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回顾与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6-4346(2006)01-0067-07
2005年是“十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最后一年。我国这一年不仅在经济社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为“十一五”规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和谐社会的长远构想。2005年，我国人口发展战略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在上述宏观背景发生深刻变化的条件下，我们有必要对2005年人口学界主要研究文献作概括性的回顾和评述。①
总体上讲，2005年我国人口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流迁、人口与经济、生育、老龄、死亡、统计方法分析与运用等领域，其中前三个领域又是学界关注的重中之重。
1 人口流迁研究
与往年相比，2005年人口流迁研究在广度上有新的拓展，这与我国人口流迁日益活跃的现实是吻合的，学界特别关注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深入分析。
1.1 人口流迁现状、原因以及影响
2005年对于人口流迁的分析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侧重对人口流迁以及人口流迁造成的空间分布的现状描述。学者们利用RobertoBachi迁移人口偏好指数，总结出50年间的人口分布与人口迁移空间形态的变化规律[1]；重点介绍了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特点和变动趋势[2]；并从政府以及政策的角度论述农村劳动者在流动中的问题[3]。人口迁移的直接结果是人口空间分布的变化，宋旭光应用经济计量学分析了人口空间分布变化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收敛性关系[4]，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人口迁移流动的经济动因。胡必亮运用关系概念的基本理论框架对我国人口流动及移民现实问题进行了个案分析[5]，反映了当前人口流迁的现状。二是关注人口流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学者们考察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以及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6] [7]；同时还从区域经济发展入手，对西部大开发人口迁入以及迁入人口类型做了进一步的研究[8]。有的学者分析流动人口年龄结构对城市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9]，从一个侧面验证流动人口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从就业角度来看，有研究指出，流动人口对城市发展存在着正负效应：一方面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并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储备；另一方面对劳动力市场以及当地的工资水平造成一定的冲击[10]。三是重视人口流迁中的女性迁移以及流动人口生活健康研究。在以往的研究中，对流动人口的亚群体关注不够。张善余等分析了我国女性人口迁移的发展和特点，认为人口迁移中长期存在的男性优势已基本不复存在[11]，但是现阶段人口迁移性别差别程度及趋势究竟如何，迁移中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措施等一系列问题都是值得学界进一步深入分析的。蒋耒文等与张子珩更多关注流动人口居住状况[12] [13]，流动人口居住状况研究文献表明学界正在开始注重对流动人口的生存状态探索。当然，流动人口的生存状态还远远不止这些，有学者从心理学角度揭示出流动性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14]，这为流动人口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使政府和学者意识到流动人口心理健康是值得关注的议题。四是尤其关注对流动人口子女的研究。诸多的案例分析反映出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严重性，解决流动人口儿童教育问题成为了国家发展的长远之计[15-17]。
1.2 人口流动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
随着流动人口日益增多，学界开始关注与人口流迁有关的农民工及农民工短缺所引发“民工荒”方面的研究。有学者从就业、居住、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城乡联系等角度对农民工为主体的我国流动人口的特殊生存状态、变化和发展趋势[19] 做了全面的探讨，还有学者就农民工定居决策的内在机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20]，有的学者则详细论证农民工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21]。更多学者对“民工荒”产生的原因作了深入系统的经济分析[22-26]。不过，从这些“民工荒”分析中可以发现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民工荒”产生原因分析大同小异，缺乏深层次原因的理论挖掘，而且多停留在经济层面上，缺乏多角度和跨学科的思考，定量研究的较少，分析的也较为抽象化，很难具体到实践中。
1.3 人口城市化
与往年相比，2005年人口城市化研究成果较少。学者们运用不同的模型和数据对人口城市化水平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测度[27] [28]，并对人口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城镇化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巨大动力[29]，而且认为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处于初始发展阶段[30]。还有学者针对小城镇改革的热点问题，介绍了城市化进程中小城镇的发展战略[31] [32]，为在推进小城镇制度改革的同时，加快人口城市化建设步伐提供了理论参考依据。客观地讲，尽管2005年城市化研究的成果较少，但这些文献对于未来研究提供了城市化的科学测度方法。
2 人口与经济领域研究
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深入变革，人口与经济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学界在新时期里对人口与经济问题的关注熔融了更多政治、社会、资源、环境等方面的视野。总体而言，2005年人口与经济领域研究的文献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2.1 人口安全
人口安全成为了学界关注和争论的热点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人口安全对于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作用，应该重视人口安全问题及其相关研究[33]。2005年对人口安全的探讨无论从范围还是从深度上都有新的进展。一些学者对“人口安全”展开了多维度的讨论。有的继续就人口安全概念的发展、涵义的界定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一些基础性的探讨[34] [35]，还有的则已经开始对人口安全预警系统进行框架性思考或可操作化运行流程及指标体系的设计[36] [37]。这些研究对后续的深入探索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总之，无论从理论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操作，保证我国人口能够在安全的范式下协调、有序地发展，仍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学界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
2.2 贫困人口问题研究
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过程中出现的贫困人群再次成为2005年学界关注的新的重点。有学者将这一类人群统一界定为“新贫困人口”，指出他们是经济转型的利益受损者，并从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角度提出对策思路[38]。城市贫困问题研究较为火热，学界从城市贫困问题的特点[39]、城市贫困人口的特点[40] 以及解决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对策建议等方面展开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在老年贫困人口的研究方面，有关对以往老年贫困人口规模的测量方法引发了争议。乔晓春和王德文认为于学军利用200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数据估算出的老年贫困人口总量：3853万人(恩格尔系数法)、4487万人(国际贫困线标准法)和4285万人(主观感觉法)有高估的可能。二人基于各自的方法和假定用相同的数据进行了新的估算，乔晓春的估算值为2274.8万人[41]；而王德文的估算值仅为921万—1168万人[42]，二人的结果存在较大分歧。可见，对于我国老年贫困人口的规模目前仍难有统一的、令人信服的标准，因而建立一套统一的贫困人口界定标准、运用其他渠道的数据进行检验，对于解决这一问题将可能起到一些辅助性的作用。
2.3 劳动就业
劳动就业方面的研究在2005年进一步展开。有学者提出，劳动供给压力总体来说正在逐渐减小，劳动需求随着经济增长和结构改善正在迅速增加，同时由于隐性就业的存在，就业的总量供求矛盾正在得到缓解[43] [44]。不过，薛进军则提出了与此相反的观点，他推算的失业率较政府公布值高出近3倍[45]，认为失业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易定红则重点关注男女职业的性别差异，认为我国职业性别隔离程度较大，并且在不同产业内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46]，这也提醒我们在探索就业状况时不能一概而论。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努力创造就业机会、充分开发“人口红利”，同时注重加强劳动人口的素质技能培训，开发人力资本，缓解即将突出的就业结构性矛盾可能是学界需要集中研究的现实和理论问题。
2.4 人力资本
2005年对人力资本的关注侧重在教育扩展与教育分配方面。有学者认为，教育与分配之间存在着“倒U”关系，现有的教育扩展降低了教育分配的不平等[47]；更多教育资本应向农民倾斜[48]；因为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具有较高的个人收益率和社会效益，应着力增加女性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49]，他们的研究为我们带来有关教育投资的边际效益方面的思考及对受教育弱势人群的关注。此外，还有学者通过建立关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联立方程模型，证明两种资本的相互内生性关系[50]；孙景蔚则引入人力资本损耗变量，改进了会计成本法的人力资本估算模型，将其运用于估算人力资本存量[51]，二者的研究对于研究方法的改进方面有所贡献。
3 生育问题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生育问题呈现出复杂性和可变性的特点。在此基础上，2005年的生育研究不仅在文献数量上有所增加，在方法上也有所发展与创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涌现出了一些以队列回推方法为基础的生育研究文献，展示了人口学研究方法在研究人口问题中的独特魅力。具体说来，2005年的生育研究仍集中在生育水平与出生性别比两个方面。
3.1 生育水平
对当前我国生育水平高低的讨论在2005年仍在继续。尽管一些学者在生育率的具体数值上略存分歧，但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目前处于超低生育率的阶段。利用小学在校学龄儿童年龄分组的数据回推的结果表明，中国1992年以来确实达到了低生育水平[52]。然而针对“外来人口对大城市超低生育率的分母效应”，以梁秋生为代表的支持方同以郭志刚为代表的反对方各执一词，双方展开的这场历时一年多的针锋相对的大辩论尤为值得我们回味。针对梁秋生文中控制外来流入人口以后京津沪大城市总和生育率均高于1.0的推算结果以及外来人口在大城市超低生育水平中发挥着重要的分母效应作用的论点，郭志刚首先提出了质疑，他利用“五普”1％抽样数据的检验汇总得出，京津沪户籍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1.0，出生漏报和育龄妇女婚育年龄推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53]。而梁秋生对此表示质疑，他基于两人文中“外来流入人口”的定义的不同以及郭志刚所用的数据的样本量略显不足等理由，对郭志刚的文章提出了反质疑[54]。之后，郭志刚再次作出回应，利用新划分口径的检验和更大数据样本的检验再次验证了自己的结论[55]。与此同时，更多的学者也加入到了这一论辩中来。陈卫认为外来人口的分母效应的大小既与外来人口的规模有关，也与外来人口的生育水平有关。他的分析显示，由于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生育水平差别不大，京津沪地区超低生育率中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并不存在；与此相反，广东省则是最强烈体现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例证[56]。此外，王广州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育龄妇女递进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连续变化的历史过程[57]，陈卫对“发展—计划生育—生育率”的关系[58]，以及有的学者对我国人口生育转变独有的滞后与压缩的特征[59] 等进行的分析，皆为2005年生育水平研究方面具有一定新意的成果。
3.2 出生性别比
2005年学界对出生性别比的关注主要从出生性别比的水平、特征、原因及影响等多个维度全面展开。张青利用小学入学人数检验得到的“五普”低龄组(0—4岁组)的性别比为114[60]，从队列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测度出生性别比水平的方法。茅倬彦则以五次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总结出1949年以来我国人口性别比变化的特点，并指出解决性别比偏高问题的关键还是在农村地区[61]。在性别偏好对于出生性别比的升高的作用方面，学界达成了共识，认为“性别偏好”及其相应的生育性别选择行为是作用于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背后的关键性内在动因[62]，弱化性别偏好对于稳定低生育水平和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平衡都是至关重要的。不过在“数据漏报”与“选择性流产”之间的贡献大小问题上，学界并没有达成一致，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此外，出生性别比偏高对“婚姻挤压”的影响依旧是个热门话题。不过出生性别比相应于未来的婚配性别比并不是简单的队列时间推移关系[63]，因此其对“婚姻挤压”的影响也并非像我们最初想象的那么简单。马瀛通认为，由于男女间存在的婚龄差对婚配性别比起了一个平衡调节作用，因此2010年前进入婚配年龄段的人口不会出现婚配性别比失调的问题[64]。
4 老龄研究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剧，老龄研究始终是近年来人口学及其他相关学科关注的焦点之一。2005年学界有关老龄的研究在稳步中求发展，其关注的视野主要集中于养老问题的探讨。首先，在养老金制度安排方面，针对目前企业普遍存在的保费欠缴的情况，黎民积极探索创新，设计了双基数的征缴方案，将转轨成本部分转由企业税前利润征缴[65]。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解决转轨成本分摊的思路，不过企业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制度安排仍还是个问题。其次，在养老的社会支持方面，张文娟利用实证调查的数据，验证了子女在中国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中占据核心地位[66]。吕新萍则指出，社区照顾的家庭养老模式在中国最具发展前景[67]。此外，有学者对老龄社会分析层次、基本假设和理论的政策意义进行了归纳和总结[68]，对老年学科建设与发展定将起到推动作用。
5 死亡问题研究
死亡研究本应是与生育研究并驾齐驱的人口学研究的基础性研究。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于死亡的避讳以及相关资料的不易取得，学界关于死亡的代表性研究至今仍是凤毛麟角。值得欣慰的是，2005年出现了一些有一定特点的死亡分析文献。黄荣清对我国最近若干年的死亡水平作了重新检验，认为修正后的死亡数据算得的预期寿命比人口普查登记资料算出的结果小1.5岁左右[69]；也有学者从社会经济与死亡水平的相关角度，检验了2000年中国务省、市、自治区死亡水平的准确性，并从这一角度提出对死亡水平的修正方法[70]。以上研究提示我们在引用“预期寿命”等死亡数据得出相关结论时仍需谨慎小心。同时，基于总体死亡水平及婴儿死亡水平中存在的性别[71]、民族[72] 和地区差异[73]，部分学者对此开展了针对性研究。此外，曹树基还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认为民族关于饥荒的“历史记忆”是造成巨大的非正常死亡数目的原因，与各个区域人均拥有的资源及粮食无关[74]。
6 统计方法分析与运用研究
综观2005年人口学研究文献，我们欣慰地发现，人口学分析的技术与方法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人口学研究，它已经开始受到了其他领域众多学者的重视。如有学者把多状态生命模型这一人口分析技术运用于人力资源规划，探讨企业不同工作年数不同职位员工的流动状况[75]；利用人口学理论方法提出准体育人口概念并作了细致分析[76]。尽管这类研究文献目前数量并不多，但应该承认，人口分析技术正实现跨学科的交流现实是可喜的，不但为其他学科提供了科学的研究工具，而且增强了人口学研究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拓展了人口研究领域，同时也提升了人口研究的影响力。
在关注人口分析技术在其他领域运用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同样也被运用到人口研究领域。任远利用经济学原理，根据生态系统的变化，设计EFL模型，探讨了生态学视野下的动态的适度人口规模[77]。陆杰华等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来研究妇女生育行为[78]。尹春华等则把BP神经网络技术运用于人口预测[79]，还有的学者则运用非线性分形理论及分形R/S法，研究我国人口总数的发展演变特征[80]。显然，不同领域的学者已经开始重视人口问题，正利用各自的学科优势探讨和深化人口相关问题的研究。令人遗憾的是，2005年传统人口统计分析方法研究数量不多，仅郭震威等人基于年龄一孩次递进生育预测方法，计算了农村实行计划生育60岁以上人口的数量和中长期变化[81]。但是可以预见，无论是人口学本身的理论与方法，还是人口学统计方法应用到其他领域，或是其他学科理论方法在人口学应用，必将使人口研究更加科学和合理，使人口研究变得更有活力。此外，乔晓春归纳并总结出现代社会科学领域使用较为广泛的一些统计方法，这将有利于帮助我国年轻人口学者建立起科学的结构框架，并将对于把国外已有统计方法运用于我国实际问题的研究起到指导作用[82]。
7 其它领域研究
人口研究的其他领域如人口生活状况包括人口健康、计划生育政策评估以及独生子女等研究也带动了人口科学的繁荣。刘旭东认为不健康的心理因素是目前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增长缓慢的原因[83]。在人口健康越来越得到重视的今天，学者们探讨了艾滋病对人口和社会的影响[84]，并从经济学角度对影响人口健康因素作了全面分析[85]；有的学者则从农村人口健康入手，系统地阐述农村人口健康的基本保障方案[86]。当然，人口健康不仅仅包括身体健康，生活质量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人们总是习惯于用居住水平来判断生活水平的高低。2005年出现了不少分析人口因素对住宅需求的影响并对利用人口因素进行了住宅需求预测的文章[87-89]，他们用人口学的理论和方法预测了商品房的需求，这对于分析人口因素对住宅市场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翟振武等关注着我国知识分子的健康状况，针对目前我国中青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问题[90]，提出了科学独到的见解。
在计划生育研究方面，主要侧重于生育政策方面。有学者认为出生性别比和婴儿死亡性别比与政策实行的力度呈正相关关系[91]；还有一些学者继续对于现行的生育政策提出了质疑，主张对现行生育政策实行微调[92] [93]；桂世勋还介绍了上海现行生育政策调整“时间表”[94]。独生子女的研究文献虽然并不多，但其研究的理论意义却是明显的。为了反映独生子女状况，宋健撰文对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户做出区别，呼吁采取行动逐步消除独生子女户的后顾之忧[95]。有的学者对已为人父母的成年独生子女群体婚育模式进行分析[96]，从经济学角度详细考察独生子女与父母的供求关系，并把独生子女问题与养老保障结合起来研究[97]。可以说上述研究尽管为解决独生子女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但也存在着令人遗憾的地方，研究仍然过于宏观，也缺乏解决独生子女问题具体化和可操作性政策和建议。
总的说来，人口学界在2005年取得了许多有代表性或有新意的研究成果，为今后人口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目前人口学界的研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或局限性：一是有亮点和冲击力的代表性作品相对还比较少；二是凝结团队精神的基础性、影响力大的文章非常少见，反映着人口学界团队研究群体的氛围还没有形成；三是一些文章存在重复性研究的嫌疑，需要学界对这一问题给予一定的关注。
2006年是“十一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开启之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口发展也进入一个新时期，人口要素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方面问题相互交织，其呈现出来的问题不仅带有新特点、新情况，而且趋于更加复杂，这一方面增加了人口学的研究难度，另一方面也为人口学的进步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注释：
①本文仅对2005年国内学界的主要人口核心期刊做了文献检索，包括《中国人口科学》、《人口研究》、《人口与经济》、《市场与人口分析》、《人口学刊》、《南方人口》、《西北人口》和《人口学与计划生育》(人大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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