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国际关系中的均势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均势论文,国际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均势是国际关系理论即国际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对学者和政治家来说，均势是现实主义的标志，也是威望的标志，谁如果否认均势，谁就会被认为是软弱无能，不敢正视权力的作用。本文拟对均势理论作一简要介绍，并在此基础上，联系实际问题进行分析论证，就该理论谈些粗浅的看法。
均势概念有多种含义，厄恩斯特·B·哈斯认为至少有8种，即：力量的分配、均衡或平衡过程、霸权与谋求霸权、处于力量协调下的稳定与和平、不稳定与战争、一般的均势政策、历史的普遍法则和对决策者的指南。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均势概念在理论上可作为以下的概念来接受：某种形势或条件、国家行为的一般趋势或法则、对政治家的指南、系统维持国际系统某种类型特征的方法。[①]
我国学者倪世雄认为，均势概念的含义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指国际关系的一种均衡状态；一类是指国家发展对外关系的一种战略或策略。用于国际关系的均衡状态是指力量对比相对均衡的结果，一般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以谋求力量对比的均衡来实现国际局势稳定的战略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均势战略的本意。[②]比如，许多书中所提到的均势原则这个概念也可纳入均势战略之中，而均势体系概念则可归入第一大类中。
国际关系中的均势状态大致可分为：简单均势与复杂均势、全球（总体）均势与区域均势、支配系统的均势与从属系统的均势。在此毋需赘述。
根据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一书，均势战略的实施手段主要有以下5种：结盟、军备和战争、肢解、补偿、“平衡者”。其中结盟是最重要的方法。
一、均势战略的作用
按照传统的国际关系均势理论，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维持均势可以起到以下三方面的重要作用：
1.防止霸权。整个国际体系中若存在总体均势，强国便无法征服这一体系而成为世界帝国。当前国际局势中，就呈现出美、欧、日、俄、中这样一种一超多强的复杂均势。虽说各方的力量并不均等，但也能防止美国独家称霸世界。局部均势的存在可以维护某一特定区域的国家独立，使它们不受某一强国的支配。比如东盟，虽然是由一些较小国家组成的，但其整体势力却能与中国、日本这两大力量呈相对平衡状态。这不仅使它们免于受某个大国控制，而且增大了它们在东亚事务中的发言权。又如，在欧洲，如果没有美国的平衡，英法等国家就无法应付统一后强大的德国和可能复兴的俄罗斯。当然，美国的本意是不仅仅要作“平衡者”，而且还要扮演领导者的角色。
近代史中维也纳体系的建立则更能说明这个问题。在反法联盟中，奥地利是个实力较弱的国家，但它的首相梅特涅玩弄均势外交却最出色。在第五次反法联盟失败后，梅特涅上台开始推行均势战略。他一方面委曲求全，不惜多方迎合拿破仑，另一方面又尽力联合俄、英、普等国家来反对法国。在第六次反法联盟打败拿破仑后召开的维也纳会议上，梅特涅以均势原则作手段，因利乘便，借机加强自己以削弱对手，联合英、法遏制了俄、普在波兰和萨克森问题上的野心，使奥地利成为欧洲四强之一。此后他又借助“四国同盟”和“神圣同盟”而左右逢源，并一跃成为欧洲大陆的中心国家。梅特涅实施均势原则的手腕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由此而形成的欧洲均势体系也被历史学家们称为“梅特涅体系”。同样，法国的外交大臣塔列朗亦玩弄均势原则，利用战胜国之间的矛盾来保存实力，改变法国的战败国地位，并最终跻身于欧洲列强之中。
2.维护特定的国际体系自身的稳定。总体均势及局部均势的存在，为维持国际秩序所必定依赖的其他办法（外交、战争、国际法和大国协调等）的实施提供了条件。如果不存在均势，一个大国享有力量绝对优势，就可以置国际法于不顾，无视外交惯例与程序，甚至可以蔑视大国相互礼让的传统作法，使其对手不可能用战争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例如，由于均势局面的存在，维也纳体系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才土崩瓦解。而继梅特涅之后玩弄均势战略的大师当属英国的卡斯尔雷和帕麦斯顿了。应该承认，18、19世纪欧洲体系的稳定同英国长期实行不结盟的平衡政策是分不开的。帕麦斯顿曾说过：“英国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③]后来丘吉尔在总结英国的对外政策时也指出：“英国四百多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④]
3.防止战争的爆发。基辛格认为，所谓和平战略就是“巧妙地利用相互斗争的势力之间的均势”。[⑤]基辛格本人在中东危机中所搞的穿梭外交和大三角关系中的纵横捭阖就是很好的例证。所以，在基辛格的外交哲学中，恢复传统的均势外交乃是其思想核心。一般说来，在均势状态下，大国不敢轻易发动战争。同时，大国协调和共识也有利于防止战争的爆发或减缓战争的强度。比如，冷战时期的核均势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不敢正面对抗，从而避免了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如今波黑战乱的停止及其相对稳定局面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克族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穆克联邦与塞族达到了势均力敌状态之故。
当均势再也不能维持时，就容易导致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部分原因便是由于德国的迅速崛起使得英国再也不能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状态，因而英国才诱骗德国加入战争，企图及早以战争来解决德国威胁问题。当然，矫正均衡这一行动本身就含有新的动乱因素。
均势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但这并不说明执行该战略的国家其目的就在于此。列强及资本主义大国奉行均势外交，其用意往往是借此削弱对方，增强自己，造成有利于自己的国际力量对比，为其扩张和殖民政策服务，维系或实现其霸权。而弱国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运用它来谋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但这只能是权宜之计，最终只有增强自身实力才能确保国家的独立，实现其战略目标。关于不同国家执行均势战略的目的这一点，需要结合均势理论的缺陷来进一步理解。
二、均势理论的缺陷
均势理论虽然由来已久，但这一理论尚不成熟，还存在着不完善乃至谬误之处。
1.均势理论在本质上的缺陷。均势理论的逻辑前提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少数大国操纵国际体系，在其适用原则当中，小国是没有多少地位的。例如在欧洲近代史上，大国之间均势的保持几次都是以牺牲波兰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为代价。在这种国与国之间的交易中，甚至大国也有被超级大国利用的危险。法国的戴高乐总统就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毅然退出了北约军事机构。资本主义国家所实施的均势战略或原则在本质上乃是一种强权政治，因其所追求的国家利益是不惜以牺牲他国的正当利益为前提的。
当然，这不等于说弱国就无法实施均势战略，只是因为客观条件和主观能力的限制而难于执行罢了。而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中也有这样的例子，众所周知，西德总理施密特当年就是依靠均势战略而在超级大国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的。
其次，均势理论是建立在现实主义的权力一元论基础之上的。现实主义将权力从只是取得一定的社会目的手段转变为最终目的，并认为追求权力与人的基本本能有关。这一结论是不可信的。
2.均势理论在功能上的缺陷。均势未必就能维护和平，防止大国称霸。关于这一点，摩根索的估价是比较中肯的，他认为，先发制人的战争是“均势的自然产物”。[⑥]“尽管没有人能说得出假设以往没有权力均衡会爆发多少场战争，人们却并不难弄明白自从现代国家体系形成以来，大多数战争都源于权力均衡。”[⑦]耶鲁大学教授霍尔本说：“检验均势最可靠的办法恰恰是它所要防止的事情——战争。而战争常常令人寒心地证明，所有政治上的估计都有弱点。”[⑧]尽管均势是为保持国际体系结构的稳定而奉行的政策，但是体系结构的稳定却需要经常通过常规武力的施用作为调节手段，因为战争就是维持或建立均势的一种手段。俾斯麦就曾经发动三场王朝战争而建立了欧洲新的均势体系，从而用铁血政策“把欧洲外交改变为实力政治的冷血游戏”。[⑨]19世纪列强间的均势则是通过对亚、非、拉进行殖民战争来缓和它们之间的矛盾而得以维持的。在冷战时期，美苏也依靠“代理人战争”、特种战争来避免直接对抗。
由于各国外交的最终目标不是均势，而是优势，因此，各国认为要想得到安全，就必然要比对方略强一些。这势必会引起竞争和猜疑。1914年奥匈帝国之所以敢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因为它决意改变巴尔干的势力均衡，使之对它永久有利。而德国也不满于欧洲大陆的均势状态，力求获得世界霸权。在这种情况下，英法等国若不甘心受辱，就只有选择战争。
同时，大国还可能以维持均势为名来谋求霸权。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中，英国就以“平衡者”自居来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并借以确保自身的海上霸权和世界霸权。冷战时期，美苏也打着保持均势的旗号搞军备竞赛和对外扩张，来谋求自身的优势。“通常，国家寻求自己的优势和主张与国家遵循均势或执行均势政策不是相互矛盾的。”[⑩]
基辛格曾经明言，均势体系并不能保证避免危机和战争，其要义在于维持稳定或缓和。因而可以说，均势的最大效用在于基本维持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
3.均势理论在运用过程中的缺陷。均势理论的运用要求国家对外政策必须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同时也要求实施均势战略的国家对参与国际体系角逐的其他各国实力必须时刻不停地进行估算。而在实际操作中，目前人们还缺乏可靠且迅速的衡量标准。同时，政策的制定和修正要受多种相关因素的制约，因而并不能像预期中的那样进行快速调整。比如，原政策的“惯性作用”、意识形态的左右和外部环境的限制等。一战前德国就错误地评估了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直至最后一刻，仍认为英国不会参战，从而得出了权力均衡有利于自身的结论。德国参谋部还认为美国的海空军力量等于零。这些错误最终证明都是致命的。此外，冷战时，美苏军备竞赛不断升级的原因之一就是双方并不是那么容易确定自己是否与对方达成了均势，而宁肯尽可能加强己方的力量。
4.均势理论在哲学上的缺陷。从哲学思想上看，这一理论是机械的平衡论或均衡论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平衡论或均衡论是从片面、静止的角度来看待客观世界，因而是不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矛盾的原理指出：矛盾的诸方面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不平衡的规律。同时，对立面的统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据此，均势并不是国际力量对比关系的常态，而是国际系统主要成员的力量互动过程由不平衡转向平衡的暂时形态。均势理论的最薄弱之处即在于它不考虑国际关系的演变规律。而只把国际关系形成的规则作为出发点。
国际关系中的均势局面，是按照不平衡——平衡——不平衡这一辩证法则存在和发展的。1815年维也纳会议重建了欧洲均势，至1828年俄土战争其均势就开始出现危机。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则完全打乱了维也纳体系。此后，欧洲均势便为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所取代。70年代后，俾斯麦通过“铁和血”的道路，施展其高超的外交技巧，统一了德国，并建立了以1871年的《法兰克福和约》和1878年的《柏林条约》为基础的欧洲大陆及远东地区的新均势结构。为此，俾斯麦至今仍被推崇为运用均势战略的大师。但好景不长，到19世纪末本世纪初，国际关系的均势结构发生了巨变。美德两国的实力迅速发展起来，超越了英法。美国开始向亚太地区扩张，而德国威廉二世则叫嚣：“我们的命运将在海上决定！”(11)直接威胁到英国的海上霸权和世界霸权。英德矛盾上升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
均势理论虽然有不少缺陷，但也并不能因此否定它的重要作用。因此，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更完善的国际关系理论。
三、均势理论面临的现实问题
1.均势战略与当今美国安全战略。均势战略在美国理论界也是褒贬不一，但是美国政府从未忽视过它。正如肯尼思·华尔兹指出的，“各国安全系于均势，均势战略虽有危险，但忽视放弃它更危险。”(12)在冷战后的新形势下，均势战略依然是可行的。因为均势作为一种客观情况，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在这一根本点上，国际社会的今昔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在兰德公司给美国政府的新的全球战略报告中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均势战略较之多边安全战略、民主国际主义以及孤立主义更为可取且经过实践检验，因而是目前比较可靠且有效的安全战略。因为“美国资源有限，只能奉行最重要的国家目标”。虽然，“确定首要目标就必然导致美国忽略世界许多地方，从而可能产生出危及美国利益的各种不稳局势。”“但如果美国不冒这种风险，到头来肯定会忽略世界上更重要的地方，特别是美国自身。”(13)笔者认为，制定国家战略的重要依据是本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多极化日益明朗的今天，美国再想一家称霸，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美国只有采取均势战略，把对海外干预集中在直接影响美国全球地位的区域和事件上，主要依靠美国能力和美国领导的联盟推进美国的利益，才能节约资源，避免力不从心，并且通过在重要地区充当“平衡者”来谋求其国家利益，维系其影响和其主宰的国际秩序。
2.均势战略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系。首先，社会主义国家运用均势战略无可非议。因为它是从现实世界的均势状态中抽象出来的。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关键在于运用得当，所以不能将均势战略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对立起来。前者体现了国际政治中的实力原则，而后者则象征国际关系中的公正原则。坚持正义并不是说就不顾实力了。和平共处是要靠斗争才能得来的，均势可以为和平共处提供实力基础。当和平力量不足以战胜战争力量时，求得某种均势是宝贵的，从而有可能获得时间壮大自己的力量，逐步获得优势。应当说，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我们也自觉与不自觉地在按均势战略办事，比如在中俄美、中日美、中欧美这些三角关系中采取制衡美国的策略。长时期的统一战线实践也为我们提供了启示：“在国际斗争中，注意力量对比，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这样一种需要，在各国几乎是普遍存在的。”(14)因此，也可以说，均势战略对于任何一国的安全来说都是不能不考虑的。
其次，我们应该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对外关系的指南，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人们向往和平是和平的重要保障。基辛格认为，“新的世界均势也只有在符合各国人民愿望的情况下才能持久，不再靠几个主要行为者的共同语言和行为规则。”(15)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符合时代的潮流，从根本上更有利于世界和平。
最后，必须明确国家利益是均势战略的出发点。打着均势旗号的霸权扩张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因为我们所追求的国家利益是不违背国际主义要求的国家利益，是不会损害他国的正当利益的。均势战略也只是在研究国际力量对比的范围内所运用的策略手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实行均势战略时，我们不仅要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对手之间的矛盾，还要注意坚持不结盟政策以保持政策的灵活性，避免成为大国强权政治的牺牲品。另一方面，要注意发展自身的力量，逐步取得有利于自己的战略优势。如此，我们才能取得反霸斗争的胜利，才能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下去，才能推动世界获得真正的和平。
3.均势理论面临的新挑战。战后均势理论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改变均势的主要因素已不再是入侵和领土吞并，而是国家内部政权更迭或意识形态及社会组合的变化。伊朗国王的下台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就是很好的例子，而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结果是激剧改变了世界均势。导致这些政权发生如此急剧变化的原因不少，但在此只需要指出以下三点：一是国内的意识形态因素，二是民族独立主义运动，三是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传统均势理论对于思想意识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不够重视。而实际上，国际关系的发展是受合力的推动。其中最为重要的且较易测定的是物质因素，较难测定的、但也是重要的，是道德因素。该合力的力度取决于物质因素，而方向却取决于道德因素。传统均势理论对此不够重视是有其原因的，因其主要是建立在对近代国际关系史研究基础之上的。在17世纪到19世纪，欧洲国家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共性，这是当时势力均衡得以实施的重要条件。如今的现实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冷战后文明冲突的加剧表明，不同价值观念、民主观念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民族主义化的世界主义正在成为当代国际政治中“新的道德力量”，(16)它主张一个民族有权把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强加给所有其他国家。争取人心的斗争成为各国外交的一个重要内容。美国之所以大力推广其“民主”思想，甚至将其作为对外政策的核心，就是因为它能起到军事实力所不能发挥的作用。
均势战略受到的另一挑战来自高科技的发展。本世纪核武器的出现曾经给维持均势造成了很大困难。关于核力量需不需要相等的问题也是众说纷纭。而核武器微型化、精确化和快速打击，以及核扩散等，使这个问题更为复杂。高科技的发展，一方面使对各国力量进行全面评估和比较更为困难，对高科技领域某些技术力量的变化对该国影响力的作用也将难以测定；另一方面它又可能使原先力量差不多的国家迅速拉开距离。高科技的竞争还直接关系到一国的经济安全。因而，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势必对全球均势结构的变化产生重大影响。笔者意识到“星球大战计划”曾吓倒了苏联，虽然这更是一个战略欺骗，但它说明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对于均势的影响是何等巨大。此外，前不久，报纸上刊登了一则美军进行未来信息战的模拟演习消息。在此演习中，美国因国内计算机互联网络受到外来攻击而出现全国性混乱，致使装备优良的美军陷于瘫痪。今年6月底，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多伊奇在国会作证时，将信息攻击列为美国可能受到的最大威胁，大于核生化武器的攻击。可见，高科技的影响将是难以估测的。
4.均势战略与国际新秩序。当前乃至下世纪的国际体系的特征一方面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分裂，另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国际组织正似乎成为均势原则的体现者，实力与大国协调在其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国际协议和国际规则也成了均势战略中用以套住对手的手段。以各国关系而论，新的国际秩序会更像18、19世纪的欧洲国家体系，而不大像冷战时期的僵硬形式。各国利益相互竞争，新的国际秩序必将产生于这种斗争的妥协与均势之中。
新的均势体系目前还处在酝酿阶段，它的最终形成可能要等到下世纪中后期才能见分晓。在这一新体系中，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至少会有5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即美国、欧洲、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可能还会有印度。同时，第三世界的影响将会更加逐渐增大。国际格局正日益朝着这一多极化趋势发展，而有关国家对此拥有一定共识。
无独有偶，基辛格博士在其新著《外交》一书中，提出了下述的看法：新的国际秩序“需要把历次均势体系的特点与当代民主舆论、技术爆炸结合在一起”。(17)
如何面对这些挑战，各大国尚缺乏经验。比如，美国对华政策之所以多变，之所以采取目前的“全面接触”政策，就在于它一方面认为中国的崛起会打破亚洲的均势，威胁美国的霸权，另一方面又拿不定到底应该如何对待中国。但不论实施均势战略会遇到多少新困难新问题，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国际秩序中，均势战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并将会更加充满新的活力。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新的国际秩序是否公正合理，还要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国际关系准则是否会得到遵守，而这将取决于正义力量与非正义力量之间的力量对比和斗争。
注释：
[①][②](15)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0、251、259页。
[③][⑤](12)转引自白希：《现代国际关系学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2、239、239页。
[④]张兴伯：《试论均势主义与绥靖政策》，《国际关系史论文集》，1981年版，第172页。
[⑥][⑦](16)摩根索、汤普森：《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8、270、408页。
[⑧]威廉·奥尔森：《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7页。
[⑨](17)《基辛格论未来世界秩序和美国对外关系》，《国际资料信息》，1995年第9期，第24、25页。
[⑩]英尼斯·克劳德：《均势、集体安全和世界政府》，《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页。
(11)《国际关系史论文集》，1981年版，第44页。
(13)《兰德公司讨论美国新的安全战略》，《国际资料信息》，1995年第9期，第30页。
(14)谢益显：《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初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