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mitewoko, Edwige[1]2004年在《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劳动供给的决定因素：中国和刚果的案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相关经济理论表明,一个分析工作和休闲偏好的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妇女的劳动供给决策。人力资本禀赋、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家庭特征等因素都会显着地影响妇女的工作偏好与劳动供给(Elisa Birch,2002)。随着妇女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近二十年来世界各地妇女的劳动供给偏好也发展了很大的变化。尽管经济结构的改变使全球妇女的劳动市场面临更加严重的性别歧视,但是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依然在不断提高;从1980年到2000年,刚果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从42%上升到44%,同样中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也从43%提高到45%。显而易见,解释近年来妇女劳动参与率的变化,以及对影响参与率变化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对学者和政策制订者都非常的重要。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影响中国浙江和刚果Brazzaville两个地区妇女劳动参与率因素的分析和对比,以发现影响近年来妇女劳动参与率的各种因素。该模型假定,妇女的劳动参与取决于其家庭总收入。以该假设为基础,本文对妇女的婚姻状况、家庭中其他成年人的存在、孩子的数目、教育程度、培训状况、工资等个人特征和丈夫或监护人的劳动劳动参与以及他们的收入等家庭特征都对妇女的劳动参与偏好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本研究以在中国浙江省和刚果Brazzaville这两个地区的调查问卷为基础,在两个地区各发放1000份有效问卷。调查对象的年龄范围在18岁到61岁之间;包括目前的工作状况(有工作的和没有工作)、不同的婚姻状况(未婚、寡妇、已婚、离异)的妇女。调查的时间为2003年8月到10月。本文中使用了Probit回归模型对各个城市区域总体样本的妇女劳动供给进行估计,使用了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不同婚姻状况对妇文劳动供给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通过分析,本文认为: 1、关于总体样本 (1) 在浙江省:教育、年龄、婚姻状况、家中其他成年人的存在以及预期收入是影响妇女劳动供给的主要因素。 (2) 在Brazzaville:教育、年龄、婚姻状况、家中其他成年人的存在、预期收入以及孩子的数目是影响妇女劳动供给的主要因素。 2、对于已婚妇女来说,调查发现她们的劳动供给主要取决于她们的个人和家庭特征: (1) 在浙江:教育、年龄、婚姻状况、家中其他成年人的存在、预期收入和培训
安吉[2]2007年在《农业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早期有关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争议不大。但是随着二元经济模型的出现，主流经济学主要关注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所以，有关农业在经济发展中角色的研究逐渐淡出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直到最近随着多元增长模型的出现，经济学重新开始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本文研究了农业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中国和SSA国家—经济发展的中的角色。本文的主要目标是寻找如何衡量发展中国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的方法，并且界定那些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发掘农业潜力、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因素。本文中SSA包括以下国家：Benin，Burkina Faso，Congo，Gabon，Cameroon，Chad，Central Africa Republic，Togo，Mali，Senegal，Niger，Cote D'ivoire，Equatorial Guinea，and Bissau Guinea。中国和SSA地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其过去一段时间内的角色转变，大体遵循统一的模式。在中国和SSA国家农业在GDP、劳动人数和贸易额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其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下降。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经济都没有摆脱这一发展趋势。然而，不同国家之间的这一趋势存在差异。很多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模式，农产品生产条件以及农业的多元化程度。这从这些国家的发展情况中得到很好的说明。农业在中国和SSA国家的国民经济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业提供了主要的食物来源，以及农村人口的收入和就业。农业的发展和土地的利用是保证食物安全、反贫困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农业部门为世世代代的农村人口贡献了收入、提供了就业，并且是保障食物供给、减少农村贫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农业是工业生产的支柱，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它显着影响着整体的就业、收入、出口等，进而影响一国的GDP。在“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农业贡献了GDP的25—40％，容纳了全部劳动力的60—80％，占整个出口额的30—60％。此外，在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典型家庭中，收入的50—75％被用于食物消费。农业成了发展中国家努力推进反贫困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部门。这部分源于农业在一个经济体中在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的显着地位。但是农业的这种双重功能也导致了在制定发展政策上的两难困境。在许多发展中的农业社会中，农业是一种生活方式。农业的快速发展在本质上是为了确保食物安全和减少贫困。在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依然贡献着GDP的绝大部分，并且提供了大部分的就业岗位。农业农国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做出显着的贡献。中国在1965—2002年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8％。中国的GDP增长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很好的纪录，农业一直是国民经济中的基础部门。然而，SSA国家农业增长速度还相当缓慢，半年2.1％的增长率跟中国相比而言存在很大差距。在中国农业附加值增长率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接近甚至超过年均4％。1978—2003年，中国的实际GDP增长率为9.4％。尽管农业在这一时期的增长率(4.5％)相对于工业(11.6％)和第叁产业(10.3％)的增长而言是失败的，但是农业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其稳定的增长为整个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基础，确保了中国改革的稳定推进。2003年，中国农业产出占GDP的份额降到了14.6％，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人口占总劳动力人口的比例降到了49.1％。中国农业最大的贡献在于它养活了13亿国民。在SSA，农业对GDP的贡献据估计为33％，然而，2002年时，许多国家农业对GDP的贡献率下降了，在同一时期，工业增长了一倍服务业增长之后占GDP的比重达到了20％。例如在刚果，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低于10.0％，对国家出口的贡献少于1％。Gabon有着同样的趋势，农业占GDP的比重估计在4.5％。在象牙海岸，农业的比重比1985-1994年的30％降致1999年的27.4％。在经济学中，农业份额的下降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文献大量存在，无论是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间内还是同一个时期的不同国家之间，这一关系都是普遍存在的。农业份额的下降与经济发展之间内在的联系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论在亚洲、拉丁美洲还是非洲，发达国家或者贫穷国家，都是存在的。1980年，在大多数SSA国家和中国，农业在GDP中占了30％的以上。到1998年，除了刚果以外，没有一个国家的这个数字超过30％。农业在GDP中的份额急剧下降。一般来说，随着农业份额的下降，农业部门的规模随之减小，从而这个下降的速度也日趋减缓。这种趋势在所有这些国家都有清楚地展现。Chenery and Syrquin(1975)发展农业在GDP中份额的下降与发展的进城紧密联系。Chenery-Syrquin关系在整个世界，以及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都存在，甚至在同一个国家内也是一样。但是中国和SSA国家的农业份额的下降趋势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慢，因为中国和SSA国家农业在GDP中的份额相对角度低。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以下途径：FAO数据库(2004)，世界银行(2004)，非洲发展银行，中国统计年鉴(2005)，以及历年中国农业年鉴。另外的数据来自政府部门和社会研究机构的网站。我们能过从FAO网站下载所需要的数据。本文利用一个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发展中国家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通过研究中国和部分SSA国家的农业对GDP的影响之后，我们分析了这些国家的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关系。我们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在SSA国家，我们随机选择了叁个国家：喀麦隆、刚果和布基纳法索用于我们的聚类分析。模型估计的结果如下：回归分析表明，中国和SSA国家农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比单纯GDP的更大。农业增长对国民经济产生正面影响，尤其在SSA国家也体现的淋漓尽致。同时，农业增长和国民经济增长的不对称性的原因也因国而异。得出的结果显示在中国1％的农业增长率可推动非农业产业增长0.12％至0.15％(对几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来说)(尽管从数据上看零起点不同，但这些地区的平均值在数据上并无不同)。似乎也有反作用。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非农业产业增长1％，农业增长率则下降。在有些国家(如喀麦隆、刚果和布基纳法索)，非农业的增长似乎与农业增长并无联系。比较单个国家可看出巨大的不同。国家之间均存在多种不同种类成分，所有这些国家的情况都相似。除中国之外，所有这些国家的农业增长均能带动非农业产业的发展，跨产业的增长也有极高的弹性，且在所选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这种联系要远高于地区跨产业平均增长率的0.12％。有意思的是中国的连锁效应(特别是向前的)最强，且跨产业的增长弹性最大。喀麦隆的连锁效应位于中国和布基纳法索与刚果之间，且喀麦隆的跨产业增长弹性是该地区平均水平的两倍。布基纳法索和刚果的连锁效应均很弱，且跨产业增长弹性与该地区平均水平相当。此外，文章扩大了对农业的定义，使它包含食品加工行业。利用同样的细目分类的方法，其结果表明中国平均跨部门的增长弹性，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增加，从0.12(不含食品加工)至0.18(含加工)。以中国为例，有力的表明了如果农业下游产业包括在农业经济中，农业的正外部效应更加明显。与此相反，在SSA国家增加食品加工行业反而降低平均跨部门的增长弹性。这表明，在SSA国家，大部分与初级农业增长相关的非农业部门的增长，其中加工行业与农业的关系更为密切。也就是说食品加工行业在农业—非农业的联系中占有更大的比例。在中国，除了食品加工行业以外的加工工业与农业的前向联系要更远，这可能是源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中国农业贡献了GDP的12％，作为一个基础部门，农业的稳定增长确保了整个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变化为中国改革之后20多年实际GDP以9％的速度增长提供了保障，也为出口贸易以及投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一个独一无二的经验是，农业人口的转移主要发生在农村社区内部，也即大部分农民通过到乡镇企业从事工作，形成了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转移模式。在SSA国家农业贡献了GDP大约10％。根据统计数据，许多情况不容乐观，平均农业年均生产增长率在下降，农业对GDP的贡献在下降，但是考虑到大部分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基本保持不变，这以趋势是不妙的。为了更好的发展，在SSA国家提供基础的设施，增强发展的动力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好的政府管理、基础设施、政策改革、人力资源发展等，这些能够为农民提供好的发展环境，使得他们对经济发展做出共享。总而言之，农业必须成为SSA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些结果阐明了在这些国家农业对农业有着显着的溢出效应。因为对初级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很低，以上结果暗示着农业的增长将导致农业在GDP中的份额随时间而下降。在中国、喀麦隆、刚果、布基纳法索这些国家，农业影响GDP，例如：在这些国家，农业都对国民经济产生影响。对中国、刚果、布基纳法索来说是积极影响，而对喀麦隆来说是消极影响，负面影响来自全局经济条件的复苏，导致农业在经济中地位下降。在对这些国家的一段时间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关系是积极的，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是积极的。但是农业和GDP之间的相关性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是不同的。这种相关程度在中国比在其它SSA国家高，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并且通过经济改革措施对农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措施包括如下：增加政府在农业部门的投入，增加生产投入，引进新的生产技术，推广新的作物种子等。中国叁代领导人，在不同的时代都一直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并且对农业的生产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些都表现在模型的回归结果中。在SSA国家，尽管农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很显着的，但是农业部门依然没有得到政府的足够重视。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在这些国家并没有推行好的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使用回归方法对同一时期这些国家的分析图表说明国民经济中农业增长和非农业增长之间存在强正相关。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发展存在重要的正向联系。在中国，喀麦隆，刚果和布基纳法索，这两个部门存在明确的正相关。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将帮助两个部门独立增长。即使是采用多步骤的模型，也可以用相当简单的因果关系来解释它。国家间经济发展的差异主要不是由劳动力和资本的差异来解释的。另一个更主要的因素决定劳动力和资本使用的生产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力的作用尤其显着。中国的生产力一直快速发展而SSA国家却在退步。这种两部门的正相关可以首先通过农业部门基于各种机制下，直接的和间接的对非农业经济的助燃作用来解释。作为经济结构转变的部分，农业份额伴随着经济增长而下降，从而农业部门的资源被释放出来用于更高生产效率的工业和服务部门。如果他们能够通过快速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而释放，并且被非农业部门对生产要素的动态需求而吸引，这些资源的利用率将更高效，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第二，模型显示，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的联系也发生在进出口市场。在中国和SSA国家自我供给大部分粮食，因此农业部门对食品安全的总体水平起到重要作用。在工业化初期阶段，许多工厂的产出取决于农业原料，并且国内供应起主宰作用，因为高额的运输原料成本，加工食品工业的高损耗率，以及要想维持高效的生产加工水平需要及时的供应。农业部门的增长和非农业部门的增长的联系可以用模型表示为叁个基本层次：地方和区域经济、国民经济和跨国经济。这些结果再次表明发展中国家对农业下降趋势所造成的经济实力这个话题讨论的很少。传统的解释来自1961年Johnston and Mellor，用叁点原因解释了GDP中农业份额随着发展而降低的变化：(a)收入弹性少于农业总和；(b)农业扩张伴随恒定或减少的农业劳动力：(c)技术进步支持生产来自中国的政策经验，如果不考虑不同国家之间经济体系和结构上的差异，那么这些经验就有可能被误用。从中国学习到的政策经验是，没有考虑到这些国家的耕地经济中的结构差异会被引入歧途。此外，相关政策经验是需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特性，尤其是不同国家与耕地制度相联系的特性。缺少对区域和国家特定因素的考虑可能会导致过渡的笼统化。根据现有文献得出观点，SSA农业的低投资和低增长是由于政府通过价格、贸易机制增加农业税收所导致的。这些政策似乎不能解决SSA政府所面对的所有问题，即国民经济中多数自给农民的整合性问题，以及偏远地区生产条件的基础设施和技术不利影响。总之，SSA在产品、农业、林业方面正朝积极的方向前进，正在为农产品方面尽最大的努力。SSA正在为发展农业做全方位的努力，符合”农业发展为基础，带动其他产业发展”这个国民经济目标。
苏成捷, 张宇[3]2012年在《堕胎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日常避孕抑或应急性措施?》文中提出中国明清时期据说已经使用了一些堕胎方法,但是事实上谁在尝试堕胎,又在什么情况下尝试呢?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堕胎可用于日常避孕,这一观点的前提是已知的堕胎方法安全、可靠且易得。本文挑战这些历史学家所依靠的质性证据,并从清代法律资源和现代医学报告中提取新的证据,以此证明传统的堕胎方式(最常用的是堕胎药)危险、不可靠且比较昂贵。因此,堕胎在实践中是一种处理危险情况的紧急手段,要么是因为怀孕危及妇女的生命,要么是源于社会性的危机,因为怀孕将暴露一个女性的婚外性行为。而且,即使是对于那些急切需要的女性来说,堕胎也未必是可获得的。
高原[4]2012年在《小农农业的内生发展途径——以山东省聊城市耿店村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研究的是山东省西北部耿店村近15年来农业转型的经历。通过从传统的粮棉农业转变为大棚蔬菜农业,村民的单位土地回报和劳均收入均有大幅提高。耿店村在农业转型过程中,仍然以农户家庭为经营主体,并且在村干部的组织下,成立了蔬菜交易市场、合作社和育苗场等新型经济组织,进而实现了蔬菜生产产前、产中、产后的纵向一体化。耿店村的经验展示出一条以农户家庭和村庄社区为能动主体、通过发掘农业自身潜力而实现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劳动供给的决定因素：中国和刚果的案例研究[D]. Kamitewoko, Edwige. 浙江大学. 2004
[2]. 农业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D]. 安吉. 浙江大学. 2007
[3]. 堕胎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日常避孕抑或应急性措施?[J]. 苏成捷, 张宇. 中国乡村研究. 2012
[4]. 小农农业的内生发展途径——以山东省聊城市耿店村为例[J]. 高原. 中国乡村研究. 2012
标签：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论文; 国民经济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经济学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三农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