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发展的公正逻辑
赵 頔, 刘同舫
【摘 要】 资本的全球化扩张致使主体发展受限、权利义务失调以及交往规则不公等系列问题加剧了全球发展的不公正，力求解决“问题”、追求公正发展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诉求。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促使全球发展的参与主体、全球资本扩张模式和全球发展意识行为等发生阶段性量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作为理论基调，内在蕴涵着公正立场这一前瞻性特质，渗透着“平等互重”的主体意识、“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和“共同参与”的规则意识，直接回应了全球化发展的公正诉求，为平衡世界利益格局、引导全球均衡发展以及推动构建全球公平正义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
【关 键 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化 公正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以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作为理论基调，拥有公正立场前瞻性特质的科学价值理念。就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学界大多从国际关系视角入手，探索其在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方面的积极意义；或从基础理论维度立论，探究其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发展方面的建构价值，却鲜有从社会公正逻辑的角度出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展开讨论。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资本的扩张将导致公正性问题不断显现、激化。从政治伦理角度探析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全球发展公正性诉求之间的辩证关系，能够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思想内涵对全球化的公正发展的意义，进而推动全球公正性问题的真正解决以及全球化过程的稳健前行。
一、公正性问题与资本的全球化扩张
资本天生具有扩张的本性。在这种扩张本性的驱使下，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拓展自身积累空间成为资本的普遍性欲求。面对国内资本不断积压、资本利润率日趋下降的现实境况，资本领域中具有先发积累优势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想方设法地进行资本的全球性扩张，以实现资本利润率与资本积累优势的回升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经常性产能过剩危机导致利润率下降，使得资本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及扩张寻找新的出路。资本通过产业资本的国内流动以及生产资本的国际转移而获得丰厚利润，实现了无边界的全球扩张。这种扩张一方面扩大了各民族、国家以及地区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互动往来，推动世界政治民主化进程以及全球性经济的共同繁荣，有利于构建多元并存的文化结构；另一方面则逐步成为加剧全球发展不公正的重要推手，进一步激化世界范围内的公正性问题。这些公正性问题主要表现为主体发展机遇配置的不正当、权利义务维护践履的不对等以及主体间交往规则的不平等。
作为对照，我们先用Arcgis Server发布数据进行测试，预切片估算实现约为43天，切片占用磁盘约40T。显然，虽然读取切片非常快速 （一般地，Arcgis Server读取切片仅需数十毫秒），但漫长的预切片时间和庞大的磁盘占用，并不适合此应用场景。
主体发展机遇配置的不正当。资本扩张借用“绝对方式”剥夺了某些国家作为利益主体的合理需求，导致世界范围内主体发展所需的不正当配置。为了顺畅且稳固地推进资本的全球性扩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现代化发展作为诱饵，通过转移国内剩余价值、设定国际垂直分工体系等方式，利用先发优势将“他者”国家归统到服务于自身的唯一中心利益格局之内，迫使其成为国际分工价值链的被动参与者。在这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世界市场中，资本的全球性扩张“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当“他者”国家的主体利益配合乃至屈从于国际分工，沦为西方发达国家攫取利润的工具之时，其自我发展的主体性意愿必将被压制甚至扭曲，无法享受与全球化资源流动相对称的既得利益，从而失去本国潜在发展优势，也错失经济崛起的最佳时机。“政治崩溃和经济全球化绝对不是相互抵牾、你争我斗，而恰恰是亲密的盟友和同谋！”[注] [英] 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第66页，郭国良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相比西方国家的强势主权，“他者”国家主体面临民族文化根基瓦解、国内社会问题险象环生、代内与代际资源分配不均、主权话语力消解和国际竞争弱势明显等问题，只能愈发被动服从西方发达国家以自身利益诉求为核心而预先设定的“从属发展”模式。这一从属性的发展模式在资本扩张中得以巩固，进一步强化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优先地位，排斥后发现代化国家对国际利益格局的调整和优化，导致世界贫富差距悬殊、两极分化严重的畸形发展态势。
权利义务维护践履的不对等。资本扩张诉诸“价值控制”的方式造成全球化参与主体在国际利益分配上极端不均，引发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维护践履的不对等，这种不对等性具体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先发展过程中只讲权利不讲义务，或者先发展国家的发展权利超过了其应该履行的义务”[注] 冯颜利：《论全球发展公正性的权利与义务问题——从邓小平“东西南北问题”的观点看》，载《哲学研究》2005年第1期。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为根本目的，凭借其先发的资本积累优势迫使广大发展中国家采用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并形成对其经济的依附性关系，从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全球性资本扩张的普遍性欲求，而为了更大程度地维护和享有特权，则通过对义务的“减负”以达到对权利的“增值”。在面对人类气候变化、世界难民问题、国际金融债务危机等全球共性义务时，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不履行或者少履行国际义务的“投机主义”态度，回避自身发展对后发现代化国家以及对世界资源先行索取和过度开发所造成问题的主要责任；在触及发达国家公民绝对利益、优质生活质量维护等方面，却坚持奉行“自由主义发展观”，动用世界资源甚至不惜破坏国际规则来满足自我需求。这种为权利做加法、为义务做减法，权利先于义务的现实举措致使后发现代化国家因“反哺”发达国家而遭受切身利益的巨大损失，导致全球化参与主体在享受发展成果、承担发展风险上的非均等性，动摇了全球化公正的基础。全球化参与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不公正不仅挫伤后发现代化国家参与全球化的积极性，致使其因无力承担开放后果而固步自封，也由于放任少数发达国家推行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造成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分离，固化“中心—边缘”世界格局。
资本扩张从本质上割裂了本应联合共同发展的人类集合体，促使全球各主权国家和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互动往来不断深化的同时愈加陷入对抗与分裂之中，造成全球性不公正现象的发轫与深化。资本在拓展其全球性统治的进程中将不可避免地遭遇无限扩张与有限环境、无限扩张与有限市场之间的矛盾。对于第一个矛盾，资本扩张奉行“竭泽而渔”的政策，突破环境的自然界限进行无休止的掠夺与利用；对于第二个矛盾，则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刺激消费需要，滋生并培育人民大众的消费主义情结。资本扩张以“畸形”的解决方案面对两大矛盾的冲击与挑战，并在应对矛盾的过程中持续地推进和加剧了其扩张性逻辑的蔓延，拉大了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裂痕，抑制了全球均衡发展的现实契机，致使全球性不公正现象持续发酵。面对全球公正性问题数量不断增多、规模日渐扩大、内在构成日趋复杂的现实境况，解决“问题”以延续人类整体的生存与发展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诉求。
主体间交往规则的不平等。资本扩张凭借“效率至上”的共性发展要求压制了一些国家在利益表达上的平等权利，暴露了国家之间交往规则及其制定程序的不公正。国际交往规则出于公平原则，应该奉行多边共商共议下的国际合作机制。而现行国际交往规则主要延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发达国家操纵下制定和实施的、服务于少数大国经济利益的通用规则，保留了西方国家为资本扩张争取有利时机而扫除障碍的特殊规定。“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69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在具体的国际性合作过程中，发达国家借用资本全球性扩张所造成的产品生产的国际垂直分工，建构具有等级制的全球价值链，并凭借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优势地位控制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压缩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表达空间，架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交往规则制定的权利，干预发展中国家的正常政治秩序。对于要求平等互利、不归顺西方模式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西方发达国家便以“威胁论”“责任论”“崩溃论”“霸权挑战论”和“新殖民论”等虚伪论调造势攻击，混淆国际舆论视听并制造发展压力。资本的全球性扩张使得现行国际交往规则深嵌西方发达国家的强权意志和利益诉求，这不仅是对国际邦交正常价值的极度扭曲，更是导致现存合作机制滞后、交往规则公正难以实现的重要原因。
二、公正性诉求与全球化进程的阶段性量变
造模过程中大多数小鼠的体质量有所下降；开始给药后，随着时间推移，阳性对照组和环孢素高、低剂量组小鼠体质量下降趋势放缓或者有所增加，结果见表1。
面对资本扩张引发的诸如主体发展机遇配置的不正当、权利义务维护践履的不对等以及主体间交往规则的不平等等全球公正性问题的不断出现与激化，在当今世界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和民粹主义不断抬头以及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客观事实面前，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基础上，率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中国聚力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将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作为理论基调，致力于推动人类社会整体共享全球化发展成果，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诉求的科学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在蕴含公正立场的前瞻性，具体表现为对“平等互重”主体意识、“合作共赢”价值理念以及“多方参与”规则意识的时代先知，其在满足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公正性发展诉求、推动全球化进程深入发展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另外，分析样本库中30个国家在1998—2015年的金融结构变迁可知，金融结构(上市公司总市值/私人部门信用总额)长期高于1的只有瑞士、芬兰和南非，比例较高的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等国的金融结构指标近年来都呈下降趋势。同期，比较30个国家在1998—2015年的金融发展水平变迁发现，金融结构(金融资产总值/GDP)排名靠前的有瑞士、日本、美国、南非和加拿大。与此相应的，样本中人均GDP排名靠前的依次是挪威、瑞士、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因此在直觉上金融系统和经济发展存在正相关。
其次，全球资本扩张模式发生变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资本扩张从产业等有形资本的显性扩张转化为以科学技术为支撑的隐性资本扩张，这一转变的直接效应在于全球发展权利的有效转移，衍生效应则在于国际义务分担的合理化发展。总之，在重新整合全球化参与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方面具有正面意义[注] 全球资本扩张模式的变化对促进公平正义具有积极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球资本扩张模式的转化使得当下的资本扩张在方式上更具有隐蔽性和垄断性，在广度和深度上更具有渗透性与辐射性，在扩张后果上更具有持续性和不可控性，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和多元文化结构的发展等方面构成威胁。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保持理性，辩证看待并积极应对全球资本扩张模式的变化，既要善于抓住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大好机遇发展本国经济、提升综合国力，又要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现实差距，从而进一步实现全球化参与主体在享受发展权利、承担国际义务方面的公正。 。在资本扩张本性的驱使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此前累积的先进生产力、资本存量以及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因时制宜地变革资本扩张战略、调整产业结构，将资本要素从利润率较低的生产部门转向利润率较高的金融部门，以获取最大化的剩余价值并维护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绝对主导地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意味着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发展权利实现国际性转移——主要由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这一转移一方面为“接受国”(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奠定最初的发展基础，因为制造业可成为主导国家经济发展的产业，对国民经济生产的带动效应以及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影响力高于其他产业，大力发展制造业有助于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并促进国民经济中其他产业的联动发展；另一方面则造成“转移国”(主要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去工业化、经济发展虚拟化的“畸形”现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总体疲软的态势及国内失业率、就业率问题不断累积的现状，致使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中心”地位不断偏移、话语权影响力不断消解。发展中国家逐渐“势强”而发达国家日趋“势弱”的现实境况必将助力于国际组织主体构成的合理调整、宗旨原则的长效贯彻等，裨益于打破西方发达国家注重享受全球发展权利而规避承担国际义务的“投机主义”防线，从而推动国际义务分担的合理化。
某空腹式圆弧无铰板拱桥计算跨径30 m，矢跨比1/5，主拱圈截面宽9 m，高1 m，主拱圈两侧对称布置6个圆弧腹拱，腹拱计算跨径2.5 m，计算矢高0.6 m，拱桥立面如图3所示。对主拱圈空腹段拱背采用增大截面法加固，加固层厚0.15 m，主拱圈与新增加固层均为C40混凝土，腹拱与拱上立柱材料为浆砌料石，等截面矩形腹拱厚0.4 m，宽9 m，加固后要求通过特种运输设备，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验算与主拱圈竖向刚度验算，结构计算不考虑圬工拱桥构造配筋。车辆共18轴，每轴重14t，轴距1.5 m，计算车辆对中桥面中线行驶。
吕杨是我们本土成长起来的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在MS加持之前，关注他作为侍酒师的一路成长的文章就很多，待到他“大师”头衔加冕，很多文章不是基于他封印的新闻，就是赞颂他的努力和考神一般的存在。而我，其实更好奇，成为大师之前的他们这一路的心路旅程，以及成为大师这一年他们的变化……
人类社会发展经验启示我们，“在国际关系和不同文化类型的交往中，实现一种无暴力、无强权的平等、公正的状态，是人类惟一的选择，除此之外别无道路可走”[注] 参见章国锋：《哈贝马斯访谈录》，载《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平等互重”的主体意识尊重不同民族国家主体的发展意愿，肯定个体主体意识、支持主体对发展道路多样性和独特性的探索以及对自我利益的合理性追求。然而，全球化参与主体之间的相互尊重并不是要求人们抛弃分歧，而是给人们如何解决分歧设定了限度[注] 参见 [美] 托马斯·斯坎伦：《宽容之难》，第211页，杨伟清等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兼顾复杂性和多元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心所向、结伴同行的共善联合体，能够引领各参与主体在面对冲突和矛盾时摒弃暴力手段或冷战思维，用公正冷静的方式走出对抗与冲突；有助于限制西方发达国家对“他者”国家采取“传统-现代”“文明-野蛮”“先进-落后”等二元分法下的国别歧视，助益发展中国家自主掌控适合自身发展的具体制度、道路选择权以获得实质意义上的生存发展空间，摆脱资本扩张唯利是图的硬性控制、动摇不公正的利益分配基础，从根本上指引其解决发展权利和能力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从而实现国家主体之间的“平等互重”。
面对资本全球性扩张所引发的公正性问题，全球化参与主体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聚焦“问题”的解决，并在解决“问题”的具体进程中产生了卓有成效的“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本扩张持续深入且无法自善的前提下，广大发展中国家要主动提防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渗透性资本对新一轮全球秩序的控制和垄断，充分利用自身国际影响力合作构建以共同发展为价值追求的共赢局面，及时止损原有全球化的不公正后果；积极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交往规则和合理分利体系实现全球公正治理，在化解利益冲突、促成利益合作的共存中维持全球公正框架的稳定性，在保持动态利益格局的均衡中实现全球化“具体地”“实质地”公正发展。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的公正逻辑
首先，全球发展参与主体身份发生变化。引领全球化发展主体的身份由西方发达国家向新兴发展中国家转变，这一转变是全球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促使全球化利益格局发生质变的主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世界经济的普遍繁荣促使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为“新兴发展中国家”，其通过外溢效应和学习效应获取的后发优势开始凸显，具备了利用全球化产业和技术成果实现错位发展的战略条件。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撼动了老牌发达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话语权力和世界经济地位。一些西方国家深陷国内政治资本化及实体经济衰退带来的治理困境，不仅对国内民众的诉求自顾不暇，无力承担国际义务以及与前期资本扩张相伴而生的利益负担，而且在“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影响下将“逆全球化”作为休憩战略，产生退出全球化发展的倾向，而新兴发展中国家则顺势抓住机遇，成为全球化最坚定的参与者和最有力的推动者。同时，发展起点和历程的相似性为发展中国家赢得更多亲和力，彼此之间或与其他国家之间更容易结成国际关系相对平等的命运共同体，在政治经济的联手效应下为西方国家维持原有全球化秩序的难度加码。新全球化时代，全球化进程的参与主体实质上已经开启了全球治理的全新起点。曾经被单一利益主体隐蔽的多元、多层、多样的利益主体开始涌现，原有利益主体不得不做出让利或分利的现实举措，促使原有的利益格局进行适当的妥协和调整。
资本扩张形成的世界市场和消费主义带动物质资源的全球共享、物质条件的全面提升，使得世界人民的“生活实践”及基于此之上的意识形态越发趋同，彼此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个人、民族及国家逐渐意识到对全球公正性问题带来的矛盾和后果，并由此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层出不穷的反抗形式。当代世界的发展对公正性的价值诉求愈加强烈，进而带来了全球化进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三方面变化：全球发展参与主体的变化、全球资本扩张模式的变化以及全球发展意识行为的变化。
(一)“平等互重”的主体意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包含的“平等互重”的主体意识为全球的公正性发展提供了起点框架，是稳固世界利益格局疏密有别的支撑点，是为不同国力的国家主体赋予同等尊严的公正思想。它还是对资本扩张下部分全球化参与主体发展权利被压抑现象的批判，是推动全球公正性发展的基本前提。“平等互重”的主体意识倡导“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消除疑虑和隔阂，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转化为发展活力和动力”[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31页，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 ；强调用历史唯物主义眼光，从历史的联系与发展中分析和理解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状况，尊重各民族、国家及地区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与特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相关的客观性和现实性，推崇更加宽容和包容的国际关系，注重实现国家主体之间的平等相待，破解了部分西方学者所秉持的全球化开放、融合、流通的特性，解构了地域民族性；主张国家主权应让步和妥协于全球化大势，以弱化国家主权和民族特征融入全球化发展的定势思维。“平等互重”的主体意识对于摆脱以西方文化优越感为尊的“普世价值”文明，破除全球化中既定的权利等级体系，建构全球化各参与主体平等尊重的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全球发展意识行为发生变化。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发展的意识行为由被动迎合向独立自主转变。这一转变是发展中国家历经社会实践探索而得出的相对科学合理的发展取向，是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格局优化改善的内在动力之一。一些发展中国家在遵循“西方模式”进行现代化建设之时，并没有获得其所希冀的与发达国家趋同的良好发展前景，而是逐步陷入由发达国家主导设置的“发展陷阱”之中，致使其产生发展依附性不断增强、国内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本国利益遭受较大牺牲等问题。“寻求发展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的诉求，但发展的程度并不取决于发展的意愿，而是由发展的路径决定”[注] 参见贺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2期。 。发展中国家在饱尝“依附性”发展模式带来的惨痛结果之后，开始摒弃“西方模式决定论”，注重结合自我特性与民族特性主动寻求具有自身特色、内生活力的发展路径，具体表现为国家自主建构意识的觉醒，自我发展诉求、自我赋权行为的渐涨，渴望全球平等对话与合理交往意愿的增强以及对国际社会公正规则的努力追求等。国际格局“一超趋弱、多强易位”的发展趋势、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等均是全球化参与主体发展意识行为变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它在丰富国际社会交往规则的制定及实施主体的参与力量、提升全球交往规则的公正性，消解当代世界体系中西方发达国家的绝对主导地位、构建助力于推进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方面产生了正面效益。
(二)“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是对资本扩张导致全球化参与主体利益分配不均现状的一种批判，是全球公正性发展的基本内涵。“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认同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基本现实，承认稳定发展的共同利益，批判围绕自我利益而将他国发展视为手段的单一主体意识，倡导全球化各参与主体跳出狭隘的利己主义偏见，用整合而非分裂的视角看待主体之间的关系及其利益诉求，避免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思维。当今世界范围内，各国寻求发展的价值理念经历了由从属到独立、单一到多元、供养到增能的积极嬗变，这样的转变意味着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全球化利益分配格局的消弭，让世界利益格局的演变充满了未知变数。面对未知的利益格局以及越来越多的全球公正性问题，全球化各参与主体应共同树立“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才能不偏离人类整体发展的正途，不突破任何一种文明的伦理底线，最终实现主体之间的利益共享。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为全球的公正性发展提供了科学合理的思维模式，是推动主权国家之间搁置争议协同前行的科学价值理念和重要实践指导，有助于理顺世界利益格局中纵横交错的关系线、建构相对合理的国家间利益共享机制。“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智识基础，其在改善现有“中心-边缘”式国际关系格局以及推动构建新型国际社会合作机制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从而能够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尤其是推动发展中国家借助全球产业分工互补的良机充分释放自身潜能，在与别国“共赢”的局面中实现效率的提升和公正发展。人类社会应该积极重视并贯彻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坚持互惠互利、互促互进，从而促使全球化各参与主体共同发展、共享权利、共担义务。
(三)“多方参与”的规则意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多方参与”的规则意识是对资本扩张导致现有全球化参与主体权利分配不均现实的批判，是推动全球公正性发展的基本方式。“多方参与”的规则意识反对强权主义和霸权主义，主张通过多边商讨、多边参与的规则制定打造新型全球治理体系，为全球化各参与主体“个体利益”的发展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维护创设良好环境。当今国际事务处理主要限于联合国规则框架之内，而从不断涌现新问题的形势可以看出，这一规则框架存在现实弊病：一是全球化参与各方约束力的非均等性，如对一些超级大国的制约能力明显弱于发展中国家；二是无法对现今各国复杂的依存关系做出积极回应，整合世界资源及各方价值观的能力有限。结合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来看，前者暴露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一贯以服从大国利益为主线的事实，无法切实关注到发展中国家的紧迫需求；后者透露了目前秩序框架存在限于问题导向的应对措施和治理理念滞后的弊端。对于现有的国际事务处理秩序及规则，有待针对当前全球化新旧秩序更替的现实进行必要的构建和完善，而“多方参与”主体的规则意识为这种“构建和完善”行为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指导。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所蕴含的“多方参与”的规则意识为全球的公正性发展提供了建构方式层面的理论指导，是对全球化深入推进条件下各参与主体开展多层次合作之现实需求的积极回应，能够有效规约世界利益格局中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合作行为。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服从其游戏规则，无法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平等的国际社会成员并享受身份认同和全球化积极成果，国际规则由共用工具变成权力工具，严重影响到全球利益分配的公正性。“多方参与”的规则为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国际规则共同制定、共同参与以及共同遵守的机会，能够打破西方发达国家掌控国际游戏规则制定的垄断格局，从而消解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绝对强势地位；多元主体参与制定的国际规则能够保证各参与主体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规则的制定以及遵守中实现真正平等发展。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破解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所存在的全球公正性问题具有现实可行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蕴含的公正立场以及“平等互重”的主体意识、“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与“多方参与”的规则意识，有利于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关切，其所体现的全球化发展的公正逻辑既能在全球公正目标的实现困难尚存的现实条件下避免对“绝对真理”追求的形式主义倾向，又能超越当下对公正性问题“就事论事”的实用主义取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推动构建全球公平正义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
【基金项目】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大学生网络社群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研究”(2018GZMZGJ06)；广东省青少年研究项目“网络社群视角下高校共青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路径的构建研究”(2018WT022)；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项目“网络社群视角下高校共青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路径的构建——基于广东高校的实证研究”(2018LX185)
【收稿日期】 2019-03-15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55( 2019) 03-0046-06
(作者简介: 赵頔，山西太原人，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讲师；刘同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王建平；责任校对：王建平】
标签：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 全球化论文; 公正逻辑论文;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论文;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