工业部门的劳资比率水平以优先保障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发展，但其所导致的直接影响就是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分化格局。这种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经济格局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城乡、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3]，使得该阶段的城镇化进程整体上表现出一种接近停滞的态势。
其次，从该阶段的显著性特征来看，受限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对人口自由流动的强力约束，总体上城镇化表现出一种受约束下的自上而下的趋势。这期间，城镇化率由1949年的10.64%缓慢地增加至1977年的17.55%，在近28年的时间内仅提高了6.91%。事实上，考虑到当时的户籍制度等约束，这种缓慢的增长趋势主要是由于政府强制拉动、包办的自上而下的城镇化模式。这种自上而下的城镇化是政府通过计划经济手段(如实行进入许可证制度)控制城镇化发展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4]，这种发展模式主要依赖于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等的强制性约束。另外，该阶段的城镇化发展也会伴随着偶然性国家政策的冲击，尤其是1956—1960年由于“大跃进”思想的冲击，城镇化表现出快速冒进的发展趋势[5]。受到“大跃进”的影响，城镇化率从1955年的13.48%迅速扩张到1960年的19.75%，而随着对“大跃进”运动的纠正，之后的城镇化率则一直停滞在17%～18%左右的水平。
(二)1978—2011年解放发展生产力时代的城镇化快速发展期
周而复始的马尔萨斯贫困发展模式往往是由于无法有效形成临界最小资本积累条件以及人力资本激励机制不足[6]，为摆脱这一贫困陷阱，1978年中国的国家战略由“立国”转向“富民”，实施改革开放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将传统以大锅饭等平均主义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以效率优先为主导的发展思路，重点从调整生产关系入手，逐步将市场经济元素引入计划经济体系中以有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以释放生产活力作为国家经济建设主要任务的背景下，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要素价格改革以及对外开放的持续深化等一系列措施在提高经济增长绩效的同时，也相应地催生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阶段：
首先，人口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失衡问题突出。一方面，从总体来看，中国的城镇化率与工业化水平相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8年，中国的工业化率为40.7%，城镇化率为59.58%，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比率处于1.46左右，而世界其他国家的平均城市化率约为工业化的2倍。尽管中国这一比率呈持续增长态势，但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总体表现出中国“工业化超前”而“城镇化滞后”[18]。另一方面，从区域层面来看，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城镇化滞后问题更为明显，主要体现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产业基础薄弱，人口承载力不足，无法满足工业化发展的需要[19]。
1978—1992年，中国城镇化受到市场经济体制引入、发展道路选择争论和以经济特区引领对外开放三大方面的影响，呈现逐步恢复发展的进程。首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集体所有制与户籍制度在空间层面基本固化了劳动力要素的流动范围与流动速度，使得市场无法对要素和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逐步引入与体制机制的不断改革有效地改善了人力资本激励机制并充分形成了资本积累的原始条件，开始有力地推动着劳动力在空间层面流动速度和流动规模的提升。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限制的逐步放宽开始推动着以外出农民工为代表的劳动力在省份间的快速流动，使得中国能够通过劳动力在部门间的转移获得资源配置效应与劳动力充足供给下的稳定资本报酬效应；二是得益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和效率的持续提升，农村地区充足的剩余劳动力进一步增多，从而促进了农业人口流入城镇。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业生产效率得到明显的改进，加之快速崛起的乡镇企业极大地吸引了农村地区过剩的劳动力，使得地区人口展现出“农村—乡镇—城市”流动的态势。
由于当前中国的城市规划、管理制度与公共服务无法有效匹配快速的城市发展，从而引致了人口城镇化与工业化、土地城镇化三者发展不平衡，人口过度集聚于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大城市病与中小城市功能性不足，城乡、地区与收入三大差距过大，资源与生态环境约束突出，城市发展缺乏特色等各种问题，严重阻碍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与未来城镇化的持续进程。随着城镇化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些深层次、长期性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依然值得重视。
最后，在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并行释放国内生产活力的背景下，持续扩大的对外开放也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10]。到1992年，中国逐步形成了从南至北、由东到西，“特区-沿海-沿江-沿边”的对外开放区域增长极空间格局。这种对外开放空间格局在推动着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吸引着劳动力流向沿海等对外开放地区，提高了沿海地区城市的国际化水平[10]，使得沿海城市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进一步推进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整体来看，受益于改革开放和以经济特区为引领的区域增长极孕育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1978—1992年中国城镇化呈现恢复并缓慢发展的趋势。
城镇化进程中盲目快进的城市由于缺乏前瞻性、长远性、可操作性的建设规划，导致当前城市的发展缺乏特色，吸引力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城镇化建设千篇一律、千城一面、千楼一面问题突出，城市建筑缺乏民族风格与地域特色，城市定位不准确，功能不合理，缺乏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第二，忽视城市精细化管理、居民需求、地方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城市特色塑造，在城镇改造中拆除了很多具有历史底蕴的古老建筑，缺乏对历史建筑的充分利用与合理保护。第三，现阶段城镇化方向由重点发展大城市开始转向特色小镇建设，但是部分地区以政府为主导的特色小城镇建设存在着盲目跟风、借机搞房地产开发的倾向[28]。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的产业结构、功能空间布局、城市建筑风格以及城市文化氛围等表现出较为严重的同质化特征，发展特色不足制约着城市的竞争力以及城镇化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
1992—2001年，中国城镇化进程受到扩大对外开放、土地制度改革以及完善制度变迁三大方面的影响，表现出快速扩张的趋势。首先，1992年以对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契机，以浦东新区为代表的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自1992年开始，随着邓小平南方谈话重申深化改革的必要性，进一步明确扩大开放的内容和方向，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农民工规模逐年上升，至2000年全国的外出农民工数量已经高达7 849万人[9]。
其次，随着对内改革中土地制度的改革，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呈现出与城市土地紧密捆绑在一起的加速发展态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方面，政府及一些有资格进入土地市场的企业利用较低的融资成本和持续上涨的地价(房价)来获取价格差利益；另一方面，政府有动力、有途径来提高与土地城市化直接关联的资本密集型的公共资本投资[11]。基于这种市场诱导与政府推动相结合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城市的规模与数量快速扩张，住房价格也持续上涨，城镇化开始表现出基于土地财政运行模式下的相对独立的发展态势。
最后，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为城镇化的快速扩张提供了完善的保障体系。从相关城市建设的政策文件上来看，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重点建设开发区与大城市，加强对乡镇企业集聚的规划与引导，在对现有小城镇充分利用与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建设和发展新的小城镇；1995年，国家体改委等11部委联合制定实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指导意见》，指出要推进对小城镇的改革发展与建设；1998年、200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重要文件相继出台，标志着县级层面以下的户籍管理制度等长期问题开始得到解决。在这一阶段，伴随着小城镇的持续改革试点，大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开始得到重视，主要表现为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工业区建设与快速工业化。也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下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城镇人口数从1993年的3.31亿人迅速发展到2001年的4.8亿人，城镇化率也从27.99%提高到37.66%，平均每年提高1.21%，尤其在1995—2001年，城镇化率年增长率高达1.44%。从流动人口规模来看，随着1993年城镇粮油定量供应制度的废除[12]，全国的流动人口也呈现快速扩张的态势，从2 000多万急剧扩张到8 000多万。整体来看，基于持续扩大的对外开放、区域制度的变迁以及土地制度的改革，1993—2001年中国的城镇化转为以大城市为发展方向，表现出快速扩张的态势。
从民族自强到民族自信，还差一个富强的中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华民族是一个蕴藏着巨大生命力的民族，在落后于人的情况下，从未停止抗争和追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任务，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腰杆挺起来了。但是，新中国的贫穷与落后，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差距，无法让国人真正自信起来。从民族自强到民族自信，还差一个富强的中国、一个兴盛的中华民族。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出现的盲目推崇西方价值、西方理论、西方生活方式的现象，暴露了国人当中民族自卑心理依然存在，重振民族自信仍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
3.2002—2011年城镇化协调发展阶段
1992—2001年，城镇化受到区域落差过大、土地过快城镇化等重大现实问题的影响进而开始转向城镇化协调发展阶段。首先，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区域间的经济效率水平有所差异，并进而导致了区域间的经济落差问题，严重的区域分化开始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阻碍因素[13]。自21世纪以来，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14]。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重点解决南北平衡和东西平衡问题的同时，也要求城镇化走协调发展的道路，促进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与城乡融合。其中，在“十五”时期，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2007年党的十七大再次提出以大带小“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其次，城镇化协调发展是在面临土地过快城镇化与城镇化率突破50%界限下的必然选择。一方面，从城镇化的建设用地来看，2002年之前的城镇化快速扩张的发展模式伴随着土地城镇化过快，城市发展空间失衡的问题。1991—2000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年均提高1 000平方公里，而沿海省市在2001年就已用完2010年的土地指标[15]。因此，基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宏观背景，城镇化的发展在2001年之后亟需与产业结构、环境、土地等相适应，走可持续的城镇化协调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从城镇化率与城镇人口数来看，2002—2011年城镇化率从39.09%上升至51.27%，年平均提升1.31%；城镇人口数也从2002年的5.02亿增加到2011年的6.91亿。中国的城镇化率正式突破50%的界限，处在了城市生长周期理论的中线，在这一城镇化的关键阶段会对城镇化提出更高的发展要求。整体来看，2002—2011年，为解决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问题，基于国家政策的引导和宏观调控，城镇化呈现协调发展的态势。
(三)2012年至今现代化经济体系时代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期
2012年至今，中国城镇化进程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宏观背景下开始进入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阶段。2012年后，在传统的高投资、低价值链加工等经济增长模式失灵以及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面临着从以数量和规模的快速扩张为显著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以注重质量为突出特征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经济转型的迫切要求。从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来看，这不仅意味着城镇化发展需要摆脱以往只注重速度的快速扩张模式，更代表着区域高质量发展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石。
首先，基于国家的宏观调控，中国开始转向以提高城镇发展质量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阶段。以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和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所提出的“全面提高城镇化的发展质量”为转折点，中国城镇化正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该阶段下，政府重点围绕着新型城镇化、城市群与都市圈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三大方面，提升城镇化的发展质量。
其次，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显著特征主要表现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快速提高与城镇化率增速的逐渐放缓。一方面，高质量发展提高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了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镇化步伐。2012年，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两种口径下的城镇化率之间存在着高达17.1%的差距，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这一差距逐渐缩小，2017年差距已降至16.2%[9]。另一方面，城镇化率也开始呈现增速减缓的趋势。2012—2018年，已经处于生长周期理论的中线的中国城镇化率水平从52.57%增加到59.58%，年平均提升1.17%。但这种增速已低于2001—2011年的发展水平，显示出速度放缓的态势。总体来看，2012年至今，面临着中国经济转型的宏观背景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国城镇化以人为核心、以解决城镇化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为主要任务呈现出高质量发展的态势。
自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在经历过改革开放前的停滞和波动后，走出了一条迅速发展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当前中国城镇化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宏观要求以及诸多城镇化发展问题的制约，中国的城镇化发展面临着新挑战与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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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其次，随着城镇化发展进程的恢复，城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也开始受到广泛关注。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入，围绕着“小城镇论”与“大城市论”的城镇化发展道路的讨论日渐突出[7]。基于地缘关系的邻近性特征，一些学者认为在户籍制度放松和农村人口可以自由流动的背景下，进入小城镇的成本要比进入大城市的成本低[7]，而且向邻近城镇和小城市的流动还能够较好地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吸纳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人口，积极发展乡镇企业。1978年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中提出的“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与1980年《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所提出的“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均明显体现了对 “小城镇论”思想的支持[8]。因此，在该阶段以“小城镇论”为主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在缓慢推进的过程中主要表现出就近城镇化的态势，即农业劳动力向乡镇企业转移[9]。在此期间，城镇人口数量由1978年的1.72亿人增加至1992年的3.22亿人，城镇化率也由改革初期的17.92上升展至1992年的27.46%，共增加了9.54个百分点，年平均提高0.68%。尤其在1984—1988年，由农村向乡镇转移的劳动力数量累计高达5 566万，农村地区非农业劳动力人口比重快速从8.8%提高到21.5%，中国的建制镇数量也从6 211个增加至10 609个，短期内迅速增加了4 398个建制镇[9]。从这些数据可知，该阶段的城镇化道路主要是支持“小城镇论”，积极发展中小城市。但是从集聚经济的角度来考虑，对小城镇的支持恰恰忽略了大城市集聚所带来的规模与集聚经济效应。
(一)人口城镇化与工业化、土地城镇化三者发展不平衡
在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工业化发展快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随着中国城镇化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问题严重制约着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应当具有一致性。根据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工业化的发展会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并且二者之间还存在协调发展、相辅相成的关系[16-17]。然而，目前中国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发展这一事实却导致了城镇化与工业化二者互动链条薄弱的局面，难以有效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为提高系统的可靠性，选用开关量采集模块EDDI-W对重要的安保信号进行采集。EDDI-W具有断线检测功能，当检测信号发生断线故障时，输出断线报警，同时屏蔽该点的安保功能。EDDI-W与主控制器通过SPI总线连接，方便拓展。
(2)M=m′∪Part∪Component∪Element，其中：Part表示部件节点的集合，Component表示组件节点的集合，Element表示零件节点的集合。整机由多个部件组成，部件由多个组件和零件组成，组件又由多个零件组成。
1.1978—1992年城镇化恢复发展阶段
其次，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失调，主要表现为土地城镇化发展过快。2000—2017年，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从22 439平方公里扩张至56 225平方公里，增长了约150%；城镇人口数量从2000年的45 906万人上升到2017年的81 347.5万人，增长约77%，整体而言，建成区总面积的增长速度远超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2006—2016年间，中国地级市及其以上的城市建成区平均人口密度从2006年的10 845人/平方公里下降到2016年的8 279人/平方公里，年均下降2.66%[20]。另外，城市土地的扩张主要为以开发区为主体的生产建设和既有城市居民住房改善提供用地，缺乏为外来迁移人口提供生活用地[21]，这种“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模式加剧了城市病，不利于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
(二)人口向超大城市过度集聚
在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一个突出的特征是人口快速向超大城市持续流动，进而导致以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过度集聚为中心的城镇化发展，具体表现为常住人口持续增加，主城区人口密度不断增大，都市区空间集中度较高[22]。如图2所示，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个一线城市中的常住人口自2000年开始就表现出一种持续增加的趋势。其中北京2000年的常住人口数量为1 363.6万人，至2018年常住人口已达到2 154.2万人，年平均增长3.2%。2000年上海常住人口数量为1 608.6万人，至2018年已达到2 423.78万人，年平均上涨2.8%。广州2000年的常住人口数量为994.8万人，2018年达到1 490.44万人，年平均增加2.8%。深圳2000年的常住人口数量为701.24万人，2018年达到1 302.66万人，年平均上升4.8%。从2012年开始，北京和上海的常住人口增速减缓并且近几年开始出现下滑的趋势，但是广州和深圳的常住人口依然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
图2 主要超大城市常住人口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整体来看，超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人口抽血能力”在持续地增强，中国的大部分省份将会面临人口自然衰减与人口持续流向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双重趋势。通过对比超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常住人口变化趋势，发现中国城市常住人口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城市稍有流入，四线城市基本维持平衡。从常住人口增长率来看，2001—2010年一线城市人口增长率远高于二三四线城市，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一线城市的常住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4%，二线城市的常住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8%，三线城市常住人口年平均增长率1.4%，四线城市常住人口年平均增长率0.6%，尽管2011—2016年一、二、三、四线城市的增长率分别下滑至1.5%、1.3%、0.8%、0.6%[23]，但以超大城市人口持续流入为主的趋势没有变。
(三)大城市病与中小城市功能性萎缩并存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大城市病与中小城市功能性不足并存局面大致形成于21世纪初期，并且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随着1998—2003年期间放开农民进城的户口限制、给予农民工应有的城市公共服务待遇以及尽最大可能减少对外来人口的歧视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施行，大量农民脱离了土地与农业的限制，以农民工的身份外出打工，流向就业机会多、薪资待遇高、公共服务好的大城市。然而，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无法与快速的城镇化发展相匹配，一系列影响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发展的大城市病随之而生[24]。
一方面，由于一些人口净流入的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在规划管理、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缺乏有效跟进的措施，人口拥挤、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问题突出，城市宜居水平显著降低。另一方面，人口净流出地区由于未能够及时调整相应的经济发展模式，致使城市的服务性和功能性严重不足，资源枯竭、产业升级缓慢等“落后病”凸显。人口向公共服务和行政权利高的城市集聚的特征会进一步导致中小城市无法吸纳过多的人口，缺乏承接大城市转移的相关产业的能力，不能有效缓解大城市病问题，进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累积的双重病态局面。以第六次人口普查为例，中国的2.3亿流动人口中有将近80%的人口集中于东部区域。这种人口过度集聚在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进而所产生的大城市病问题与中小城市功能性萎缩问题并存的双重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型城镇化下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四)资源约束矛盾突出，环境承载力严重不足
当前城镇化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资源与生态环境约束，环境压力已近极限。生产环节的环境污染与能源消耗问题在制约着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同时，也严重制约着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由于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投入并消耗水、矿产等资源，需要排放污染大气和水体的废物，因此快速的工业化已经导致资源环境承载力严重不足问题。事实上，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一直处于低位水平[25]，大量的资源使用效率低下，江河湖海的污染逐年攀升[26]，地下水半数以上为差级，雾霾等大气污染问题频发。
从环境约束来看，当前中国城镇化的发展面临着持续增加的环境压力。首先，城市的大气污染问题严重。《2017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338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中仅99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合格，许多城市的二氧化硫(SO2)、细颗粒物(PM2.5)等大气污染物严重超标，未达标城市PM2.5的浓度平均值高达48微克/立方米。其次，水污染，城市的BOD、氨氮等水污染物严重超标，水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同时固体废物“围城”的现象也比较普遍[27]。当前这种忽略城市环境承载能力的扩张模式将会进一步加重未来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环境压力。
从能耗约束来看，中国的能源使用效率低下严重掣肘着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耗国，2017年中国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5%，但从能耗水平这一项来看却占了全球能源消费的23%，单位GDP能耗是世界水平的2.5倍。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着全国性缺水的局面，尽管存在水资源短缺的问题，中国的单位GDP用水量依然高达世界平均水平的3.3倍。事实表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加主要是以大量能源消耗作为支撑，这种高成本的能源消耗模式严重掣肘着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阻碍着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
原发性甲状腺淋巴瘤合并甲状腺癌罕有报道，现就我院1例同时性原发性甲状腺淋巴瘤并甲状腺癌报道如下并进行文献回顾。
(五)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制约
城乡、地区以及收入三大差距严重制约着新时代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进程。首先，中国城乡发展差距问题依旧突出。2018年，城镇、农村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9 251元、14 617元，二者之比高达2.69。除此之外，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居民身份以及各种隐性权利等与城市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农村居民对医疗、教育、文化等高层次的需求与低水平的农村公共服务无法匹配，极易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图3 中国历年人均GDP差距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其次，中国地区差距显著，主要表现为东强西弱的格局。东部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远超西部落后地区，以深圳、广州等为代表的发达地区更是超过中等国家收入水平。根据各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比，1999—2017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人均GDP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最高为2000年的12.98，虽然这一差距自2003年后开始快速下降，但是2017年北京和甘肃人均GDP之比依然高达4.4(见图3)。总体而言，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东西区域间的落差，但地区差距问题依然突出。
未来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围绕以人为核心的根本原则，一方面加快解决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督促人地挂钩与人钱挂钩等政策的落地与实施，激发、调动市、区级地方政府落实相关工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增强城乡统筹建设，包括：构建完善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与政策保障体系，增强城乡要素流动能力；合理规划城市产业布局，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品质、服务能力、文化传承及城市精神，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由乡镇向城市的转变，推动城市化高质量发展。
(六)城市建设“千篇一律”，发展特色不足
2.1993—2001年城镇化扩张阶段
现阶段学生的主要学习场所就是学校，对于社会这个大环境，了解还不够全面。因此，教师在语文的教学课堂中会注重对学生未来社会生活与发展所需技能的积累与培养。但学生对于社会的关注度过低，主人翁意识不强，课堂上的学习实际是要在社会上予以实践的。尤其是核心素质的体现，是要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是要参与社会实践才能有所拓展，学生的社会参与度亟待提高。
直到这时，周教授方才明白一切都是那个当导演的朋友搞的恶作剧。周教授心情一下颇不舒畅起来，气极败坏地走到院外拨通了那个导演朋友的电话，大声说，你怎么能这样么，玩笑开得太大了么。说完，像怀了深仇大恨似的，猛地摁了关机键。
三、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趋势与研究展望
工程实践中，裂纹很少以穿透型裂纹的形式出现，即便最终形成穿透型裂纹，也必然由非穿透型裂纹扩展而来，因此表面型裂纹最为常见；同时表面型裂纹利用再制造胶粘技术修复的效果最明显，故本文选取半椭圆形的表面裂纹作进一步研究。
(一)新型城镇化将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合理优化城市群空间格局
最后，从收入差距来看，中国的贫富差距过大，并且近几年存在扩大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由1981年的0.29最高上升到2008年的0.491，然后自2008年之后开始下降，2015年基尼系数0.462，始终高于国际警戒线水平0.4。2015年后，中国的贫富差距又开始呈现出加剧的趋势，2016年、2017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65、0.467，连续两年出现小幅度上涨。
未来城镇化将以城市群作为主要空间载体，新型的城市群空间结构将成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第一，在空间结构上，以城市群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发挥城市群内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合理布局周边多层次、人口规模合理分布的中小城市，构建合理、高效的城镇化空间格局。第二，提高城市群的服务功能水平。提升城市群内中心城市的产业发展、创新创业、信息处理、文化、教育、国际交流等多种服务功能，促进城镇人口的就业多样化；加快优化周边多层次功能性城市的生产与服务能力，基于已有的比较优势产业，推进高质量、多样化的产业结构升级；依托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的分散单元，形成有紧密联系的城市群功能分工布局体系。第三，推进区域间城镇化协调发展，具体包括：加快培育中、西部地区城市群的发展，有序承接国际与国内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协调推进中小城市发展，加快有条件的镇和县城向中小城市的有序转型。
首先，绩效目标管理考核方案应包括绩效目标设定、绩效责任落实、绩效监控、绩效情况反馈、绩效责任追究以及绩效改进提升等内容，从多角度考虑绩效考核所能够和应该涉及的部门与范围。在方案的具体制定过程中，要注意结合定性与定量原则，以提升学校发展内涵和增强学校教学实力为立足点，使绩效目标管理考核方案的制定充分体现学校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方向。另外，还要力求在最大程度上确保方案的指标体系同时兼顾教学部门指标与管理部门指标，兼顾基本指标和加分指标等。
(二)城镇化研究出现新的调整，研究范围转向全尺度空间范围
从问题研究层面来看，未来不同尺度空间下的城镇化研究重点需要突破以下问题：一是如何解决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聚所产生的大城市病与中小城市承接能力低下、功能性不足的问题。二是如何解决当前所出现的收缩性城市人口持续流出的问题。三是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形成合理的“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特色小镇—乡村振兴”的全尺度空间组合链条发展模式。由于目前对于不同尺度空间下的城市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依然不足，理论基础薄弱，并且大城市病与中小城市功能性萎缩的既有事实已经形成了断裂式的城镇化发展状态。因此，如何实施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主体形态，以中心城市为引导，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及乡村振兴的城镇化模式是未来城镇化发展的核心。四是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东部经济发达区域，对中西部地区的研究较少，且从研究空间区域来看，现今的研究仍主要集中于省、市层面上，对县级层面的研究亟待深化。
从理论研究层面来看，未来的研究主要落足于城市群合理规模、体系分布与治理机制，要素配置、集聚效应与落后地区振兴战略，不同区域下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研究，城市规划体系研究以及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等五个方面。不同空间区域下的城镇化发展既需要政策的相关支持，也需要基础理论的支撑，才能推动可持续的、高质量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三)城镇化的成本约束日益凸显，理论与现实问题需要解决
如何控制以及降低城镇化的成本关系到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实施和推进步伐。未来城镇化要重点解决如下成本问题：快速的城镇扩张与短期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所导致城镇化的就业成本、经济成本与社会成本快速上升问题；规划失当、大规模旧城改造与房地产开发的影响；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高昂的环境成本问题；城镇发展中的寻租腐败问题；新型城镇化投融资体系的完善。
基于有限元及试验的发动机飞轮模态分 析 ……………………………………… 孟德健，张伯俊，董晓伟（32）
未来城镇化在成本层面的研究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突破：一是加强对城镇化成本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城镇化成本的内涵界定以及基于交叉学科背景下的城镇化成本内容的分类标准；城镇化成本的测算，重点解决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成本测算理论问题，并且未来的城镇化成本测算体系需要在就业、教育、基础设施等易量化的指标基础上，综合考虑对环境、资源以及伦理道德等产生影响的“社会成本”[29]。二是深化对城镇化成本产生的内在机制研究，系统深入研究城镇化成本产生的机理，从根源入手控制并降低城镇化的成本，进而探索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实现机制。三是突破对城镇化成本分担机制研究，重点是解决城镇化过程中政府、企业与农民工三者之间的费用划分问题，探讨具有可实施性、可操作性的成本分担机制与控制措施。
(四)城镇化政策的定量模拟将加快城镇化政策的实施与评估
当前中国城镇化研究依然无法有效解决城镇化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如何有效解决大城市病与中小城市功能性不足问题？如何在经济转型阶段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背景下实现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如何精准实施城镇化政策？未来关于城镇化的相关政策应该以上述问题为研究导向，构建全链条的设计—评估—实施的研究模式。
从理论创新的维度来看，未来城镇化政策的定量模拟将主要侧重于中国城镇化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框架体系、中国城镇化政策效果模拟与定量评价的方法体系以及基于大数据的城镇化政策模拟评估技术开发与应用三个方面。从现实导向的维度来看，以协调大中小城市为导向的区域政策设计与效果模拟评估，主要面向新型城镇化的区域政策体系与制度创新、扶贫攻坚政策设计与有效性评价、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等。
顷刻之间，古意不但失去了爱人，还遭遇了亲朋好友的指责和猜忌。而那个来历不明的女婴成了他不忠的见证和害死女友的凶手。
离线分析模块由客户端下达操作指令并读取数据库服务器上的采集数据，并对其进行分析。分析正确时将结果存入服务器数据库中，以备数据显示模块调用；分析出错时将错误信息反馈给客户端。其流程图如图3所示。
(五)城市包容性将提升城市竞争力，加快城镇化发展步伐
在未来的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城市包容性是提高城市竞争力水平、加快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阶段，亟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是：不同于以往工业集聚时期以产业吸引人才的方式，今后的城镇化如何通过以人引业，吸引创新、创业等优秀人才的进入？如何解决城镇化对居民需求、多样性地方文化和城市个性的需求？如何从城市服务功能角度切入，通过城市包容性解决中小城市功能性不足问题？从理论层面来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有相关的城市包容性理论支撑，具体表现为城市包容性与创新活动的理论研究、城市包容性与企业家精神的理论研究、城市包容性与区域内初创企业关系的理论研究、城市包容性与区域内高技术产业增长研究以及城市包容性与收入不平等的理论研究等，在实践中加快城市中文化多样性、就业多样性等多功能性城市特色，在提升城市包容性程度的同时，推动城镇化向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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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Past 70 Years ：Proc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LIU Binglian，ZHU Junfeng
(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
Abstract :To summarize the urbanization road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past 70 years,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grasp the deep-seated causes and internal laws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China’s urbanization path has always revolved around the main line of national strategy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showing three stages：the stagnation period of urbanization in the founding era—the rapid development period of urbanization in the era of liberating and developing productive forces—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eriod of urbanization in the era of the modern economic system. High-quality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implementation link of the modern economic system. However,China’s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faces many problems at present，such as the imbalance betwee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industrial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population over-aggregation in megacities,large urban diseases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with functional shrinkage,insufficient carrying capacity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three major gaps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cities. In the future,China’s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will mainly be guided b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and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the practice of new urbanization with people as the core,strengthen the study of urbanization in different scales,deepen the cost study of urbanization,establish a quantitative simulation method and system for effective urbanization policies,and improve urban inclusion to achie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ization to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odel.
Keywords :urbanization;70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modern economic system;high-quality development;urbanization process;urbanization prospect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36(2019)11-0003-12
DOI： 10.13502/j.cnki.issn1000-7636.2019.11.001
收稿日期： 2019-09-20
作者简介： 刘秉镰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300071；
朱俊丰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
责任编辑：魏小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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