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国家安全与公民自由——以冷战时期为例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美国论文,冷战论文,国家安全论文,公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11”事件后，美国上下为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所笼罩，倾向于为加强国家安全而 采取强硬措施，即使这意味着牺牲国内公民自由。本文拟在提出公民自由、美国国家安 全等概念的基础上，以冷战时期为例，分析美国国家安全与公民自由的关系，希望有关 结论有助于观察“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与公民自由之间的关系。
一、美国的公民自由
本文谈到的公民自由是指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政府不得侵犯的公民个人的自由和权 利，如言论、出版和信仰的自由，集会和请愿的权利，不受无理搜查、逮捕和迫害的权 利，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受到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以及成为被告的公民受到公正 司法程序的待遇等。(注：李道揆：《美国政府和政治》，66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美国宪法第1—10条修正案(权利法案)就公民自由做出明确规定，特别是言论 自由、出版自由、宗教和信仰自由，以保障表达自由和独立的、多样的信息来源。宪法 第14条修正案则就美国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平等保护做出了规定。美国的宪法制 定者及政治思想家们希望通过在1787年宪法中确立的三权分立、制衡以及联邦主义等政 治制度来避免因权力的过分集中而导致暴政，从而使上述这些公民自由得到保障。
公民自由在理论上得到广泛认可，但在实践中却有一个逐渐扩大的过程。在1787年宪 法通过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美国一直致力于将权利法案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各州。另一 方面，正如托马斯·杰弗逊在1798年给詹姆斯·麦迪逊的一封信中所谈到的，“为对付 那些来自国外的危险——真实的或仅仅是据称的——(我们)会以牺牲国内自由为代价， 这也许是一个普遍的真理。”(注：Morton H.Halperin and Daniel Hoffman,Freedom Vs.National Security(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77),Pix.)从美国的历史经验看 ，每当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公民自由往往得不到充分保障。18世纪末，美法关系紧张 ，美国于1789年通过《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严重损害对公民平等的保护，并对 言论、出版及宗教自由构成威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会先后通过《与敌通商法》 、《惩治破坏活动法》和《惩治叛乱法》，严重限制了公民的表达自由。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以从事阴谋破坏的极度军事危险为由”，十万多日裔美国人被粗暴地从太平 洋沿岸的住所赶至内陆拘留营，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遭到严重践踏。(注 ：[美]杰罗·巴伦、托马斯·迪恩斯：《美国宪法概论》，14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5。)
但直到冷战前，这种因“真实的或仅仅是据称的”外部威胁而牺牲公民自由的情况在 美国历史上相对较少，且每一次都具临时应急的性质。美国为扩大和保障公民自由的努 力主要受国内因素影响。但在冷战时期，维护国家安全与保障公民自由的矛盾日益突出 ，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注：[美]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 政治学》，9—1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二、美国的国家安全与安全观
美国在冷战时期出现维护国家安全与保障公民自由的突出矛盾，一个主要原因是，美 国在这一时期面临着或是感到了对其国家安全前所未有的威胁。要理解这一点就涉及到 如何界定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的国家安全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国家生存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不可侵犯性是任何一个国家界定其国家安全的底线，美国也不 例外。林肯曾于1836年宣称：“我们害怕大西洋对岸的某军事强国渡过海洋，给我们以 致命打击吗?永远不会!即使欧、亚、非洲的所有军队联合起来，以全球财富(我们的除 外)为其后盾，并由波拿巴式的人物统帅，他们在千年之内也别想以武力夺取美国的一 寸土地。”(注：Walter McDougall,Promised Land,Crusader State:The American En counter with the World Since1776,(Boston,1997),p.52.)这种略带夸张的表述，反 映了美国长期以来在国家生存方面享有的高度安全感。就内部稳定而言，与其它国家比 较，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生活保持着高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就外部威胁而言，美国没 有强邻，“两洋天险”的特殊地缘环境使其长期免受其它大陆强国的威胁、入侵(1812 —1814年美英战争除外)。
但随着科技进步和运输、通讯手段的日新月异，美国地理位置的优越性逐步丧失。现 代技术为打破美国的“两洋天险”提供了客观物质条件。冷战时期，科技革命及其在军 事上的应用使美国长期以来因地理位置而享有的高度安全感不复存在。特别是苏联掌握 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后，美国本土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可能性不断闪现在美国领导层及公 众的意识中。当这些能直接给予美国本土以毁灭性打击的武器掌握在一个与美在意识形 态和国家利益方面尖锐对立的国家手中时，美国感到其国家生存受到威胁，这种威胁在 心理上更加重了美国领导层及公众的不安全感，成为美国在冷战时期高度强调国家安全 的重要原因。
2.全球利益及影响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迈开了海外扩张的步伐，逐步成为有影响力的大国。但越 是有影响力的大国，其牵涉的利益就越多，与他国发生冲突的潜在可能性也就越大，不 安全感也会随之增加。
美国独立后长期遵循华盛顿的教诲，不卷入欧洲的政治纷争，奉行“孤立主义”。在 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美国对国家安全的理解都超越了“本土的主权和领 土完整”这一狭义概念。冷战后美国成为全球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综合实力空前强大 。但强大不等于安全。伴随美国成为有影响力的强国而来的，是其在全球的利益(包括 经济利益、政治影响等等)扩展，美国自然认为增进与捍卫这些利益与自己的安全息息 相关。
3.意识形态
美国在界定国家安全时，不但视其本身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是否得到保障，而且还以 能否有效、顺利地向世界其它地区推广和输出美国模式等，作为衡量尺度。
美国一向强调捍卫、推广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历史上很少有外部势力危及美国 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影响扩大到世界各个角落，其 理想主义的救世思想认为，世界需要美国来推行普遍的道德准则。但当美国向海外输出 其民主制度和价值观时，它或多或少地会遇到各种阻力。美国越是致力于向海外输出其 价值观，越是致力于以美国模式构造世界秩序，其遭遇抵抗、反对的可能性就越大，与 他国发生摩擦、冲突的机率也随之上升，不安全感随之增强。当这种对外输出与他国意 识形态发生冲突，尤其是与苏联这样一个大国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时，美国会产生强烈 的不安全感。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一方面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另一方面， 它在确保国家生存、维护和扩大海外利益以及向外推广其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同时遇到 前所未有的阻力和挑战，这使美国认为其国家安全问题空前突出。在此基础上，美国塑 造了它的安全观。
本文论及的国家安全观是指美国对其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及以何种方式应对此种威 胁的认识和总体原则，是美设计国家安全战略和政策的基础。一国对自己安全的评价， 既受客观现实影响，也是主观判断的结果。20世纪中叶，科技进步打破了美国在维护主 权和领土完整方面拥有的地理优势，但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出现只意味着存在直接打 击美国本土的客观可能性，至于美国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的程度，则取决于其对掌握毁 灭性武器的对手进行的主观判断。美国上升为全球大国，力图在世界范围内追求其利益 ，推广其价值观，客观上存在与他国利益及价值观的冲突，由此引发的不安全感的程度 ，同样影响着美国对对手意图的主观判断。这些判断因受国际环境和国内诸多因素的影 响，故得出的结论部分是真实的，部分则有被夸大的趋势。
三、影响美国维护国家安全与保障公民自由之关系的因素
维护国家安全与保障公民自由之间存在固有矛盾。公开性、表达自由以及独立的、多 种的信息来源，是公民自由的重要内容。政府部门有义务对公众进行解说，公众应有了 解权、监督权和政治参与权。美国为保障公民自由而设计的宪政制度以分权为原则，表 现为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及联邦制。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需要在对外政策上做出快速有效的反应，特别是对危机及突发事 件作出集中和快速的反应，因而决策应具有独立性、机密性。使用所有可能的手段来维 护国家安全常常被认为是必要的，道德因素通常不在考虑之列。维护国家安全的这种需 要导致了加强总统和行政部门的权力，突出了联邦政府在联邦体制中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在全面参与国际事务之前，美国很少面临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在美国 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为维护公民自由的努力主要围绕国内问题展开，并通过长期的 、渐进的改良而取得了一定成效。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社会自治团体在人民社会生 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样的社会中，权力和各种社会功能以一种分散化的方式，由 众多相对独立的社团、组织和群体来行使。美国的宪政制度和独立于国家的、多元的、 自我管理的市民社会等，成为公民自由的重要保障。
国家安全问题突出后，美国面临的一个很大难题就是如何在维护国家安全与保障公民 自由之间取得平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国内的一致认 识是，美国是一高度安全的国家，没有必要建立庞大的军队和情报机构。冷战开始后， 伴随美国成为全球大国而来的，是它面临过去不曾有过的安全挑战。从现象上看，当国 内各种力量在安全威胁，包括威胁的来源、形式和程度等等的看法上形成共识时，为维 护国家安全采取的措施就会以较多地牺牲公民自由为代价，并得到公众舆论的认可。这 时在维护国家安全与保障公民自由的矛盾中，前者会占上风。反之，即使美国在客观上 面临同样的安全威胁，如果国内各种力量对所受威胁程度及应对威胁手段的认识无法形 成共识，为维护国家安全而牺牲公民自由的做法就会遭到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质疑，甚 至导致尖锐的政治斗争。
四、以冷战时期为例的分析
上述两种情况曾经分别出现在冷战初期和60年代末到7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美苏利益冲突及苏联是战后除美国外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 这一事实，使美不能顺利推行充当世界领袖的目标。美苏意识形态尖锐对立，苏联有能 力和意愿在世界某些地区阻遏美输出其制度和价值观，使其不能顺利实现。美国公众对 国内共产党活动的恐惧自一战后就一直存在。二战结束前后，随着共产党在美活动的增 加，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弥漫美国政界和公众，“希斯案件”使美国人相信共产党已渗入 美国政府内部，而苏联在利用他们摧毁美国的民主制度。苏联掌握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后，拥有直接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美国在国家生存方面享有的高度安全也不复存在。 以上种种使美国在国家生存、维护和增进大国利益以及向外推广美国价值观等方面，都 遭遇苏联的挑战。
这一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观集中体现在乔治·凯南《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克立福 德1946年9月提交的《美苏关系》报告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中。这些文献都强 化了美对苏联威胁的认识，即苏联不仅阻挠美国实现领导世界的大国目标，是美国推广 其价值观的障碍，而且致力于摧毁美国的民主制度，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它们 主张美国从实力地位出发，用各种强硬手段应对苏联威胁。一种国家安全至上的观念由 此产生。
根据NSC5412/1文件规定，为对付苏联的威胁，使用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注：[美] 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21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詹姆斯·杜立特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美国的对手正在“采取任何手段，不惜任何代价统 治世界”，美国必须扩展有效的间谍和反间谍机构，必须学会用“更灵活、更精细、更 有效的方法来颠覆、破坏和摧毁对方”，而且“让美国公众熟悉、理解和支持这种对抗 哲学是必要的”。(注：[美]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214页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冷战初期，美国国内舆论在国家安全观上形成高度共识。美国决策层为逆转美国在战 后迅速向“正常状态”过渡的趋势，在国内突出强调苏联威胁以及用各种强硬手段对付 这种威胁的必要性。长期存在于美国社会的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以及当时共产党在美国的 活动，使美国各级政府、立法和司法部门以及广大公众趋向于接受美国决策层的安全观 。民主、共和两党也在此问题上保持高度一致。1947年3月底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66% 的美国人认为，共产主义对美国的政府体制是一种“非常严重”或“相当严重”的威胁 。(注：John Kenneth White,Still Seeing Red:How the Cold War Shapes the New A merican Politics,(Westview Press,1997),p.29.)在这种国家安全第一的氛围中，美 国于冷战初期建立起庞大、完备的国家安全机构，并通过1947年《国家安全法》，在法 律上加以固定。
冷战初期，美国实力超群却极度缺乏安全感。在这种不安气氛中，在维护国家安全、 铲除共产主义威胁的口号下，任何违反公民自由的措施都可以被接受。对捍卫国家安全 和民主制度愿望的滥用，使诸如联邦调查局之类的国家安全部门、行政部门、国会以及 法院都参加到这一反共反民主潮流中。国会和法院不但没能如宪法设计所要求的那样为 维护公民自由发挥积极作用，反而为这股逆流推波助澜，最典型的是麦卡锡主义泛滥。 “当时发生的并非一场政治上的论战，而是由国会带头、由司法部门执行、所有宣传工 具一起鼓噪的意欲一举消灭美国共产党及进步人士的扫荡战。”(注：行健：《美国历 史上的反共歇斯底里》(一)，载《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9年，第11期。)冷战初期 的反共歇斯底里使一个宽容、多元化的社会让位于冷酷和偏执。国家安全的需要完全凌 驾于公民自由之上。
60年代末和70年代美苏的争夺从欧洲蔓延到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矛盾、冲 突有其内在因素，但在两极格局世界，美国往往认为第三世界的得失与自身安全紧密相 关，多米诺骨牌理论及其在越南的实践就是这种思维的反映。另外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 初，美对苏的核优势让位于双方的大致均势，苏联拥有打击甚至摧毁美国的核力量，对 美国的国家生存构成威胁。基于美国的国家安全观，美国仍然面临严重的安全问题，苏 联仍是美国的主要威胁。
但美国对此种威胁及应对手段的看法却发生了不同于冷战初期的变化。虽然苏联在战 略核武器方面取得与美平起平坐的地位，但军备竞赛在以其恶性循环加剧冷战的同时， 也确立和维持了“恐怖平衡”。美苏经过冷战初期的较量，已发展起一套自我控制机制 ，谨慎地防止它们之间实际或潜在的敌对升级为战争。尽管苏联核武器威胁美国安全， 而且美苏在第三世界激烈争夺，但双方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却减少了。中苏分裂 后，美国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威胁的看法有所改变，它开始更多地从国家利益和地缘政 治的角度来看待其安全问题。
在遏制对苏联的做法上，美国开始改变冷战初期那种动员全部资源、片面强调军事实 力以及在全球各地与苏联对抗的策略，采取更加顺应国际环境变化的缓和政策和通过建 立均势来遏制苏联。安全问题不再具有冷战初期那样显赫的地位。
在越南实行军事干涉的失败，使美国内舆论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共识几乎瓦解。保守 主义者及政治上的右翼势力依然要求保持强大的国防和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存在，但即使 是他们中间，对苏联威胁的严重程度和采取何种对策等方面的看法，也存在分歧。自由 主义者和政治上的左翼势力在评估美国面临的威胁时，将越战的悲剧归结于冷战初期以 来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而膨胀的行政权力，典型的说法是出现了“帝王般总统”，他们开 始强调国内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个人自由和平等。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共识瓦解，导致 了公众舆论的活跃，国会、法院及美国公众不再认同为国家安全的需要可以以牺牲公民 自由为代价的做法。
这一时期维护国家安全与保障公民自由的矛盾较为尖锐。一方面，国家安全机构和有 关行政部门继续以冷战初期的方式行事，将国家安全的需要凌驾于公民自由之上；另一 方面，美国公众开始对国家安全至上的观念提出质疑，国会和法院也开始为维护公民自 由而发挥其积极作用。1974年底，《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央情报局卷入国内政治、侵犯 公民自由的情况，这导致国会参、众两院先后成立了调查政府情报活动的特别委员会。 特别是参议院以弗兰克·丘奇为主席的委员会，重点调查了中央情报局及整个情报界以 国家安全为名侵犯公民自由的情况。为加强对情报机构的监督，国会还先后成立了参议 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和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
长期以来，法院在涉及有关国家安全的问题上总是倾向于支持总统和行政部门的立场 。1971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先后发表一项被称为“五角大楼文件”的国 防部研究成果，引发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案。政府行政部门在该案中认为，文件一 旦公开发表，会给美国安全造成“即刻的严重危险”，并提出“第一修正案是否不允许 法院禁止一家报纸刊载其公开发表将给国家安全造成即刻危险的材料”。最高法院则在 判决书中指出，“提交本院对表达(自由)实行事先限制的任何形式的做法，均具有依据 宪法无效的严重假定”。(注：李道揆：《美国政府和政治》，13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0。)最高法院判决的全部依据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政府对言论自由和出版 自由进行事先限制。
五、两点结论
通过上述对美国维护国家安全与保障公民自由之间矛盾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两点结 论：
第一，在美国，形成国家安全与公民自由这对矛盾的前提是国家安全问题的出现。在 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为维护公民自由的实践主要是围绕国内问题进行的， 并通过渐进改良取得了一定成就，因外部威胁而引发的行政权力对公民自由的侵犯相对 较少，程度也有限。当美国面临冷战时期的国家安全问题后，维护国家安全与保障公民 自由之间的固有矛盾才使得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并没有因冷战的结束而减弱。美国仍然致力于按其构想建立世界 秩序，维护和推进其全球利益，对外输出美式制度和价值观。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与其它 国家发生冲突。与冷战时期比较，美国现在面临的对手更为分散，其意图更难判断，而 且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及其易被少数人掌握这一事实，使美国在维护其本土安全方面面 临着比冷战时期更大的困难。因此，冷战后美国维护国家安全与保障公民自由的矛盾仍 然存在。
第二，维护国家安全与保障公民自由之间矛盾的表现形式，受国内各方面在安全问题 上的共识程度影响。当美国决策层认为其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主张不择手段地对付 此种威胁、而且这种认识得到大多数美国人的认可时，满足国家安全的需要往往会以牺 牲公民自由为代价。当美国国内对国家安全所面临威胁的程度及应对措施无法达成共识 时，国家安全至上的做法就会遭到抵制，维护国家安全与保障公民自由的矛盾就会尖锐 起来。
美国立国的思想基础及贯穿其历史的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自由主义，它强调 生命、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是天赋人权，认为即使国家也不能剥夺这些权利。美国宪 法制定者们为维护公民自由而设计了较为完善的宪政制度，在美国出现冷战时期那种国 家安全问题前，它已有一套维护公民自由且较为完善的宪政制度和独立多元的市民社会 。当维护国家安全与保障公民自由出现矛盾时，美国相对而言已是一个公民享有广泛自 由且民主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安全完全凌驾于公民自由之上的前 提，必须是全社会对以牺牲公民自由去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性形成高度的共识。在美国 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要达到这种高度共识非常困难，只有在诸如珍珠港事件、冷 战初期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以及目前“9·11”事件的特殊背景下才能形成。
从历史上看，在美国舆论一律更多地是例外而非常态，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也是如此。 由此观之，目前因“9·11”事件而在美国国内引发的以国家安全为由而牺牲公民自由 的状况，不太可能长期持续。美国人不久又会认识到，国家安全的维护是不能靠牺牲国 内公民自由而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