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停滞趋势和组织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进程论文,趋势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停滞与结构转型
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是工业化不断演进、深化和升级的历史，工业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本文主要以制造业发展周期为主要路线，试图分析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面临的一些问题和矛盾。随着人们需求结构的变化，制造业逐渐地从以纤维为中心的轻工业向以重化学为中心的重工业转变，这种现象被称为“重化学工业化”。主导产业的变化过程表现为，当轻工业发展到极限时，重化学工业开始加速发展，这非但没有使制造业整体增长率下降，反而使之上升。主导产业的替换加速了工业化的不断变迁。在这个经济结构转变的重要阶段中，制造业始终成为工业化的核心和动力。[1] 它不仅包括了数量方面的发展，也包括了许多质的方面变化，如现代企业制度的普及和不断的结构转变。
我国的工业化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迅速转型增长之后，到了90年代中期，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制造业部门，增长缓慢，收益率持续下降，[2] 带动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渐转向了基础设施、建筑、住房等其他工业及服务部门。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制造业的增长环境更加严峻，一些依赖自然资源的地区由于资源耗竭直接导致了整个地区工业衰退。理论界对近20年来我国制造业发展的评价也存在很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制造业正在逐步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他们的依据是目前我国许多工厂已经能够为一些世界知名公司提供OEM服务； 另一种观点则表现出对我国制造业发展格局的担心，他们认为制造业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停滞，结构转型、企业重组、城乡矛盾和区域差异仍然是工业化过程不可逾越的障碍。许多制造业部门仍然保留着传统的粗放型经营模式，能源消耗远远高于其他工业化国家同一时期水平；产业的技术层次低下，缺乏持续技术创新的动力；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某些方面甚至还出现了恶化；[3] 区际贸易壁垒，地方保护主义仍然存在。工业化的深化过程仍然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改革以来我国制造业到底以什么增长方式为主导？表现为什么样的特点？出现停滞趋势了吗？其根本原因和机制是什么？这一现象是否表明我国工业化中制造业增长的动力逐渐消失？是否意味我国工业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结构性发展阶段？如何超越发展瓶颈，化解由于停滞导致的工业化升级进程产生的危机？本文希望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
二、文献综述
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有文献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一般被归类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换，研究者将当时工业内部结构面临的主要问题归结为产业结构的“虚高化”和低水平重复建设。这些研究大多数仍然以政府主导发展为视角，考虑政府主导产业选择、发展方式以及政策措施，并没有考虑到是否可以持续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微观机制。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国内外文献研究方法和导向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许多文献描述了我国制造业出现了利润率大幅度下降，局部地区出现了增长瓶颈的事实。其中殷醒民以资金利税率为指标，认为国有企业的资金利税率从1980年的24.5％下降到1990年的12.4％、1993年的9.7％；产值利税率从1980年的24.1％下降到1990年的12.0％、1993年的11.1％。[4] 国外的研究也已经注意到中国工业经济的规模效益下降问题，欣格、拉萨和肖为了支持“竞争侵蚀利润”的假说，使用了80年代的省级数据对利润率与非国有部门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进行了相关分析。[5—6] 张军认为我国工业经济增长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不仅仅是国有企业，整个产业都出现了整体性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这一现象表明，带动我国工业化增长的制造业的动力正在减弱。[7]
我国制造业所面临的这些特定困境实际上反映出工业化过程中的一般性规律和特殊条件。钱纳里提出在不同的发展结构中，由于受到需求和供给结构的影响，工业化发展面临着不同阶段的转换。[8] 余晖强调了工业化过程中增长停滞的客观原因在于收益递减形成的产业周期变动，他将这一问题归结为资源耗竭型工业化的停滞。[9] 诺顿使用《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0年卷）提供的38个工业部门的数据，分别计算了1980和1989年利润率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认为存在着“竞争侵蚀利润”的事实。[10] 郭克莎也认为利润率下降正说明了我国工业持续高速扩张的情况下工业结构升级缓慢。他在与标准模式比较之后，认为“1995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很可能反映了某种‘长期’因素的制约作用”[11]。此外，殷醒民将我国低集中度与收益率下降结合起来，认为我国低集中度的市场结构影响了我国制造业的效率提高。[2] 张军则强调了过度的资本形成对制造业升级的障碍，过度的资本形成促使了非国有企业的快速进入并对已有的产业结构产生很大的冲击，形成了过度投资和过度竞争的局面。[12] 刘志彪认为我国大面积制造业衰退的根本原因在于内在的微观机制发生了矛盾，这些因素包括了企业的产业选择和投资机制、进入和退出、行政垄断和用户垄断、价格预期等。[13]
其实，工业化的国家，由于制造业缺乏持续的增长，也出现了所谓产业空洞化现象，如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英国病，80年代美国大量制造业企业的倒闭和90年代日本的产业空洞化导致的经济衰退等等。这种本地制造业在面临国际竞争过程中由于竞争力衰退导致的停滞问题，根本上反映了工业化在结构升级过程中，由于收益率递减规律作用而导致的内在生命周期。因此，工业化过程的深化或者升级需要不断地寻找新市场或者新技术革命。但如果这两者受到特定条件的阻碍，就会抑制制造业的持续增长，引起制造业的收益率持续下降。上述的研究表明了工业化关于制造业问题的分析已经逐渐从宏观视角向微观视角的转换趋势，但这些研究仍然停留在局部现象描述，缺乏进一步从微观机制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分析。
三、我国制造业发展的特点和轨迹
我们将40个制造业部门分为六大板块，分别为资源型（采选业）、轻工业、重加工业、化学品制造业、机械电子制造业和公用事业。根据一般工业化理论，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部门的演进表现为从轻型工业或者资源型工业逐渐向重工业和重加工业延伸，也就是中间投入需求的增加导致了制造业“迂回生产能力”的增加。从资源型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开始，经过初始阶段，在以重加工业和公用事业为主导的投资品带动下，化学品制造业和机械电子制造业的发展为工业化进入中期以致进一步高度化提供了基础。在发展阶段上，前期表现为采选业和轻工业，中期表现为重加工业和公用事业，后期表现为化学品和机械电子部门。
我们根据上述的基本假定，对我国1980—2002年之间的制造业进行了数据整理，发现我国制造业在这一快速发展阶段中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1.工业部门总体上存在持续增长趋势，但增长率波动呈现阶段性特征
我国工业部门一直保持着持续增长势头，并且存在着逐渐加速趋势。1990—2003年期间，经济总量从10000亿元攀升到53000亿元，基本实现了顺利起飞。按照罗斯托的理论，我国工业发展已经越过起飞准备阶段，正在从快速增长向平稳增长阶段迈进。此外，工业增长率的变化也呈现周期性的特征，“S”型增长波动比较明显。从1981—1987、1987—1990、1990—1998到1998以后等年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整体上波动的趋势趋缓，但波动较大，表明我国工业发展仍然受到大量的非经济因素影响，经济内在的配置机制仍然还比较弱。
2.工业部门内部结构从1981年以来发生重大变化，从轻工业逐渐向机械电子部门扩展
1980年以前，我国工业部门的内部结构一直是以轻重工业进行衡量的，工业结构调整也一直贯彻“重工业”为发展战略的思路。80年代以后，这一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工业化进程出现了“轻型化”的回归，以纺织为代表的轻加工业出现了大规模快速增长。从1981年到1999年，以食品、纺织、烟草为代表的轻加工业的部门总产值一直处于各部门的首位。但到了1995年之后，轻工业的总产值增长速度开始放缓，1999年总产值则完全让位于以机械、 电子为代表的制造业部门， 这表明从1999年之后，我国的工业部门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历史性的变革。
我们采用地区专门化指数β[,k]来分析工业部门内部结构的变化。①1981年，我国6大工业部门内部结构的β[,k]值依次为：轻工业（39.05％）、机械电子制造业（21.58％）、重加工业（16.27％）、化学医药制造业（12.89％）、采选业（6.31％）和公用事业（3.89％）。2002年，我国6大工业部门的内部结构的β[,k]值依次为：机械电子制造业（31.06％）、轻工业（24.62％）、重加工业（19.88％）、化学医药制造业（13.06％）、公用事业（5.94％）和采选业（5.45％）。轻工业与机械电子制造业之间的总产值比重发生了明显的转变，重加工业的比重也在逐步上升，表明了我国工业内部的结构正在向以机械电子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延伸的趋势。
上述数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工业内部结构变动的重型化趋势，但这并不表明我国工业内部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工业内部增长率变动趋势可以看出，我国工业各部门的增长率仍然受到了周期性的影响。特别是以重加工业为代表的石油、有色金属冶炼等部门增长的波动非常明显。轻工业受其他工业部门波动较小，而其他制造业，特别是机械电子和化学医药部门等制造业受到采选业和重加工业的影响较大。重加工业的每一轮增长（如1982—1987，1990—1993，1995—1998）都会促进机械电子和化学医药部门的增长，而重加工业每一轮的减速（如1986—1990，1993—1995，1998—2000）都会带动机械电子和化学医药部门增长速度的下降。由此，可以得出：我国目前的工业结构逐渐地向以机械电子部门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发展，工业结构受到重加工业影响日益加重，工业结构的重型化趋势将在未来不太长的时间逐渐显现。
3.制造业创新的动力较弱，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面临巨大挑战
我国制造业的利润率从80年代开始逐渐走低，以轻工业为主的产业部门依然占据利润率的前端，机械电子产业的利润率持续低迷。1989—2002年我国工业各部门资金贡献率② 变动表明，我国工业各部门的资金贡献率均出现了整体性的下降趋势，但各部门存在一定的差异。在1999年之前，资金贡献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1999年之后，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状况并不明显。
总资金贡献率下降说明了：（1）我国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大量的企业进入和大规模的投资在客观上对利润率下降有一定的客观作用；（2）我国长期以来是以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源，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导致了过高垄断租金，在向市场配置转变之后，利润率下降也可视为一种必然的趋势；（3）总体利润率下降并不表明工业化进程的完结，随着新需求、新市场和新技术的出现，新的主导部门又会进一步带来创新的租金，形成新的增长空间。
从总资金贡献率的部门变动构成来看，轻工业除了个别年份利税率走低之外，仍然在其他各部门之首，而机械电子部门的利税率则常年在10％以下徘徊，与我们前面的判断不同。按照工业化升级的逻辑，只有在主导产业形成具有创新租金的空间，资金才能大量进入，从而导致以该主导产业带动的经济增长。我国从1995年开始，资金和总产值在向机械电子转移，但利税率并没有发生变化，这说明：（1）1999年以后，机械电子制造业部门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规模投资带动的，缺乏自我发展以及带动其他产业的能力；（2）发展机械电子部门的核心意义在于其“前向效应”和“后向效应”，但从目前来看，我国机械电子部门在内部结构上，最终消费产品占了很大比重，还无法承担主导产业部门的能力。
4.资源耗竭型部门的比重平稳下降
长期以来，采选业部门一直作为基础部门受到了计划指令的严格控制。1995年，在煤炭等行业市场化思路的带动下，采选业有了迅速发展。但长期以来的低价格，导致我国出现了一大批高能耗的企业。过度开采也导致了资源的消耗，某些地区出现了产业衰退。我国采选业产值比重在逐步下降，从1981年的6.41％下降到2002年的5.45％，而利润率在逐步上升，1990年后逐渐上升到10％以上。从开采量来看，我国的煤炭、石油、有色金属等发展是非常迅速的，但在1990年以后，除了天然气产量继续上升之外，煤炭、原油和木材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停滞趋势。
5.重加工业的发展仍然对工业化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但持续发展能力有限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特别是在世纪之交，人们的需求结构发生转变，从温饱问题逐渐转向快乐、享受等小康问题，需求也开始向住宅、医疗、教育、汽车等倾斜，带动了一大批生产耐用消费品的产业部门，包括建筑材料、钢铁、机械电子、医药等部门，而这些产业部门又扩大了重加工业的“中间产品”需求，形成所谓的“联动效应”。从2000年起，重加工业发展速度回暖，我们可以得出，需求结构的变化能带动产业部门也随着发生变化。
从上述特点中，我们可以判断出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表现为起飞之后的平稳增长阶段，产业主导部门存在从轻工业向机械电子工业转换的发展趋势。在这一阶段中，各部门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表现得非常明显，存在产业停滞的压力，但各部门内部有一定的差异，其中以资源为主的采选业增长趋势平缓，其他各部门仍具有很强的快速发展空间。轻工业尽管在产值构成上已经被机械电子部门赶超，但其资金利税率仍然占据首位，仍然可以视为是我国目前产业部门的主导部门，机械电子部门尽管在1997年之后在产值上超越了其他部门成为首位，但其资金利税率低下，严重阻碍了其资本的再积累水平，大大地限制了持续发展的能力。由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导致我国产业各部门的利润率在改革开放以来普遍下降的根本原因。
四、形成原因：供给和需求
根据产业结构的相关理论，需求约束和供给结构的转换能力是决定工业化过程中结构升级的根本因素。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上述特点既体现了工业化进程的一般规律——需求和供给的相互作用；又体现了不同于一般工业化进程中的特质，而形成这一特质的内在原因在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内在动力和机制。
1.二元结构下的需求约束决定了我国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一般趋势
需求约束表现为需求结构的变动对收入水平变动的长期反应。“需求层次论”对于需求结构与收入水平正相关变动的经验估计，符合人类需求体系的重心由生存向发展转移的一般规律。[14] 收入水平提高刺激需求体系的分化和产业分化，引起产业之间和部门之间的利益差别，最终促使资源由基本生存资料生产领域的农业，向加工度较高的综合性生产领域转移。三次产业的形成是需求结构、需求层次随收入水平变动而变动的客观结果。
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居民的需求水平停留在温饱水平，恩格尔系数超过了0.5。80年代以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居民收入水平得到了比较快速的增长，198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477.6元，而2001年，达到了6859.6元。1985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中，食品和衣着用品支出占了66.8％，2001年，食品和衣着用品则下降到47.99％。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医疗、教育以及住房等方面的市场改革深入，居民在这三方面的消费有了稳步的提高。这些都表明了我国城镇居民的需求结构正在从温饱为主向享受为主的结构性转变趋势。
与城镇居民需求结构相比，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仍然还停留在温饱水平线上，2001年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0.477。尽管与80年代相比恩格尔系数有了明显的改善，但与城镇相比，城乡基尼系数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还有拉大的趋势，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在这种条件下，如果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不得到明显的改善，农村居民的需求结构就只能保持在工业化初期的水平。这就决定了我国目前工业化进程中的制造业，特别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食品加工业和轻型制造业不可能迅速地得到转型，因此，以轻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仍然将对未来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趋势起着重要的延续作用。
2.中间需求的规模对我国制造业部门的迂回生产能力具有拉动作用
从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结构转换趋势看，部门内部的技术进步、生产过程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再加工层次的深化，以及总产品中的中间投入品占据最大份额，意味着分工范围的扩大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部门结构更加细化，交易规模相应扩大。庞巴维克认为这是正常产业体系发展的趋势，钱纳里则强调了中间需求的作用，认为它是最终决定制造业发展的根本原因。
我国的中间需求变动同样反映了上述规律。20世纪90年代之后，城镇居民需求结构向家用电器、住房、医疗、汽车等耐用品转变之后，一大批围绕着这些需求的产业相继建立，包括家电制造业、建筑业、医药产业以及汽车产业等，带动了大规模的钢铁、电力、机械制造业、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石油、化工等许多中间需求部门。受到“人口需求红利”的影响，我国的中间需求规模不仅仅巨大，而且比较旺盛，国内中间需求能够有效地拉动国内供给结构逐渐向中间产品延伸和发展。但由于许多产业缺乏核心制造业技术能力，中间部门很难吸纳中间需求，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成为主导这些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式。我国中间需求导致的这种外溢效应，说明了我国在技术进步，特别是核心制造能力上仍然比较落后，所建立起来的耐用品部门绝大部分成为最终产品的装配线，成为产业链条的最低层，因此具有较低的利润率。
3.供给结构的转换能力决定了我国制造业各部门的升级能力
产业结构理论强调了中间需求只有与供给结构不断升级的能力相互作用，才能形成有效的产业结构关联效应。决定供给结构的能力转换的核心是制造业的核心技术能力。只有不断创新的技术能力，才能不断设计和生产出具有创造力的产品，从而引导消费结构的转变。
表1 我国大中型企业技术经费、国内外采购技术情况表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科技经费支出额(亿元)384.9
438.4
478.7
567.2
823.7
977.9
1164.1 1467.8
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
1.1
1.21
1.28
1.35
1.65
1.67
1.73
1.52
技术引进经费支出(亿元) 207.5
245.4
285.9
372.5
405.4
购买国内技术支出(亿元) 13.8
26.4
36.3
42.9
54.3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9—2003）整理（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2004）。
长期以来我国的核心制造能力一直比较落后，企业主要采用外购、引进技术来模仿生产国外同类产品。核心制造能力的落后和技术的缺乏不仅仅影响了我国中间产业链条的延长，也影响了最终产品制造业部门可持续的发展。我国许多企业不重视自我技术创新，技术投入低（如表1）。大量的技术引进也导致了在许多方面不得不陷入国外垄断公司的技术陷阱。③ 在这种条件下，我国许多制造业部门，特别是机械、电子类制造业位于整个产业链条的低层，利润率低下导致了这些部门很难成为带动整个产业结构以及工业化进程的主导动因。
熊彼特在定义创新时不仅强调了技术创新，还强调了组织方式的变革。组织方式的变革主要包括企业之间的组织资源配置和企业内部组织的重组，组织方式的不断变革所形成的企业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的改善也是决定供给结构能力转换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于我国市场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相互重叠，客观上导致了工业化进程无法立足于完善的市场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逐渐开放市场，试图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企业之间初步形成了竞争关系，客观上为企业不断提高效率、更新技术水平提供了条件。[15] 这些都表明了我国工业化正在逐步从不断成熟的市场机制中获利。但我国市场机制并不完善，主要表现为竞争规则很难在各企业之间得到有效的认同，企业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分工和协作，以邻为壑的思想普遍存在于企业的发展战略之中。这种信任机制的缺失加速了企业之间的竞争盲目而缺乏效率，必然导致企业普遍利润率的下降。
我国企业内部组织方式和治理结构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制约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使企业的决策效率低下。国有企业决策机制缺乏有效监督，“一股独大”，滥用权力的现象普遍存在；非国有企业决策过程缺乏长期一致性，盲目追求规模和短期目标，缺乏长期战略目标和实施方案。因此，“主营不主”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许多企业不追求制造能力的改善和提高，而将制造业的资金利用各种方式和手段转移到出去，在流通领域、资本市场和房地产部门的投机需求远远超过了实体产业的投资需求，1985—2002年，制造业部门的投资比重从1985年的20％多一直不断下降，到1999年和2000年成为低谷，只有不到10％。在此期间房地产投资却非常活跃，我国房地产开发的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逐年上升，从1985年不到5％上升2002年将近20％。尽管制造业投资规模的下降与部门本身利润率持续走低分不开，但这种投资规模下降极大地影响了制造业本身的持续发展能力，加速了制造业停滞化发展趋势。
4.资源配置方式改善是决定我国制造业各部门形成有效的结构转换能力的内在机制
技术的创新和有效率的组织方式是制造业形成有效的结构转换能力的核心要素，但是否能形成转换还要依赖于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从内容上看，资源配置方式主要包括价格机制、投资机制和制度安排三个主要方面。价格机制作为事后的调节信号，通过反映供求关系变动，指导投资主体投资趋向；投资机制作为事前自主手段，通过投资结构的变化，促进供求关系良性变化；制度安排作为一种惯例性规则，为各投资主体提供稳定的预期和信用保障。
在价格机制方面，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我国已经初步实现了消费品和大部分生产资料的价格体制改革，商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逐步形成。价格的波动对于各产业部门自我配置资源的作用日益明显。在投资方面，由于我国经济长期以来是以计划为主导的政府配置资源方式，在计划向市场转变过程中，传统的政府配置资源的方式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投资体制中投资主体和投资方式还没有完全实现转变，客观上阻碍了有效结构转换能力的内在机制形成。从国家财政支出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趋势来看，国家财政支出用于经济建设的投资比重逐步降低，投资主体多元化结构初步形成。虽然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参与、资助和控制的资源仍然占全部社会投资很大的比重，但中央项目的投资比重在日益缩小，地方政府的项目却大幅度增加。到2002年底，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投资金额达到了30％，这实际反映了我国原有的多计划投资主体的角色正向以地方政府为投资主体变化和趋势。
中央与地方政府投资角色的转换实际上反映了我国市场化过程的必然阶段，[16]④ 也同时反映出在市场经济过程中，由于全社会资源配置还没有完成向社会投资为主的转换，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依然大有作为。但问题在于我国中央与地方的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缺乏既定的法律规范和相关程序化的工具，由此引起了中央与地方主体以及地方主体之间在投资问题上的博弈，过度的政府投资将会给经济活动带来许多不正常的风险，如决策失误、低效率、挤占、恶性竞争等，从而导致了将政治周期叠加经济周期的不规则的运动，影响了产业部门的正常发展和变化。我国从1980年以来的多次经济波动都与地方政府过度投资有关。
在制度安排方面，我国资源配置机制尚没有完全建立可信任的规则，潜规则、关系投资、人情投资以及缺乏信任的投资关系都阻碍了正常投资的进行。从上市公司许多失败的案例中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样的条件下，市场机制无法保证资源配置的效率，无法为各产业部门提供形成转换能力的有效途径，从而无法实现有效率的结构转换。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制造业面临的停滞化趋势内在地反映了这样的问题：首先，我国工业化进程已经进入比较平稳增长阶段，需求结构转变客观上要求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和调整，目前的产业发展状况还不能完全满足这样的需要。受到资源约束和市场约束的双重影响，某些部门出现一定程度的停滞是这种状况的必然反映，这也是工业化过程的一般性的趋势和规律。其次，我国制造业部门的结构转换能力较弱是导致制造业整体面临停滞化趋势的内在原因。制造业在核心技术能力、市场组织、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投资机制以及资源配置方式等诸多方面存在的问题，阻碍了制造业结构转换能力的改善，政府的过度干预和过度投资抑制了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的形成，从而影响了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
五、组织变革在我国产业结构转变中的作用和角色
产业部门的结构转变和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产业部门在这一转变发展阶段中面临着许多矛盾，而工业停滞化趋势是其集中表现。上述分析揭示了这一矛盾的内在形成，也为化解我国产业部门的发展停滞矛盾提供了一种出路，就是需要从内在微观机制形成的角度来塑造新的微观组织形式和改善资源配置方式。
1.企业分工和协作
市场化的过程对产业组织变革的作用和影响力提供了有力的平台。它的成熟程度将决定未来我国产业的微观主体之间能否形成有效的竞争与协作关系。从产业结构转变的各国经验来看，工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成果在于生产分工和社会分工程度日益提高，各企业之间的协作和分工关系日益紧密，企业之间形成了竞争和协作相互作用的体系。但目前我国的产业组织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企业短期行为过度、企业之间以邻为壑、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等等诸多问题。一方面表明了我国产业组织变革在工业化起飞阶段中企业间竞争和集中的一般过程⑤；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企业之间的协作和竞争的壁垒仍然很高，企业在兼并和联合过程中面临的障碍很大，主要表现为市场的法律体系不完善引起了各种非效率行为；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的市场分割、地方保护等非经济因素；市场规则，特别是信任机制的缺失导致各种过高的交易费用等等。因此，要促使产业组织变革就必然要从微观机制入手，破除各种阻碍企业间有效分工、协作和竞争的非经济壁垒；继而加速产业组织的变革，促进整个产业内在运行机制的改善。
2.大企业的主导作用
随着工业化的深入，产业结构的变革日益需要大企业的主导作用，这也是产业组织变革对产业结构转变的重要作用之一。企业规模伴随着工业化深入不断扩大，这也是工业化结构升级的另一个重要成果和标志。我国长期以来企业规模偏小，如何促使企业走向规模化也成为能否顺利实现转变的重要条件。有些观点认为我国有必要在政府的推动下，集中力量扶持一批优势大企业，实行大公司、大集团战略。[17] 我们认为企业规模的决定因素是市场竞争，而不是政府通过拉郎配的方式进行配置。行政干预的结果，只能够形成大规模的企业，但不能形成有效率的规模经济。企业规模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不是竞争的起点。我们可以对拆除围绕在企业资本集中和集聚过程中的各种非经济壁垒，为企业的规模化创造条件，但不能直接干预其过程，否则只能拔苗助长，得不偿失。实践表明，这种直接扶植的作用和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3.中小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中小企业的作用不可忽视。长期以来中小企业组织一直是作为大企业的补充角色出现的，即稳定地吸纳劳动力就业，与大企业建立各种类型的分工关系，灵活的经营方式等，对产业结构的升级作用并不显著。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信息技术迅速推广和运用，现代制造业正经历着一场根本性的变革。从传统的标准化、大批量生产向多样化、柔性生产的根本转变，为中小企业生产方式的再生提供了前提。我国中小企业随着市场化进程深入一直是持续增长，但目前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大中小企业无法形成有效的分工和协作关系，各自为政；中小企业由于其可信任程度较低，受到资金缺乏的约束；中小投资者受到大股东利益的侵占等等问题。因此，我国中小企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收益率是一直下降的，这也严重影响了我国中小投资者的投资倾向。化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是需要利用法律手段，出台一系列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法律、法规；扶助中小企业资金贷款的政策和措施等。
4.政府的有限作用
长期以来，政府微观干预与市场机制是相互替代的，其潜在含义是只要市场能够做的尽可能由市场机制配置，市场不能做或者存在缺陷的，则通过政府干预就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事实上，不仅仅市场是有缺陷的，政府干预也存在失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政府干预过程中大量的低效率、寻租、分配非公平性等等问题表明，市场做不到的，政府不一定能够做得更好；（2）政府能力的有限性，这种能力的有限性首先体现在现代政府承诺的有限性，即在代议制政府中，每一次政府的换届选举都会改变许多原有承诺的条件和政策，从而导致了政策承诺的不可持续性，影响了经济预期；（3）政府面临的信息比市场信息更加不完善，由此影响了政府决策能力。因此，现代经济更加重视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之间的互补和协调作用。
工业化进程更加反映出政府角色的变化。在工业化初期，市场机制的缺失需要政府为主导进行大规模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私人资本进入，需要政府推动建立各种规范的、维护市场公正和效率的法律、法规。但工业化进入中期之后，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整个社会资源开始向以市场为主导的配置方式转变，就需要政府的作用发生相应的调整。这是工业化不断升级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趋势。即使政府不主动调整，市场机制也会最终迫使政府被动调整，尽管需要比较漫长的过程。因此，工业化不断深入的过程也是政府行为不断调整和深化改革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政府与市场由原来可以相互替代的平行关系日益转变为相互交叉、相互补充的混合关系。随着工业化程度加深，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客观上要求组织形式发生转型，资源配置方式发生变革。市场和政府无论作为组织方式，还是资源配置的工具都日益形成了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机制。一方面市场力量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上表现得更有活力，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协调、补充和仲裁的角色日益重要，成为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求和趋势。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CASS002JJ05）
注释：
① β[,k]指数是分析产业周期变动规律的分工指数：
其中，N是地区内工业部门总构成数。F[,i]，i＝1，2……k是地区专门化部门的产出水平。这些部门通常是和该地区在资金、技术力量、劳动力及自然资源等方面的优越条件相联系，即按地区比较优势原则在该地区发展起来的部门，为分析方便，我们称为k部门。这些部门的增长可以来自于外部投资，也可以来自于内部投资。F[,j]，j＝1，2，……（N－k）则代表了非地区专门化的工业部门的产出水平。显然，区域分工系数β[,k]也就是k个专门化在地区工业总产出水平中所占的比重。其值越高，则表明该地区专门化程度越深。（参见余晖：《国内不发达经济中的停滞性工业结构——甘肃省工业结构变动初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论文，1987年）
② 总资金贡献率与资金利税率概念基本相同，总资产贡献率＝利税总额（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利息支出）／平均资产总额＊100％；平均资产总额＝固定资产净值（平均余额）＋流动资金年平均余额（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2003年各期关于工业部门的指标解释）。
③ 此案例近年来已经屡见不鲜，如彩电产业的“彩管”的核心制造技术、VCD和DVD的专利技术、CDMA和GSM的标准等等。
④ 杨瑞龙教授将这种市场化转化过程称为中间层扩散型的三阶段理论。
⑤ 江小涓认为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企业规模的分散化过程实际上反映了“一次工业化从城市走向农村，从部分人参与和享用其成果转向大多数参与和分享成果的伟大变革过程”。（参见江小涓：《世纪之交的工业结构升级》，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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