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研究——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周年论文,本质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于社会主义事业，他在十年前的南方谈话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破除了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观念，重新定义了社会主义，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科学水平，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赋予社会主义以新的生机和活力，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十年后的今天，江泽民又在“七一”讲话中，提出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的论断，这就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中国共产党人一代接着一代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展开这种坚持不懈、不断深化的研究，必将在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振兴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做出重要的贡献。
一、多年来存在对社会主义理解的问题
邓小平曾经说过，列宁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样的，邓小平也不是从书本里，不是从社会主义概念的演绎中，而是从实际生活中，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共产主义理想中，提练和概括出社会主义本质论的。
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苏联人民就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中国人民也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几十年中一再发生曲折和挫折的大量事实却说明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人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就是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社会主义理解的问题。
1980年5月5日，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3页)以后，他又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邓小平在这里反复提出的多年来对社会主义理解的问题，就是指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对社会主义是什么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而，多年来存在着一个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的问题。
“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最初是作为个人主义的反题而出现的，它特别针对着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弊端力图予以矫正：以合作为基础，以公众的幸福和福利为目标去集体管理人类事务，尤其是要为了提高下层福利和保障社会和平而改造社会制度。所以早期社会主义者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仅限于强调社会公平。但正因为这种社会主义观不是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上、而只是从良好的主观愿望上去观察和分析问题，缺乏实现理想的必要手段，而不能不囿于空想。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引入到社会主义理论中，把共产党的理论概括为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消灭私有制。他们指出，只有发展生产力、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创造现实基础。而要是在没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去勉强实行社会公平的目标，“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页)。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才是在现实生活中高于和优于资本主义、能够在人类社会发展序列中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1页)，“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怎么比较?是比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23页)；同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先进，这才称得起社会主义，称得起先进的社会制度”(《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0页)。
但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我国则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却出现了一种离开了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去盲目追求更大更公更纯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离开了效率讲公平，把社会主义当作是一种搞平均主义的平等乐园导致共同贫穷的错误倾向。这种错误倾向的出现，反映人们虽然希望赶超资本主义，却没有准备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去发展生产力，于是就把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中本来是统一的公平与效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人为地割裂开来，把提高效率、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推到次要地位，而片面强调改变生产关系、实现社会公平，误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由此形成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在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中更被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批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权利”，到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等级工资制混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把农民自留地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去割，到把致力于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当作什么“唯生产力论”去胡砍乱批，一直到“四人帮”提出的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宁要没有文化的社会主义，不要有文化的资本主义”，就是这种错误倾向的典型写照。
由于多年来存在的这种对社会主义理解的问题一直得不到正确的解决，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在有的场合(如在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期的我国)，就长期处于缓慢和停滞状态，其间，虽然也有创造和发展，但总的社会经济面貌并没有多大改变，人民总的说还是贫困，在文化大革命末期，我国的国民经济更陷于崩溃边缘；在有的场合(如苏联)，其经济发展速度从70年代开始不断下滑到低于美国，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更作为经济方面的原因导致到原苏联的解体剧变。这些情况的出现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是，单从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来看，却“主要就是不完全懂社会主义”，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因此，我们提出的课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针对着这个多年存在的对社会主义理解的问题，邓小平强调说：“社会主义一定要体现出优越于资本主义。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就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努力的标志就是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速度。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69页)
二、社会主义本质论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为了解决多年来存在的对社会主义理解的这个问题，邓小平首先把我们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到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来，他强调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什么叫解放思想?就是说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把思想从迷信、禁锢、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适应于发展变化的新形势，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办法。在对社会主义理解的问题上解放思想，就是要在这个问题上抛弃前人囿于历史条件仍然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论断，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根据新的实践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到新的发展。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多年探索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结果，是对社会主义理解问题的解决。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指出：“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
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理解问题的解决，以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形式正式提了出来。在那里，邓小平在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之后，强调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邓小平提出的这个社会主义本质论，在三个要点上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突破：
1.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突破了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
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科学分析，总结了多年来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去加以固守，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去加以反对的历史教训，把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当作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提出来，接着又把它列入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认为，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生产力不发展，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26页)“社会主义总要有优越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要靠发展生产力。贫穷、生产力落后，有什么优越性?”(《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83页)“如果中国要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话，关键是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71页)他还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概括为“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28页)。
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列入社会主义本质之中，一方面是和马克思列宁反复强调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一脉相承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继承和发扬，另一方面又赋予这种思想以新的时代内涵。这是因为，当着世界主题从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于新的科技革命而获得生产力的新的发展以后，社会主义要赢得对资本主义的优势，发展生产力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着更加迫切的重要性：“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4页)，“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通过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充分发挥人们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去坚持不懈地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指出：“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科技，我们都要采用。这是个很大的试验，是书本上没有的”(《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25页)，同时还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经济等具体体制的改革，去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更广阔的通途。在这方面，邓小平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束缚，破除了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这种传统观念，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以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为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指明方向，这是用经济体制改革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典范。邓小平指出：“改革，实际也是一场革命，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革命。”(《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04页)
由于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列入社会主义本质之中，并在党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中，明确规定和实施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种种举措，这就使我国彻底摆脱了传统的短缺经济，使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谷底，10个前社会主义国家像多米诺骨牌那样纷纷倒塌的时候，不仅巍然屹立，而且还获得了使经济总量在短短的20年中增长了4倍这样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戴维·香博的文章说：“1989年-1991年期间，全球各地的共产党政权相继垮台，这使邓小平认识到只有物质上的发展才能最终挽救社会主义”，“如果没有物质上的发展，无论什么手段都不能保证党的继续存在”(1997年2月21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发表威廉·奥弗霍尔特的文章说：“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邓小平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别人，他从1978年到1992年的14年的统治，把人类五分之一的人从低于人类生活水平提高到人类的生活水平”(1997年2月26日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埃菲社则在1992年的一篇年终专稿中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为挽救已经解体的苏联的中央集权主义所面临的几乎不可避免要失事的社会主义大船而向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回答”，它“造就了20世纪最壮观的经济奇迹之一”；越南的阮辉贵认为它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是恢复进步人类对社会主义前途信心的雄辩证据：“尽管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总的来说，中国仍未找到建设现代社会主义的道路，如果还继续搞文化大革命，就可能陷入导致社会主义制度垮台的危机。正是20年的改革开放事业挽救了中国，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从国际上说，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挽救并发展了社会主义，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发展史上具有划阶段意义的贡献。继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和东欧垮台之后，假设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也垮台，那么，社会主义就会在世界上消失，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肯定将陷入数个世纪的黑暗时期。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是向世界人民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生动实例，也是批驳各种敌对势力一切歪曲和诋毁论调、恢复进步人类对社会主义前途信心的雄辩证据”(新华社河内1998年10月22日电)；俄罗斯《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奇金和普罗哈诺夫的文章说：“坚定不移的共产党人、强大国家的捍卫者邓小平进行了开拓，有赖于此，中国成功地利用了资产阶级经济的成果以及市场的效率，加速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加快了科学技术奔向未来的步伐。这种在实践中进行的开拓，使中国成为经济巨人、成为社会主义大国，社会主义这个历史形态继续在世界上向前发展”(1997年2月25日俄罗斯《苏维埃俄罗斯报》)；匈牙利《外交政策》杂志主编包拉日·约瑟夫则认为：“今后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的命运如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取决于中国能否在顺应人民意志的情况下建立一种对其他国家人民也有吸引力的现代社会主义。”(《外国要人名人看中国(1989-1992)》，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2.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问题上，突破了离开生产力的发展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传统观念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属于社会主义本质之列，但它并不是单独地、而是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其他要素相互联结着发生作用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不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相联结着的，而不是和压迫剥削、造成两极分化相联结着的。
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就得确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生产和分配方式。所以，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又说：“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9页)既然社会主义公有制非常重要，那为什么邓小平不把它明确规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而要把它作为前提和保证蕴含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之中呢?应当说，正是在这里凝结着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最新认识成果。《共产党宣言》确实曾经把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消灭私有制”，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又认为，生产关系的变革、公有制的实现，必须以是否适应于、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实践的经验证明，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国家里，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要是不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如何，一味追求更大更公更纯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那只能招致破坏生产力的结果。正是根据这样的历史经验，邓小平确立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决定各项改革措施取舍和检验其得失的根本标准，而把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不是明确地列入社会主义本质之中，而是把它们作为前提和保证蕴含在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之中。这同样是一种着眼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采取的举措，它既贯彻了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基本原则(因为不如此就不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又使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可以根据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要求以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实际进程去具体确定。
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采取这种既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又依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去确定公有制实现形式和所有制结构的举措，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例如，在韩国就有一些人认为：“中国1949年革命成功以后，先是走苏联的道路，结果失败了，其基本原因是那种所有制不行。过去全部搞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工厂和农村的负责人都不把企业看成是自己的，工作不认真，不努力，所以生产没有效率”，“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首先从改变农村的所有制问题着手”，“这种政策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成功地解决了12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对全人类的一大贡献。先从农村的所有制问题开始改革，这可以说是中国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后来，在工业部门也实行了改革，允许发展私有企业，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用这个办法解决所有制的问题，使经济部门取得了进一步的巨大发展。可以说，中国的成功就是因为把资本主义的因素引进了社会主义体制之中，这是理论上的一大进步”(新华社汉城1998年11月3日电)；埃及学者阿卜杜勒·阿齐兹则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私有经济、外资经济、个体经济、集体所有制、合作所有制等不同的经济体制同时并存。但尽管如此，中国依然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中国正是以这种发展模式，给予非国有制经济以巨大动力，并给予中国经济发展以极大的活力。”(新华社开罗1998年10月25日电)
3.在共同富裕问题上，突破了搞平均主义导致共同贫穷的传统观念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最终实现人们的共同富裕。
和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情况相反，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所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保证社会成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但是，究竟怎样实现这个目标?历史的经验说明，共同富裕绝不等于、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均，绝不等于、也不可能是社会所有成员在同一时间以同等速度富裕起来，如果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完全平均和同步富裕，不但做不到，而且势必导致共同贫穷。所以，实现共同富裕的惟一现实的道路，只能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企业、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吸引、鼓励和带动大部分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正是针对着过去搞平均主义严重影响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发挥，并且只能导致共同贫穷的情况，邓小平提出了从更快地发展生产力着眼而制定的一项大政策，一项经由一部分人、地区先富到全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政策。他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2页)。为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造成的差别，属于全体社会成员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有先有后、有快有慢的差别，而不致偏离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滑到两极分化的邪路上去，我们还在这个过程中对老弱病残、鳏寡孤独实行社会救济，对还没有富裕起来的人积极扶持，对经济还很落后的一部分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和全体贫困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并给予必要的物质技术支援；另一方面，又通过分配政策和税收调节，防止少数人收入畸高，并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
实行这种共同富裕政策的明显效果之一，是在使中国人民的生活逐步地普遍地富裕起来的时候，每年以上千万人的速度减少和消灭贫困人口。俄国的波波夫把这种现象放到整个世界范围内去进行考察和分析，他指出：“目前，世界上被资本主义抛入贫困状态的人口差不多相当于社会主义中国的人口。按照多数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被联合国专家列入最贫穷和最不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仅最近20年来就从27个增加到48个(全世界一共有197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每年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人就达一千万人以上，而在社会主义中国每年差不多有一千万人脱贫而进入富裕人的行列。”(1997年9月30日俄罗斯《苏维埃俄罗斯报》)
正因为这样，邓小平提出的经由先富实现共富的思想和政策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称赞。例如，俄罗斯的杰柳辛说：“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共同富裕是未来的目标，而现在一些人或地区可以先富起来的原则，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突破”，它使“邓小平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救星”(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4年第5期)；德国的埃克勒本则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共同富裕，但那么多的人如何一下子富起来?这个问题过去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好。邓小平同志在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立场下，提出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又是一个重大的理论性突破。有了这个突破，才有可能制定出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时出现贫富差距，这应该说是正常的。中国领导组织沿海支援内地，城市支援农村，搞希望工程、扶贫工程，特别是国家从政策上、资金和人力等各个方面扶持贫困地区，帮助脱贫，这就清楚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到实践都始终把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政策的出发点”(新华社柏林1998年10月20日电)。
邓小平用社会主义本质论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完成了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破除了一系列传统的错误观念，出色地回答了多年来存在的对社会主义理解的问题，被人们称作“赋予了社会主义以新的活力和生机”、“重新搞活了社会主义”，“重新定义了社会主义”，就是说通过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在中国导致了哥白尼式的转折”。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中国的改革家》一文中指出：“没有孙中山，没有毛泽东和周恩来，邓小平的成就是无法理解的。但是，在我看来，人们在21世纪回首中国往事的时候，仍然有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邓小平完成了这个大国的现代化这一最终具有决定意义的使命。更何况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公开性及其灾难性的结局相比，其优越性是有目共睹的。”(1997年2月27日德国《时代周报》)
三、“人的全面发展”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
对于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江泽民在1997年9月12日党的15大报告中作了高度评价，指出它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实行的思想解放和所获得的基本成果，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具有的决定性意义：“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近20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但是，在另一方面，江泽民又并没有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于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和研究过程停止在这里。相反地，他强调说：“这个过程，还将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下去。”
在2000年10月11日党的15届5中全会上所作《关于改进党的作风》的讲话中，江泽民又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全党必须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续抓住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根本问题，大胆探索、实践和创造，这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保证。”
而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具体地提出了我们党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进行大胆探索、实践和创造的成果说：“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强调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这样，江泽民就以在社会主义社会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
曾经有过一些西方左翼学者，他们把人的全面解放和发展看作是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根本目标，而把社会主义以发展生产力为最根本任务、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说成是什么追求消费进步而使社会主义失去真正目标。应当指出，这种把人的全面解放与发展与它的前提与基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共同富裕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的观点，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诚然，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的远大理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把它奉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形式”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页)，“未来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0-731页)。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又从来没有把它仅仅看作是人们追求的价值目标，而是在同时首先把它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看作是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相当水平时产生的产物、结果和要求，因而同它紧密相连的发展过程，所以，是历史发展规律和历史创造主体的统一。例如，马克思在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归结为它“本身以主宰着自然界变化的必然性产生出它自身的否定”时，指出：“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个体生产者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最终实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马克思之所以把社会全体成员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样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结在一起，是因为事情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同样的、合乎人所应有的发展，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71页)；也才为“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实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使它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46页)创造了可能性，也才使每个人“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3页)。
那么，在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今天，江泽民又怎么会把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任务，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提上议事日程呢?这一方面是因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一个要从社会主义社会就开始推进、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完成的逐步提高过程，另一方面，则正是因为它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现阶段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的任务，是因为前一阶段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努力促进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创造了客观可能性，而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又以努力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必要条件。
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需要有相当水平的社会生产力及其创造的物质文化条件作为现实基础的，当人们还不能在量和质的方面基本满足自己的吃穿住行的时候，是根本不能获得、甚至很难提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目标和任务的。正是在社会主义本质论指导下进行的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为我们现在提出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任务提供了前提、创造了可能。一些国外和香港的报刊在描绘我国的这些成就给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带来的变化时，一是说“今天，中国人民可以选择多彩的服装和具有个人风格的发型了，他们越来越多地到全国各地旅游，按照自己的意愿变换工作”(1997年2月26日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对消费品的选择甚至在中小城市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商品供应在各地都很充足”，“一方面收入增加，另一方面，人民对体育、艺术、音乐、时装和宗教的兴趣也在扩大”(1997年7月3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二是说“数百万人在职业生涯中不再受企业、单位的影响，而是自己对培训和选择工作单位做出决定，数百万人变成了个体户或者是为外国公司工作，大约有两亿人是流动的短工，为了碰运气，他们迁往其他城市或省份”(1997年2月21日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三是说“改革开放后，人们摆脱了种种束缚，思想活跃，加上大量国外信息的流进，人们的价值观也趋于多样化，人们从以往被动的、消极的状态转向主动的、积极的状态，个体的存在价值得到充分肯定，整个社会也不再是单一模式，各地的发展也呈多样化趋势，就是说，在朝着现代化的大方向，各地都发挥着各自的优势，各显神通”(新华社东京1998年10月25日电)……这些变化，不是清楚地说明了在今天，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提出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任务的客观条件正日趋成熟吗?当然，这还只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起步、开头，在各方面都会受着种种条件的限制和制约的，和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情况，是有一段非常遥远的距离的。
另一方面，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又是当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必要条件。改革开放20多年来，虽然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转变，沉重的人口负担还没有转化为人力资源的优势，我们的劳动力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不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能力增强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密切教育与经济、科教的结合，加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把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教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而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其中的一个中心环节，这是因为事情正如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所指出的：“人是生产力中最有决定性的力量”，不断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以及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始终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第一要务”。
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这两个过程互为前提和基础，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的情况，清楚地说明了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任务的提出，它本身既是前一阶段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努力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结果和产物，而在另一方面，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遵循着这条道路前进，它必将使我们在最终达到马克思所预言的“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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