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背景下武术近代发展与竞技体育勃论
郭 贤 1，刘 畅 1，胡加成1，熊继保2
（1.北京体育大学 中国武术学院，北京 100084；2.山东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0）
摘 要： 目的 分析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的差异，提高中国武术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并为其后续发展提供可行性思路。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中国武术近代的发展进行分析。结果 与结论武术发展受竞技体育的影响发生变化，分为“伪化”“异化”“全盘西化”3个步骤，逐步走向西方的技术体系；中国武术与西方竞技体育的区别在于地理位置引发运动态度的不同，文化理论引发运动观念的不同，伦理观念引发运动形式不同。
关键词： 文化自信；武术发展；西方体育
在十九大开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与根基，文化繁荣，才能推动民族、国家的强盛。因此，文化自信是我国发展到今天必然提出的一个命题。中国武术的发展应以文化自信为基点，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为目标，用独有的“身体运动形式”来展现民族力量、用独有的“文化形式”来展现民族精神、用独有的“武德”展现民族形象。五千年历史文化的积累、沉淀并与武术密切的融合，所以要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1］。
自近代以来，武术的生存环境受到西方体育的冲击，人们开始学习西方体育的项目，致使武术经历了伪化、异化、全盘西化的过程。因此要深入分析近代以来武术的发展历程，并从中探析出武术与西方体育的本质不同。
大量的运用对偶，在形式上音节整齐匀称，节律感强；在内容上，凝练集中，概括力强，使“嘎花”富有音律感，便于人们唱和记。
1 中国武术背离历史探究
1840年以前，武术发展的社会环境发展较为稳定。反观西方，18世纪后半期进入工业革命，经济和技术得到快速的发展，使孤立的世界逐渐联系起来。“经济技术的发展引起的全球化也带来了所谓的文化冲突。”［2］
1.1 武术的伪化背离
1840年之前，武术作为军事训练、提高整体作战能力的手段，如 “湘军、淮军”等清朝军队，通过“练阵法，练技艺”来强化士兵的战斗力，在与农民起义军拼杀时使用武艺进行搏斗。湘军主帅曾国藩要求湘军的操练日程中，训练科目中要有“拳、棒、叉、矛”等习练内容进行对练［3］，他认为“练技艺者，刀矛能保身，能刺人……技艺极熟，则一人可敌数十人……”［4］。在民间，武术作为人们强身健体、增强体魄、休闲娱乐的手段。
1932年刘长春奥运会上的失败成为了“土”武术与“洋”体育之间争论的导火索。中国的“土”武术与西方的“洋”体育两种思想的争辩，一方认为“土”武术能够进行身体训练，保家卫国，同时练习动作舒展大方，提供人们娱乐，是中国独有的“身体运动”之道。中央国术馆张之江认为：“武术具有体育属性,但本身并不属于体育”。国术不仅能够强身健体，不分老幼，富有美感，极易普及，不限时间地点，拳打卧牛之地，还可拒寇御敌。面对洋体育的咄咄逼人，就提出“国术国考”来应对这一形式，缓解了武术的生存压力，武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推广和普及。张之江始终认为“武术高于体育，即吾解析国术之功效，可以分为体育与技击两个方面，属保健者曰体育，属于技击者，者真如乎体育范围之外……由是言之，谓国术中包含有体育之效用则可，谓国术为体育之一种，则未当也”［9］。推动武术成为社会的主流项目。另一方认为要全面引进西方体育，抛弃中国武术，武术是一种落伍的运动，因为现在的国情不同于以前，现阶段目标是全民军队化和劳动化，而武术只能作为养生的一种方式手段，构不成军事化的训练。如麦克乐嘲笑武术是与空气打架的东西，“即缺乏教育的意义，又不合生理需求”［10］。范振兴在“我对于国术之所见”中描述到，现在的战争趋向于科学化，战事利器日进千里，武术已经不能进行战争。
1930年马良编写了一部《中华新武术》，把武术奉为“我国之国粹”［7］，成为军警必学之术，对武术进行弘扬。“新武术”的出现是我国武术发展的一个分界点，标志着出现了表演形式的武术，也就是竞技武术的萌芽出现，因为“新武术”实际上是从武术套路中抽取基本动作,归类整理,再编排连接成新的套路,其“教材及教授法,概受瑞典式体操之影响”［8］。新武术的出现是武术本身异化的开端，使武术走向了“高、难、美”的发展途径，远离武术的技击之术。
1.2 武术的异化背离
1840年之后，西方列强“敲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西方体育开始在中国传播。康有为等人通过翻译西方书籍提倡西方体育增强体质，如“洋操、击剑”等；洋务运动提出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使袁世凯建立的新军就完全放弃了武艺训练和旧式武器，“弓、马、刀”等器械被洋枪洋炮代替，以致武术在军事训练中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武术生存空间受到严重的挤压。麦克乐曾记载：“政治既经革新，凡事争效西法……不复专事武术，保甲亦废，民团亦多用火器，各省镖局虽仍其旧，亦不如往昔之盛。各富商巨绅之须武士保护者，近亦置火器，不复专恃武术”［5］。在1905年，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科举取士与武术彻底分离，人们不能通过习武走向仕途，缺少了功利性的驱动，使得武术转入民间发展。在这种环境下，我国武术家开始对武术的发展模式改革，学习西方教学发展武术，改变了传统的“师徒制”，学校开始招聘民间武师，如北洋学校就聘用了名家刘殿琛作为形意拳的武术教师，太极名家孙禄堂在检德会国术教社教授形意拳以及太极拳［6］。这也是武术从传播手段开始出现伪化的端倪。
晚上廖仲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问我和他妈怎么了，我立刻悄悄拨通婆婆的电话，听到那头是她接了，特意大声对廖仲抱怨起他妈的不是，说她如何在外面“黑”我，做得有多过分，一点不像婆婆对儿媳，倒像有深仇大恨的人。
中国武术的诞生，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基础上是文化内容和文化时空的综合体［17］。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宇宙自然界存在一种至精至微、时刻运动的物质—“气”，它构成了宇宙本体及规律。《黄帝内经》提到，“气是组成生命的原始成分”即“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朴素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观念。东汉·王充《论衡·自然》提到“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因此，武术与“气”融合在一起，认为武术功力来源在于气。在习武过程中讲究“以心会意，以意调气，以气促形，以形会神”的运用方式，“以气摧人，气贯长虹”的习武气势，强调练功时气沉丹田，发力时运气促形，武术的种种形态均是“气”的演化与展现。气与武术养生的关系更加密切。中医学认为，气是构成、维持、充养人体和生命活动的根本物质，传统养生学认为，生命的兴衰变化与“气”有着密切的联系，“气”质量的优劣决定了人的生命质量，即“气”质量优越，则生命质量强盛。《难经·八难》记载“气者，人之根本也，根绝则茎叶枯矣。”只有注重“气”的修炼，才能达到内壮的目的，武术的练习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否者只会适得其反，造成身体的损伤，也就是所谓的“练武不练功”。通过一定“气”的练习，一方面使人的身体状态得到质的提高，另一方面，还可以使人的精神状态得到满足与发展，促进人得到全面的发展。
1.3 武术“全盘西化”
制造业集聚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形成的动因和集聚效应存在差异，在探讨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本文采用分行业分析的实证策略：（1）分别检验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 （2）引入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技术创新的交互项，分析其交互作用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建立模型 （1）～（4），具体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西方体育产生于古希腊，古希腊的地理位置是以“海洋文化”为主要特征。即环地中海文明，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并且地中海相当于一个内湖，人们通过一叶扁舟便可越过。魏光奇在《中西文化观念比较》中描述西方地理环境三点，第一陆地交通不便。第二，农业环境恶劣，不适合谷物生存。但有银矿、大理石等用来发展商业。第三，海上交通方便，易于对外航行。这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形成了开放、冒险，拓展的文化精神。人们只有通过锻炼增强自身实力，才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形成的体育运动就是充分挖掘人体自身的潜能，追求“更高、更快、更强。”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与我国“天人合一”相违背。在天人关系上，西方哲学中的天人相分论占主流［16］，认为人生活在自然环境中，却从自然环境中独立出来，可以战胜自然，坚信人定胜天。希腊哲学家努力寻找“自我”，以便使认识主体从万物中分离出来；赫拉克里特“我寻找过我自己”，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希腊人从内心深处对“自我”与自然界有清晰的界定。可见，西方文化都在强调个人利益。
1936年武术远赴德国参加柏林奥运会的表演，这也是中国武术第一次进入奥运会表演，从这时起，武术开始以进奥运会为目标，同时这也标志着武术的“全盘西化”的开始。确定了武术进奥运的目标，武术便开始以体育的身份“装扮”自己，无论在内容上或是比赛风格上均以“奥运项目”的身份来标榜自己［12］。特别是2001年，中国申奥成功，为让武术在奥运会的舞台上与全世界人民共“武”，国家有关部门“力争武术竞赛规则更加科学，更符合奥林匹克运动的要求，力争竞技武术进入奥运会创造条件”［13］。武术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武术动作的编排把“高”“难”“美”表现得淋漓尽致，更加贴近和符合了奥运会的要求，武术更加偏向竞技化。这种状况下，我们在武术已看到的不是传统文化的体现，而是武术动作难度的提升。
2 中西之间的勃论
2.1 地理位置引发文化理念的勃论
鲕粒的两种成因：化学成因和生物成因都存在，化学成因的鲕粒，受水动力条件的限制，不管是真鲕还是表鲕，一般粒度都较小。如果鲕粒直径较大，就应考虑是否为生物成因，或者两种成因共存。
黑格尔认为：“地形条件不同，影响着人民的生活方式、生活形式和性格的类型”［14］。我国的地理位置东靠太平洋，西靠帕米尔高原、云贵高原，南面有横断山脉，北有高寒地带，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封闭系统；同时我国又具有黄河与长江两条水系以及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平原，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这种环境下，只有风调雨顺时才会大丰收，于是形成了人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铸就了我国中庸的文化性格与和平的思想模式。庄子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即一切人事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宇宙、人、物、自然和谐统一。庄子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旨在说明天人本是合一的。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影响，武术在习练过程中也都强调“天人合一、形神兼备”等思想。《苌氏武技书》中写到“人禀天地之气以生，乃一小天地”，习练拳法要效法天地之道，人与自然统一。”即要观察自然，感受自然，同时练习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也强调身体与内心互为表里，身体和内心都要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锻炼。《周易·乾卦·文言》中强调“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一切按自然规律运行，如一些拳法要在适当的地点、时辰进行练习效果更加明显。“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出武术和谐的文化特质与思维方式，通过武术的技击、健身等功能练习追求道法自然，其含义就是人要回归自然，不必刻意竞争，最终投入自然的怀抱［15］。武术视“人体身心和谐为真，人际和谐为善，天人和谐为美”。在武术中追求“身心合一”,即“心者身之主，身者心支躯”，心不离身，身不离心，人乃一小天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八卦”主张形成身心合一的状态即身体变化随外界的信息的变化做出调整，同时通过身体表达内心世界，由形而下的身体锻炼升华为形而上的精神不羁，正如道家追求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
20世纪西方文化占据世界的绝对主流，“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力量为依托，把持文化交流中的主动权，控制着文化交流中的流向、流速、流量，乃至所传递的文化信息性质”［2］。在该形式下，国家号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导致了武术在近代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控制，其表现形式也在不断地变化，使得武术向竞技武术的方向转化，“天人合一”“内圣外王”“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敌”的思想被抛弃，导致武术成为了一副“只得形，不得意”的运动形式，沦为单纯的竞技武术，未能彰显出本民族的文化，被西方竞技体育思想“牵着鼻子走”。
2.2 文化理论的勃论
这场争辩持续了4年之久，两种思想此起彼伏，两种文化的发展充满了冲突与，在抗日战争时期，舆论升级为“武术救国”和“体育救国”之辩。最后，武术还是在争辩中稍败下风，承认中国武术是体育的一种，影射出武术在国家发展的地位日益衰落，逐渐被边缘化，走向异化之路。从表面来看，中央国术馆推动武术在国家发展中的比重增加，习武的呼声高涨，但在辩论之后，人们普遍认为武术属于体育的一种，反而加速了武术的背离，这种背离体现在“武术的发展是建立在西方传入的现代体育理论的基础上；中国武术传统的对生命、健康的整体认识和对动静的辩证，都在学习西方体育的过程中逐渐地被抛弃和遗忘，被人们认可的只有健身功能和附有的文化价值”［11］。
西方体育发展是客观性的，在运动项目上有明显体现，如跑步、跳高、跳远、铅球等项目有明确的计量，速度、高度、远度、重量、分数、点数等注重科学性，形成了以生物力学，运动生理学、运动医学等学科为基础的体育理论，把人体的各部分结构、作用研究得很细致，并且构成了西方体育量化评判的具体的、可操作的指标，形成了“科学”的发展之路。
2.3 伦理观念的勃论
我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伦理要求为“德”。俗语讲：“拳以德立”“无德无拳”，“未曾习武先习德”，武术的练习也是以德为先。通过德达到仁和礼，“仁”强调“仁者爱人”就是要爱别人，“礼”强调“礼之用，和为贵”，达到“和”的境界，“礼”是我们最理想的运用。自西周后期，传统伦理提出人本主义，强调以群体为本，人不能脱离群体而存在，《荀子·富国篇第十》论述到：“人之生，不能无群”。人必在人群中成一人，必在与其他人配搭下始成为一人［18］。传统文化主张的就是整体观，在武术的练习中也讲究整体观，强调事物本身的统一和完整，又重视事物本身与其它事物的联系。少林气功的整体观主张“天、地、人、三者合一”的观念，每套功法顺应各脏腑经络进行全面调理为目的，就是从人体的整体观出发的；太极拳的整体观主张人与自然、身与心的统一，练习中强调“内外兼修”“意气合一”。“德”的伦理观奠定了武术的基本格调，使武术的发展方向走向“和谐”，并以武德为约束，起到了外在保护作用，确定以“和谐”为发展目标的武术技击道路。它的发展是一种以精神价值为第一的终身践履之学，适合所有人参与学习，已成为中国人数千年来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和文化样式［19］。人们学习中国武术，收获的不仅仅是用于防身自卫的技击术，还有高于技术层面的伦理道德的精神价值追求。
2.4 CT扫描辐射剂量 所有病例单次低剂量CT扫描层数为7-15层，其影像质量与常规剂量CT影像对比差异不大，能够满足穿刺定位要求。单次容积扫描CT剂量：容积CT质量指数（CTDI vol）4.09-8.06mGy，长度乘积（DLP）20.75-80.33mGy/cm；总有效剂量（Total Exam DLP）：62.25-240.99mGy，与常规120mA扫描参数相比，每次扫描辐射降低幅度达41.7%-58.3%。
西方伦理观念强调“自我”，他肯定个人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价值，强调个体性和独立性。西方的体育项目中的跑、跳等项目，展现个性，彰显自己，注重个人素质的提高。柏拉图在《理想国》提出了四德目，即智慧、勇敢、节制、正义，都是属于个人的素质。在这样的伦理观念下，西方的奥林匹克运动强调“更高”“更快”“更强”，追求个人主义、英雄主义。认为通过不断地努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可以征服自然，征服人类的极限。源于西方的奥林匹克运动项目强调对抗、强调竞争,以对立面的斗争为事物发展的唯一源泉，将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变化视为对立面不断斗争的过程,斗争就是一切［20］。彰显出体育的扩张性。
3 结论
武术是我国传统文化孕育下的民族传统体育的精华，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但在世界文化坐标体系中武术与竞技体育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强调文化自信，并不是将东方体育与西方体育单纯地作为两个对立面来看待。而是正确定位武术,注重武术的民族文化特质［21］，了解武术与西方体育在地理环境、文化理念、伦理观念上存在本质区别，重构武术非遗的文化价值和内涵［22］，明确的文化定位，才能以“他者为镜”审视“自我”，进而完善自我。坚持武术本身的运动特点，继续深入挖掘武术的文化内涵，培养“赞天地之化育”的大写的武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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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Development of Wushu and Competitive Sports under Background of “Cultural Confidence”
GUO Xian1，LIU Chang1，HU Jiacheng1，XIONG Jibao2
（1.Beijing Sport University，China Wushu College，Beijing 100084，China；2.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Sports Institute，Jinan Shangdong，2500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wushu and western sports，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of Chinese wushu，and provide feasible ideas for its follow-up development.Method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ushu in modern times was analyzed by mean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Results and Conclusion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is influenced by competitive sports.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eps，falsification，alienation and wholesale westernization.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wushu and western competitive sports lie in the differences in sports attitudes caused by geographical location，sports concepts caused by cultural theory and sports forms caused by ethical concepts.
Keywords： cultural confidence；wushu development；western sports
中图分类号： G8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3X（2019）09-0782-04
收稿日期： 2019-03-19
第一作者简介： 郭 贤（1994～），男，山东济宁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武术文化、民族传统体育学。
标签：文化自信论文; 武术发展论文; 西方体育论文; 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武术学院论文; 山东师范大学体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