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国庆节庆祝方式演变的政治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庆节论文,意义论文,政治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6）05—0089—03
自1999年国务院修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十一”、“五一”和“春节”就成为中国制度化的“黄金周”。而作为黄金周的“十一”本质上是国家的庆典。相对于“中秋”、“春节”这样的传统节日而言，它是一个“政治节日”。在假日经济的热烈讨论中，国庆节这一节日本身所蕴涵的政治意义，似乎早已被人们淡忘和忽略。
国庆节作为一个政治节日，从中央政府组织的国家层面的庆祝活动看，其庆祝模式在共和国的历史中经历了几番变换。
1949年至1970年的军民大游行的狂欢模式，使国庆节的节日气氛渲染到极致。对于一个遭受百年侮辱而获得独立的国家，1949年10月1 日的确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对于一个阶级压迫深重而由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取得政权的国家，1949年10月1日的确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军民大游行的狂欢，淋漓地表达了共产党对这一胜利的喜悦，充分地宣泄了人们对新生共和国的认同与支持。对于一个来之不易的新生国家与政权而言，这种狂欢的庆祝模式，似乎是合乎情理的选择。
这种仪式化的军民大游行的狂欢，不断地再现了1949年的场景，使10月1 日成为人们心目中难以忘却的日子，强化了人们对共和国的认同与热爱之情。新生的共和国在人们的狂欢中，渗透到了人们的意识与情感之中。随后的“游园”模式，虽然淡化了狂欢色彩，但国庆的庆典气氛依然浓厚。
不可否认，仪式化的狂欢的确能激发人们对共和国的政治认同感。但这种间隔短暂的狂欢，持续得久，其政治效果会越来越不明显。国庆的狂欢构筑于人们对于一个来之不易的新生国家的狂热的喜悦之情，构筑于政府对这一仪式执着的组织与投入，也构筑于毛泽东的领袖魅力。这种仪式的演练，也源于中共党人一贯的“群众运动”的动员模式。但当人们高昂的热情经过长时间的宣泄而疲惫时，当个人崇拜的激情逐渐冷却后，当国家对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感到乏力时，这种狂欢式的庆祝模式也就走到了尽头。
1978年之后，政府对国庆节的低调处理，使国庆节的庆典气氛淡化，国庆不再像之前那么令人瞩目。国庆节作为国家的庆典，其仪式化的程度被大大消解。1999年出台的新的休假制度，使国庆节成为黄金周。这一着眼于经济利益的政策，使国庆节的庆典性质发生了变换。尽管，政府还在举办庆祝晚会，但旅游休假成了人们度过国庆的主要方式，其政治庆典的意味更加淡化，转化成了休闲的假期。至此，国庆节在很大程度上已由国家的庆典转化为公民的节日。除了标语与口号不同，国庆在内容上与“五一”似乎已没有什么不同。国庆似乎不再是祭奠国家的神圣性，而纯粹是公民休闲娱乐的假期。
国庆节这种庆典性质的置换，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共党人执政思维的转换与改进。狂欢式的军民大游行与游园活动是中共动员模式的延续与再现。通过制造一种欢腾热闹的景象，共和国的进步与发展得到了情绪化的展现，人们对共和国与中共执政的认同得到了激情化的表达。但国家也为这种欢腾，付出了高昂的经济成本与政治成本。年复一年，几十万人游行队伍的组织，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1978年后国家对国庆节的低调处理，便有节省成本的考虑。《人民日报》于1980年10月1日发表的《于细微处见精神——国庆纪念活动改革有感》， 颂扬了国庆节这种低调处理的方式，肯定了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原则。而领袖检阅游行队伍的标准化程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造就个人崇拜的神坛。当浩浩荡荡的队伍经过天安门城楼，高呼“毛主席万岁”时，个人崇拜的色彩已十分浓厚。尤其从1966到1970年，当人手一本《毛泽东语录》的巨大队伍，抬着毛泽东塑像，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经过天安门城楼时，国庆的游行在很大程度上已转化为个人崇拜的表演。1978年后，中共致力于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不再热衷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成为检测其执政绩效的重要指标。中共不再执着于凭借有组织的群众运动来强化与展示其执政的合法性。而是让人们在切身的生活实惠中，来认同其执政与领导的有效性。国庆节让人们享受生活、愉悦身心的假期效应，恰恰契合了中共的这种务实的执政理念。
国庆节的休闲化在某种程度上也迎合了中国政治文化世俗化的趋势。1949后的中国，政治的功用曾一度被神圣化。“政治挂帅”是我们并不遥远的记忆。就政治参与的宽泛意义来看，军民大游行的狂欢与游园活动，属于政治参与行为。这种参与，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出于参与者的意愿，而是政府组织行为。这种动员式的政治参与展现的政治神话，抹杀了参与者的个人利益与意愿，人们成为政治活动的机器与道具，使政治活动朝非理性方向发展。1978后“政治神话”宣告终结。国家不再组织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发展与稳定成为重要目标。中国的政治价值观实现了由“政治挂帅”向“政治为经济服务”的历史性转变。人们不再为空洞的政治与远大的目标超负荷地承诺精神上的某些责任与义务。满足需求、享受生活成为值得肯定的生活价值观。于是在政治文化层面上，便体现出了极为实际和现世性的色彩。
1999年后，国庆节的休闲化则进一步体现了这种实际和现世性的政治文化色彩。1999出台的休假政策，使国庆节的政治意味进一步消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由国家的庆典转化为公民的节日。人们不再被动地出席国家组织的庆典，不再扮演政治活动的机器与道具，可以自由安排休假的方式与活动。人们在这种自由选择中，实现了自我的追求与价值。就国庆节的政治意义而言，与狂欢的庆祝模式相比，这种模式似乎无法激起人们对共和国的狂热之情。但它却以“润物细无声”的细微方式，让人们在享受休闲与生活之中得到满足，从而累积人们对共和国的依恋与认同之情。国家也在这种策略转变中，获得了物质上的实惠与政治上的意义。
当然，当初实行国庆休假政策主要是着眼于拉动经济增长。正因如此，目前国庆的假期政策，遭到了质疑。这种质疑也主要是从经济意义的视角展开的。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建议改革黄金周的报告《2005：双稳健政策下的宏观经济走势》，在2005年年初再次激起人们讨论黄金周的热潮。在人们的视野中，国庆节已完全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与休闲娱乐的假期。而国庆节政治意义的获得，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意外的收获。无论国庆节庆祝方式如何改革，但节日的世俗化与休闲化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