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合式”解读——写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之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合式论文,建设工程论文,写在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4)08-0001-09
中央最近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其中的一项基本任务是：“加强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回答哪些是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在此基础上，“建设 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体系”，编写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 的基础理论教材。为了完成这项基本任务，从哲学方面来说，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工作，分析其状况，整合其成果，发扬其精神，是十分重要的。
在做这种研究工作的时候，人们都会注意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 学研究出现了同时并存又相互作用的两种趋向：一种是“现实化”、“本土化”的趋向 ，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运用于新的时代的新的实践，推进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中国化事业，促成这一哲学的与时俱进的发展。另一种是“学术化”、“个性 化”的趋向，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学术思想，力求在解读、阐释文本以及跟其他 哲学比较的过程中，形成个人性的独特见解，以期对哲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本文以理解方式问题为切入点来寻找两种趋向的整合之路。先讨论研究者们所使用的 各种不同的理解方式，对其是非得失作出评论；再讨论诸理解方式的相互借鉴、同时并 用，期待由“大家”牵头，吸收有不同趋向、用不同方式研究的学者参与，形成对马克 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解读和整体阐释。本文确认各种理解方式均有其合理性 ，是为“分”；又论证把各种理解方式整合起来的必要性，是为“合”。由此证明：尊 重“分”，尊重研究者个性，尊重多样性研究成果；倡导“合”，组建研究者群体，寻 求统一性理解。这是实施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完成它在哲学方面的任 务的必由之路。
一、“前联系”：发生学的理解方式
马克思哲学是西方哲学发展中出现的革命性成果。它对在它之前的西方哲学有着既继承又革新的扬弃的关系。因此，解读马克思哲学是离不开对它的发生学研究的。本来，这是学术研究的常规，但是，近几年却发生值得提出来加以思考的现象。这就是有些学者不是按照“正顺序”，考察后起哲学对先行哲学的继承和超越，从而也能历史地肯定先行哲学的地位和价值，而是按照“逆顺序”，把后起哲学纳入先行哲学的框架之内，既否定了后起哲学的创新价值，又夸张了先行哲学的本有意义。用这种“逆顺序”的方法来解读，背离了发生学研究的基本要求，要马克思回到费尔巴哈去，回到黑格尔去，回到康德去，这是很不科学的。
例如，关于康德的“实践”与“自由”、黑格尔的“实践”与“自由”、马克思的“ 实践”与“自由”三者之间的联系的考察，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按照“正顺序”，我们 知道：康德的“实践”是指人的道德、政治、宗教的践履；他的“自由”是在道德实践 中基于普遍必然的先天道德法则的意志自决的“自由”，它与自然必然性无关。黑格尔 的“实践”则超越道德范围而进入人的总体活动，它同自然必然性联系在一起。黑格尔 的理论观念是反映自然必然性的；而他的实践观念则反映人的目的和为目的服务的主体 选择的。他认为：理论观念扬弃了主观性的片面性，把握住了“走着自己的路”的客观 世界；实践观念扬弃了客观性的片面性，即使客观世界为主体所用，将人的目的变成改 变客观世界的效用。这样的双重扬弃才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注：黑格尔：《逻 辑学》，参看《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8-186页。)黑格尔的“ 自由”就是实现这种统一的“自由”。马克思的“实践”直接地批判继承了黑格尔、也 就是扬弃了康德的狭隘意义上的“实践”，马克思的主要贡献在于：从“思辨”走进人 类生活，把生产劳动实践看作最基本的实践，从而建立起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的“ 自由”是人类实践的指向，是在生产实践极高发展阶段上的、摆脱了分工限制和社会束 缚的“自由”。“逆顺序”的解读者，按照康德哲学的“实践”和“自由”来改写马克 思。说：生产劳动实践“只是认识论和科学技术意义上的实践形式”而没有本体论的意 义；“人类在政治、法律、道德和宗教方面的实践活动”才是本体论的“实践”，只有 在这些领域里，马克思哲学的人文关怀维度才会清晰地呈现出来，人才获得“自由”。 这显然违背了马克思哲学的本意。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对生产劳动实践和自由的关系作了科学的论述。他认为： 人类在实践的极高阶段上所获得的“自由”，是超越生产劳动实践领域而达到的艺术创 作似的“自由”。用他的话说，“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的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 终止的地方才开始”，而生产实践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但是，我们必须指出 他说的另外两点：第一点，即使在生产实践领域也会达到“自由”状态：“社会化的人 ，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 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第二点，生产劳动实践的“必然王 国”是越出这一范围的“自由王国”的基础。人类只有在生产劳动实践得到极大发展、 “工作日大为缩短”的前提下，才能进入超越生产劳动必然性的自由王国。(注：马克 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26-927页，第498页。)这些思想显然 是吸收了康德的合理思想的，但在整体上是康德那时不可能达到的，也是黑格尔所不可 能达到的；关键在于：马克思创立了以生产劳动实践为基础的，作为人类生存方式之揭 示的，全面、历史的实践论。
这里的分析说明：发生学的理解方式，就是“正顺序”的理解方式，就是历史地存在 的哲学前后相继，它们既继承又批判的扬弃的理解方式。它是正确的理解方式，而用先 在的哲学来改写后继者哲学的“逆顺序”的理解方式则是反发生学的，是达不到正确解 读的目的的。
二、“自联系”：马哲史的理解方式
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是作为学术史而存在的；哲学史的理解方式是哲学的总体性的 理解方式。这就不仅要研究某一哲学同它的先行哲学的“前联系”，还要研究这一哲学 自身历史的内在联系，我称之为“自联系”。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它经历了复杂 而漫长的历史过程，更必须这样做。如果说在“前联系”解读中必须区分“正顺序”和 “逆顺序”这两种方式的话，那么，在“自联系”解读中则必须区分“同质解”和“异 质解”这两种方式。所谓“同质解”，就是把马克思毕生中写出的文本，不问他本人哲 学思想的酝酿、准备、转变、成熟、更新、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一律看作是“质”上 相同的，因而，任意抽出其中一本就视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作，借此证明马克思 主义哲学即是如此这般。同时，也把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的文本一律视为“同质 性”的，借此以其他人的某一著作看作是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作，这样 做，取消了“自联系”问题，只能造成一片混乱。所谓“异质解”则相反，历史地研究 每一个文本，弄清各自的产生背景、特定课题、基本观点，进而弄清各种文本间的相互 关系。这才是“自联系”的理解方式。
1.马克思所写哲学文本的“自联系”。南京大学孙伯鍨、张一兵教授和他们的学生们 ，对于马克思的哲学文本作了历史的、精细的、力求还原的解读。虽然这种解读带着他 们的独特视野和某种局限性，但毕竟基本地厘清了马克思文本的“自联系”。这是我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张一兵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建构历时性地存在着 三个理论创造高峰：一是1844年，其最重要的文本是青年马克思建构人本主义社会现象 学的《巴黎笔记》中的《穆勒摘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二是1845年1月到1 846年12月，其最重要的文本是马克思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即创立其广义历 史唯物主义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致安年柯夫》；三是 1847年到1858年，其最重要的文本是马克思建立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和历史认识论 上的历史现象学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是“马克思哲学思想进程中的三大 话语转变和认识飞跃”。(注：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 “导言”，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导言，第20-21页。)对张一兵解释中的一些概念 如“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现象学”等，人们未必同意 ，但1842年到1844年是马克思转变其哲学思想、迈向历史唯物主义境界的时期、1845年 1846年是马克思创立其新哲学即“新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时期、1847年1858年 在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发展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这几点是可以达到共识的。这就基本 上揭示了马克思文本的“自联系”了。在这种“自联系”中，弄清《1844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的理论实质和历史地位极为重要，它关系到对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和全 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理解。现在，国际国内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仍然争论 不休。应该说孙伯鍨先生的判断是准确的：在《手稿》的异化劳动理论中，既有抽象 人本主义的“思辨逻辑”，又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逻辑”，二者并存，但后者 “还没有占据支配地位”。(注：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5年，第178页。)也就是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由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 义转变的中介性、二重性的著作，是合乎文本实际的。
2.马克思所写哲学文本和恩格斯1873年后写的哲学文本的“自联系”。对于这个“自 联系”，我国哲学界有三种判断：一种是同质判断，认为恩格斯写的《反杜林论》、《 自然辩证法》、《费尔巴哈论》跟马克思的三大文本(前引张一兵书中所提的《关于费 尔巴哈的提纲》等三个文本)是一致的、统一的。一种是异质判断，认为恩格斯的上引 三部著作，同马克思与恩格斯本人在创立他们的哲学时所写的文本有着视域的转换：从 《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现存感性世界为对象、以使这一现实世 界革命化为宗旨的视野，转换到以同人无涉的无垠宇宙为对象、以为研究宇宙中诸物质 运动形式提供方法为宗旨的视野；因而也就有着哲学实质的转换：从《关于费尔巴哈的 提纲》等著作所主张的以实践论为核心的新唯物主义，转换到以物质论的唯物主义和运 动论的辩证法相统一的物质本体论的辩证唯物主义，把实践论缩小在认识论中。还有一 种是发展判断，认为恩格斯的上引著作把马克思和他共同创造的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为辩 证唯物主义。(注：黄楠森：《再论本体论》，《人文杂志》1990年第5期。)比较这三 种判断，把握马克思的哲学文本同恩格斯1873年之后写的哲学文本的真实关系，是“自 联系”解读中的又一个根本问题。
3.马克思哲学与列宁哲学、毛泽东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长河中的“自联系”。这个 “自联系”问题是第二方面“自联系”问题的合乎逻辑的继续。列宁哲学同马克思创立 的“新唯物主义”、同恩格斯后期所主张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怎样联系的，对这个问 题至今仍必需研究。解读列宁的文本，人们发现列宁1908年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 主义》是直接经过普列汉诺夫哲学而同恩格斯1873年之后的哲学思想联系着的，强调马 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第10页。)而列宁在1914年之后写的《哲学笔记》以及直接领导俄国十月革命时期和 革命后总结胜利的一系列文本中，按照他在社会实践中的新体验更多地重视马克思“新 唯物主义”的阐释和发展。列宁关于实践不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的标准”，而且 是世界观或对象意义上的人和事物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的论断；(注：《列宁选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9页，第776-777页。)关于在具备了充分条件时， “十倍地增强了”的“工农的力量”勇敢实践，取得政权，“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 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的论断；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同“个别发展 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 95年，第419页，第776-777页。)的辩证关系的论断，都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实践论 历史观的关于“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的论点。研究毛泽东哲 学，人们也会发现：他的哲学的实质是同马克思的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一 脉相承的。毛泽东关于世界是我们生活其间的世界，人民群众的实践“将整个儿地推翻 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的论断；(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296页。)关于辩证法“最重要方面是能动性”的论断；(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11页。)关于辩证法规律在实践中展开“有个主观能动性 的问题”的论断；(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7页。)关于 人的实践创造过程有着从客观出发“设置对立面”的矛盾建构的论断；(注：《建国以 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7页、第109页、第196页。)都突 出了马克思哲学以唯物主义为前提的实践论和实践精神。同时，研究毛泽东晚年所犯错 误，推究其哲学根源，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真谛。
4.马克思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联系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联系”。 我在自己写的一部书中这样说过：“对马克思学说的继承、应用和发展，有两条基本线 索：一条是由列宁主义带头的线索；……与此同时，还有一条基本线索，这就是生活在 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以20世纪以来不断变化的新情况为背景，以 对资本主义现实制度的社会批判为主题，作出了他们对于马克思学说的解释。”(注： 拙作：《实践问题和矛盾问题新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4页。)“西方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先驱者、创始人拉布里奥拉、葛兰西、卢卡奇等人，他们对马克思哲学的 实践论核心的强调与阐发，具有很高的正面价值。拉布里奥拉所说的，现实的历史是“ 人的作品”，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实践哲学”；(注：拉布里奥拉：《关于 社会主义和哲学的探讨》，意大利文版，1897年，第216-217页。)卢卡奇所说的，辩证 法的主题和核心是“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只是关 于社会的理论，关于社会的哲学”，“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注：卢卡奇：《历 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4页。)对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有重要 的启示。但对于他们把马克思超越“从前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理解为超越唯 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否认建立马克思主义“自然哲学”的可能性等论点，则不能赞 同。在他们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众多，边界模糊。但是，只要我们辩证 地把握他们同马克思哲学的联系，对于解读马克思哲学仍是有很大帮助的。比如，哈贝 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G·A·柯亨的社会生产结构学说，均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三、“后联系”：对话式的理解方式
这里所说的“后联系”，是指马克思逝世以后，他的哲学一方面被列宁、葛兰西等人 分别继承、发展，另一方面又被非马克思主义的其他西方哲学流派所研究、批判、借鉴 ，就后一方面说，就是站在马克思之后的时期，借助于研究者实现马克思哲学与其他哲 学之间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马克思的哲学不断地接受挑战，又以其时代性向其他哲 学发起挑战。在“挑战——应战——挑战”的反复中，凸现马克思哲学的本真规定和不 朽精神。当今中国哲学界很重视这种解读方式。《哲学研究》杂志2004年第3期的一个 “编者按”中对此作了这样的判断：“90年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则更多地采用 ‘问题——现代西方哲学(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介性工具——经典’的方法”， “这既有着逻辑的现实的深刻根源，也是探索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对这种转变的功过作 出客观的评价还为时过早，但及时地反思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却是必要而意义深远的”。 本文作者认为，对话式解读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问题在于：在对话中到底对马克 思哲学采取什么态度?
1.维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硬核，同时吸收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思想资料的态度。马克思 哲学有其特设性的理论硬核，这就是他在进行哲学革命、扬弃前马克思哲学而确立起来 的实践论的唯物主义和以此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在同现代西方哲学对 话时应该发现：他们中的任何一派、一位，都没有超越马克思哲学理论核心的高度；他 们也对这理论核心进行批判，这种批判否定不了马克思哲学的这一理论核心。但是现代 西方哲学的各个学派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的基础上，也提出了这样和那样的便 于马克思哲学的后继者们加以吸收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哲学的思想资料。
例如，当我们读卡尔·波普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时候，一方面会重新思考马克 思的历史决定论观点，更加确信历史普遍规律的存在；另一方面也会从波普的以“试错 原理”为基础的“社会技术”的论述中得到启示：在社会历史普遍的绝对规律的支配下 ，在人的具体实践的创造活动中也会形成相对的规律。波普提出的“初始条件”的概念 ，可以用于描述具体实践的客观出发点；他引用康德，指明实践中人必须选择，“能够 从所出现的无数问题中找出那些其解答将对人类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智慧”，可以帮 助我们建立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观；他所说的“社会技术”，就是对社会进行建构性设计 ，并且这种设计是以界定其“功能”作为导向的，使我们联想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 质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制的建构的导向作用；波普承认“为科学进步而进 行实践检验的重要性”，他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检验的理论对于历史创造活 动的稳向价值。(注：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4 3-55页，第100-103页。)此外，无论是爱因斯坦、波尔、库恩等人的科学主义哲学，还 是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人本主义哲学，都包含有非常合理的哲学思想，用马克思哲学 作为基本参照系加以解读，对于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硬核，发展马克思哲学使之现代 化，都有重要的意义。
2.解构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硬核，把解构后的“片断”放大为整体，以求融入现代西方 哲学的态度。如前所述，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硬核是它的科学的实践论。这一实践论是有 两大哲学要素建构而成的。一是科学要素。因为人所从事的改造世界使之满足人的需要 的实践，必须在既成自然界的约束下，从既往实践中形成的既得客观条件系统出发，不 把握这个出发点，社会实践只能失败。把握这个出发点，必须采取科学态度、进行科学 研究、掌握科学方法、发扬科学精神；必须建立以获得真理为目的的认识论。二是人文 要素。因为实践是满足人的需要的活动，人是实践的目的。同时，在实践的基础上人的 素质和品格也在量变和质变中历史地发展。犹如马克思所说，由“相互依赖”的人质变 为“在对物依赖条件下”的有“独立性”的人，再在将来质变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 ”。不了解人学，就不能全面了解实践的本质。这就必须建立研究人的价值性的价值论 。实践论是真理论与价值论的同一，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立的扬弃。
但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社会实践论也可能被解构，打碎成为两个片断：一个片断成 为科学主义，如同哲学家们说的，“遮蔽了人文关怀”，把实践论“囚禁”在认识论和 真理主义中；(注：俞吾金：《人文关怀：马克思哲学的另一个维度》，《光明日报》 ，2001年2月6日。)(注：俞吾金：《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哲学研究》，20 02年第11期。)另一个片断成为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如同一些推崇现代西方哲学人文 主义学派的人所说：哲学就是价值论没有别的。其论证方式是：在宇宙本体论层次，马 克思拒斥本体论追问；在科学认识论层次，马克思采取唯物主义方法，但这只是“实证 的科学的方法”，不是“批判实践的哲学掌握方式”；在历史观层面，马克思建立“唯 物主义历史观”，但这可仅仅是“实证的科学”或“历史科学”的认知观点。因此，真 正的马克思哲学只能是价值论、道德论哲学，而在这里，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价值观念 始终持批判态度。马克思“唯”的只能是人，他是“唯人主义者”。(注：丛大川：《 是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还是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念》，任平、王金福、王晓升主编：《 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55-856页。)近年来， 在马克思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中发生的主要倾向是人本主义地解构马克思哲学的 实践论内核。本文作者认为：脱离了客观历史环境的抽象的价值准则，是不真实的；与 真理论无涉的抽象的价值论，是不科学的。人的具体地位和历史发展，人的具体、历史 的价值追求，只有在实践论的理论硬核中才能得到解答。
四、“外联系”：实践论的理解方式
上述三种理解方式的共同点是哲学与哲学、理论与理论、思想与思想的比较分析，这 样的比较研究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哲学与时代、理论与实践、思想与 行动的比较。我把哲学与实践的联系姑且称之为“外联系”。许多人认为哲学是无所谓 是非、不可以检验的，对哲学只可进行精神的批判，而不能进行实践的检验，作出实践 的判决。且不说别的哲学，单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说，它是可检验的。第一，马克思哲学 是关于以实践为基础的现存感性世界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是以人的感性经验作为基础 的，是扬弃了感性上升到理性再上升到哲学理性的结果。因此，它是否正确地反映了世 界，是可以由世界本身的经验性变革来证明或否证的。第二，马克思哲学是关于人类社 会历史的一般本质和普遍规律的历史观，这个历史观是以人类历史运动的实际为依据的 ，它是否说明了历史，是可由历史本身的轨迹来证明或否证的。第三，马克思哲学是具 有指导实践的功能的，而被指导的实践自身的长时期所显示的总体功效，会显现哲学世 界观和方法论的是非曲直。如果我的这种可检验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马克思哲学 的发展就必须在实践的发展与检验的双重制约中来实现。
1.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实践与马克思哲学的对比。从19世纪末叶到现在的百多年 时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发生巨大的变化。从经济上说，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 是资本社会化的扩大和加深。所谓“扩大”是说：组合起来的私人资本即社会资本在全 社会总资本中的比重不断加大。就美国而言，中小企业在个数上占90%，经济比重，只 占10%；而个数只占10%的社会资本的大企业在经济比重上则占90%。所谓“加深”是说 在社会资本中，劳动者将其劳动收入转化为资本而介入其中，在美国约有60%的家庭掌 握着金融资产。第二是社会管理民主化的扩大和加深。这不但是指国家从社会要求出发 干预经济，而且是指企业中工人广泛参加管理。第三是社会分配公平化的较大进展。通 过劳动者投资并取得收入、工资性收入的提高以及享受社会保障，分配两极分化的现象 已经得到很大扼制。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些进步性变化同马克思哲学有关系吗?无疑是相 关的。它证明：马克思哲学关于现实世界以实践为基础、在实践中发展的哲学观念是正 确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过程同样是社会实践的过程，一方面是劳动者的实践包括 反抗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的实践，迫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主体实施变革；另 一方面是权力者主体出于制度巩固、利益保障的需要而实现这种变革。这种自觉的实践 改变了资本积累造成贫困和财富两极积累从而引发无产阶级革命的曾有状态而越来越明 显地证实着马克思另一个思路的预见：“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 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注：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26-927页，第498页。)资本主义制度的当 代变革还证实着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这个看起来十分质朴的论断，被日益发展的社会实践所证明。这个“决定”区分为“量 ”的决定和“质”的决定这两个层面。生产力的量的提升和由此而造就的产品总量的扩 大，归根到底决定着人类的命运。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都可以从这一点上得到解 释。人均GDP达到了3-4万美元的西方发达国家，有可能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建立比较强 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劳资的矛盾呈现缓和的趋势。生产力的“质”的变革同样如此 。信息化、生物工程产业化，以及最新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技这一生产要素越来越取 得对货币资本的优势地位，而科技生产要素的主体，则是广大的劳动者，这将在越来越 大的程度上改变劳动者的命运。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还有力地证实了马克思的人学观。 变化着的发展着的现实的人，人性在现实社会关系中不断变革，造就了当代人。人的自 由和全面发展的远景正在显现。
2.现当代社会主义的实践与马克思哲学的对比。西方一些学者发生错觉，以为苏联的 解体、东欧的剧变、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均否证着马克思学说及其哲学。其实用马克思 哲学实践论对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进行解读，完全可以作出顺理成章的结论；反过来说， 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史不但证实着马克思的实践论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且推动着这一 哲学的发展。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以及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由于20世纪初世界历 史的“初始条件”给了工农阶级以掌握政权的巨大可能性，而他们的自觉实践则把这一 可能性变成现实。胜利了的革命面对相对落后的经济文化，必须把生产力的发展放在首 位，并相应地建构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和体制，而它们仍处在“对物依赖条件下 的人的独立性”的时期，只有学习和吸收市场经济运作方式才能为自己奠定社会主义制 度的生产力基础。正是在这一历史要求面前，苏联和中国的旧社会主义模式不能适应， 因而发生严重的挫折。苏联社会主义被否定了，可社会主义在中国却正在复兴。这得益 于邓小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哲学而形成的历史创造论。这就是：以实践论的思维方式， 分析中国改革开放的客观出发点，明确制度改革的价值导向(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建 立和发展足以使人民共同富裕的制度和体制)，在人类创造的各种体制因素中进行建构 ，通过实践固有的创造性和自律性走出一条社会主义新路。邓小平的思维方式证明了并 且发展了马克思实践论的哲学思想，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中国不能跳过市场经济，但 中国也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调控市场经济、平衡收入差距的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 超越市场经济的物役性，把人的全面发展当作社会发展的根本基础，把人的自由和幸福 当作社会的目的，来引导社会进步。我国哲学界所关注的马克思人学正在获得新的发展 平台，证明了马克思哲学与实践的不可分割的关联。
3.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关系和实践发展与马克思哲学的对比。如 果说，分别研究现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使我们进一步解读和延展 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性，那么对于全球性问题的研究，使我们进一步解读和延展马克思哲 学的实践的交往性。马克思在创立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时，就提出了历史进入“世界 历史”的论断，指明了“世界历史”时代的交往特征。当代发生的“经济全球化”是“ 世界历史”时代的一个新的阶段。引人注目的是，在经济上，一方面各民族经济正在相 互融合，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不平衡又在强化民族界限，激起巨大的矛盾；在政治上， 一方面经济开放促进着国际政治的开放，另一方面，国际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同政治多 元化主张正在发生广泛冲突；在文化上，一方面各民族文化与精神成果在全世界扩散， 另一方面文明冲突成为巨大的现实矛盾。在这样的格局下，如何发展马克思的交往理论 ，如何把握国际矛盾的复杂状态，如何引导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发展，都成为现实的重大 的哲学问题。
五、结论：诸理解方式的分立与综合
我在上面所说的每一种马克思哲学的理解方式：把握其“前联系”的发生学理解方式 、把握其“内联系”的马哲史理解方式、把握其“后联系”的对话式理解方式，只要立 足于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硬核，使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就都是合理的。也就是 说，每一种理解方式都有一个是否正确把握的问题。如果通过“前联系”、“内联系” 、“后联系”、“外联系”的研究，解构或否弃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论与人论之统一的理 论硬核，或者使之停留在自身之中而不是在开放中加以发展，那么，我们就是没有正确 把握这些理解方式。
我国的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哲学进行个性化的研究，掌握不同的理解方式，得出自 己的见解，这是正常的。有的学者长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的研究，他 们着重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前联系”，在研究和比较中既准确解读前人，又深入理解马 克思哲学赖以建立的历史前提和他对前人的批判性；有的学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专 家，细分起来，甚至各自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哲学的专家，他们着 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历史地发生和发展的各种学说，辨明马克思后人对马克思的 关系，从而既准确解读马克思，又给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哲学以历史的分析；有的 学者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细分起来，甚至各自是研究科学哲学、人文哲学、历史哲 学、政治哲学的专家，他们着重研究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各派的联系，对它们的 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区别的关系作出科学的分析；有的学者是世界经济、政治、文化问 题的专家，或者是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国当代经济政治的专家，他们更多的从马 克思哲学与当代人类实践和中国实践的关系方面，解读马克思哲学；所有这些研究和解 读都在总体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近年来，我国马哲界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发生视角各 异的见地，我认为他们之间应当互相尊重，互相批评。有的学者的口号是“回到马克思 ”，其真意不过是致力于马哲史方式的解读，努力返真地全面地历史地理解马克思。如 果作为全部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个方面是完全应当这样做的。有的学者的口号是“让马 克思走进当代”，其真意不过是致力于马克思哲学与当代思想文化、社会实践之联系的 解读。作为马克思研究工作的另一个方面的工作，也是必须做的。“回到”和“走进当 代”结合起来就会比较完整。
我们承认每一种理解方式都是马克思哲学总体研究的一个方面，没有部分当然没有总 体，没有分析也就没有综合。但是，部分只有是总体中的部分才存在、才有意义；分析 只有在综合的总局中才可行、才有价值。我们如果把四种理解方式组合起来，就能实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三个“结合”：一是历史与逻辑的结合。这里的“历史”是指 哲学思想史，这里的“逻辑”是指哲学的原理。“原理”应是“历史”的总计、总结， 史、论无法分家。第一种、第二种理解方式主要解决“史”的问题，同时沉积为“论” ；第三种、第四种理解方式主要解决“论”的比较问题，同时也以“史”为背景。四者 联合，史论统一，何乐不为!二是学理与实际的结合。这里的“学理”是指哲学学术之 理；这里的“实际”不仅指客观的物理实际，也指客观的思想实际。学理是结论，实际 是资源。前三种理解方式重在把握思想资源，后一种理解方式则致力于实践经验的资源 的分析、整理。三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的方针，也是马 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的方针。理论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与校正 。哲学理论也是如此。因此，前三种理解方式应当同第四种理解方式去结合。我想特别 指出，在中国研究马克思哲学，应当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 践经验。我以为：哲学方面的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应当以毛泽东、邓小平及其后人 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并经实践证明为正确原则的思想为中介。即既研究中国历史与当代 实践与毛、邓及其后人思想的关系，又研究毛、邓及其后人的思想与马克思列宁哲学的 关系，把这两个“比较”联系起来，就能实现从实践到理论、从一般理论到哲学理论的 提升。同时，我又认为：从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读一读张一兵等教 授在“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之下所作的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史的研究成果，结合着再 读一读马克思的主要哲学文本，了解马克思文本的真意，会大有裨益。读一读俞吾金、 王南湜、张曙光教授在“让马克思哲学走进当代”的口号之下所作的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的研究成果，了解一下他们提出的“实践诠释学”(俞)、“社会行动学”(王)、“实践生存论”(张)也极有好处，因为只有比较才能鉴别，只有结合当代才能了解历史。读一读任平教授对于全球化时代马克思哲学的发展问题的研究成果，了解一下他所提出的“交往实践论”同样会深得启发。在这些用不同理解方式解读马克思哲学的学者之间，同样有一个相互学习以求全面地把握马克思哲学真谛及其发展的问题。
这样的相互学习的必要性证明历史地全面地把握马克思哲学及其在当代的发展，必须 把上述各种理解方式相互结合起来，形成综合的解读。张岱年先生对于当代中国哲学提 出“综合创新”的方法论；对马克思哲学及其当代发展同样有一个“综合解读”和“创 新研究”的结合问题。据我了解，我国哲学界有一些学者在“综合解读”、“创新研究 ”方面已经付出了重大的努力。例如已故的孙伯鍨教授就是如此。他是马克思主义哲 学史的重要研究者，通过对马克思早期文本的历史解读，提出了马克思早期思想经历“ 两次转变”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存在相互对立的“两种逻辑”的观点；他是 中国社会主义现实的密切关注者，强调邓小平哲学思想核心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倡导使 用马克思的批判方法论来研究现实；他又是同西方哲学的理性对话者，主张理性对话和 科学分析，实事求是地对待西方哲学社会思潮，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和纯 洁性。孙先生力求把这三个方面的工作结合在一起，借以在新的时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 和中国哲学推向前进。孙先生生前倡导建立“南大学派”，其特点恰在综合和创新。( 注：吕世荣、姚顺良：《立足文本，关注现实——孙伯鍨学术思想的价值和启示》， 《哲学研究》，2004年第3期。)我以为，作这样的“综合解读”和“创新研究”的主体 ，应是一个具有不同个性的学者组合而成的群体，这个群体又应当有一些具有相对全面 的学术功力的哲学家带头。“综合解读”和“创新研究”是一项伟大工程，其综合性的 成果在“史”的方面应有一部《马克思哲学思想史》，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 “论”的方面应有一本《马克思哲学原理》，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结合中国 实际的方面，应有一史一论两册书：“史”为《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史》，论为《中国马 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我深信，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过程中，我国 哲学界一定会进一步形成既独立解读又相互学习、既分工研究又集体攻关、既百花齐放 又整体繁荣的局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和中国哲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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