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形成的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调查研究论文,思想论文,基础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01)05-0013-04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读无字之书”、“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的精辟观点和“开座谈会”、“典型调查”、“解剖麻雀”等调查方法。这些观点和方法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并形成了系统的调查研究思想。任何一种科学的思想和理论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既有理论的渊源，又是实践的产物，与特定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的历史使命紧密相联。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有其一定的基础，也是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产物。
一、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调查研究的基本论述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调研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20世纪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论述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可以这样说，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调查研究论述的直接继承，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作为理论依据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社会调查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创建新的社会制度必须进行调查研究。他们认识到“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1]。“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个社会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2]。“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述和发挥”[3]。
革命理论的创造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来进行。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深入的调查，对以往的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批判继承人类全部的思想成果，终于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
列宁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他之所以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一个重要方面，是在他的一生中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列宁对重大问题的调查，一般经过长时间的辛勤搜集和积累资料，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在研究了大量材料基础上写成的。尤其是他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就有摘录、札记、提纲、评论以及各种各样的统计表格，共有800多页，60多万字。列宁不仅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而且研究了资产阶级学者的论述以及帝国主义各国关于政治、经济、外交、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等方面的文献资料。列宁摘录这些材料，来自145本书和49种期刊上的232篇文章。列宁正是通过大量的搜集资料，掌握了有关帝国主义的大量情况，为他撰写重要的理论著作《帝国主义论》作了充分准备，可以这样说，《帝国主义论》这一鸿文巨著的完成，正是列宁长期调查的结果。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作用，而且成为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直接渊源。毛泽东正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调查研究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逐步形成了他的调查研究思想。
二、实践基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总结
只要考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实践，不难发现，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除了直接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调查研究理论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实践基础，这就是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密切结合起来，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射中国革命的“的”。
由于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社会性质和西欧各国明显不同，革命的性质也有所不同，从而使革命的对象、动力，革命的敌、我、友，有着和西欧各国不同的情况。中国革命既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也不可能借鉴现成国外的经验。即使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证了，也不会同欧洲的情况完全一样。要想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只能是认清中国的国情，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就需要进行调查研究。“中国革命也需要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坚持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的历史经验。把调查研究与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所面临实际问题密切结合起来，这就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的风格。
可以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以及一整套的方针政策的形成都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来的。比如，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俄国的经验是“城市中心”，这是共产国际一直坚持又为“左”倾冒险主义者长期奉行的观点。尤其是王明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唯上”、“唯书”，完全离开中国国情，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毛泽东经过深入细致地调查，认为中国的国情，与当时资本主义各国的情况有许多不同，资本主义各国，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应该是“首先领导城市然后进攻农村”，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中国由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受封建主压迫；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受帝国主义压迫，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的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毛泽东正是在了解中国国情基础上，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而且在理论上作了说明，为中国革命探索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正如王首道所说：毛泽东“所以能得出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的英明论断，是同他对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以及其他阶级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分不开的，正因他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才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时间、地点和条件上都不相同，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走中国自己的路。”[4]
中国是农业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农民是生产力的主力军和革命主力军。农民问题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中国农民的情况如何，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要熟悉中国社会，首先要了解中国农村，毛泽东说：“要争取和依靠农民，就要调查农村”。毛泽东农村调查贯穿于整个中国革命过程中，调查次数之多，范围之广，内容之系统、深入，在马克思主义调查史中罕见。大革命期间，他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不仅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而且提出租率、利率、田赋、租佃关系等36个调查项目，引导学员实地调查，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调研著作，逐步揭示了中国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特殊历史地位，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基础。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又深入农村，对农村的政治、经济进行调查，加深了对各阶级经济地位的认识，从而提出了正确的阶级估量，为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比如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政策，就是经过寻乌调查以后提出来的。毛泽东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能活下去”，“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这一期间，毛泽东为解决土地革命中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写出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反对本本主义》等一系列调研著作。
毛泽东是人民公社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主要决策者，但及时觉察实际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纠正办法的也是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深入农村对农民调查。1961年他派出三个中央调查组对浙江、湖南、广东农村展开调查，当了解到公共食堂使农民吃不饱肚子、出现严重的水肿、群众很不满意时，毛泽东亲自对湖南农村实地调查，不仅看了胡乔木的调查报告和所附四个材料，还直接与农民座谈，了解真实情况。他对乡亲们说：“公共食堂不能万岁”、“解散食堂，你们韶山可作试点，但要注意解散食堂后还会有一些新问题。”[5]后来胡乔木根据毛泽东指示到湘乡大坪公社唐家屯搞点，写了调查报告，毛泽东作了批示，中共中央作了转发，全国公共食堂随之相继解散。由此可见，解散公共食堂是毛泽东对广大农村深入调查情况下才作出的决策。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号召全党一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同时阐明了调查研究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关系。他在给张平化的信中说：“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指出调查研究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只要在全党坚持这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就一定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与此同时，《解放军报》辑录发表了《毛泽东调查研究》，各地刊登了大量研究文章和宣传材料，成为20世纪60年代初党的作风转变的先导，对党的工作重新转到基本正确的轨道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上述情况充分表明，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中，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中，写出了许多的调查研究著作，提出了调查研究的态度和方法，从而为他的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
三、历史基础：中国古代调查研究的主张和实践
对中国古代调查研究思想的借鉴，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形成的又一因素。其调查研究思想也正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的调查研究原理和方法中汲取丰富的营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古代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批判继承，进行改造和创新。中国古代调查研究原理和方法给毛泽东提供借鉴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调查的求实态度。中国古代的调查求实态度最早出自东汉。班固在他的《汉书·河间献王德传》中就提到，“河间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意思是说刘德研究学问喜欢搜集整理资料，根据事实来考辨真伪。唐代颜师古注《汉书》进训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引申为一种务实求真的学风。清代乾嘉学派也强调“实事求是，不主一家”。近代湘湖文化代表魏源、左宗棠等，都有这样的思想。魏源就提出“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左宗棠在他的奏折中也强调实事求是：“募练水兵，以求实效”，“实事求是而船政可举也”。这些名家讲求“实事求是”，立意尽管有所不同，但都包含着力求按照客观世界的规律认识事物，代表着那种注意实际、详细占有材料的优秀文化传统。这些优秀思想，对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毛泽东所提倡的调查研究的实事求是态度，正是从中国古典籍中撷取过来的，经过改造和发展，赋予了时代内容。他认为，调查研究是认识社会的基本方法，而要正确认识社会及其发展规律，就必须从社会的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共产党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40年代提出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实事求是”。到60年代初，为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带来的困难，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他说，我们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最近几年，调查做得少了，不太摸底，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并提出要过“一个实事求是年”。
第二，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技术。我国古代社会调查积累了形式多样的调查方法和技术，这些都给毛泽东提供了借鉴。
一是注重“躬自”调查。中国古代志士仁人十分注意这一点，魏晋期间的韦睿就注意“躬自”调查，韦睿是西汉丞相韦贤后裔，梁武帝时名将。《南史·韦睿传》记载，天监五年（505年），梁武帝命韦睿都督诸军攻打魏的小岘城，他亲临城下巡视，“巡行围栅”，“案行山川”。从毛泽东的《南史》批语看，他十分赞赏韦睿调查研究的做法。毛泽东在“睿巡行围栅”处加旁圈，天头上划三个大圈，并作批注：“躬自调查研究”；毛泽东在批注中的“躬自”两旁又加了旁圈，以加重“躬自”在调查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攻小岘城之后，韦睿派人进攻被魏占领的合肥，久攻不下，他到后，即“案行山川”。毛泽东对此加以旁圈，天头上划着三个圈，又一次作批注：“躬自调查研究”。毛泽东赞赏韦睿的“躬自调查研究”，并提出“我党干部应学习韦睿作风”，其目的是要领导干部亲自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毛泽东借鉴了韦睿的“躬自调查”，并作了继承和改造，赋予其新的内容。
二是重视实地调查。中国古代的司马迁、郦道元、徐霞客等都主张游览天下，考察社会，这些实地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给毛泽东很多启发。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20岁以后，到处游历，广泛接触社会，实地参观和考察名胜古迹及名山大川，增长了见解和才干，为完成中国第一部传记体通史《史记》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资料。北魏郦道元依据《水经》，广泛调查，其《水经注》就是实地考察的产物。明代徐霞客淡泊名利，一心想要“问奇于名山大川”。他觉得以往的山经地志中，有些记载不一，推其原因，是由于没有经过实地调查，错误不少；特别是边疆地区，问题更多。为此，他历经30年，开始地质科学调研工作，考察了16个省区，用日记的形式，把调查研究成果留下来笔录，经友人季会明整理，定名为《徐霞客游记》，第一次彻底地弄清了长江源流，明确提出“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的结论。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顾炎武把实地调查与改造社会紧密联系起来，他主张游历四方，注重考察，他反对“琐琐于典籍文字之间，而不稽于道里徒步之下”的学风，提倡实地调查。“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经历南北，谓“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田”，留心天下郡国利病，注意实地考察、调查，他的重要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就是他长期考察，广泛调查基础上所写成的。这种对社会生活的实地调查，对顾炎武的经世致用的观点形成了推动作用。毛泽东继承了中国古代把调查研究与改造社会、治理国家结合起来的思想。毛泽东在他的《讲堂录》中记载着司马迁的游历调查：“司马迁览潇湘全登会稽，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及益广”。同时，恭谨地抄录了潘耒为《曰知录》所写的序言，对顾炎武的“足迹半天下”，“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穷源探本，讨论其所以然”的调查态度加以赞赏。对于郦道元、徐霞客的游历考察非常推崇。1958年1月1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中说：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岷山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说是“金沙江导江”。同时，我看《水经注》的作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好？毛泽东所以如此称赞徐霞客和郦道元，除了他们的文章写得好以外，主要是因为他们经过亲自游历和实地考察，通过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的书本上没有的东西。
第三，运用古代形象的语言和典故。毛泽东对古代调查思想还表现在对中国古代调查研究理论的语言表述形式上，采用言简意赅，深入浅出的文风，从而显现出生动活泼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在他的调查著作中常常借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调查言论来表述。比如，取孔子的“每事问”来强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多次加以引用。他说：“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在谈到如何向调查对象学习时，毛泽东提倡“不耻下问”，他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说：“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然后再下命令。”“不耻下问”语出《论语·公冶长》。毛泽东还取魏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引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取孙子《谋攻篇》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提出作战中既要了解敌人，又要了解自己，如实掌握情况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