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异化、新陈代谢断裂与生态冲突求解——马克思生态观之当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生态论文,新陈代谢论文,观之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3)05-0005-08
莱斯特·R.布朗在《崩溃边缘的世界：如何拯救我们的生态和经济环境》中呼吁重新界定21世纪全球安全，提出“威胁人类未来的不是武装侵略，而是气候变化、人口增长、水资源短缺、贫困加剧、食物价格上涨和国家失能”。人类文明深陷环境灾难的各种迹象纷至沓来，全球生态危机带来的全面风暴或经济终极衰退将不期而至。[1]10-11只要对世界各地发生的环境事件有所了解，就知道布朗不是危言耸听。瓦肯纳格尔(Mathis Wackernagel)领导的团队按照生态足迹进行测算，全球总消费已经在1980年首度超过地球的可持续供给能力，照此推演2007年全球总消费水平需要1.5个地球才能够持续满足，人类正在透支下几代人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与资源。
布朗提出解决全球生态赤字和遏止危机的“B模式”是税收重构与重定21世纪安全，倡议以战时速度和大规模动员方式重组经济。不过，联想到布朗本人指出的生态与环境治理所面临的“国家失能”，且“失能国家”的名单在年复一年延长，就难免使人们对于采取战时速度和大规模行动的人类能力产生怀疑。实际上，如果从约翰·伊夫琳写作《驱散烟雾》(1661年)和《森林》(1664年)强烈抨击空气污染和呼吁保护森林算起，对人类活动破坏生态环境的抗议运动已经持续350年，但就是当今，全球生态环境仍进一步恶化，无论按照“地方”或者全球意义，即使在绿色主义者看来仍很迟缓的环境动议其实际进展也举步维艰。可再生能源、循环经济、环境税、排污权交易、碳金融、赤道原则、可持续金融行动议程，国际组织、各国政府、第三方组织以及研发部门与公司机构，目前已经采取大量积极的且许多看来是富有成效的保护生态环境行动，但是与需要采取的行动比较已经采取的行动还是微不足道，与需要采取行动但没有行动的个人或群体组织比较已经积极行动的成员与机构属于少数。对生态环境出现人们所希冀的“逆转”的预期不容乐观。
问题在于，有效缓解或遏止生态危机需要采取全球一致行动——尤其对于全球气候变化这一类环境问题，人类毫无例外地遭遇到关涉共同命运的宏大主题，空前地需要一边倒地采取正向行动，但是在交叠的共同一致的生态利益之外，不同个体仍然有着不同的命运。即使面对巨大的人类共同利益，个体利益很容易被无限放大，使用经济学话语，即当共同利益与哪怕是些许的个体利益冲突时，个人将感受到其自身的边际价值锐减。不排除在需要采取多边行动时个别成员希望“搭便车”而获取没有成本付出的净收益。很有可能，个体也往往抱有能够躲过灾难免此一劫的侥幸心理。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刻起，从原始状态下祖先靠采集野果充饥抑或是茹毛饮血，到现代人的丰衣足食，人类的消费欲望似乎仍然没有尽头——尽管世界上仍有10多亿贫困人口①。大凡有识之士都会认识到，全球经济增长的模式以及与之相应的需求增长由于自然限制而不可持续，芸芸众生还是将幸福生活的标准“降低”为更多的消费。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个人(或次级组织)行动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冲突造成社会失衡，在全球致力于实现生态环境可持续进程中这种冲突将产生重大而持久的影响，能否在有效范围化解这种冲突成为遏制生态危机至关重要的节点。
毋庸置疑，努力避免生态与环境灾难需要制定并有效实施全球、区域或地方的公共治理议程。在经济学领域，为了解决相关生态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演化出生态经济学新学科，其目的是对经济—生态系统做整体研究，针对相应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但是，人们观察到的生态环境灾难的原发因素并非局限于经济—生态系统，而是广泛延伸到社会系统，包括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政治以及社会意识层面，甚至人类(思想和生活)栖息的世界体系的结构。每一位分析生态危机的学者都应该是“思想者”，能够将想象力的触角扩及更为广阔的社会系统而不是仅局限于生态与经济系统。社会生态系统的结构分析应该触及社会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选项之一是将分析视角转向马克思生态观及其衍化的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并由之回溯和反思生态相关理论和生态危机治理的制度框架。
二、全球生态危机呼唤社会结构分析
米尔斯被誉为美国当代文明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他认为那些充满想象力的经典的社会分析家总是提出三种问题：第一，社会整体结构是什么，各个组成部分如何相互联系？第二，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该社会处于什么位置？社会变化的动力是什么，所考察特定问题与所处社会动态如何相互影响？第三，所分析社会历史时期中占主流的是什么类型的人？所观察到的行为揭示了何种类型的“人性”？一定社会特征对“人性”有何意义？[2]4-5米尔斯推崇马克思、凡勃伦和熊彼特为“经典社会分析家”，指出充满想象力地理解“历史与个人生活历程之间的联系”是马克思所具备的优秀学者品质，是凡勃伦超常的反讽性洞察力的来源，是熊彼特对事实多角度构建的前提。在我们的视域中，历史即是社会结构变动、定型与作用的事件进程，“个人”既可以是人类，也可以指从事生产生活活动并间接、直接参与构建社会制度框架的企业等社会成员。人们会不无遗憾地发现，许多促进生态环境可持续的制度约束实施落空，这些约束的目标被认为可行，说明实施约束的社会机制与活动主体的价值指向悖逆集体的生态诉求。寻找生态危机的终极原因需要将目光投向社会层面，一旦整个社会系统出了问题，且有可能社会“顶层”制度设计存在重要缺陷，问题的症结就首先是寻求对社会制度与结构进行变革。人类文明进程的“曲线”总体上可能不会倒退，但是无论社会制度兴替以及人性的进化，其中是否也会繁衍混杂着有碍自身发展的某些反向装置或人类精神本当拒斥的“基因”(如黑格尔与马克思所指“异化”)？危机由此而生。
人类当面临宏大主题时迟早会有能够统摄社会系统的宏大理论与之相伴而生。全球生态危机彰显于当今，滥觞、萌发于城乡分离与工业发展初期，人类借助广泛适用于生产生活的技术征服自然——有时是粗暴而自掘坟墓式的——使危机加速恶化。从美利坚奋起赶超大英帝国，到以后日本追赶美国，再到新中国屹立东方发愤图强实现其21世纪中叶的夙愿与梦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百年之中经济规模倍增的上升趋势从8倍、30倍、50倍发展到100多倍②。经济快速增长适应了人口增长与人均消费(以及总消费)增长的需要，伴随技术手段和大工业发展，生产方式的演进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革命性力量。在古典学派之后，经济学家将技术、管理与土地、劳动、资本同样作为生产要素，经济史家又特别强调制度变量对推动经济增长难以估量的意义。高级层次的经济制度即蕴涵于社会生产方式，规定着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相应的微观企业组织。对于制度革命引起的生产力发展以及在新财富引导支撑下的技术变动，如果倒回去在古代人看来就像是一幕幕神话剧，对此最便捷的观察窗口是人类制造武器的历史，现今武器的威力已经远远超越古代神话传说中极尽奇思妙想的各种臆造。变革的力量也必然被投射向生产活动所依赖的自然界，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侵蚀甚至摧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基本是成比例的。若如此，建构宏大理论以诠释、批判和前瞻社会生产方式变化的思想家是否也关注到生态环境问题？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企业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目的，也不断加快掠取自然资源，加速物质材料由自然界向生产过程再向社会消费系统的转化，这一场景日趋绷紧了自然与生态可持续性的链条，因为自然界经受损毁后的恢复力远落后于人类征服自然的节律，许多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耗竭不可逆。随之出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愈益脆弱，甚至退化为相互对立和危机四伏的情境。当人类愈加物质化时，自然界似乎更加“人化”了，以自身的蜕变惩治与教化人类。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科学剖析跨越一个半世纪仍然是人类思想领域未能超越的一个巅峰。“生态环境可持续性”这一现代话语远不能表征马克思毕生研究的主题，但事实上，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探索在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未臻成熟的生态观蕴含其中。马克思理论是一种解读、批判危机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拯救。西方学者依据马克思与恩格斯经典著作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整理挖掘与诠释、建构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绿色运动”后以并非偶然，这一时期凸现出在现代工业与城市化条件下生态环境日益恶化，20世纪70年代全球石油危机爆发，接踵而至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滞胀”为特点的经济危机蔓延。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强化，世界上不同国家经济增长模式趋同——主要是对资源的掠夺，生态危机同样被打上全球印记。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渐次形成理论体系，相关研究涉猎历史唯物主义、自然哲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环境伦理和政治经济学等学科。国内学者对其评介主要是从政治哲学层面，对其政治经济学内涵的研究不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詹姆斯·奥康纳向经济学家发出呼吁：“我想奉劝那些有进取心的研究生态问题的经济学家们要充分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所具有的理论与实践上的洞察力，同时我也想敦促更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强有力的方法对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作出阐释——去帮助那些自以为是的资本转向生态学社会主义的方向”[3]298。奥康纳的提醒应该引起经济学界的反思。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30多年后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相关研究必须具有广阔的视野，学习和继承马克思，以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切入点分析社会系统，深入到主导影响生态环境现象的社会结构、社会体制与生产体制变革层面，努力发现生态危机背后所隐现的社会发展的趋势与规律。化解生态危机不仅需要一般的政策工具与市场手段，更需要实施制度变革和重构社会体制。
积极应对生态危机对人类的挑战应该成为重建经济学的紧迫使命，且不仅限于创设生态经济学等分支学科，而是对经济学基础理论重新架构，出路之一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范围、领域以及范畴体系进行拓广。应该研究“生态政治经济学”，将对生态危机的科学解构作为政治经济学必须直面的基本理论命题。政治经济学思维应该触及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呈现方式及其全球意义，触及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与东方共同面临的经济与生态危机，触及市场化条件下当代社会主义面临的“资本”控制问题——包括资本对经济社会形成控制的趋势、特点和政府对资本的管理。由之可以对生态经济学以及生态与资源环境政策提供价值指向。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形成一定文献基础，其揭示的问题、方法以及对解决问题途径的探索可资借鉴。本文主要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福斯特的研究为线索，讨论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经典论述对当代的普适价值。马克思生态观或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社会主义是一种“隐喻”，其寓意也在于，无论马克思生态观或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密切关注人类命运的新的知识领域具有广阔的探索空间。
三、双重异化与新陈代谢断裂
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学研究的立论基础是澄清17世纪到19世纪唯物主义和科学的发展与生态学起源之间的关系，重点论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的发展如何促进生态学思维方式的产生，从而体现对绿色主义将唯物主义与科学描绘成生态自然观的敌人的“批判之批判”，实际回击了绿色主义对马克思的责难。绿色主义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具有反生态特征。在回击绿色主义同时，福斯特自认为实现了“理解和发展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性的生态观”的目的[4]1-2。通过对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经典文献的梳理，福斯特发现马克思将生态危机与环境破坏的社会根源归结为新陈代谢“断裂”。其《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一书引述文献时间跨度大，涉及学科有哲学、生态学、政治经济学、绿色文学、生物学与化学史等，其思想脉络显得混杂，但若细心品味仍有迹可寻。
福斯特将伊壁鸠鲁学派(包括卢克莱修)的哲学作为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发端，其特点是由传统唯心主义的目的论和决定论转向非目的论和非决定论，将唯心主义哲学的所谓“神力”置于远离人类的“外空”，从而还原人类的自由领地，同时承认自然界对人类行为做出的“自我决定”功能，将人类与自然界理解为一种普遍联系和相互依存、作为整体的物质世界。甚至，自然界也具有特殊的生命特征，尤其当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卢克莱修歌颂伊壁鸠鲁是最先打倒众神和脚踹宗教的英雄；因此从普卢塔克直到路德，所有的圣师都把伊壁鸠鲁称为头号无神哲学家，称为猪。也正因为这一点，亚历山大里亚的克雷门才说，当保罗激烈反对哲学时，他所指的只是伊壁鸠鲁的哲学”[5]147。与其无神论唯物主义思想联系，伊壁鸠鲁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重要影响还在于其提出“守恒定律”，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首要假设是“任何东西都不可由来自虚无的神力所创造”和“自然……决不会将任何东西归于无”③。
相对于费尔巴哈颠覆“上帝”的成名作《基督教的本质》，“对马克思来说更加重要的——事实上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是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1842)”④。第一，费尔巴哈实现了在自然哲学体系这一黑格尔哲学最薄弱部分中与黑格尔的彻底决裂。黑格尔认为自然不包含其自我决定方法，不能进行有意义的活动，由此，自然仅仅是一个机械的存在，或者作为一种仅有分类学意义的范畴。费尔巴哈与黑格尔正好相反，认为物质世界(自然)是作为现实存在，且包括其中的人类及其对世界的感觉；第二，费尔巴哈强调人类与自然的联系或者人类与自然的整体性，指出“人类属于自然的本质，这同庸俗唯物主义相反”，“自然属于人类的本质——同主观唯心主义相反”[4]79。即使在当代，自然具有能动性以及人类与自然的整体性应该成为生态学的基本原则和出发点。人对自然的过度干预、掠夺由于自然“有意义的活动”和“自我决定”，有可能彻底丧失对自然的统驭能力。人对自然的异化由之发生。
伊壁鸠鲁已经发现人类对自然界的异化。但是，马克思没有停留于伊壁鸠鲁朴素的唯物主义，而是结合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并发展了黑格尔的劳动异化概念。马克思看到了两种异化：具有社会属性的劳动异化；具有生物物理属性的人对自然的异化。两种异化几乎殊途同归，均对于自然界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造成人类与自然界以及自然界内部新陈代谢断裂，由此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深陷危机。重新恢复人类与自然界新陈代谢可持续性的出路在于走向联合，通过联合方式废除私有财产。
人类劳动的异化与自然异化是同一过程的两种后果，人对自然的异化隐含于劳动异化⑤。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来自黑格尔，但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异化的指向由精神层次的脑力劳动转向一般的异化劳动。马克思用异化劳动概括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及劳动本身的关系。劳动(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本质，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异化具体表现为劳动者(1)与劳动对象的异化；(2)与劳动过程的异化；(3)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即人同自由自觉的活动及其创造的对象世界相异化；(4)与劳动者之间的异化。上述内容构成马克思劳动异化概念总体，且均与人类对自然的异化不可分割，包括他们自身的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6]207-208，所以，劳动过程同时也是生产过程，劳动必然与自然发生连接，使人类与自然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马克思指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⑥结合前述引文，休斯所概括的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三原则已清晰可见：第一，生态依赖原则，人类生存依赖自然，自然特征会对人类生活进程造成因果影响；第二，生态影响原则，无论有意无意，人类行为对自然造成重要影响；第三，生态包含原则，即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7]126-127。休斯认为第三原则在生态学文献中受到普遍肯定但其作为生态思想意义模糊，不过借助系统观点能够得到解释，即子系统运动与系统总体功能之间具有反馈环，而人类是自然的一个子系统。
由于人类可以通过生产过程和生产工具、手段改造自然并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不仅在生理意义上超越，而且在实践上同时扩展了人类的身体器官，劳动过程的发展不断强化人类改造自然以及对自身与自然关系进行调节的能力，意味着人对于自然历史进程的有机的、辩证的参与。异化既体现为人类对自身劳动的异化，也体现为人类改造自然的积极作用的异化[4]80-81。马克思指出这种异化“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异化也具有社会属性，“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个与他不同的人发生的关系上”[8]99。异化产生两方面消极后果：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对立，劳动异化的结果使劳动者沦为无产者。人类积极地改造自然的活动有可能走向反面⑦。自然异化并没有离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冲突的理解。马克思以大地产为例，指出“封建的土地占有已经包含土地作为某种异己力量对人们的统治”(“土地异化”)，资本主义进一步将统治土地趋向完善，“大地产，象在英国那样，把绝大多数居民推进工业的怀抱，并把它自己的工人压榨到赤贫的程度”[8]83，86，说明一部分人对自然的掠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控制)成为劳动异化的前提；同样以大地产为例，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农业和大工业催生的城乡分离的批判揭示了以劳动异化为特征的自然异化的后果即“新陈代谢断裂”⑧。新陈代谢实际有两个层次：自然界内部的新陈代谢和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新陈代谢。马克思主要论及第二层次新陈代谢的断裂问题。
新陈代谢是马克思后期著作中反复使用的概念，包括在《资本论》第1卷中对“大规模的工业和农业”的讨论，在《资本论》第3卷中对“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的分析”。马克思本人在其最后的经济学著作《关于阿·瓦格纳的笔记》中强调新陈代谢概念在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全面批判中的中心地位。将新陈代谢作为理论分析的概念工具涉及马克思对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地租理论以及剩余价值理论三个重要领域，在较早于《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中，马克思已经将新陈代谢与自然异化联系，从而为了将自然异化→新陈代谢断裂→生态危机的分析路径预设了可能。以下论述已经包含了对劳动异化、自然异化、工人异化、土地异化等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异化的全面批判：“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以及他们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之间存在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9]488。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的批判集中于：第一，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不断下降到最低限度，城市人口急剧膨胀；第二，上述过程所产生的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过程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地力的浪费”，这种后果通过贸易向世界扩散；第三，大工业与按照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共同起作用加剧物质变换裂缝。大工业与按照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比较，“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自然力，那末，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因为农村的产业制度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各种手段，使土地日益贫瘠”[10]917。
人对自然的异化可以被看做劳动异化的生物物理表现，两者存在于同一过程。劳动异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力的特征之一是伴随资本集中出现的大工业以及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也包括从传统的人类生活与自然新陈代谢保持基本平衡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向由资本集中与技术推动的大农业生产方式，这一特征使人类生产消费活动很快超越自然供给能力或者“自然限制”，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物物理循环平衡，当达到某一临界点，这种对新陈代谢循环平衡的破坏不仅威胁到人类后代的生存，而且危及当代人的生存安全，生态危机就不期而至。在这一过程中异化的自然属性服从于其社会属性，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异化产生自然生态系统的正反馈，而不是相反。
四、生态冲突求解：制度思辨及其他
如何由马克思生态观观察当代生态危机问题？包括认识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试作如下探讨：
1.可否借由马克思生态观分析当今
马克思生态观所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与目前资本主义成熟模式比较是针对早期资本主义。若如此，马克思生态观中的重要概念与分析机制是否能够用于分析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问题？“马克思坚持认为，只有在实践的王国中，在人类历史中，才能发现解决人类对自然异化的方案。人类对其自身的类存在和对自然的自我异化——构成了大部分的人类历史——同样在相同的人类历史中找到了解决方案——通过努力而超越这种自我异化”[4]88-89。马克思所说大部分人类历史是否也包括当代社会主义时期？最终要看马克思所分析的产生自然异化与新陈代谢断裂的经济条件是否仍然成立。我们所处社会对自然条件的占有仍有很大差别，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生产目的定位于利润最大化而不是满足社会实际需要。所以，马克思生态观对分析当代社会主义生态环境问题仍具有意义。
2.如何通过“联合”克服新陈代谢断裂
福克斯与奥康纳同样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各自均试图对马克思生态观中如何克服新陈代谢断裂或者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社会矛盾”进行归纳、探索发展⑨。福克斯对马克思的设想主要归结为走向劳动者的联合，由此克服劳动异化与自然异化并恢复新陈代谢平衡。奥康纳则将马克思的生态憧憬——实际是奥康纳本人所指称的生态社会主义理想概括、发展为“为社会实际需要生产”，而不是为利润而生产，使生产的“交换价值服从于使用价值”。至于具体实现途径，福克斯更多重复了马克思的论断，即消灭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奥康纳则强调通过“非暴力革命”，实现国家对生产条件供给的管理。不过，假如国家真正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国家对生产条件供给的管理岂不也是一种联合？
问题在于：如果将联合与生产资料所有制联系，走向联合的所有制形式究竟为何？提出这一问题是合理的，因为第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次引入“联合生产者概念”，起因是对大地产的批判，马克思认为通过联合废除土地私有财产可以“恢复人与土地的温情脉脉的关系，因为土地不再是买卖的对象，而是通过自由的劳动和自由的享受，重新成为人的真正的自身的财产”[8]86，那么资本主义农业的“大地产”形式之后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如何？第二，回顾我国政治经济学领域对马克思所有制的争论——实际是自从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一版出版就已经开始的争论，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解释为公有制也未必成立。[11-12]或许，改革以前传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践并未给予人们提供可行的明证。
笔者以为，在较长历史时期中，人类解决生态危机可能无法经由改革社会财产所有制途径，而是在一切可能情况下通过次级的联合——即广泛的生态治理合作方式，成功的合作机制可以产生于不同所有者之间，并寻求在各个层级上实现有效合作的制度框架。合作成功的可能性还在于：合作的动力既可以源于共同利益，也可能源于共同面临的风险或危机。巴雷特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地球将被一个小星星击中，我们可以相当肯定，世界上将会有近200多个国家团结起来努力使之转移。”[13]216巴雷特提醒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存在着实现生态可持续性合作的可能。若如此，世界的每一个“子集”为什么不能通过合作解决生态问题？马克思所强调的“联合”既可以从制度层面理解，也可以从文化角度分析，因为联合也体现为一种文化。尤其，当生态危机治理迫切需要多边甚至全球一致行动时，如以废除私有制为前提，就可能要等待若干世纪以后。
3.如何避免土地异化与城乡分离
马克思论述新陈代谢断裂的实际对象材料是土地，以及与土地异化对应的城乡分离和城乡对立。马克思设想中的解决土地新陈代谢断裂问题的途径有以下要点：第一，不能让土地沦为任何私人或者组织(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的所有财产，“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第二，为了人类世世代代必须维持土地效力，利用者“必须象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第三，实行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农业耕种制度，充分但理性地应用农艺方法；第四，对简单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持怀疑态度，只有农业可持续条件通过其他途径满足以后才可以考虑大规模农业。“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10]875，139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认为大土地所有者比自由农场主对土地具有更大破坏，上述思想均源于对资本主义农业的批判以及马克思所经历的历次农业革命对土地新陈代谢的影响[14]192-193。关于第一和第三，至少不会忘记，苏联的集体农场以及我国的人民公社条件下的土地集体所有实践归于失败，说明我们没有找到马克思预示的土地所有制模式；我国改革以后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尽管取得成功，但是目前其制度绩效衰减，迫切需要重新设计土地制度，城市化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已经造成土地浪费，但土地仍然是稀缺资源。我国历史上主要考虑土地的社会保障以及社会稳定功能，今后需要更多考量土地可持续性与土地利用效率问题。在一定历史时期，对劳动者、生产者拥有土地所有权可以探索。在原始公社时期，实际并存着家庭、村社与国家对土地的多层级所有制[12]。通过对不同层次所有权的具体赋权有望防止土地改革带来的问题。
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未来社会将一部分工业转移到农村，部分居民生活在遍布农村、缩小了的、小规模以及中等规模的城市，实现城乡的较高层次的融合，以避免城乡分离和对立产生的物质转换裂缝⑩。帕森特将马克思生态观中解决城乡分离的途径总结为消除社会分工(应指城乡劳动的差别)，变革旧的生产方法，促进原料共享活动，生产者联合，但最重要的是消除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15]59。这些思想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对我国城镇化模式可资借鉴。
4.“普罗米修斯主义批判”的当代意义
尽管马克思在现代资产阶级生态意识诞生之前已经开始指出对自然的掠夺行为，可能多少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强大影响，批评者认为马克思缺少生态意识。例如批评马克思的生态观点仅为“说明性旁白”，马克思后期著作中很少提及生态问题。对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主义批判”指批评者认为马克思采取了“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支持技术和反生态的观点，马克思认为技术进步已经解决了生态问题。问题的起因是生态学领域流行着技术变革是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这一看法，例如新技术可能耗费更多原料与能源，新技术产品比所替代技术或者产品产生更多污染。人们很容易想到农药、化肥与汽车等技术产品符合上列特点。对技术进步的生态后果需要制定一个标准，有些情况下一项技术在使用前很难评价其与生态问题的连接状况，但这一点最终不是困难(11)。应该承认，通过技术进步解决生态问题的可能性客观上是存在的。
5.布哈林悲剧的启示
“悲剧”并非指布哈林1938年被自己阵营内部虚构罪名而秘密枪决，而指其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生态思想者，在列宁逝世以后的斯大林时期其生态主张被贬低为“资产阶级”的诉求。福斯特指出在马克思早期追随者中布哈林在运用马克思关于人和自然新陈代谢相互作用的思想方面走得最远，如其提出人类与自然能量转换中的能量平衡准则，认为技术是社会与自然新陈代谢交换关系的主要调节力量，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调节是有限的。颇具讽刺的是，生态因素对苏联经济增长率下降以及20世纪70年代的停滞起了主要作用[4]270-273。
需要思考的是：布哈林悲剧对社会主义国家乃至推及一般政权体制，对解决生态冲突有无教谕？可以推断，就像政府需要避免严重失业和通货膨胀，从而形成对政府或者政治人物施政的约束一样，如果多数人都意识到了需要将生态可持续性置于社会目标的重要地位，也必将对政府形成约束。但是，任何政府或者政治家均有可能自觉不自觉地突破生态责任，所以需要在政权结构中(或外部)构造防止生态问题被“忽略”的硬核与保护带(包括立法、司法及其他)。布哈林同时遭受政治体制和学术体制的专制，对我们也应该是一个警示。
6.经济学“革命”有无可能
经济与社会危机导致传统的经济学被修正，经济学研究的范围、方法以及经济学规律均属于历史，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由此前行。斯密经济学的背景是原有的封闭经济体系缺乏制度效率，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与20世纪30年代危机的关联已经是社会常识，经济自由主义盛行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遭遇的滞涨难题。在全球生态危机已经影响所有人的存在时下一个“经济学”是什么？在可预见的、不远的未来有无下一个？奥康纳向经济学家发出学习马克思生态观的呼吁，仅此显然不够，马克思生态观即使是一个成熟体系并给予我们伟大启迪，也不可能提供解决生态问题的全部知识域。国内学者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做了可贵探索，建立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框架(12)，其产生普遍影响仍有待时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仍显含混和稚嫩。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年轻学科没有解决排除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经济理论的缺陷，相反却竭力在套用原有的、没有适当考虑生态约束与自然限制的理论工具分析生态问题。阿克曼对环境评价的“轻率货币化”颇不以为然，指出“很多环境的负外部性涉及不可逆损害风险、大的不确定成本、对后代人的影响、人类生命价值，这些被货币化是无意义的”[16]。但经济学者却贸然进入伦理学不敢涉足的地方，竟至出现在成本收益分析中对一个人的生命估价为610万美元(按照1999年美元价格)的“创举”[17]115。
除了全球普遍面临的生态危机，对经济学作重大修正的动力还有近年起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笔者试就如何纳入生态环境问题改造经济学尝试开出一个初步清单：首先，将宏观经济调控与产业政策、社会政策最高目标定于生态环境可持续性，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即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的新陈代谢平衡；继续开拓“生态政治经济学”领域，从社会制度与结构角度分析生态危机的因果逻辑；对于从西方舶来的现代经济学体系增加生态分析专书，使之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并驾齐驱；改造微观经济学使之像宏观经济学那样，在教科书中，除了分析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以外新增加环境产品市场均衡分析。经济学不能解决所有生态问题，但是，解决生态问题离开经济学似无可能。每一位经济学者有责任艰苦探索。
①世界银行2013年4月17日发布《世界发展指标》报告称，全球仍有12亿绝对贫困人口。据世界银行估计，到2015年仍将有9.7亿人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25美元。
②根据库兹涅茨的测算，英国、美国、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大约100年中经济分别增长7.8、27.3和51.4倍。(见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16页。)英国、美国、日本的数据统计口径分别为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据中国1949年到目前经济增长数据，并预期目前到2050年经济增长维持在3%—6%，在100年中经济增长倍数将超过100(即2050年是1949年经济规模的100倍以上)。
③见卢克莱修《物性论》，转引自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刘仁胜、肖峰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福斯特也说明，“守恒定律”并非伊壁鸠鲁的独创，德拉克利特是“第一位把它置于恰当位置的人”。马克思关于人类生态系统的“新陈代谢断裂”思想与“守恒定律”之间具有渊源关系。
④见约翰·赫德利·布鲁克《科学与宗教》，转引自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⑤国内最早介绍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是拜尔、周煦良(见《异化的再发现》，《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0年第7期)，作者认为马克思后期放弃了异化概念。1978年改革以后对异化问题的讨论很多，1984年后趋于沉寂，与当时文宣部门的政治表态有关，2000年以后相关讨论再次升温。学界对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理论中的地位从上世纪80年代到近期一直有争论。
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对马克思此处引文的生态意义存有争论，见J.克拉克《马克思关于“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之命题》，《哲学译丛》1998年第4期。作者指出马克思在另一场合把“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描述为“人类头脑的器官”，从而体现出一种相互冲突的身体形象。但“作为人的生命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已经包含“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所以很难说马克思在两种场合的表述存在冲突。克拉克竭力否认马克思自然观中蕴含生态思想。
⑦异化的社会属性应该可以消解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正统”观点所批评的“异化范畴抽象掉了阶级分析内容”。
⑧“新陈代谢”(metabolism)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不同场合分别指“新陈代谢”和“物质变换”，故在中文语境中“新陈代谢”和“物质变换”可以互换。“新陈代谢断裂”英文为“metabolism rift”。据福斯特，德语中“stoffwechsel”的基本含义直接表达了“物质交换”概念，它构成“新陈代谢”一词所包含的生物生长和衰落的组织工程这种观念的基础。详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第158页译注，以及福斯特在正文中的说明(第174页，第177—181页)。
⑨奥康纳的“第二重社会矛盾”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的矛盾，对应于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与福斯特的中心概念“新陈代谢断裂”比较，奥康纳明确自己的中心概念为“生产条件”。见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86页。
⑩见伯尔特·奥尔曼《社会革命与性革命》，转引自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页。近期我国政策上放开中小城镇户口准入，说明城市化模式选择与马克思生态学的预期趋向一致。
(11)对技术“生态标准”讨论见乔纳森·休斯《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5—227页。
(12)刘思华教授著有《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理论生态经济学若干问题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相关评介见张宇等《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报告(2010)》，《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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