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迎菲[1]2004年在《中国森林旅游业发展策略研究——加拿大国家公园发展对我国森林旅游业发展的启示》文中指出近十年来，中国森林旅游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对促进国际交流、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门路、增加农民收入等做出了突出贡献，并凸显了强劲的发展潜力。 本文从对加拿大国家公园发展的历程，促进国家公园发展的国家政策和管理体制分析入手，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阐述了加拿大国家公园的政策法规、政府扶持体系、管理与保护系统，以及社会化服务体系等对国家公园起到的积极作用。 在研究加拿大国家公园发展政策体系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现行的森林旅游业发展的规划设计、经营管理的现状，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探索发展我国森林公园的策略，并提出了如下建设性的意见： 1、建立健全法律系统，加强国家保护政策，保障森林公园合法权益；2、注重森林的生态效益，加强科学研究，切实保护环境；3、重视规划设计，合理规划资源，协调区域经济发展；4、努力探索中国森林公园建设模式；5、制定切实可行的科学经营方案；6、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生态保护意识；7、加大资金投入；8、注重科普知识的传播，发挥森林公园的教育功能。
陈贵松[2]2010年在《森林公园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研究》文中指出中国森林公园量大而不质优,和谐公园建设势在必行。本文综述国内外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分析公共产品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善治理论等理论基础,剖析森林公园特性、森林公园治理的演变和“国有国营”治理模式等现实问题,实证分析对森林公园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分类和诉求的实际情况,梳理森林公园关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提出森林公园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体系、治理机制以及配套政策与措施的构想。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有：森林公园需要发挥保护、科学研究、教育以及旅游开发等功能以满足人们需要；森林公园既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观光游憩产品,也有私人产品性质的旅游开发配套产品,完全可以吸纳社会力量来提供；森林公园有众多利益相关者,在森林公园规划、建设和管理阶段,同一利益相关者可能变换扮演核心利益相关者、战略利益相关者、边缘利益相关者以及潜在利益相关者等角色类型,森林公园经营管理者要准确判断利益相关者的变化及其影响；森林公园传统的“国有国营”治理模式存在缺陷,以组建森林公园旅游开发公司为切入点,创新森林公园治理结构,有利于吸引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为了保证治理效率,森林公园共同治理主体主要是政府、投资商、游客、员工和社区居民等关键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有各自的诉求,他们之间既有矛盾冲突,也有合作基础；由内部参与型治理机制、市场交易型治理机制和社会督促型治理机制组成的森林公园共同治理机制有益于实现森林公园综合效益最大化的目标。本文首次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研究森林公园经营管理问题,改变过去“就林业谈森林公园”的窄视野,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森林公园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体系。本研究在大量调查基础上,借鉴利益相关者分类的最新研究成果,创新森林公园利益相关者的评价和分类方法,提出森林公园治理结构的创新,并构建了森林公园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体系和相应的机制。
李维余[3]2007年在《四川森林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文中认为生态旅游被公认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它解决了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和资源配置问题，有助于真正实现旅游业健康、持续发展。目前，生态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义、内涵、分类等理论方面，还缺乏对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实证研究。本文以生态旅游的重要类型之一——森林生态旅游为研究对象，结合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开发生态旅游的实践，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对四川森林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系统的研究。因此，本文的选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潜在的社会应用价值。主体(旅游者)和客体(旅游资源)是森林生态旅游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本文率先在国内外就森林生态旅游的资源、产品、游客和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提出了实现四川森林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与具体措施，并构建了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森林生态旅游资源与产品可持续发展研究中，本文从地理属性和自然属性两个角度对森林生态旅游资源进行了分类，并基此探讨了四川森林生态旅游资源的类型，对森林生态旅游产品的分类则主要参考旅游产品的分类原则。论文首先分析了四川森林生态旅游景区(点、项目)产品，森林生态旅游线路产品和森林生态旅游目的地产品(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等)的开发现状，然后对四川森林生态旅游进行了较全面的SWOT分析，最后提出了分区经营和精品示范的资源开发战略以及多样化发展和突出大熊猫产品优势的产品开发战略。分区经营旨在提供层次分明、结构完整的森林生态旅游产品体系，促进不同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实现“无障碍旅游”目标，满足国内外游客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需求。本文将四川省划分为川西平原区、盆中丘陵区、盆周山区、川西南山区和川西高山高原区等五个森林生态旅游区，并分别进行分析。精品示范是为了打造一批生态旅游精品，以创立四川省独特的森林生态旅游品牌，塑造四川省森林生态旅游产品的整体形象和良好信誉。研究认为，四川省应该优先选择通达性较好的10个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区和10个国家级(省级)森林公园，着力培育森林生态旅游示范区(点)，以此推动四川森林生态旅游上档升级，向精品旅游发展。多样化产品主要包括：国际狩猎；野生动物种群寻踪、天府鸟类生态游：花卉、观赏植物、红叶、林海雪原及原始森林生态游；生态建设与环境科普生态游；森林避暑度假与休闲疗养生态游。大熊猫产品战略主要体现在旅游线路的设计上，本文针对四川大熊猫生态旅游者和大众旅游者分别提出了10条生态旅游线路和10条大众旅游线路。在森林生态旅游游客与市场可持续发展研究中，通过大量的统计调查和数据分析，本文提取并描述了来川旅游的国内和国外森林生态旅游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和消费特征，并分析了森林生态旅游者的形成条件。这里，人口统计学特征主要是年龄、性别、职业等，消费特征主要包括旅游消费、客源地等特征，森林生态旅游者形成的条件包括时间、经济、安全、环境差异等外部条件和个人心理因素等内部条件。在市场分析部分，基于对四川森林生态旅游市场现状的剖析，本文在市场定位时将四川森林生态旅游市场划分为国内客源市场和入境客源市场，再针对每个市场具体划分其一级核心市场、二级重点市场和叁级机会市场，并根据不同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营销策略和宣传措施。研究发现，四川森林生态旅游市场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总体消费水平偏低、旅游消费需求的个性化趋势和旅游产品供给单一的矛盾突出、旅游者的生态意识有待提高。因此，在综合分析四川森林生态旅游市场发展前景的同时，本文提出了四川森林生态旅游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具体措施，认为在市场拓展时要特别注重把潜在旅游者变成现实旅游者、把短期旅游者变成长期旅游者、把大众旅游者变成生态旅游者、把一般的生态旅游者培育成严格的生态旅游者这一思想，真正实现旅游者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为了衡量森林生态旅游是否可持续发展及可持续发展的程度，本文还提出了森林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国内外关于森林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的两类研究——理论评价和认证评价研究，采用专家意见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确定指标框架及其权重。指标体系包括环境、资源、经济和社会4个子系统，11个评价因素、29个评价因子。采用综合评分法，根据预设的评判标准判断森林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程度，有助于森林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分段实施和重点突破，并同时兼具有理论与应用意义。最后，本文选取融省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森林公园为一体的四川天全县二郎山喇叭河景区为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分析。采用实地调查法、问卷调查法和统计分析等方法进行案例研究，验证了本文关于四川森林生态旅游资源、产品、游客、市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举措，也证明了本文关于四川森林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有效性。
李若凝[4]2005年在《我国森林旅游资源管理体制与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健全森林旅游资源管理体制是协调旅游开发与资源保护关系,促进森林旅游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由于我国森林旅游发展的时间短,森林旅游资源管理体制面临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体制的不健全已导致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利益分配不合理、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对森林旅游资源管理体制创新进行深入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以公共物品理论、制度创新理论、产权理论为基础,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国家公园体系的管理经验,对我国森林旅游资源管理体制进行研究和探索,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不同类型和级别的森林旅游资源应采取不同的基本管理模式。目前我国森林旅游资源缺乏合理的分类和分级,各地在进行体制改革时忽视了不同类型、不同级别旅游资源在开发和保护上的不同要求,往往是某地区有了成功的经验,其它地区积极效仿,导致旅游开发与资源保护的矛盾。针对这些情况,本研究对森林旅游资源从保护与管理的角度进行重新分类和分级,首次以生态脆弱度为依据,将森林旅游资源分为生态型、观赏型和持续利用型叁大类;设计了定量分级评价的指标体系,探讨了基于灰色定权聚类分析的分级评价方法,为构建不同的管理模式提供依据。 (2)在管理权限划分的基础上设计了四种经营管理模式:国家一级森林旅游资源适用直接经营管理模式;国家二级生态型和观赏型森林旅游资源适用政府授权经营;部分国家二级观赏型森林旅游资源也适用于非经营性项目采取定额补贴,经营性项目委托经营的管理模式;地方级森林旅游资源适用委托经营管理模式。同时对影响国家直接经营的森林旅游资源规模的因素进行分析,并从财政约束的角度分析国家直接经营规模的合理规模。 (3)系统研究了森林旅游资源开发的利益分配机制。为保障国家所有者的利益,必须完善特许经营制度,合理确定特许经营权转让价格。论文研究了利用回归分析和需求收入弹性研究经营权价格的确定方法,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森林旅游资源补偿的基本原理,以及协调其他利益相关者与旅游资源开发关系的措施。为改善投资结构、增加资源保护资金来源,提出投入的维护成本可以通过提高收费进行补偿,直接为森林旅游配套的公路,供水、供电、排水等设施建设的投资可以从门票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而得到补偿等建议。 (4)森林旅游资源具有较强的公益性,森林旅游是一种有限制的、区别于其它旅游的特殊形式的活动,必须健全政府监管体系。提出了割断监管机构与被管理者的经济联系,保持监管机构的独立性的措施;并从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构建了监管目标体系;建议修改《森林法》、《环境保护法》,颁布《旅游资源管理条例》,
陈海鹰[5]2016年在《自然保护区旅游生态补偿运作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然保护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和生态旅游发展的重要依托。如何围绕旅游开发的外部性问题而构建合理的旅游生态补偿机制,是保护区旅游可持续发展和生态补偿研究的重要命题。本文以旅游背景下的自然保护区这类自然-社会-经济复合地域系统为研究对象,结合国内外有关实践做法并选取若干典型案例地,通过演绎归纳、实地调查、模型构建和比较分析等方法,主要进行以下研究：(1)探究自然保护区旅游生态补偿运作机理旅游背景下,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价值转化途径、生态服务功能维护要求、生态保护依托力量等均有变化；同时,旅游发展还将影响保护区生态经济利益格局。国内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存在资金来源不足、补偿主体狭隘、方式单一、补偿标准不科学及社区补偿考虑不足等问题。建立旅游生态补偿机制,对于拓展保护区生态补偿资金渠道、丰富补偿方式和内容、提高有关利益主体补偿参与度等均具良好适应性。自然保护区旅游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可分为核心层、紧密层和外围层等层次。旅游生态补偿将促进不同主体尤其是核心层主体利益结构与内容的变化。以补偿实施对有关主体的利益影响为切入点,分析补偿过程中不同主体间的利益配置和影响关系,可构建各主体在保护区旅游生态补偿系统的利益关系结构模型。自然保护区旅游生态补偿机制建立是内外部驱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部因素包括生态补偿研究与实践发展推进、旅游生态环境保护路径探索需求和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优化选择等；内部因素包括保护区旅游开发外部成本内部化要求,以及旅游生态保护行为外部效益内部化要求。现实中,保护区旅游生态补偿实施将面临体制、法制、理念和技术等多层面障碍因素。(2)构建自然保护区旅游生态补偿路径基本框架自然保护区旅游生态补偿实现路径是一个分析框架,可从运作机制、实施方式、实施标准和支撑体系等层面建构与阐释。补偿运作机制可分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和社会参与机制：政府主导机制包括旅游生态公共支付、设立旅游生态补偿基金等内容,市场运作机制包括直接市场交易补偿、收取旅游生态补偿税费、推行生态旅游标记等方面,社会参与机制包括社会公益组织补偿、社区居民参与补偿及社会资金参与旅游生态保护建设等。按补偿对象需求,保护区旅游生态补偿可分为针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直接和间接补偿方式、针对社区居民的“输血式”和“造血式”补偿及针对旅游生态保护者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层面补偿；按补偿实施载体划分,包括资金、实物、智力、政策和项目补偿等方式。根据内化旅游开发外部成本和旅游生态保护外部效益的要求,可分别从正、负外部性视角确立保护区旅游生态补偿标准核算内容。保护区旅游生态补偿支撑体系包括制度、管理和技术等层面支撑：制度支撑涵盖补偿法律制度和政策制度,管理支撑包括补偿组织管理体系、监督管理机制构建及合理宣传引导等,技术支撑涉及保护区旅游生态补偿科学研究、补偿绩效评估等内容。(3)分析国内外自然保护地旅游生态补偿路径特征国外许多自然保护地旅游发展过程常包含旅游生态补偿有关做法,其补偿路径一般有以下特征：按门票和特许经营收入一定比例返还的补偿资金通常作为保护地资源环境维护及社区发展重要资金来源,以及政府公共预算保护管理经费的补充渠道；补偿资金主要用于资源环境保护和设施维护；补偿资金多实行收支分离的垂直化管理模式等。国内一些自然保护地建立了以“资源有偿使用费”、“资源维护费”、“资源管理费”等为形式的旅游生态补偿相关政策制度,其补偿路径主要特征为：补偿主体多为旅游经营企业；补偿资金收取方式和标准多样,包括按营业收入比例收取、定额收取、按项目空间位置收取、按项目性质差别收取等；补偿对象多涵盖自然环境与社区居民；补偿资金一般纳入政府非税收入并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针对国内外自然保护地旅游生态补偿路径选择的相关做法,可按保护区旅游生态补偿实现路径基本框架进行分析总结并获得路径启示。(4)解析典型案例地旅游生态补偿路径及其效应玉龙雪山、西双版纳两处保护区旅游生态补偿实践经验及问题均具一定典型性。其中,前者建立了索道环保基金等自然环境补偿资金渠道并按“叁个一点”方式建立旅游反哺社区资金渠道,实施滚动式、差异化的社区旅游生态补偿模式；后者建立了“景区缴纳-财政返还-保护部门实施”的旅游生态补偿制度并针对不同旅游景区和项目情况制定差异化、动态化补偿标准。从当地居民视角调查分析玉龙雪山社区旅游生态补偿方式的贡献度及继续受偿意愿,发现居民对现行补偿方式的贡献度评价总体处于正向范围,但不同补偿方式对家庭生计或社区发展的贡献度有显着差异；多数补偿方式的继续受偿意愿与贡献度评价情况基本一致,而“旅游项目特许经营”、“生态保护教育”的意愿排序与贡献度评价存在明显差异。从维持社区旅游生态补偿长效性考虑,应加强具有社区发展机能培育意义的“造血式”补偿。针对西双版纳保护区的调查分析表明,尽管该地在旅游生态补偿制度建立及补偿标准制订等方面有不少经验借鉴,但由于政策理念、管理体制、技术方法等因素影响,其补偿路径仍存诸多问题,如补偿标准制订多体现为利益相关方围绕旅游利益分配的博弈过程；财政下拨的补偿资金与实际补偿需求常不对应；补偿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和效果评估不足等。(5)探寻自然保护区旅游生态补偿基本实现路径基于保护区旅游生态补偿目标和要求进行的补偿路径选择存在共性需求,包括补偿基本运行模式构建、补偿实施标准确立及补偿政策制度安排等。补偿运行模式构建方面,旅游开发和经营者、旅游者、地方政府和保护区管理部门应作为旅游生态补偿责任主体,补偿对象应涵盖自然生态系统、与保护区资源环境有长期共生关系的社区居民以及旅游生态环境维护者；补偿途径应以利用者付费的市场补偿为主、政府公共补偿和自愿性社会补偿为辅,同时应建立有效的补偿组织管理机构及补偿监管和效果评估机制。补偿标准确立包括建立针对保护区自然环境、旅游生态保护和建设者以及社区居民等对象的旅游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方法等。补偿制度和政策安排方面,可从补偿管理制度建立、执行和监管等环节入手,构建保护区旅游生态补偿多级管理制度体系；同时结合保护区旅游发展状况及相关主体的补偿能力、需求和意愿等,建立合理的补偿资金收取、使用和管理政策。本文研究创新主要体现为叁点：一是基于旅游生态补偿对自然保护区的适应性分析,分别从补偿涉及利益关系特征、补偿动力机制和障碍因素等方面探寻保护区旅游生态补偿运作机理；二是构建保护区旅游生态补偿实现路径的基本框架并分别从补偿运作机制、实施方式、实施标准和支撑体系等方面进行路径解构和阐释；叁是结合玉龙雪山有关实践,初步建立了社区旅游生态补偿实施路径的效应评估方法。
陈健[6]2008年在《我国绿色产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更加突出。恩格斯指出:“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累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这种急功近利的生产方式完全是现代产业生产的真实写照。它建立在对自然界的单方面索取和掠夺上,因而生产越发展,对自然界的破坏也越严重。科学技术的片面发展和应用,使这种破坏变本加厉。发展绿色产业就是对人类自身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产生的严重后果的深刻反思结果。我国绿色产业不仅肩负着确保现代农业、工业、服务业可持续发展等经济重任,更承载着改善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非经济重任。自然资源禀赋及新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决定了我国必须走绿色产业发展的道路。绿色产业的提出是为解决我国产业发展中面临的自然资源短缺、产业污染严重、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生态环境恶化等突出问题而提出的新的发展模式,是以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为核心,以适应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目标要求的产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其目标体现了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取向,是时代的选择,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本文阐述共分七章,除了第一章导论和第七章结论之外,第二、叁、四章着重理论研究,第五、六章着重现实分析。内容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为导论,阐述课题研究背景,分析国内外绿色产业相关理论,在疏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界定绿色产业的内涵,为论文进一步实证及提出我国绿色产业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提供理论基础和分析角度;第二章绿色贸易壁垒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双刃剑”为切入点,分析绿色壁垒产生的背景原因,国际发展趋势以及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得出绿色产业是我国应对壁垒的必然选择,也是唯一的出路的结论;第叁章系统阐述了绿色产业发展的基本理论:产业代谢理论、物质平衡理论和物质循环理论;第四章立足于绿色产业的划分,阐述绿色产业链的内涵、耦合关系、运行机制和监控体系建设;第五章阐述我国绿色产业,包括绿色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并评价各产业在我国的发展情况。第六章以珠叁角地区为实例,通过对珠叁角地区的绿色产业发展进行具体分析,并运用MATLAB程序计算珠叁角地区2001年-2005年的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状况,得出珠叁角在五年间生态赤字稍有好转,并有良性发展的趋势,但目前仍处于“低承载、低足迹、高赤字”的不可持续状态。提出建议如下:(1)继续控制人口的增长;(2)减少经济开发过程中对耕地的占用,合理开发未利用土地:(3)采用生物高新技术,提高自然资源单位面积的生物产量;(4)继续调整能源结构,大力开发太阳能、风能、天然气等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现有资源存量;(5)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消费方式,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社会生产和消费体系的建议:第七章为全文的总结和展望。本文可能的创新主要是:1、系统地构建了我国绿色产业的研究框架。本文以经济学、管理学和生态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为指导,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总体描述绿色产业链运作机理的基础上,分别从绿色工业、绿色农业和绿色服务业研究了我国绿色产业的发展,并结合实证分析提出了推进我国绿色产业发展的具体构想,从而系统地构建了我国绿色产业的研究框架;2、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对我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以珠江叁角洲的个案资料为例,运用生态足迹等理论和方法,对我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使研究结论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3、注重应用研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发展我国绿色产业的对策建议和政策选择。本文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促进我国绿色工业、绿色农业和绿色服务业发展的对策建议,并从总体上提出了发展我国绿色产业的政策选择,试图提升本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
王慧琴[7]2011年在《国家级森林公园投资管理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全国生态旅游的繁荣,我国森林公园事业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到今天,森林公园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得到了快速的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对森林公园投入资金数量的增长,自2001年以来,森林公园投入资金以年均28.85%的增长率,远远超过森林公园数量年均9.18%和总面积年均4.77%的增长率。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提高森林公园资金利用效率成为理论界和实业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但是我国目前针对森林公园,特别是国家级森林公园的投资管理、投资效益分析、投资管理绩效评价的研究并不多,不能够很好的满足我国森林公园事业的发展需要。论文结合国家森林公园的特征,从定性理论分析和定量数据研究两个角度对我国森林公园投资管理展开讨论,以国家级森林公园投资建设目标为着眼点,通过对我国森林公园经营现状、投资现状及其投资管理、投资管理绩效等方面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评价,指出投资管理是国家级森林公园可持续发展的必然,并且指出投资管理机制和投资管理绩效评价是国家级森林公园投资管理的有效手段,并针对性地提出国家级森林公园开展投资管理的对策建议。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投资管理有利于国家级森林公园的可持续发展。论文结合国家森林公园的特征,指出我国森林公园事业发展至今,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保护性投资不足、投资及运营状况区域差异明显以及经营效益不理想等问题比较突出。同时,由于国家级森林公园各种不和谐现象已经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国家已经出台了各项政策措施,相关学科的发展以及国际经验都使得在我国开展国家级森林公园投资管理工作成为必然和可行。论文结合投资及投资管理的内涵,指出国家级森林公园投资管理主体应该是政府、核心本质是生态性以及最终目标是发展,是我国森林公园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2)投资管理机制是实现投资管理的制度保障。论文通过分析认为,我国森林公园投资管理中存在着实践管理的主体界定不清、资金使用方向不明、投资管理连续性不够和投资管理人才的缺失等问题,本论文结合国内外投资管理模式的比较评价,认为管理机制的缺失是导致森林公园现有问题的根源,应该从宏观机制的建立展开国家级森林公园的投资管理活动。论文通过利益相关者分析,指出国家级森林公园投资管理过程实质上是政府与投资运营商之间进行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过程。论文对两个行为主体在动态博弈四个阶段的行为进行分析,得出供选择的六组策略组合,通过对这六组策略组合中各行为主体的支付函数的比较,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入手建立国家级森林公园投资管理机制。(3)投资管理绩效不佳制约着森林公园事业的发展。机制的建立是投资管理的基本制度保障,但是国家级森林公园投资管理的目标是否能实现,需要更多的研究。本论文根据森林公园的特点,选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我国森林公园的投入与产出现状利用截面数据(VRS模型)和面板数据(Malmquist模型)进行了效率水平的分析,认为我国森林公园虽然各地有所差异,但整体绩效不佳,同时存在着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状况,需要从技术和规模两个方面提升总体效率,但主要的是从技术效率的提升来实现总绩效的提升。(4)全过程绩效评价是提高投资管理绩效的有效手段。论文认为,技术效率的提升实质上是资源的有效配置过程,而这一过程需要对资源的利用过程有效的监管,实质上就是对投资管理全过程的绩效评价,通过绩效评价来实现对投资管理的过程和成果的监管。因此论文在森林公园数据包络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投资管理全过程绩效评价是改善我国投资管理效率不佳的有效手段。(5)评价指标体系是森林公园投资管理绩效评价的基础。在明确绩效评价对森林公园投资管理的意义和实现基础后,论文结合投资管理绩效的特点进行了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将评价指标分为投资管理过程和成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两个部分,并通过专家问卷调查,利用层次分析方法对各指标对总绩效的贡献率加以确认,得出结论投资管理过程评价比成果绩效评价更为重要。
李华明[8]2006年在《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可持续利用法律保护对策研究》文中指出中国自1985年11月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世界遗产事业发展很快，现已有世界遗产31项，位居世界第叁。但自然遗产和双重遗产只占全部世界遗产的四分之一，这与我国日益壮大的世界遗产事业很不相称，也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自然遗产属性具有趋同性；从我国现有的世界遗产预备清单及未来十年政府申报计划可看出，可申报自然遗产项目还在萎缩；《凯恩斯决议》、《苏州决定》在制度上提高了世界自然遗产的准入门槛；IUCN、ICOMOS等相关组织对世界自然遗产的评估和监测机制正在加强；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人为加剧了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开发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上述因素的存在是作者选题的主要目的和动机。通过研究，作者提出法律缺失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诸多矛盾交织的根源，因此完善我国世界自然遗产法律保护体系实现世界自然遗产可持续利用是本文研究的基点和归宿，这对于提高我国现有的世界自然遗产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作了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并在博览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着力从理论层面探讨符合《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内在精神的、中国式的世界自然遗产可持续利用法律对策，重点研究了市场利益导向下的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和保护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法律保护体系的建设性思考，力图使中国政府能够在宏观上对现有的和潜在的世界自然遗产制定一个规范统一、切实可行的行动
闫晨红[9]2015年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生产和生活”的空间管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地关系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经久讨论的命题,也是地理科学的主攻方向。为了妥善解决国土空间利用中的综合问题,国家出台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四种类型,其中限制开发区又分为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粮食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主要任务是提供生态产品,保障生态安全,该任务实现的前提是构建区内和谐的人地关系,其目的是营造“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国土空间优化利用格局。五峰县作为湖北省的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试点示范县,具有生态空间面积较大和经济发展底子薄的一般性特点,也具有地形地貌复杂和交通可达性差等“老少边穷”地区的特殊性。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的总体导向下,首要任务是科学解析现有国土空间利用状况,厘清空间管治中存在主要矛盾和问题,以便有针对性的为地区发展和空间优化提出对策建议。现有研究成果中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这一特定类型的空间管治成果较少。本文以湖北省五峰县为研究样本,总体研究架构是在研究背景介绍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沿着理论方法支撑——空间管治历程评估——空间管治问题解析——空间管治优化策略的研究路径展开,具体包括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在实地调研和文献综述支持下形成本文研究基础。对国内外空间管治研究按照空间层次进行梳理,并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研究成果进行综述,把握相关研究动态,确定重点生态功能区空间管治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形成研究思路。第二部分,确定本文的理论基础、概念和方法体系。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研究思路引入空间生产理论、协同论和人地关系理论为后文提供理论基础。进而确定管治和空间管治概念内涵,引入Hufty管治分析框架及其相关概念,进而界定本文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叁个概念,厘清各自概念边界。按照研究思路对文中出现的主要方法依次进行介绍。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土地分类方法为依据,采用地类转换的方式,依据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概念内涵分别划定其对应实体国土空间,作为后文研究的空间基础；进而采用景观生态分析软件对划分后的国土空间进行格局评价,以便通过直观的指标数据了解空间利用现状；为避免简单加总造成对整体空间管治的误读,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判断叁类子空间的耦合拮抗问题；最后建立起重点生态功能区空间管治分析模型,为五峰县空间管治问题解析提供工具。第叁部分,历史与现状格局解析。为把握五峰县空间现状形成的根源和居民对空间利用、管治传统,依据史料对其建国后历史格局和空间管治变化进行整理,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节点对叁类空间利用和管治情况进行分别介绍。其历史脉络显示,五峰县空间格局与管治的历史变化是分权化、市场化和城镇化发展的过程；借助方法体系中提出的定量方法分别对五峰县国土空间进行划分,其空间划分结果与地形地貌特点保持高度一致；通过对其景观格局整体特征进行描述,表明整体景观格局具有典型的山区农业耕作模式特点；并对叁类子空间协调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五峰县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之间处于低水平发展耦合协调状态。第四部分,叁大子空间管治问题解析。在对各子空间进行景观格局分析的基础上,引入重点生态功能区空间管治模型对叁类空间管治状况进行分析。在对生态空间进行研究时,从土地、水资源和林业资源叁个生态问题管治方面展开,并以柴埠溪国家森林公园的生态治理过程为例进行纵面剖析。从叁次产业的划分角度分别展开对生产空间管治问题的解析,着重选择茶叶生产、工业、矿产资源开发和旅游业空间进行探讨。生活空间管治的研究则从人口结构、聚落体系、公共服务叁个方面论述,并以五峰县城搬迁这一生活空间拓展为案例,结合空间生产理论进行深入解读。第五部分,五峰县空间管治问题提炼与优化策略。主要集中在生态补偿机制、特色经济、管治手段和法律依据四个方面：一是脆弱生态基底现状影响到生态安全,且现有生态补偿制度偏重于生态空间保护,对生产、生活空间重视不足,使其难以真正发挥保护作用；二是特色经济整体竞争力薄弱,城镇化进程缓慢且发展不均衡；叁是政府主导的管治过程考核导向明显,部门间规划衔接度低；四是法律依据模糊导致管治行为者定位不清,规范落实难度大。最后结合第叁和第四部分空间问题解析结果,有针对性的提出空间优化策略。
张一群[10]2015年在《云南保护地旅游生态补偿研究》文中提出作为保护生态环境,缓解利益矛盾的主要手段,生态补偿正被逐渐应用到各个领域。但对于保护地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我国尚属起步阶段。根据IUCN统计,全球有超过13%的陆地和1.17%的海洋被纳入保护范围,且呈增长趋势,其中不少保护地被开发为旅游地,给保护事业带来一定的机遇与威胁。旅游生态补偿是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旅游发展涉及的生态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是保护地及其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实施旅游生态补偿不仅可以通过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补偿纠正和避免保护地旅游开发中的种种“不生态”现象,更能通过保护者获益激励生态保护行为,激发社区居民及其他公众的保护热情,通过调节旅游开发所涉及的生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缓解保护地生态保护与旅游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此外,由于旅游开发收益者明确,以及旅游业本身所具有的高生态效率、强关联带动等特性,旅游生态补偿还可以作为重要的市场化生态补偿渠道,以旅游收入反哺保护地保护及社区发展,在解决保护地及其生态补偿资金短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虽然生态补偿的相关研究和实践已经为建立保护地旅游生态补偿机制奠定了基础,但总体而言,保护地旅游生态补偿机制如何建立,却是一个理论方法远未成熟,实践层面仍在探索的问题。论文以保护地旅游生态补偿机制为研究对象,以在我国具有重要保护地位和旅游发展地位的云南省为研究区域,并以中国国家公园保护地模式的开创者——普达措国家公园为具体案例,通过文献研究与案例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主要开展了以下方面的研究：(1)构建了旅游生态补偿的理论体系。研究基于对生态补偿主流认识的反思,结合旅游生态补偿多学科的理论基础,深入旅游业与生态补偿之间关系的二重性,提出了认识旅游生态补偿的“主体说”与“途径说”；通过对旅游生态补偿损失性境遇和补偿关系域的分析,明确了包含3类补偿主体、3类补偿客体、3类补偿对象(可归为生态与人2种类型),包含对负外部性行为的惩罚和对正外部性行为的激励两大方面,包含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两个层面的完整的旅游生态补偿范畴,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2)提出了保护地旅游生态补偿的动因和可行性。从保护地旅游发展的生态外部性——市场失灵(既包括保护地旅游发展的生态负外部性,也包括保护地生态保护对于旅游发展的正外部性),以及保护地旅游生态保护的政府失灵(既包括政策失灵,也包括管理失灵)两方面分析了实施云南保护地旅游生态补偿的动因,并从不断完善的政策、一定的法律依据、积极的探索实践等方面分析了实施保护地旅游生态补偿的可行性和迫切性。(3)总结了国内外保护地旅游生态补偿实践的成功经验。基于国内外保护地旅游生态补偿实践典型案例的分析,得出国外保护地旅游生态补偿的主要经验：补偿理念始终服从于保护地管理目标、多种补偿主体形成合力、惩罚与激励手段并重、注重补偿标准的综合性和动态性、直接(输血)与间接(造血)补偿途径相结合、资金管理规范有序、补偿保障体系完善；和国内保护地旅游生态补偿的主要特点：资源有偿使用／保护管理费是补偿资金的重要来源、旅游开发者和经营者是主要的补偿主体、注重补偿标准的差异化和动态化、补偿方式多样化、补偿资金管理较为规范。(4)构建了云南保护地旅游生态补偿机制,并以普达措国家公园为案例进行验证。从保护地旅游生态补偿责任确立机制、补偿标准确定机制、补偿途径选择机制和补偿实施保障机制等4个方面建构了云南省保护地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基本框架,并通过对普达措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现状调查和效果评估,得出其旅游生态补偿的主要经验：科学的保护理念为实施旅游生态补偿打下基础、较大的补偿力度保障了受偿社区的基本利益、多样化的补偿方式有利于受偿社区的全面发展,和主要不足：补偿理念的偏差影响了补偿机制的构建、管理体制不顺是补偿执行不力的根源、执行机制不健全大大降低了补偿效率。通过以上研究,论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旅游生态补偿的内涵具有综合性；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共同作用是保护地旅游生态补偿的动因；旅游功能的发挥使保护地具备了一定的自补偿能力；管理体制不顺是保护地旅游生态补偿顺利实施的最大障碍；造血式补偿是建立保护地旅游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中国森林旅游业发展策略研究——加拿大国家公园发展对我国森林旅游业发展的启示[D]. 刘迎菲. 北京林业大学. 2004
[2]. 森林公园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研究[D]. 陈贵松. 北京林业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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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国森林旅游资源管理体制与政策研究[D]. 李若凝. 北京林业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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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国绿色产业发展研究[D]. 陈健. 华中农业大学. 2008
[7]. 国家级森林公园投资管理研究[D]. 王慧琴. 北京林业大学. 2011
[8]. 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可持续利用法律保护对策研究[D]. 李华明. 中央民族大学. 2006
[9]. 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生产和生活”的空间管治研究[D]. 闫晨红.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10]. 云南保护地旅游生态补偿研究[D]. 张一群. 云南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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