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是否改善劳动收入份额？——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份额论文,证据论文,工会论文,收入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 Classification:J51,J52,D33
近年来，我国企业工会的作用和经济后果受到了研究者们的关注。这种关注，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首先，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之同时，伴随着一个公认的事实：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持续下降，广大劳动者未能平等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利益分配失衡恶化了劳动关系，使之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和谐的最主要因素之一。企业工会组织本应是劳动者的利益代言人，理应在推进工资集体协商、提高劳动报酬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不绝于耳的批评却是，在发生利益冲突时，工会组织未能充分发挥其代表和保障职能，甚至不敢代表广大职工与企业主讨价还价。近年来发生的数起较大规模的工人集体行动，更是激发了关于中国工会职能和作用的讨论。
其次，中国的劳动关系和工会角色定位正处于深刻的转型过程中。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转型带来了劳动关系巨变。一方面，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计划经济时期的“铁饭碗”被打破，国家统筹包办的劳动关系让位于以企业为单位、基于劳资契约的雇佣关系；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乡镇企业或涌入城市部门，雇佣关系出现“非正规化”、“弹性化”等新特点(Qiao,2010; Yao & Zhong,2013)。为了适应劳动关系的新变化并规范劳动关系，国家出台并修订了大量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工会法》等，同时积极推动在非国有企业中组建基层工会。工会的基本职责也由建国初期“以生产为中心，生产、生活、教育三位一体”逐渐转向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乔健、钱俊月，2010)。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自下而上”组建的工会组织不同，我国的工会组织是在执政党领导下“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各级工会组织接受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统一指导。作为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基层组织，企业工会不仅代表着工人的合法权益，还兼具促进生产和保障经济增长的职能。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角色模糊等诸多尴尬问题，如工会主席或者与管理层有着密切联系、受管理层制约，或者作为管理层的一员，难以切实维护职工的权益。特别地，由于种种限制，民营企业中工会组建率普遍较低、代表性不强，未能直面劳资矛盾、发挥应有的维权作用，因而并没有得到职工的普遍支持和信任(乔健、钱俊月，2010)。尽管如此，工会在维护劳动者权益、工资谈判和签订集体合同中的作用仍在逐步改善。特别是近年来，政府为了缓解日趋紧张的劳资关系并将工人运动纳入可控的轨道，开始寄希望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各级工会组织在维护劳工权益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Yao & Zhong,2013)。
本文将重点讨论工会的收入分配效应。我们的具体议题是：工会是否改善劳动收入份额？在中国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研究这一议题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我国是世界上工会会员数量最多的国家，现有研究从改善劳工福利、提升企业绩效等方面考察工会的地位和作用(Ge,2007; Lu et al.，2010；詹宇波等，2012；孙中伟、贺霞旭，2012; Yao & Zhong,2013)，但尚无文献研究工会对劳动者报酬份额的影响。探询这一议题，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我国工会的地位和作用。其二，近年来，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滑深受学界和社会关注。围绕这一问题，现有研究集中于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全球化、劳动力市场、所有制、技术进步、需求结构等角度展开讨论(李稻葵等，2009；白重恩、钱震杰，2009，2010；罗长远、张军，2009a,2009b；黄先海、徐圣，2009；邵敏、黄玖立，2010；周明海等，2010；张莉等，2012；孙文杰，2012；陈宇峰等，2013)，但忽略了工会力量的影响。
按照结论的倾向性，关于工会的劳动收入份额效应的国外文献有三支。①第一支文献认为，工会不能显著影响劳动收入份额(Levinson,1951; Sultan,1954; Simler,1961; Cowling & Molho,1982; Ahlseen,1990; Bentolila & Saint-Paul,2003; Carter,2007)。对此，McConnell et al.(2005)总结的主要原因有：第一，工会会员高工资通常是以牺牲非会员工资为代价，因而并不会损失资本收入份额；第二，工会化迫使雇主用资本替代劳动，通过改进效率和提升产品价格以规避收入由资本向劳动力的再分配。第二支文献观点截然不同，认为工会有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比如，Kalleberg et al.(1984)和Droucopoulos & Lianos(1992)分别基于美国印刷业和希腊制造业的研究发现，工会化显著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类似地，Guscina(2006)以及Fichtenbaum(2009，2011)认为工会力量的衰弱是解释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因素。第三支文献通过间接渠道检验工会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即考察工会对工资—生产率差距(wage-productivity gap)的作用(Ferguson,1996; Zavodny,1999; Fichtenbaum,2011)。从公式分解看，劳动收入份额等于工资率除以劳动生产率，从而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率可分解为工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之差。因此，工会的劳动收入份额效应可通过工会对工资—生产率差距的影响获得。一方面，工会将影响工资率，主要是通过集体谈判协议、工会威胁(或溢出)效应、或者影响政府政策(如最低工资法)来实现(Moore & Raisian,1983; Pencavel & Hartsog,1984; Freeman & Medoff,1984; Zavodny,1999)。另一方面，工会将影响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原因在于：工会溢价迫使雇主加速资本替代劳动或采用低成本的技术进步(McConnell et al.，2005)；作为集体发声机制(collective voice)，工会能够转达工人的抱怨、减少工人离职率，从而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Freeman & Medoff,1984)。②此外，按照效率工资理论，工会溢价将激励员工生产更多产品(Checchi & García-Pe
alosa,2010)。综合两方面因素，如果工会使得工资率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则对劳动收入份额没有显著影响；如果工会使得工资增长幅度大于(或小于)劳动生产率，则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正向(或负向)影响。
我们阅读所及，目前国内尚无文献针对工会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和效应开展专门研究，本文很可能是这一主题的首篇文献。本文先通过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分析工会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逻辑。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中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进行了经验估计。由于企业设立或组建工会并非随机选择，而是一种适应性的决策，因此工会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对此问题我们使用干预效应模型估计加以克服。上述工作皆证实了工会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对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分析进一步揭示，虽然工会促进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但后者的幅度更大，因此劳动收入份额反而下降了。应当承认，本文的理论模型仍存在着局限：我们没有考虑工会导致工资提升对于工人劳动力供给质量、人力资本投资、知恩图报等行为心理的影响，而这些因素都可以促进工人生产效率。因而模型中只能将生产率的提升归因于用工规模的调整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由于这个局限需要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予以解决，故本文发现工会降低劳动份额的事实并不能推导出为了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而应当解散工会的政策含义。恰恰相反，关于工会对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分析表明，工会对这两者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后面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第三部分是计量模型设定和数据统计描述；第四部分报告估计结果；最后总结全文。
二、理论分析
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乃是企业经营决策的自然结果。为了从理论上明确工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不妨考虑工会将如何影响(或约束)企业的经营决策，并进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具体地，我们假设企业始终在既定的要素(包括资本和劳动)价格下选择最优的投入组合，得到劳动收入份额与要素价格之间的关系，然后再考虑存在工会和不存在工会时企业受到的不同劳动价格(工资率)约束，从而揭示工会(通过影响工资率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理，并提出待检验的假说。
(一)最佳生产组合与劳动收入份额
命题：由于工会提高了企业支付的工资率水平，影响了企业最优要素投入组合决策，从而工会的存在：(1)当资本劳动的替代弹性小于1时，将提高劳动收入份额；(2)当替代弹性大于1时，将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3)当替代弹性等于1时，不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这一命题与诸多相关研究文献是相呼应的，如Bentolila & Saint-Paul(2003)、Cheechi & García-Pealosa(2010)、罗长远(2008)等，这些文献研究中的诸多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归结为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我们认为民营企业的生产中劳动和资本是互替的关系。当然，对于这一点我们并不能确信，因此我们在事后做了一些验证工作，结果支持了民营企业中资本和劳动要素互替这一判断。一项验证工作是用本文的数据集估计了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结果表明替代弹性是大于1的，无论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还是资本密集型企业都是如此。另一项验证工作是我们将资本集约度K/L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对LS的回归方程中，结果K/L系数为负且显著，亦支持了资本和劳动互替的看法。④由此，我们可发展出一个待检验的假说：
假说1：(由于资本和劳动要素互替)存在工会的民营企业，相较于不存在工会的民营企业，将具有更低的劳动收入份额。
进一步地，我们考察工会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机理。工会提高了企业支付的工资率，这将使得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从而提升了劳动生产率。这一点，通过改写式(2)并结合式(7)可得到：
从式(10)容易看出，当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时，劳动生产率(Y/L)是工资率w的增函数。当工会存在提高工人工资率时，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将提高。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还可以发展出另一个可予以检验的假说：
假说2：存在工会的企业，具有更高的工资率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这个假说，是从经验上理解工会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一把钥匙。当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大于1时，工会虽然使得工资率增加，但劳动生产率增加的速率更快，结果总效应是劳动收入份额反而下降了。
三、模型、方法和数据
(一)基本模型
根据前面的理论假说，本文的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二)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及其处理
应当注意，前述的三个回归模型都可能面临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工会固然会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但企业是否设立工会本身是一种自我选择行为，是对劳动收入份额、工资率乃至劳动生产率以及其他诸多因素的一种适应性反应。换言之，我们观察到的企业组建工会与否这一现象并非一个随机行为或随机化分配结果，而可能遵循某些选择机制。即企业基于自身的某种需求而组建工会，是“自选择”的结果，从而成立工会与否是内生的。此时，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估计系数将是有偏且非一致的。
考虑到工会可能是一个内生虚拟变量，采用干预效应模型(Treatment-effect Model)是一种恰当的选择。干预效应模型的应用特点有(以模型1为例)：第一，用于表征干预条件的工会虚拟变量Union直接进入回归方程中；第二，回归方程中的结果变量In(LS)对于Union=1和Union=0都可以被观察到。具体而言，干预效应模型可表达为如下两个方程：
(三)数据与变量
对于本文要研究的问题，利用民营企业数据是恰当的选择。因为公有制企业基本上均设立工会组织，解释变量缺乏差异性，民营企业在工会组建方面则存在较大差异。本文数据来自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以及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联合展开的“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该调查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采取多阶段抽样方式，即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抽取县和县级市，再按城乡与行业分布随机抽取企业，样本具有良好的代表性(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2007)。我们采用2010年的调查数据，通过问卷中“在您的企业中，有工会吗？”这一问题来识别企业是否设立工会组织。
对于上述三个基准模型，关键问题之一在于计算企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参考既有文献(白重恩等，2008；方军雄，2011；吕冰洋、郭庆旺，2012)，我们采用增加值法计算得到。具体地，劳动收入份额(LS)=工资奖金总额/(工资奖金总额+缴税金额+交费金额+税后净利润)。平均工资率(w)等于工资总额除以年均用工人数，劳动生产率(Y/L)等于增加值除以年均用工人数，其中，增加值用工资奖金总额、缴税金额、交费金额、税后净利润四项之和代替。
在控制变量组X的选取上，我们除了考虑通常使用的企业特征变量(白重恩等，2008；李稻葵等，2009；方军雄，2011；罗长远、陈琳，2012；魏下海等，2013)，还控制了企业主的个人特征变量。具体地，企业特征变量包括：资本集约度(K/L)，用对数化的人均资本水平度量；技术进步(Tech)，为企业是否有研发经费投入的虚拟变量；出口贸易(Export)，为企业是否向境外出口产品的虚拟变量；信贷依赖(Dar)，用资产负债率来表示；企业利润率(Prc)，用企业税后净利润除以资产表示；企业规模(Size)，用对数化的年均用工人数表示；人力资本(Human_cap)，为企业是否对员工开展职业培训的虚拟变量，以及刻画是否改制(Ref)的虚拟变量和企业年龄(Age_enterprise)。企业主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文化程度(Education)，反映民营企业家的教育背景和素质；管理时间投入(Hours_work)，用企业主平均每天在企业里做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的小时数刻画，以及企业主政治身份(PC)的虚拟变量(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为1，否则为0)。此外，我们还控制了行业和省区效应。
需要说明，由于受访民营企业的特征差异较大，一些变量指标容易出现偏态分布，故在进入实证分析之前，首先对模型变量在样本1%和99%分位数处做Winsorize处理，同时剔除核心指标中的异常值样本(如员工工资奖金为负、实收资本额为负的企业)。经过如上处理，最终获得1797个有效观测值。
(四)统计分析
在进入回归分析之前，我们先直观报告工会企业与非工会企业之间在劳动收入份额、工资率、劳动生产率这三个指标上的差异。表1提供本文主要变量的统计信息。⑤在样本企业中，有59.3%设立工会组织，工会组建率低于全国72.2%的平均水平(全国总工会，2010)，离普遍建立工会目标(组建率为90%)更是相距甚远。数据显示，劳动收入份额在工会企业中的均值为42.9%，比非工会企业的47.2%低了4.3个百分点，这种差异在1%水平上高度显著；工资率方面，工会企业为1.751万元/人，比非工会企业的1.677万元/人高出4.41%，这种差异在10%水平上显著；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工会企业(6.839万元/人)比非工会企业(5.899万元/人)高出15.9%，这种差异在5%水平上显著。由这些结果初步判断，工会虽然带来了工资率上涨，但并没有真正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反而下降了)，因为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远远超过了员工工资率上涨幅度。均值检验的结果初步支持了本文假说1和假说2。
四、实证结果
(一)工会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表2中的第(1)和(2)列汇报了回归式(11)的估计结果，估计方法为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考虑到同一行业的企业可能受到相同政策影响，我们报告经由行业Cluster调整的稳健标准误。第(1)列除了工会变量之外，只包括了资本密度以及行业和地区固定效应，第(2)列进一步加入了其他企业和企业主特征变量。估计结果表明，工会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根据第(2)列的估计结果，工会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仅为非工会企业的92.5%(=
)。
然而，如果企业组建工会与否遵循了某种选择机制，那么工会虚拟变量就是内生的，此时，OLS估计就会导致系数有偏且非一致。我们用干预效应模型克服这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关于工具变量集的选取，既有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Lu et al.，2010; Yao & Zhong,2013)。根据已有研究，本文的内部工具变量来自回归方程中的一部分控制变量，包括：资本集约度(K/L)、企业年龄(Age_enterprise)、是否改制(Ref)、人力资本(Human_cap)、企业主文化程度(Education)、管理工作时数(Hours_work)、人大代表(CPC)或政协委员(PPCC)身份。外部工具变量则包括：行业属性(Industry)、企业员工数量(Employment)、年销售额(Insale)、是否遭遇摊派(Apportionment)、企业家自评经济地位(Status_E)、企业家自评政治地位(Status_P)，以及用于刻画影响企业组建工会动机的外部环境，如省区工会密度(Union _density)⑥、省区固定效应。
估计干预效应模型的方法有最大似然法(mle)和两步法(two-step)，估计结果分别对应于表2第(3)和(4)列。相比而言，最大似然估计能够提供比两步法更小的标准误，因此最大似然估计相对更有效(Breen,2011)。我们主要基于最大似然估计结果开展分析，同时用两步法估计结果。表2第(3)列中，两个随机误差项的相关系数ρ=0.6637，似然比检验结果表明，可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H[，0]：ρ=0，说明工会虚拟变量是内生的，这确认了采用干预效应模型是合适的。工会变量估计系数为-0.7746，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在保持企业特征和企业主特征变量相同的条件下，工会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比非工会企业要低，前者仅为后者的46.1%(=
。对比OLS估计结果，干预效应模型中工会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绝对值更大，这说明由于存在样本选择导致的内生性问题，OLS估计结果低估了工会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影响程度。第(5)列是剔除了劳动收入份额在1%和99%两端异常样本点后进行估计，同样表明工会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些结果一致确认了工会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结论是稳健的。
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符号，与国内文献关于微观企业的经验发现基本一致(李稻葵等，2009；周明海等，2010；方军雄，2011；罗长远、陈琳，2012；魏下海等，2013)。此处我们留意到，资本集约度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资本深化将导致劳动报酬份额下降，这与前文中资本和劳动为互替关系的预设是兼容的，可视为对资本劳动互替关系的支持性验证。其余控制变量如企业人力资本、利润率等企业特征变量都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负向影响。有必要说明，现有研究鲜有讨论民营企业家的个人特征对企业内部要素报酬分配的影响。本文提供了这一方面的初步证据，结果表明，企业家教育程度越高，其企业内部员工利益分享比重反而越低；具有政治身份的民营企业家，其所在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越低；而企业家管理时间投入对劳动收入份额没有显著影响。
(二)工会的工资率效应和劳动生产率效应
为进一步检验工会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渠道，我们对式(14)和(15)两个模型进行估计。从表3第(3)和(4)列看，无论是工资率方程还是生产率方程，都高度拒绝ρ=0的原假设，所以采用Treatment-mle进行估计是合适的。结果表明，工会变量对工资率影响系数为0.5301，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系数为1.0519，二者都通过1%显著检验。上述结果支持了工会提升工资率的结论，与既有的多数文献的经验结论相一致(Ge,2007; Yao & Zhong,2013)。同时也确认了工会有利于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结论，这与利用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绝大多数经验研究一致(Ge,2007; Lu et al.,2010)，也与国外文献的一些经验发现相似(Freeman & Medoff,1984)。对比两个系数大小发现，工会的工资率效应远低于生产率效应。这恰恰说明了，工会之所以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原因在于工会带来的工资率增加的幅度不及劳动生产率增加的幅度。
如果细究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增加的原因，则在于工会企业使用更少的劳动和更多的资本。我们通过源数据的反事实分析发现，工会存在使企业主调整雇用决策，最终导致年均用工数降低174人，资本总量增加379万元。容易得到结论：工会带来工资率增加，但同时企业雇佣量减少和资本替代劳动使得劳动生产率增长更快，结果劳动收入份额反而下降了。
(三)工会对不同要素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有何不同
我们的理论模型表明，工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的前提是，资本和劳动存在替代关系。当然，在不同要素密集型企业中，这种替代关系应该是不一样的，从而工会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一般来说，劳动密集型部门(比如服务企业)相对于资本密集型部门(比如现代制造业)，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就要弱一些，那么我们可预期前者的工会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影响会小一些。⑦为获得充足的经验证据，我们将全样本划分为不同要素密集型部门进行实证分析。⑧
在划分要素密集型部门时，需要考虑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在要素投入组合方面可能存在着较大差异性。参考并拓展傅钧文等(1987)做法，我们用人均资本存量、人均产出以及人均研发费用三个指标来刻画企业的要素密集度。步骤是：先计算出所有样本企业的三个指标在各50%分位点的值作为临界值，然后用单个企业的三个指标真实值与三个临界值比较，当企业的三个真实值低于临界值时，则划入劳动密集型。否则，划入资本密集型。同时，我们兼顾调查问卷中关于企业生产产品和服务属性的信息。具体而言，当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属于如下任一种：“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材料产业”、“航空航天产业”、“海洋产业”、“清洁、可再生能源”、“污染治理技术”，则归入资本密集型，否则归入劳动密集型。根据这一划分标准，即可分析不同要素密集型企业在劳动收入份额、平均工资和劳动生产率方面之差异，典型事实是(见表4)：①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明显高于资本密集型企业，前者为52.3%，后者为38.4%，这一点与我们的预期完全吻合；②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平均工资和劳动生产率指标均显著高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其中劳动生产率是后者的2.36倍。③无论是哪一种要素密集型部门，工会企业相比非工会企业都具有工资率优势和生产率优势，但劳动收入份额却更低。
表5列出了不同要素密集型企业工会对劳动收入份额、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的经验估计结果，控制变量和工具变量选取与表2完全一致。结果表明，无论是劳动密集型部门，还是资本密集型部门，工会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都显著为负，但对比两类部门的工会影响效应可知，前者的负向影响(-0.5006)远小于后者(-0.8314)。不算令人意外，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工会对工资和劳动生产率都具有显著正影响，而且这两种影响效应都比资本密集型部门要小。在资本密集型部门，工会促进了员工工资上涨，但同时也带来了企业的生产率更大幅度增长。这意味着，在资本密集型部门，工会的工资溢价可能加速了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的进程，促进管理效率提升和劳动生产率增进。总之，要素密集程度的差异，是造成工会对劳动收入份额负向影响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
本文从理论上考察了工会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逻辑，并利用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经验验证。研究表明，工会将会提高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但后者上升的幅度更大。究其原因，当工会提高工人工资水平之后，企业会降低雇佣规模、用资本替代劳动，从而使得劳动生产率大幅增加。当资本和劳动间的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时，劳动生产率上升的幅度超过工资上升的幅度，结果在要素报酬的份额上，劳动份额反而有所下降了。当我们考察不同要素密集型的企业时发现：对于替代弹性相对较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会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影响较小；对于替代弹性相对较大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工会对劳动收入份额存在较大的负面影响。
本文从理论和经验证据上确认了工会是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丰富了我国工会的职能和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文献，有助于深化对工会作用的认识，也为理解我国当代劳动收入份额问题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但在政策含义的寻求上，我们应当持谨慎态度。本文的研究绝不意味着，为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而应当解散工会。相反，工会有其积极的作用，无论是提高工资率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都是显著的。然而，一些问题仍需进一步深入探索才能有更准确的结论，譬如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们主要将其解释为削减劳动力规模和资本替代劳动所致，但这很可能只是部分的原因。从行为经济学来说，员工会“知恩图报”，工资率增加会让他们工作更投入、更珍惜当前的工作。此外，更高的工资率也可能导致工人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这些都可以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是来自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和技能投资提升，那么工会企业更低的劳动收入份额则表明，工人仅仅得到了自己边际贡献中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工会仅仅是适度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更多的则是服务于企业的利益。那些单纯为工人争取利益的工会，常常在企业的阻挠下不能成功组建。总之，要理解工会的作用及其对分配的影响和公共政策含义，我们还需要更深入的理论探索以及更细致的经验证据。
感谢陆铭、陈钊、刘愿、朱琪、王智波、彭文平、殷宁宇等人的有益讨论，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①Fichtenbaum(2011)提供了一个关于工会与劳动收入份额研究的详尽综述。
②当然，作为劳动市场卖方垄断组织，工会可能会产生限制性劳动条例，制约雇主自由配置资源的灵活度，从而降低企业生产效率(Freeman & Medoff,1984)。
⑧我们基于源数据利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到，劳动密集型部门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σ=1.27，资本密集型部门资本-劳动替代弹性σ=3.13，前者小于后者。这预示着工会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可能会因行业要素密集程度不同而有差异。需要说明，要素替代弹性估计一般使用包括时间序列的宏观数据进行(戴天仕、徐现祥，2010；陈晓玲、连玉君，2012)，我们使用了截面数据，这隐含假设了特定行业中的企业是同质的(有相同的生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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