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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16(2001)05-0013-04
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适应中国革命实际的需要，认识论问题的研究始终居于突出的地位。如果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整地、系统地中国化，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那么，毛泽东认识论思想则是最集中地体现了这个基本特征。因为，毛泽东以认识论的研究为基础，不断地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从多方面阐发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离开对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研究，就难以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联系，就难以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乃至整个毛泽东思想。深化对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一、毛泽东认识论思想是一个发展过程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和发展当然不能离开整个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但也有其自身的思想进程。从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角度看，一方面确认某一著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理论标志，并反映出毛泽东认识论思想形成的某一进程，但不能认为该著作同时完全显示了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特色；另一方面，确认某一著作为毛泽东认识论思想形成的理论标志，也不能简单认为它就是认识论思想的全部。实际上，毛泽东认识论思想是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到一定阶段而显示其理论特色的，以后又在实践和理论方面，对它不断增添新的内容。
在思想史的意义上说，当毛泽东完成由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后，就开始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萌芽和形成，《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
《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基本理论标志。因为《反对本本主义》第一次提出“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的马克思主义论断，深刻地论述了“必须洗刷唯心主义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的重要性，批判了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思想的错误，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这一切都蕴含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的内容，既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上，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又表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已经形成。
但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反对本本主义》一方面包含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观点，并能自觉运用这些观点；另一方面，它又只是在在批判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中，提出建立正确的思想路线的根本方面——“调查情况”、“了解中国”，而对于正确的思想路线的认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则没有展开，毛泽东认识论思想中最关注的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辩证统一思想还没有涉及。
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产生了诸如《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延安整风时期的一系列重要著作。从认识论角度看，可以把《实践论》作为毛泽东认识论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因为《实践论》运用实践的观点和辩证方法，结合中国革命实际，阐发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内容，对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知”和“行”的关系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其中有许多创新和发展。
《新民主主义论》虽不是一篇专门的认识论著作，但它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运用和发展。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重大问题时，提出了解决问题应有的科学态度，即“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种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他还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尺度”；认为，马克思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和“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的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的论断，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第一次明确地概括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如果说，毛泽东的《实践论》解决了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辩证关系问题，那么，《新民主主义论》提出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思想，则是对毛泽东认识论的重大发展。毛泽东的认识论思想，正是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前提下，从思想路线到工作方法，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应用，形成了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以特别重视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为特色的认识论。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挥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学的能动性”。
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不断增添新的内容。1960年，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说，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但仍然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调查它、研究它，从而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自然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1964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据此，我们绝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在主观能动性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就否认毛泽东在认识论上的贡献。
二、《实践论》在毛泽东认识论思想中的地位
我国哲学界，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多以《实践论》为蓝本，阐述毛泽东的认识论思想，以至哲学教科书中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论述的框架结构，也基本是《实践论》的放大。国内外对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褒贬，亦由此产生。因此，正确把握《实践论》的理论观点，科学评价它在毛泽东认识论思想中的地位，就显得十分必要。
如上所述，《实践论》是反映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把握《实践论》的理论内容，一个重要的视角就是厘清它的逻辑结构。
概括地说，《实践论》的逻辑线索在于：紧紧抓住主观和客观这一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以认识论与唯物史观相统一为理论前提和逻辑前提，以对社会实践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概念的科学界定为基础，通过对认识辩证运动过程的系统论述为中介，达到对认识运动总规律的揭示这个逻辑终点。这一逻辑结构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逻辑起点突出。
《实践论》是以认识论与唯物史观的高度统一为理论前提和逻辑前提的，并把它贯穿于《实践论》全部论述的始终，从而凸现出马克思的“社会生活在本质是实践的”思想。《实践论》的开卷就直接指出了旧唯物主义认识论根本缺陷——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这实际上是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同于旧哲学认识论的根本之点在于认识论与唯物史观的统一。对此，《实践论》作了如下几个层次的具体论述：
1、《实践论》认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这就明确地指出了，认识对于实践以及认识论对于唯物史观具有依赖关系的根本原因。在唯物史观形成时，马克思就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1](P29)《实践论》则进一步指出：“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规律、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同时，《实践论》还指出，社会实践的其他形式对人的认识发生和发展都具有深刻的影响。
2、《实践论》在指出人的认识是随着生产活动的发展而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唯物史观对认识论的意义，认为在唯物史观创立以前的很长历史时期内，人们对社会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当伴随随着大工业而出现无产阶级，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时，对于自然界和社会方面的认识，才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3、《实践论》把认识的真理性标准提到认识论与唯物史观相统一的高度。它在论及这个问题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为基础，进一步指出，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社会实践的结论是判断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这样的阐发，不仅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思想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的实践基础，而且也体现了毛泽东后来特别强调的“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在实践中所表现出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决生产力”[2](P1079)的价值取向，从而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个根本之点上，把认识论与唯物史观高度统一起来。
（二）逻辑中介新颖。
系统地阐述认识的辩证运动过程，是《实践论》的逻辑中介，也是它的主体部分。
一方面，《实践论》以大量的生动实例，科学地描述了一个具体认识的两次飞跃，其基本思路是：人们在基于实践获得关于事物的感性认识之后，必须使认识运动推移到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理性认识阶段，达到认识论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这种推移运动是在社会实践中得以实现的；理性认识回到社会实践，是更为重要的飞跃，它既是实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过程，又是检验和发展理论的过程。
另一方面，《实践论》又以中国哲学长期争论不休的知行关系为视角，为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展开地论述了认识发展过程，解决了认识发生于并服务于实践的问题。这一论述的新颖之处在于，切近了人们的生动的认识活动，具有极大的说服力。这就使《实践论》在许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进而既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把实践是认识基础的观点系统化，把认识发展过程具体化，使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问题进一步得到发挥；又具有特殊的实践价值——通过对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机会主义错误的认识论根源的分析批判，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逻辑终点科学。
《实践论》的逻辑终点是对认识运动总规律的科学概括。这既是对人类实际认识运动发生和发展过程的科学抽象，更是认识论与唯物史观相统一的必然逻辑要求。这一逻辑终点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落脚点，也是中国革命实践活动的逻辑必然。
《实践论》在分析了认识运动辩证途径之后，科学地揭示了真理发展道路和认识运动总规律。其基本思路是：
1、认为人的认识经过“两次飞跃”，多次反复后，如果在实践中得到了预想的结果，对于一定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来说，人们的认识运动又是没有完成的。
2、由于社会实践是无穷无尽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也是无穷无尽的，任何真理都有两重性。
3、精辟地论述了“两个改造”及二者的辩证统一。
4、在概括总结真理发展过程、认识辩证运动过程的基础上，提出了认识运动总规律。
在这里，值得提出的是，《实践论》认为，遵循客观的认识运动的辩证过程，获得真理性认识，既是为了改造客观世界，也是为了不断地提高人的认识能力；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两个改造”的有机结合，是无产阶级的历史责任，“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共产主义时代”。就此而言，《实践论》包含着主体性——主体素质建构的思想。“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是能被意识到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3](P30)“思想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3](P31)“自从历史也被唯物主义地解释的时候起，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4](P224)“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思想，集中起来说明了一个问题：离开唯物史观，认识论领域的变革是不会发生的，科学的认识论是不能建立起来的。因此，正确理解、运用和丰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一点也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论》的逻辑结构的全部意蕴也就在于此。
然而，又必须看到，由于《实践论》研究的侧重点，使它对于人类认识活动的揭示，还仅限于客体的现象和本质、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上，对于认识辩证法和其他方面并未阐述。比如，对于人类认识这一复杂过程的具体环节、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认识活动中的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实践论》都未作出说明。
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提供的资料看，在《实践论》问世后，毛泽东拓宽了认识论研究的领域，注意研究一般与特殊的关系。1952年，《矛盾论》修改发表时，毛泽东明确指出：“就人类认识活动的秩序来看，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以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显然，《矛盾论》中的上述思想，是在《实践论》的基础上，明确地论述了人类认识发展的逻辑进程。
总之，《实践论》在毛泽东认识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它又只是毛泽东认识论思想发展中的一个环节。我们不赞成任意拔高或贬低《实践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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