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雅姝[1]2003年在《“东西南北”与方位文化》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汉语中“东西南北”同族词群的特点及文化蕴涵。“东西南北”作为汉民族定四至的基本方位词，历来受到研究者的普遍关注，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从词义与方位文化相结合的角度，全面研究其同族词群的研究成果。 《辞源》、《汉语大词典》、《倒序现代汉语词典》共收入1782条同族词语，其中，“东方、南山、东食西宿”等正序同族词1734条，“做东、败北、天南地北”等逆序同族词48条。其中，双音节词语1110条，叁音节词语261条，四音节成语或固定短311条，四音节以上的固定短语31条。 本文借鉴前辈学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运用历时考察与共时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结构分析与文化解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东西南北”及其同族词群与方位文化之间的关系。 本文从叁个方面考察分析了“东西南北”与方位文化的关系：第一方面考察了“东西南北”与传统方位观念；第二方面分析了“东西南北”同族词群的特点；第叁方面分析了“东西南北”的文化蕴含。 通过上述分析指出：汉民族“尊东南”“卑西北”的传统观念，来源于“日落”“日出”的自然现象和“喜暖恶寒，向阳背阴”的传统习惯；“东西南北”的构词及其对称使用严格遵循“尊在前，卑在后”的排列次序；“东西南北”与汉民族传统的阴阳观和五行观有着密切的语义文化对应关系。 为了更全面地分析汉语方位词的的文化蕴涵，论文在最后一章考察分析了汉民族传统的“尚中”观念。
张丹[2]2014年在《汉语方位词的文化语义研究》文中认为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文化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它主要研究语言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在文化语言学的背景下，文化语义学是研究的语义与文化的关系，在对语义与文化的研究过程中，尤其侧重于对语言中词汇的文化内涵进行探索。随着社会的发展，研究词汇的文化内涵对于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以及词汇教学有着重要的意义。方位词作为汉语词汇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体现了从古就有的方位观念，而且还具有很多文化内涵。上世纪末，受到文化语言学及认知语言学的影响，从文化及认知的角度来研究方位词的文化语义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目前学术领域对于方位词文化语义的研究涉及范围很广，学者们或者从共时角度，或者从历时角度来研究汉语方位词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但还尚未有系统地对方位词的文化语义进行全面分析的文章。所以研究方位词文化语义的内容，需要将共时历时结合起来，系统全面地进行分析。本文从文化语义的角度出发，对汉语方位词所蕴含的文化语义进行系统地分析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汉语方位词文化语义的特征以及形成原因。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叁部分构成，主要内容是：绪论部分主要是在对文化及文化语义学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限定了方位词文化语义研究的范围。进而对方位词及其文化语义研究的现状进行系统分析，并简要论述了方位词文化语义研究的意义和方法。正文部分共分为叁章。第一章具体分析了方位词“东、西、南、北、前、后、左、右、上、下、内、外、中”的文化语义。在此基础上，第二章主要从系统性、对称性、民族性、历史传承性及依存性等五方面简单介绍方位词文化语义的特征。最后，第叁章主要探讨了方位词文化语义形成的原因，主要是从形象化的语言运用、一体化的空间观念、伦理化的思想意识及隐喻化的认知模式四大方面与汉语方位词文化语义形成的原因进行论述。结语部分主要是总结整篇文章，并提出论文存在的不足之处及可以深入研究的内容。
刘国辉[3]2009年在《英汉方位词“东西南北”的应用模式及其文化认知取向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独特方位表征模式,英汉语也不例外。表面上看,英汉语都存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但在具体表征模式方面却相差甚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前者以"南北"向为主轴,后者以"东西"向为主轴;(2)前者以自然方位为主导,简明客观;后者以人文方位为主导,复杂主观。其主要理据在于英汉语背后所隐含的文化认知取向差异。
肖丽双[4]2013年在《《山海经》方位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山海经》是上古时期的一部重要文献。书中主要记载山脉分布、河流的走势、郡国的地理位置等,用到了大量表达空间范畴的方位词。但现有研究多选取书中部分例证,对全书的方位词作全面系统研究的较少。因此选择《山海经》方位词为研究对象,进行穷尽性考察,并作共时历时比较研究和认知分析,以展示《山海经》方位词在方位词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文章共分四部分。绪论部分主要对研究概况、选题意义、《山海经》的内容及研究所用底本和研究方法作了说明。第二部分从方位词界定入手,对《山海经》方位词进行穷尽性地统计,从语义、语法功能两方面进行静态描写,观察《山海经》方位词系统的全貌。第叁部分将《山海经》与同具地理性质的文献《尚书·禹贡》、《穆天子传》、《淮南子·地形训》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山海经》方位词的特点。第四部分对《山海经》方位词进行认知分析。通过研究可知,《山海经》方位词数量较多,语义以表空间意义为主,能充当的语法成分多且灵活多变,以作状语为主。搭配的词类较多,其中与之搭配的名词范围大为扩展。方位词未有表等级或地位的隐喻义,可作为该书具有明显地理性质的佐证。词义丰富,语义指向上有泛化趋势。语义具有自足性,大都可单独作状语,但也有用介词来介引方向的用例,介词结构作状语是表达方式上的变化与互补。成对方位词应用具有不对称与不均衡性。从认知角度分析《山海经》方位词可知,在空间参照定位中,叙述者对方位词的选用与表达空间范围宽窄、人类辨认方向的可能性、是否与自身相关且事物对称相关,而参照物的选择要具有确定性和已知性,避免交流上的误差。信息接受者根据自身知识经验对信息进行解读,对信息的理解具有主观性。
金安辉[5]2003年在《《诗经》中的“东、西、南、北”及其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诗经》中大量的“东西南北”在很多情况下并不仅仅是表示方位 ,还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及情感色彩 ,体会出这层含义 ,对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诗经》不无裨益。《诗经》中的这些方位词对以后的中国诗歌发展也起到很深刻的影响。
郭继[6]2016年在《“方”及语素“方”参构词的语义分析和文化阐释》文中认为本文以“方”及语素“方”参构词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对“方”的语义作以分析；然后分别在空间语义场,宗教语义场和道德语义场中,对“方”参构词的语义内涵予以考察；同时,分别着重阐释“方”参构词蕴涵的传统方位文化,传统方祀文化和传统方正道德文化。
何世和[7]2011年在《《水经注》方位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属于专书语法研究。《水经注》成书于公元六世纪,时值南北朝末期。该书以水道为纲,详细记载了河道的历史变迁,河道流经地域的自然概况、军事交通、物产风俗、历史事件,甚至是民族和宗教的变革也详加记述,其内容涵盖地理、历史、考古、文化、军事、水利、民族、宗教、艺术等诸多领域,可以称为一部举世无双的地理百科全书。同时,该书还是反映中古时期汉语发展水平的重要语料。中古时期上承秦汉,下启隋唐,是古汉语语法发展的关键时期,现代汉语的许多语法现象都可以在中古时期的文献中找到源头。《水经注》是一部综合性地理着作,资料保存较为完整,语言规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北魏时期中原雅言的语言面貌。方位词的产生则要追溯到商周时代,甲骨文中就出现了一些基本的方位词,可以说方位词系统体现了汉民族先民认知空间的特点。但是学术界对于方位词的研究则起步较晚,研究对象多集中在现代汉语方位词,研究方法和理论依据都深受西方语言学的影响,甚至对其分属的词类仍存在争议。古汉语的专书方位词系统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因此,选取中古时期的地理着作的方位词系统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中古时期的方位词的发展轨迹,可以为研究近现代汉语方位词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脉络提供理论支持。论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章:绪论。介绍《水经注》的主要内容、版本和研究价值,汉语方位词的研究现状、方位词定义的界定和文章的研究对象。第二章:《水经注》方位词分类及其源流考。将《水经注》中的方位词进行分类,对方位词的用法进行详尽的统计分析,利用图表进行总结归纳;考察每个单纯方位词的源流,通过与《左传》《论衡》《世说新语》中相应词的量化比较,描写其发展轨迹。第叁章:《水经注》中方位词的语法功能与语义分析。考察方位词及方位结构的句法分布,分析方位词表义的“泛向性”特点,探讨成对方位词使用不平衡性的原因。第四章:由《水经注》的并列式合成方位词的语序看汉民族认知空间的特点,通过与英语的多范畴比较分析得出结论。第五章:结论。在对《水经注》方位词系统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对方位词的性质、源流和发展轨迹、语法功能和语义特点做出归纳总结。
蒋冰清[8]2009年在《汉英方位词东西南北表达语序的对称与不对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方位词东、西、南、北在汉英语言中的表达语序既有对称性的一面,又有不对称性的一面。其中,对称是相对的,不对称是绝对的;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人们在指称方位时参照点的选择不同,又有人们认知策略的差异,还有民族之间不同思维模式和不同文化心理的差异。此外,还有方位词之间的相互制约,语音修辞的需求等因素。因此,人们在探究汉英方位词东西南北表达语序的对称与不对称时,不能用单一的某个理论或视角阐释,而必须对其进行立体性的透视,否则,往往会造成理论上的纰漏。
梁晓丽[9]2010年在《现代汉语方位词“东、西、南、北”的文化内涵及语义分析》文中认为关于现代汉语方位词"东、西、南、北"的本义和来源,大约有两种典型的观点,它们持着恰好相反的观点。本文从"东、西、南、北"这几个方位词的文化内涵及人们认知的角度进行探索分析,试图找出它们是一个自足系统的理据。
毕桐昊[10]2017年在《现代汉语方言方位词不对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空间是人类认知世界所建构的一个范畴,目前对于现代汉语空间方位词研究较多,但是对于现代汉语方言中的空间方位词的研究则较薄弱,利用标记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将促进语言研究的发展。现代汉语方言方位词中存在大量的不对称现象,本文以《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中的42本分卷词典为基础,选取其中“上”、“下”、“前”、“后”、“里”、“中”、“内”、“外”、“左”“右”、“东”、“西”、“南”和“北”十四个词及其所组成的短语,运用标记与空符号理论,对现代汉语方言方位词进行整理与统计。离析出汉语方言方位词中的有标记项和无标记项,在前人基础之上,从文化和认知角度分别对汉语方言方位词中的不对称现象进行分析。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受到认知方式和文化的影响,对空间方位概念的理解也是如此。通过对“上下”、“前后”、“里内中外”、“左右”、“东西南北”五组方位词的分析,发现其中每组所体现的不对称现象并不完全一样,有些与前人研究相符,而有些则与前人研究相矛盾,还存在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上下”一组中,“上下”是最早被认知的方位词。统计数据显示“上下”不对称符合频率标准和组合标准,并且从“上下”的文化意义角度来说,“上”表示文化意义的词的数量少于“下”类词,符合组合规则。从肯定和否定的对立角度来说,“上”为无标记项,“下”为有标记项。“前后”一组中,频率统计数据与频率原则不相符,其主要原因在于“后”类词中存在大量表示身体部位的词,而在“前”类词中却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在表达人和动物身体部位的词语中,又用“后”来标记大量词语,产生了不对称现象;不同方言区之间同实异名现象,最终导致频率统计数据异常。组合统计数据则符合组合规则,“前”为无标记项,“后”为有标记项。“里外内中”一组中,表1数据同样不符合频率标准,但却符合聚合标准;表2数据也与组合原则不相符,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内、里、中”在聚合中作为构词词素,每个都有很强的构词能力。亲属称谓方面,因直系亲属无需加标记,而表示关系疏远的“外”则成为有标记成分。此外,在亲属关系中,“内人”因表示“妻子”义,所以“内”与“外”同义,亦表示“外家”。“中”因可指称“中国”,因此“外”与“中”相对,指“外国、外国的”。“左右”一组中,表1数据不符合频率标准,原因在于存在大量的“左撇子”的别称,导致表1数据异常;表2数据符合组合标准。因为人类大多为右利,右手又被称作“顺手、正手”,左手则被称为“济手、反手、借面手、反介”。方言中既有以右为尊,也有以左为尊,以右为尊的多一些,这与历史文化背景和对“左右”是相对定位有关。从传统文化认知上来说,“东”和“南”是无标记项,“西”和“北”是有标记项。“东西”一组中,频率统计数据不支持频率标准,组合统计数据则符合组合标准,导致频率统计数据异常的原因在于“西”作为标记,表示外来事物,且这类词数量较多,“东洋”所构成的词虽然也表示外来事物,但数量较少,而且与“西”为同义词。数据显示“南”、“北”的数据既不符合频率标准,也不符合组合标准,在方言中,以“南”命名的地名多于以“北”命名的地名,原因无从知晓。从认知角度看,东西因表示较近距离而成为无标记项,南北因多表示较远距离,而成为有标记项。
参考文献：
[1]. “东西南北”与方位文化[D]. 靳雅姝. 延边大学. 2003
[2]. 汉语方位词的文化语义研究[D]. 张丹. 沈阳师范大学. 2014
[3]. 英汉方位词“东西南北”的应用模式及其文化认知取向对比研究[J]. 刘国辉.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4]. 《山海经》方位词研究[D]. 肖丽双. 陕西师范大学. 2013
[5]. 《诗经》中的“东、西、南、北”及其对后世诗歌的影响[J]. 金安辉. 辽宁教育学院学报. 2003
[6]. “方”及语素“方”参构词的语义分析和文化阐释[D]. 郭继.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7]. 《水经注》方位词研究[D]. 何世和. 辽宁师范大学. 2011
[8]. 汉英方位词东西南北表达语序的对称与不对称研究[J]. 蒋冰清.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学报. 2009
[9]. 现代汉语方位词“东、西、南、北”的文化内涵及语义分析[J]. 梁晓丽. 语文学刊. 2010
[10]. 现代汉语方言方位词不对称研究[D]. 毕桐昊. 广西师范学院.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