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口转变中的劳动与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人口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运用宏观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客观地反映了近年来上海的人口转变进程及其未来发展趋向。作者从上海劳动市场的中、长期发展，外来流动人口对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妇女就业和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人口年龄结构对上海劳动市场的发展、社会变革和提高生产率的正负效应，经济的转变与人口老龄化的关系，以及为保障未来发展而建立网络化政策等角度出发，就上海人口发展对劳动与经济的影响和作用问题作了多层次的剖析，并提出了上海人口划时代转变的两个前提：勾画具有承受能力的社会蓝图和制定积极进取的社会管理模式。
一、上海的人口转变过程
自90年代初起，上海人口的自然变动出现了负增长，而上海老年人口急剧增长，当然，与我国其它城市相比，上海人口发展出现上述变化并非是一种个别现象，只不过是率先进入了这一发展的轨道。导致这种状况的关键因素在于近20多年来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1990年上海市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已下降到较低的水平，分别为10.2‰和3.5 ‰；1991年分别降为7.8‰和1.1‰；1992年的出生率为7.3‰， 自然增长率低至0.2‰；仅隔一年，1993年出生率再次下降，为6.5‰，自然增长率为-0.8‰，首次出现了负增长。1995 年上海常住户籍人口出生总数8.12万人，死亡人口9.96万人，死亡人口比出生人口多1.84万人， 自然增长率为-1.3‰，到1996年底，出生人口总数减少到6.79万人，死亡总数为9.77万人，自然增长率降至-2.29‰， 估计上海人口负增长的势态将进一步扩大。
根据人口与社会经济综合预测中提出的可靠假设（生育率的持续下降或达到替代水平），上海在社会人口方面最近几年面临的主要挑战是：
第一，从现在起少年儿童人数将进一步减少，预计1997年1—3岁进入托儿所的儿童人数将减少到25.4万；4—5岁进入幼儿园的儿童人数在2000年只有17.3万。
第二，由于50、60年代的生育高峰，进入80年代后就业人数急剧增加。预计1995—2000年，上海15—64岁的户籍人口将从937 万人增长到973万人，净增36万人，年均增加7万余人；若按照我国现行的劳动年龄推算，男15—59岁和女15—54岁的人口将从839万人增长到887万人，净增48万人，年均增加9.6万人（见表1）。与此同时，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却在逐渐老化。预计15—44岁人口将从656.6万人减少到624.5万人，而45—64岁人口将从280.3万增加到348.5万，今后几年上海人口将达到就业高峰，然后开始缓慢增长，从2020年起将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
表1 “九五”前后上海户籍劳动年龄人口变化情况预测 单位：万人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05年
国际标准
929 937 973 1014
国内标准
831 839 887 910
注：国际标准指国际通用的男女15—16岁年龄段人口为劳动年龄人口，国内标准指我国现行的男15—59岁，女15—54岁的年龄段人口为劳动年龄人口。
资料来源：根据1990年上海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并考虑了人口迁移因素所做的预测。
第三，老年人口问题将逐渐突出。据统计，上海60—64岁组老年人口的比重从1982年的35.49%下降到1992年的32.68%， 进而又下降到 1995年的31.68%，而80 岁以上各年龄组的比重比前两年均有明显增加。同时，1995年老年人的年龄中位数为68.47岁，分别比1990 年和1982年时的68.25岁和67.75岁提高了0.22岁和0.72岁，反映1995年老年人口内部的年龄结构比1990年和1982年有较大的提高， 老化的程度加深。 1982年上海全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共有136.53万人， 至1995 年增长为217.72万人，13年间老年人口增长了近81万，平均每年增加近6万人， 这种增长规模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到2030年，上海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增加到483.57万。由于同期的人口下降，它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上升到34.9%，由此将引起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一是我们将面临由于老年人口增多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包括老年人的赡养、照料等；二是我们将面临年轻有才干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每年要引进大批外来劳动力。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农村贫困边缘地区是子女抚养老人，在沿海经济发达的城市和地区是老人资助他们的孩子和孙子女；从全国来看，上海是一个经济相对发达的工业大都市，1978—1995年工业总产值翻了5多倍；从上海60岁的老年人口来看， 他们大数都是精神上和体力上非常充沛的退休老人，他们所具有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都是其它城市和地区非常希望得到的劳动力人口；在上海许多上了年纪的市民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在事业上比较有成就的人。
人口转变不仅使我们在生产方式、服务方式和分配方式方面面临一系列新问题，而且也对我们的社会体系和家庭体系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人口转变将重新确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进一步的转变动力，重新定义民族和文化的一体性。进入90年代后上海人口转变的特征是：在生育率下降年代出生的人口也将进入职业生涯，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起，老年人口——无论老年在职人员还是退休老人——将会显著增加。
我们正处在人口的时代转变中，这一转变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在人口逐步老化的条件下上海城市未来发展的构思和管理模式。目前上海人口与经济学界讨论的课题主要集中在养老金保险和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方面。然而，我们还应当深入考察劳动者年龄结构的急剧变化对企业和其它经济部门所提出的应变要求，同时，也应对如何保障上海经济在国内外的竞争能力以及在社会网络中如何保持雄厚的资金实力，进行科学的前瞻性的深入研究。
二、1990—2020年的上海劳动市场
1.劳动力的剩余和短缺
从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待业和下岗人数不断增加。同时，许多部门又感到缺乏受过系统训练的高级管理人员和专门的技术工人。 经济结构的调整使上海减少了大约30—40%现存的劳动岗位。如果没有浦东的“经济腾飞”和浦西一些新经济部门的诞生，那么上海在今后的10年里将无法弥补已经丧失的这些劳动岗位。从人口社会学的统计角度看，一方面，随着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和城市行政区划的扩延，上海郊区的农业人口与80年代相比已经下降了大约1／3。另一方面，由于外来流动人口的持续增加，在未来的几年中，上海的待业和下岗人数不会明显减少。
由于人口年龄构成的变化，将会导致下述情况的出现：年轻的、受过高等技术教育的劳动者将出现短缺现象，而40岁以上的普通劳动人口则出现过剩。40岁以上学有专长的和从事普通的、非技术性工作的劳动者将会失去更多的就业机遇。解决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里均不断强化。为此，我们必须从劳动市场的人口分年龄段来考虑下述问题：（1）劳动市场上的机会正在集中面向年轻人；（2）中年人晋升职位的机会将越来越少；（3）40 岁以上的劳动者在劳动市场上的风险将迅速上升。
目前我们对劳动市场的政策很少向35—50岁的年龄组人口倾斜。这是因为，这批人对于退休年龄来说尚还“年轻”，但对实施职业技术培训来说又显“太老”。所以近几年来，企业在重新调整人员结构时，很少接受这一年龄组的人口。
通过短期而有效的宏观调控，特别是让比较年轻的妇女待业、下岗和转岗，让50—55年龄的工人提前退休（有的退休年龄甚至还要早），这就导致社会压力在逐步增加。
眼下，上海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都尽量通过国家的资助来发展企业本身的人力资源，并试图通过对60岁或55岁以上老年员工的筛选或者提前退休，来解决企业由于改革工艺技能和提高生产能力而导致的劳动力过剩问题。这种企业和国家政策共同作用以解决就业问题的方式是世界上罕见的，但却符合中国的国情，适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提前退休人数的大幅度上升，将导致短期的宏观调控与长期的必要的适应性措施之间产生冲突：从企业职工中剔除50—55岁以上的员工，使企业继续奉行长期来劳动用工向年轻人倾斜的劳动人事政策，年轻劳动人口的短缺将促使企业通过竞争来吸纳青年，并集中精力加强人事工作和对年轻人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由此可以预计：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上海50岁以上的失业人数将比30岁以下的人数多得多。同时，在劳动力需求方面将出现明显的结构性短缺和大量过剩同时并存的局面。这将对上海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2.人口流动
随着改革开放和沿海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农村和贫困边缘地区的人口纷纷涌入上海。1995年上海的外来流入人口约达330万。外来流动人口急剧上升的势头， 并非仅仅用严格的管理措施就能限制，而是应当将这种人口流动看作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机遇，并采取合理疏导的方式，积极地组织好对流动人口的各项管理工作。
应该指出的是，即使大量年轻的外来劳动力人口进入上海，上海人口的平均年龄还是要比我国其他大城市高，且有继续上升趋势；与此同时上海户籍人口的数量将会进一步下降。从历史角度看，上海从其诞生的那时候起就是一个接受外来人口的移民城市，目前仍然保持着这一传统。虽然在未来的10年中，外来人口的不断流入仍将是无法避免的发展趋向，但各级政府部门对劳动市场采取什么政策是应当讨论的。
政府面临的任务是确定一项有质量的、适合人口发展状况的劳动市场政策。在未来的10年中，为妇女和年长的工人提供能发挥技术才能的劳动岗位，仍将是上海劳动市场和企业面临的压力。在今后的10—15年之间，为上海经济发展而引进外来人口的要求将变得更加迫切；但对外来劳动力人口实行税收和“三证”管理应当从妇女再就业利益和为上了年纪的工人提供合适劳动岗位的角度出发。上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对外来人口实行有序的流动，估计每年大约在15—20万最合适，否则上海解决远期劳动市场问题将会变得更加困难。
外来人口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必须按照政策上的规定，从社会的许可角度来确认他们的年龄、职业和技术水平，同时对住房、社会公共设施和一体化服务也要及时制定出一系列保护性措施。对一些“三无”的盲流人员应当根据相应的法律和管理条例予以遣返。
在解决外来流动人口问题上，我们必须意识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通过中国各地区人口的合理再分布来调节，因为要保持上海人口发展的稳定，光靠上海人口生育率的变化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而是需要上海邻近城市和华东各省的相互协调。
3.妇女就业
与我国沿海其它大城市相比，目前上海妇女的劳动就业率要低于平均水平。这并不是劳动适龄妇女自由决策的结果。因为极大多数妇女就其本身愿望来说，还是想积极参与全日制工作或做钟点工。
从传统的角度看，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和妇女就业之间的冲突是很容易产生的。在国际比较研究中，斯堪的纳维亚的妇女生育率显示，妇女充分就业也可能伴随着一种更高的生育率，当然这前提是妇女和男人都要拥有适当照料孩子和有利于照顾家庭的工作时间。从上海人口的增长曲线和妇女就业率变化的历史看，也出现过类似的状况，这说明我们政府和企业充分考虑到了妇女就业的条件。但从长远看，政府对这种需求要确立一种稳定的预防性措施，不仅从数量上，而且从质量上提高妇女的就业活动，推进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我们知道，在家庭生活与劳动就业两者之间很容易产生冲突；我们要在未来的劳动和生活领域中创造更多的灵活性和稳定性。目前，社会多样化的发展使个人独立支配时间的需求上升了，而生育孩子则是人的比较稳定和长期的需求。如果妇女对经济、社会变革缺乏适应能力，或者她们在家庭负担与社会活动之间难以实行平衡，就会影响我国社会的人口基础和经济发展。
由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作用和种种历史原因，我国的服务性行业长期处在发展相当缓慢的水平。面对大量外来人口流入上海，从中期效果看，妇女再就业人数的增加是有好处的，这将有助于平衡家庭负担与社会服务性事业发展之间的差异，而且国家也无需为社会基本设施支付额外开支，并为上海居民与外来人口实现一体化过程，支付其它费用。从远期效果看，上海未来发展需要流动人口的增加和妇女就业率的上升。
如果上海待业和下岗人数持续上升，那么妇女的就业愿望不但得不到促进，反而使她们进一步失去信心。对政府的劳动市场政策来说，妇女下岗待业虽然是一种比较简单而轻松的解决方法，但从社会角度看是不太合理的，从未来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角度看也是不理智的。西方国家的经历已经表明，经济发展愈缓慢，中年或年长妇女就愈容易被挤出劳动领域。
三、年龄结构、劳动市场、变革和生产率
1.关于人口分年龄组的生产效率问题
我们知道，社会的经济效益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海劳动人口的生产率与其它地区相比是比较高的。鉴于这样的事实，即在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时，涉及到一种历史的新发展。以调查研究为基础，论述人口年龄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困难的，但可以确认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存在普遍的、由人口年龄而决定生产效率的下降或上升问题。生产效率结构中出现的变化，是因为个人在生产效率中的能力（体力、运动量、生理和心理上的承受能力、对客观事物的反应能力）有所减弱，但其它能力，如对效益的判断能力和经验有所增加，而另一些能力（如注意力、效益判断力、经验和责任感等等）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与年龄相关的能力转变，特别会损害那些肩负重担的工人的就业机会。
第二，目前国际上较为流行的观点是：人口平均年龄的上升对劳动生产率、技术革新和承担风险的心理都具有负面效应。对许多企业来说是，使用年青工人可以促进变革，使用年长的工人则能够巩固企业的发展。
第三，企业强烈推行录用年青人的劳动人事政策（劳动人事调整工作的目标是：企业吸收的大约80%的员工均为35岁以下的年轻人）。
第四，对参与高水平技能培训者的所有测试表明，中年人和老年人参加进修和深造的机会明显低于年轻人。
第五，大量人员提前退休，以至在55—60岁年龄的人口中，专业技术工人数非常少。
相关的数据表明，在未来青年人数量明显减少和老年人数量持续上升的时候，可能会提出如何长期保障劳动生产效率的问题，因为在国家、企业和劳动合同中都明显存在着这样的行为需求。
在许多实行长夜班或三班制运转，有加倍劳动负担或者需要高额劳动支出的企业里，如果职业要延长到65岁退休的话，那也几乎不可想象。如果维持这种状况，不但他们的退休金会受到侵害，而且由于缺少年轻人，使高效率经济和经济变革难以实现，最终会使人们怀疑上海经济的竞争能力。但未来上海的企业将不得不使用更年长的员工来完成今天由年轻人承担的生产任务，已是一个可以预见的事实。
2.劳动市场对年长者具有更沉重的压力
在未来几年，由于上海人口老龄化趋向和劳动岗位多样化而产生的最主要的劳动市场问题是：老年员工的绝对数在下世纪初将急剧增加，这主要涉及到年长员工在劳动过程中，如何从生产角度来实现与自己的年龄条件一体化。年长工人的就业，不是通过逐渐放宽退休规定中的年龄界限来得到保障，而是需要社会根据劳动合同法来予以保护。同时，上了年纪的员工也要能够对付来自企业内部和劳动市场的各种压力。
目前，我国的《劳动法》正面临着是否适用的考验，如接受新的经济效率，制定重新划分不同劳动时间配置的措施等。在企业，也包括劳资协定的双方，改变和消除一种以年轻人为主的劳动人事制度和工资政策是必要的。从长远的劳动人事政策看，中小型企业将面临严峻挑战。因为许多乡镇企业都面临着技术力量和发展资金的短缺问题，它们急需确立企业的发展规划并形成企业顾问制度。
年长工人在为企业创造效益的能力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其重要因素是他们的健康状况。为了缩小对就业人口年龄要求的选择性，必须重视易发性伤残事故。在法定的事业保险范围内，企业应当更多地承担因劳动而致伤残人的各项费用，谁提供恶劣的有损人体健康的劳动条件，要求工人从事有损健康的劳动，谁就必须为工人支付更加高额的劳损费，支付更高数额的退休养老金。
非熟练工和实习工工资的基础部分应当以非正常负担的劳损为依据。消除负担和促进社会健康保护的劳动政策——从整个国民经济看，企业损耗人力资源的内化现象是合理的和不足为奇的——在劳资领域中将产生新的冲突。进入90年代后，在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过渡阶段中，对企业中50岁以上的工人提供减免税收（根据人数和报酬的尺度），在中、小型企业的范围内建立适合老年人工作岗位的模式等措施，都会产生推动企业发展的刺激作用，企业领导人的积极性将会得到回报。
3.充分就业的社会和未来的劳动领域
（1）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如果对未来就业方式没有确切的、创造性的设想，那就无法成功地塑社会的人口转变。我们迫切需要探讨就业结构变化所产生的劳动者个人的行为需求，成功地塑造社会的人口转变。企业的规模和专业结构调整都要求对企业员工进行技术培训和减轻他们的劳动负担，向企业员工解释强化企业变革能力和竞争能力的重要性，并保障年长工人的全面就业。因此，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是可行的。当然，这涉及到国家的就业政策，必须考虑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由于劳动市场的竞争，我们要重视在工业和服务性行业扩大三班制和夜班运作的交互要求。当然，如果从延长退休年龄和就业人员年龄构成的变化出发，这种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具有长期的逆生产性。
二是在新的生产规划中，越来越多的生产任务被集中在一个工作岗位上，这对具有良好技能的工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绝大多数员工往往无法在其法定的退休年龄来临之前实现这些要求。
三是许多公共服务事业机构的工作时间（如银行等的营业时间），因为没有可以互补的弹性，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要求社会服务机构实行弹性的劳动时间。
四是政府主管部门应当对企业实行明确的分等级管理办法。
五是对年长员工的第二职业培训，即某种程度上的“再就业工程”，而目前只是对失业人员或者直接受到失业威胁的工人提供社会帮助。无论对个人还对企业来说，要系统地进行一次促进变革的职业技术培训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往往既没有能力为职工组织继续教育和培训深造，也无法利用现在的设施和技术来保障自身的变革能力。为了能够最低限度地维护大、中、小企业之间的机遇均等，必须为步入中年的劳动者建立一项普遍的继续职业教育制度。
六是全国各地一方面要求强化劳动市场的敏感性，另一方面许多企业又在努力实现其70%从业人员的年龄均在35岁以下的劳动人事目标。
我们迫切需要对上述这些问题及其互相矛盾的需求进行系统的研究，许多问题需要人口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联手攻克难题。
（2）解决的办法和行动领域
近几年来，人口学术界逐步开始了对人口生活质量和劳动就业的广泛讨论。这些讨论对解决上述相互矛盾的需求具有重要意义。上海未来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机遇将取决于这些企业本身如何塑造自己的用人计划、劳动组织和工作岗位。
目前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各种劳动与健康保护规定，一般都是针对年轻的、有工作能力的、健康的和具有发展潜力的工人而制定的，也适用于不符合这一类型的所有劳动者和劳动团体。作为特殊情况，为不产生明显效益的年长工人或所谓“转岗工人”提供“照顾性工作岗位”，使年长工人提前下岗的人数可能会超出早退休人数的好几倍，他们的潜在能力在从业人员中所占的分额明显减少，这种传统企业人员年龄结构的调整目前似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从未来角度看，让40岁左右的人在2010年提前退休，目前可采取的办法，一是将他们安置在照顾性工作岗位上，二是对他们实行计时工作模式，三是对两者进行组合。这种解决模式可能使企业的变革能力和生产效率急剧下降，最终将失去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在市场上的求生能力。
大量吸收外来流动人口也同样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为外来人口提供大量技能要求不高的新的劳动岗位，其代价是大大减少为本市户籍居民提供有一定技能要求的工作岗位。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实行生产任务的一体化和劳动质量的提高。而强化劳动岗位和企业人事结构中的等级制度，与实际经济增长的两个转变是明显相矛盾的。
由年龄制约的体力上功能的退化（如视力退化、听力退化，支撑力和运动机能的退化及心脏—血液循环系统的退化等），在没有对劳动结果产生负面效应的情况下，劳动科学承认人体的代偿作用。它主要表现在技术的投入，用人类工程技术改进工作方法，塑造劳动岗位和改善劳动环境，有目的地增加员工的休养时间，注重他们持续的体育训练和消除疲劳的有效形式。企业通过对其员工的“长期劳动训练”等措施来防止由于年龄因素而产生智力上的功能衰退。
一般来说，现有的工作条件对于补偿因为年龄产生的功能衰退和充分利用因为年龄而产生的功能特点是很重要的。我们迫切需要制定一种防止比目前更明显地创造有年龄差异和性别差异劳动岗位的战略性措施；我们不仅要提出对工人的职业要求（技能培训、职业的变动和对工作的敏感性和灵活性），还必须实现一种塑劳动岗位的政策，并加强企业工会组织的建设。
四、经济的转变与老年人口
1.改善个人生活质量和消除贫富差距
对绝大多数离退休人员来说，国家规定提供的离退休金是他们最主要的收入。在通货膨胀指数的影响下，退休金水平也出现了停滞和下降的趋势。鉴于这种分配状况，今后领取社会资助金的人数会逐步增加，目前，特别涉及到一些下岗人员和大数分目前已经退休的或部分在未来10年中即将退休的人员。
最低退休金的需求将成为养老金保险的核心问题。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如果没有相应的解决方案，在某些农村地区就会出现大量老年人贫困问题，这将成为发展服务性行业的阻力。同时，城市的社会老人将明显增多，他们占总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引人注目。有些老年人家庭可支配的收入要比年轻家庭更多，而在一些年轻家庭中，老人资助孩子、孙子，以遗产赠与者身份而受到尊重
从世纪转变角度看，养老保险的核心问题将更多涉及最低养老金的合理需求，因为未来上海的人口发展将伴随着单亲家庭数的增加和离婚率的上升。要使大量独身老人安度余生，社会就必须提供救助水平以上的养老金，并从法律上确定国家的养老金保险制度。由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分化过程，老年人之间不仅物质上的差距将扩大，而且他们在生活状况和生活质量方面的差距也会扩大。
2.需求的转变
目前，上海的人口家庭数呈缓慢增长的态势，对家庭专用消费品的需求，如对住房的需求还在增加。与此同时，我们对年龄结构的转变在个人需求上将产生哪些后果尚不清楚。65岁及以上年龄的人数从2000年到2030年，每年将平均增加2—3%左右。然而有多少住房可供享用，这基本上要取决于他们作为退休人员在何种范围内参与收入的提高。这涉及老年保障体系，也包括健康保障体系如何发展。这样的需求（不仅是贫困老人）超过了极大多数老人本身的购买力。这一点也涉及到住宅市场，特别是健康用品和护理领域，及其它与人有关的服务性工作。
除了不至于忍受饥饿和有一个寄身处的这种利益外，人最重要的基本需求之一就是在进入老年期后能够活得更加意义。但健康福利费如果（按老年人目前不变的平均收入计算）不是从可支配的家庭收入中来筹集，也可以通过提高退休金，或增加医疗费，或通过非退休人员缴纳更高的税款来筹集。由于年龄结构的变化，对服务业的需求，特别是对与人有关的服务业的需求明显增多。对正在实现经济腾飞的上海来说，服务性行业可能将承担极其高额的行政赤字。鉴于劳动岗位的严重短缺以及从长远看劳动岗位的急剧减少，服务行业的发展是增加劳动岗位和就业机会的最重要领域，目前仅仅局限于生活和健康以及护理领域的服务工作是太狭窄了。
据相关统计数据分析，上海未来的老年人将拥有更高的教育和技术水平，与前人相比，他们将更加强壮，更加健康，他们大部分将拥有更多的钱，而且他们的经验、价值趋向和生活习惯将发生显著的变化。无论个体还是社会，为老人提供的服务应当根据人的第三生命阶段的独特性来塑造和调节。社会自助团体和老年积极分子在数量上将明显增加，因此仅仅或者极大部分由公共事业来为老年旅游、老年专家咨询以及老年教育提供服务是没有必要的。公用事业部门提供一个基本水准是必要的，但鉴于老年人生活基础的多样化，无法考虑不同的对象和高质量需求，这就为部分由国家和政府资助的个体、民间或集体组织提供了极大机遇。
五、保障未来发展的网络化政策
如果从现在起， 我们的教育事业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 那么在60、7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将很快会面临一场职业教育危机，因而目前正在推进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将要经受考验。从其种程度讲，抚养孩子只是地方行政的问题，而学校的人满为患又是地区教育政策的结果，10年后又成了社会政策和劳动市场政策的一个关键性难题。对于如何解决“年龄结构转变”的问题，我们需要开展一场新的、全面的、富有创造性的关于未来发展的讨论，开创人、技术与劳动的紧密合作领域。
在90年代，上海受过高等技术教育的人才占总人口比重虽然有所上升，但上升速度并不十分显著，从2000年起，年长工人和退休人员素质将会明显上升，并因此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这种实际情况反映了上海人口转变进程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我们应关注在实现经济腾飞目标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在制定未来可持续发展政策中，充分考虑到人口转变所带来的种种长期性的正负效应。
此外，在人们的意识形态领域中，需要树立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在这一基础上，当我们深入研讨“未来就业社会”的课题时，就会有效地确定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为了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制定相应的行动对策，需要要深入探讨：象西方社会那样，个性化和多样化不仅具有独立的趋向，但也具有破坏性的趋向。安定团结是社会行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我们需要继续制定专业性的政策。退休金政策同样也是劳动市场的政策，同时又是研究性的政策，这两种政策与企业政策有紧密的关系。
无论在社会还是在企业的行动领域中，网络化的思想是很有意义的（如目前上海地区建立的社会救助网络、老年人服务网络等）。“从全球的角度思考，在地方上采取行动”这一格言目前非常流行。上海人口的划时代转变需要两样东西：勾画具有承受能力的社会蓝图和制定积极进取的、新的社会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