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发展与中国外交战略——谈邓小平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论文,中国外交论文,战略论文,思想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代在发展，世界在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虽然在外人看来，“中国外交比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所指导的对外政策都要灵活”，（注：（英）戴维·S·G·古德曼等编著：《中国的挑战——调整与改革》，俞晓秋 尹铁钢 译，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第94页。）但是，中国外交在回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坐标上时，在外交思想上，邓小平一代领导者依然继续了毛泽东时期外交思想的中国特色，只是在对主权国家关系新时代的认识更为深刻的基础上，力求找到制度形态、民族价值观与国家现实利益之间的新平衡点。
如果说中国在外交思想上始终有着一脉相承的观照，那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依然在努力追求四个大战略目标：维护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保障国家安全、实现国家富强、变革旧的世界秩序等。但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进步，国际关系发展的动力因素在发生新的变化，中国对现代国际关系本质的认识在深化，在力求找到外交理想与现实之间新的契合点，从而在外交上实现着向现实性的转变。
一、继承中发展
文革之后在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主要是消除极“左”思想的影响，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对形势和任务所作的新的判断，在继承毛泽东时期外交思想的同时，不断进行思想创新。但新思想的创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外交思想是在继承中发展的。
首先，在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判断上，邓小平的外交思想经历了一个从继承到发展的过程。邓小平同志根据二战以后世界政治和国际力量变化的特点，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依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中积极的因素是第三世界的兴起。（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416页。）并重申了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意义，他说：“现在（1979年）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60页。）
80年代，邓小平明确提出在国际关系中不再以意识形态作为“划线”标准，但直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在对国际关系尤其是对战争本质的看法上，邓小平依然与毛泽东一脉相承：“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9页。）“中国革命胜利后，一直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政策。这个任务还没有结束，可能至少还要进行一个世纪的斗争。……因此，第三世界要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奋斗。”（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9页。）
第二，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在对外开放中坚持了社会制度的“本”，以及对资本主义阶级本质的认识。邓小平在会见西方人士时曾说：“你们问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我们的作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33页。）“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67-168页。）
因此，固“本”的阶级观点在邓小平的思想中是始终一贯的，这一点还可以从他对1989年前后动荡的国际政治形势所作的分析看出来：“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1页。）
然而，邓小平对政治形势的阶级分析是与国际关系实践中的务实原则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是服从于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大前提的。正如1986年邓小平答美国记者问时所表明：“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8页。）也就是说，在中国外交思想中，国际关系不再只是阶级关系。对于这一点，邓小平理论依据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第三，邓小平并未放弃对精神力量的重视，他强调说：“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系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了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7-358页。）“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归根结底，没有损害我们多少。……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所以，外国的侵略、威胁这一套，在我们看来并不高明，而且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益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9页。）“经过动乱。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事业可以搞得更好。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5页。）
二、现实性转变
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同时，根据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深入认识，试图进一步解决如下问题：如何正确地认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如何认识国际形势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的深刻变化；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如何估计经济、科技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如何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和政策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如何使外交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富强大业服务等。邓小平外交思想正是在这些方面进行了时代创新，并主要体现在以下的思想和认识的转变上：
（一）奉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客观分析现实国际政治，彻底抛弃任何形式的封闭观念，谋求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全方位外交。
长期以来内外因共同造成中国长久的封闭状态，中国自身的发展和新的国际关系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必须打破封闭状态。邓小平在总结封闭的教训时说：“（新中国）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4页。）“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页。）“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0页。）
即使在因遭受西方大国联合经济制裁的国际关系紧张时期，邓小平也依然坚持其全方位外交思想，表现了他对外开放思想的成熟性，他对新一代领导人交代说：“发达国家会对我们戒心更大。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是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0-321页。）
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上述方面的转变，体现在中国外交政策和实践上，首先，中国对于自己国际义务的定位更加实事求是。这可能是基于对国家实力构成方面认识的变化，中国不再只是强调政治攻势，还重视强调了经济、科技在国家综合国力发展中的地位，将自身实力与自己的国际作用和影响更客观地联系起来。第二，对国际形势性质的判断有所转变，外交策略上向着对话与合作方面转变。十四大报告表述为：“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世界大战，是可能的。”“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因此，新的对外政策就是要“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努力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第三，在全方位外交关系中，重视与西方世界和国际社会发展关系。开始突出强调国家关系要建立在联合国宪章等国际制度和原则的基础上。同时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正在从谈判、对话向制度合作的方向迈进。中国开始采取积极的姿态对待国际政治组织，70年代之前，中国几乎被排斥在所有政府间组织之外，1977年中国加入21个这样的组织，1988年则达到37个。中国参与非政府组织的步伐更快，1977年为77个，1988年则增至574个。（注：Rosemary Foot,"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1989 Era",Robert Benewick and Paul Wingrove,eds,China in the 1990s,Vancouver:UBC Press 1995,p.236.）另外，中国对外资的态度变得非常积极，80年代中国成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80年代中期已是世界银行的最大贷款国，并且是通过官方双边和多边援助的最大受援国之一。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贸易飞速发展，并于1986年开始为申请加入世贸组织（关贸总协定）而努力。所有这些更进一步表明，中国的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是创造和利用有益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和资源，更快促进自己国家的现代化。
（二）对国际主义与国家利益关系认识的新发展。
中国传统的“天下”和“大一统”思想，是一种封建的“世界主义”，在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较量中彻底失败。自从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国家成为西方世界国际关系的主体之后，民族主义就一直被认为是这种国际关系体系下的灵魂思想，一直体现在西方权力政治理论之中。在国际关系史上，“民族主义精神一旦在民族国家内得以实现，它就被证明是完全忠于一国利益的和排他的，而不是世界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注：（美）汉斯·J。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郝望、李保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06页。）到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列强在殖民地的利益，正是他们之间共同利益之所在，也就是所谓的“国际利益”的本质所在。这种所谓的国际利益只存在于西方国家之间。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西方大国仍不愿在全球范围实现主权平等的原则，他们又抛出一种新的“世界主义”，其意旨是借全人类利益为名以维持小国听命于大国霸权的世界秩序。
社会主义国家所说的国际主义产生于《共产党宣言》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中，马克思根据当时欧洲资产阶级联合镇压劳动人民的形势，认为各国无产者必须联合起来，相互支援，共同反对世界性的资本压迫，并将全世界划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将各国劳动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并号召他们相互团结、相互支持，为建立平等自由的社会而斗争。这种国际主义应该说是顺应世界潮流而生，并推动了全球殖民体系的互解和主权国家的全球化进程。
苏俄一国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后，在只考虑阶级利益情况下，当时普遍认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苏联利益更重要。列宁就曾对国际主义作过如下论述：“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274页。）
从斯大林时代开始，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往往与支持苏联联系起来，民族利益与国际主义的矛盾和冲突，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各国与苏联历届领导人之间长期的思想争执。（注：似乎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才承认利益的“多样性”存在。）现在已普遍认识到，在不同制度并存的时代，民族利益服从于某种被规定了的“国际利益”，只能成为大国干涉小国的借口。中国将争取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平等的斗争称为爱国主义，并于新中国初期就提出：“我们的国际主义是要各国都独立平等”，“反对失去民族自信心的、投靠大国的世界主义”。（注：《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5页。）
中华民族在遭受外来蹂躏之时，首先拿起的是民族主义武器，但在全球殖民体系时代，中国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更不要说维护国家利益。中国共产党走上政治舞台，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就接受了一种新的国际主义，并且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主要坚持了国际主义精神。中国外交在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关系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就是从1956年开始，宣布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广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
在主权国家全球林立的时代，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其中民族主权国家之一，维护国家利益依然是国家对外政策的最高目标，每个国家都会十分强调其国家利益的不可替代性。而且国家利己不仅仅是指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获得，世界经济的市场作用已使得各国在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竞争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国际分工则使得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不再表现为“零和”关系；世界是一个整体，国际利益集中体现在寻求人类和平和共同发展两大问题中，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就是有利于维护和平与发展，国际斗争和民族矛盾都将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这也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观照。
首先，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国际主义贡献不再局限于国家之间的政治支持和提供无偿援助，新的思想认为，中国的发展和稳定本身就是对世界人民的最大贡献，因为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而且中国是维持和平的，中国的发展就是和平力量的发展。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还很穷，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方面，还不可能做得很多，贡献还很小。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12页。）“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
其次，中国鉴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长期性以及国际关系中盛行的民族主义的认识，提出将国家战略利益作为对外政策的标准，但同时反对追求一国的单方面利益的做法。以此淡化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对立，以务实态度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推动适宜于主权国家体系发展的国际新秩序的形成。所以邓小平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0页。）
下面一段话可以看作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综合概括：“现在国际局势不可预测的因素很多，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期要复杂得多，乱得多。怎样收拾，谁也没有个好主张。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3页。）
（三）对国际经济关系的认识转变。“独立自主”更具有政治上的意义（毛泽东时代的独立自主主要指经济领域），经济上则逐渐强调相互依赖。中国在观察和处理国际经济关系时，过去更多地是从生产关系出发，偏重交换关系、贸易关系背后的剥削关系和不平等关系，忽视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去研究问题。邓小平纠正了将国际经济关系看作是剥削关系、从而拒斥外资的“左”倾思想，将外资看作国家财政力量的有益部分而加以利用，特别强调不同制度之间经济竞争的时代特点，他的许多话语都是围绕发展经济这一中心问题：“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4页。）“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6页。）“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为此，中国在对待现代国际经济制度上开始向着积极的姿态转变，并逐渐由过去置身国际体制事外，向加入或进行合作的态势转变，重视利用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惯例。1991年邓小平视察上海时说，“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6页。）
邓小平将和平与发展作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主题目标，实际上是将实现和平秩序与推动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通过国家间的经济交往促进国际和平与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这种维持和平的方式，与国际关系史上曾经有过的帝国一统制下的和平、霸权制下的和平、均势制下的和平、殖民制下的和平、革命输出制下的和平等大不相同。中国也一直在试图寻求维护和平的新方法，它既要不同于西方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逻辑，也要打破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理想主义逻辑。当然，这是一条仍在努力探求的思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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