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贫困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社会学视角，城市化表现为城市发展同时因为城市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文化模式向农村扩散导致城乡差异缩小的过程。以人口学的视角，所谓城市化就是在社会总人口中，城市人口比重不断增加、农村人口比重不断下降的一个过程。考察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都必然要经历一个较长期的农村人口不断涌向城市而促使城市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城乡间差异被逐步地缩小和削平，事实上这种差异的缩小是通过人来传递和体现的。
城市化是社会发展进程的必然趋势。工业化因其对城市发展提出客观要求并提供可能条件而成为导致城市化的直接原因。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是现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三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重要因素。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尽管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经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03年的40.53%，年平均增长3.32%；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中非农产业比重却从71.9%上升到84.6%，年平均增长0.65%。动态地看，城市化发展速度快于工业化；但静态地看，我国城市化水平却远远落后于工业化水平。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工业化发展所导致的社会不协调使我国长期的二元社会问题和二元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演变为次二元社会和次二元经济问题，并进一步加剧当前社会的贫困化趋势，使中国现阶段的贫困总体上呈现出四个特征：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共存，农村贫困与城市贫困共存，区域贫困与个体贫困共存，阶层性贫困开始形成。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困似乎已经成为一个难以避免的伴随现象。仔细考察城市化发展进程，可以发现，贫困不仅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果”，在一定意义上更是推动城市化的“因”。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人的发展及其各种需要的变化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中分布在城市周围以及远离城市社会的大量的农村人口，因为其生存与发展需要的进一步满足而成为现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没有农村就没有城市化，没有广泛存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没有中国现阶段如此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实质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这种力量被挤压而需要得到释放、转化和实现的一种极端的表现。
一、农村贫困推动城市发展
无论对中国贫困人口或是对中国政府而言，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以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以改变贫困地区经济文化落后状态为重点的大规模扶贫开发，都是一项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逐步明确和强化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时期中国“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不仅在绝对数量上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现在的约2500万，占世界贫困人口比例从1/4下降到1/20，而且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状况也得到相当大程度的改善。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在全球扶贫大会闭幕式（2004，上海）上说：“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扩大减贫规模的典范。”
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标准是以农民年人均纯收入625元（2000年）来计算的。如果按世界银行人均一天消费1美元以下就算绝对贫困为标准，中国的赤贫人口数1981年为6.34亿，2001年减少至2.12亿，20年里赤贫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由63.8%下降到16.6%（世界银行，2004）。尽管我们可以强调中国农民都有一块承包地、有住房而且不需要支付租金，但是中国农村至少有3000万绝对贫困人口和更大量的相对贫困人口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除去少量的绝对贫困人口，当前农村贫困更多的表现为相对贫困。农村的相对贫困以大量农村人口无法在农村实现就业而使农村居民家庭面临生存和发展压力，这种压力在封闭的社会发展环境里是可以被抑制的，其后果之一就是农业边际劳动生产力递减甚至为负数。然而在开放的社会里，期望这种压力完全在农村得到释放和缓解是很困难的。
早期中国城乡差别化发展的道路选择以及投资重点的长期倾斜使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从1978年的209.8元上升到2002年的5227.2元，扣除物价变动因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以每年17%的速度增长，且有逐年扩大之势（参见图1）。
图1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较
同时在农村人口增长、农业比较效益递减、土地资源约束以及技术替代等多因素作用下，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向非农产业转移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为城市加快发展提供了条件。大量的资料表明，我国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在1.5亿人左右，加上农村每个劳动力负担1.5人（2002年）计算，估计短期内至少有2.25亿人不得不流动到城市。
经典的关于劳动力转移的推拉理论以及刘易斯(Lewis,1953)二元经济条件下无限剩余劳动供给模型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践。正如我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认为：“劳动的移民，在大多数场合，只是由于饥馑或当地劳动力供给过多而产生的压力所引起的。”
广泛意义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实质上就是农村的失业人口。但是由此而产生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却不完全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这种结构上的错觉使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及其影响变得有些复杂。流向城市的劳动力事实上是农村中的精英。农村中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劳动力一般会率先进入流动队伍中。安徽省农调队对31个县327个村民小组的调查表明，外出劳动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占58.4%，比全省农村初中以上劳动力所占比例高30%。比较推力和拉力，中国城市发展和工业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远小于农村贫困对农村劳动力的推力，尤其是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在开放的社会条件下，贫困压迫下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表现为更多的主动性，一种为求生计而萌发的主动性。
现阶段中国的城市化是被动的，并不完全是工业扩张所带动。换言之，农村贫困推动了城市发展。在我国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过程中，农业发展的不足从低端推动着二元社会的改变和调整。然而农村贫困推动城市发展十分吃力和被动，而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对农村社会和农业劳动力的冷漠也是造就目前中国城市化水平低于工业化水平的原因之一。
二、城市发展反作用于农村贫困
马克思在其宏著《资本论》中曾精辟地论述“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
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所论述的关于城市发展中农民失去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历史性转变目前在中国各地也正以各种形式发生着。在一些地方，城市化似乎变得很容易和很迅速，农民转变为市民是转眼间即可发生的事情。四川省是一个农业大省，省内某县是省会成都市周边的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在城市发展进程中该县首先改县为区。中国在行政上所进行的有关城市化措施如县改市，改完以后，原来县里的人就成了城市里的人。这种身份和称谓的转变在许多地方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标签。2004年4月20日，该区在全省又率先实现无村建制，具体行动就是该区最后一个村——两河村的2300多名农民领到了“城镇居民户口簿”，转眼间这些还没有进城的农民就全部变成了市民。近年来，由于邻近乡镇的发展使得两河村很多农民失去耕地，变成了无地农民，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该区为这2300多名失地农民发放“城镇居民户口簿”作为补偿，同时开始享受城里人才能享受的许多生活待遇，包括“下岗待业优惠”，即使这些农民因为失去耕作的土地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工作。当然如果在两河村变为两河居委会的过程中“具有城市特质在农村中增加的特点”，那么两河村农民申领城镇居民户口簿就只是一个标识性的具有统计意义上的事情，而没有实质意义。但事实上，转变前后的两河村还是那个两河村。
城市发展应该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口数量在城市的集聚，二是城市景观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发展，三是城市文化价值观的形成、渗透和发展。如果说人口集聚和景观建设是城市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外形扩张，那么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就是城市发展的灵魂。在这三者之间失去联系的城市发展，比如仅仅依靠发放一个已经没有多少含金量的“城市居民户口簿”来代表城市发展，那只能是一种数字上的城市化。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目前的城市化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发展，“我们的城市不是一个纯粹的城市，而是一个行政区，一个共同体。……在这个所谓的城市里面有两部分人口，一部分是居住在城市核心地带的城市人，一部分是周围四邻的农村人”。
在这种状态下的城市发展，难以形成对农村社会的积极渗透和正面影响，而是反作用于农村的贫困，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农村贫困状况的恶化而不是缓解。
首先是城市工业发展所带来的产业转移和与之相关的落后技术转移、污染转移。在20世纪50～60年代，我国曾经经历“三线”工业向西部边远农村转移，在加强国防建设的同时也试图以“嵌入式发展战略”来带动农村发展。实践证明，这种发展道路的选择由于缺少工业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内在有机联系而成本高，效益也不明显。现阶段的这种产业转移目的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城市将一些产业和工厂转移到农村不是为着农村的发展，而是为着城市的各个方面建设所需要。最近发生在重庆市区某化工厂的氯气泄漏事件加快了重庆市政府转移该厂到农村去的决心。应该承认，城市人口密度高，高污染产业的危害性高，转移很有必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这些产业和工厂的转移已经将不广阔的农村视为一个兼容性很强的垃圾场。农村人口，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不可能在这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下分享发展的成果，反要承受破坏性生产和资源的掠夺性开发而带来的贫困地区不可持续发展的结局。
人们没有理由拒绝城市化或者反城市化，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5000多年农业发展历史，使人们一方面怀旧地欣赏农村的田园风光；另一方面又依赖城市的各种方便和舒适。事实上，大多数人生活在乡村或小镇，但是人们心目中喜欢的还是大城市。在开放的社会下，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框架内，城市的集聚和资源配置功能得到很好发挥。各种类型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和城市圈像一个巨大的抽血机器吸着来自各个方面的资源和资本，原本贫瘠的农村也抗不住这种巨大的吸力而源源不断地输出所拥有的资本和资源，包括政府投入农村扶持其经济发展的资金也不例外，一些城市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变着法地将农村稀缺的资本吸引到城市来。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加速资本和各种资源向城市积聚，使农村发展严重缺血。
农村高文化素质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使文化素质本来就低的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进一步下降。农村高素质劳动力的严重流失，影响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也极不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导致农业生产的停滞甚至下降。青壮劳动力流出农村及其家庭整体搬迁到城市使一部分农村出现衰落迹象，在一些贫困的村子里，能走的、有劳动能力的、有文化的人走出去了，儿童也随着父母走了，剩下的是没有劳动能力也走不动的老人，学校没有了，有些村连村委会主任也选不出来。
在城市周边一些农民失去土地的同时，边远农村因为青壮劳动力流出而缺乏劳动力、农业比较效益持续走低、农民种粮没有积极性等因素作用，加速了土地撂荒。农村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土地经营管理的个体化已经深入人心，对于大面积的土地撂荒，由于农业集约化生产的制度性变革没有及时跟上和土地流转过程中的非市场化操作，以及市场对于农业先进生产技术开发的冷淡，不仅已经影响到粮食安全也影响到对工业的供给。单靠给予粮食补贴的激励和减免农业税的刺激短期内或许能缓解“农业贫血”所加剧的农村贫困，然而“马太效应”已作用于中国二元社会：农村更落后，城市更现代。
三、现阶段城市发展中的城市贫困
城市贫困问题的最基本表现，就是在一定时期内由于各种原因在城市逐渐出现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家庭的基本生活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困状态，这些贫困者在短期内很难依靠自身力量摆脱贫困，导致温饱难以维持。城市贫困问题如处置不当，易于激化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应该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是一场以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为直接动力的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它表现为一系列的制度变迁过程，同时又是一个社会资源重新配置、社会利益结构重新界定的过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决定着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所有的社会资源分配，国家通过企业或单位向个人提供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企业或单位对个人的收入、就业、养老与医疗等起着重要的支持作用。经济体制转轨发生后，企业的生产经营不再由政府而是由市场决定，原有的一元社会支持体系向多元的社会支持体系结构转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和企业或单位对个人的经济和就业作用逐步减弱，个人和家庭收益受到市场、自身技能和素质、权威及各种社会资本等条件的制约和影响，而家庭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市场化，使占就业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阶层面临巨大的生活甚至生存压力。同时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如地区、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贪污腐败、经济机会不均等，使社会收入分化趋大。2002年城市居民中最低收入户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408.60元，不到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的32%，仅是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7%。除此之外，社会收入分化所带来的另一个特征是，最低收入家庭几乎入不敷出，而最高收入家庭消费之后的剩余仍足以按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养活2个人！如果以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低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50%作为相对贫困标准来测量中国城市的贫困状况，现阶段中国城市大约有20%的家庭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如果包括那些已经在城市工作、生活而没有被统计为城市人口的大量的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家庭和个人，这个比例应该不低于30%（参见表1）。
表1 中国城市居民家庭基本情况（2002年）
人均可支配 人均消费性
按收入等级分 比重%
收入（元） 支出（元）
最低收入户
10
2408. 60 2387. 91
低收入户
10
3649. 16 3259. 59
中等偏下户
20
4931. 96 4205. 97
中等收入户
20
6656. 81 5452. 94
中等偏上户
20
8869. 51 6939. 95
高收入户
10 11772. 82 8919. 94
最高收入户
10 18995. 85 13040. 69
合计
100 7702. 80 6029. 88
在21世纪未来的30年里，我国城市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由此而带来的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加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并呈现如下特征。
1.新生的城市贫困村将成规模化发展
城市贫困人口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和农村转向城市的劳动力相对农村普遍偏高的现象在城市恰好形成对接：农村转向城市的劳动力基本上是初中文化程度，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在城市的贫困发生率远高于其他人群。据四川省城调队资料显示：1999年四川省城镇贫困人口中大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占比2.3%，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者占比11.22%，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占比86.48%。个人文化素质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很难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成为城市产业低端的就业者甚至不能实现就业而陷入社会底层。城市发展与城市建设中的产业低端，如建筑施工、道路建设、环境清洁、饮食服务、家政服务、废品收购等充满着来自农村的青壮劳动力。农村中的精英转移到城市后，大部分沦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因为传统文化和地域习惯的约束使他们难以很快融入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并因其相似价值体系而聚集形成城市的亚文化群体——城市中的贫困村，这样的城市贫困村几乎与城市发展的大小成正比，城市越大，城市贫困村落越多也越具规模。
2.流动中的绝对贫困队伍逐渐多元化、组织化
当乞丐演化为一种社会生存方式的时候，形式上表现为一无所有的这支流动队伍开始多元化，人们熟悉的老弱病残幼队伍里，也有了身强力壮、走投无路的年轻人，甚至一些具有较高文化素质、身怀一技之长的人。在社会价值交换过程中，两个不同群体的不同需要同时得以满足，一个群体是先富裕起来的、温饱解决了的城市人的慈善和布施，一个群体是赤贫和伪赤贫者的乞讨。尽管我国社会非营利慈善事业发展缓慢，有组织的社会慈善供给和民间零星的布施不能满足赤贫和伪赤贫者的需要，但是在未来较长时期内，流动性贫困仍有绝对化发展趋势。同时，与慈善和布施组织化发展同步的是这种流动性贫困已有组织化发展形态。
3.后备的相对贫困队伍正在形成
城市每年新增劳动力与城市就业市场的供求关系失去平衡所产生的大量失业人口是城市相对贫困的后备军，表现为各级各类学校的毕业生。中国大学扩大招生以来，过去一些隐性的失业群体从大学这个通道出来，每年就有几十万的新生失业者。中国的教育从严格意义上讲还不是人力资本投资，当人们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学历和学识时，教育似乎变成了一种消费品，而这种消费品在现阶段对贫困家庭来说是不适宜享受的，贫困乡村中小学生辍学率居高不下是一个例证。即使将我们的教育看作是人力资本投资，因为许多毕业生不能顺利实现就业，这种投资也是不经济的，一是投资回收期过长，二是投资效益不明显。造成这种状况除了宏观的社会经济环境不利，大、中学生普遍缺乏自主创业能力也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
4.老年人口贫困发生率越来越高
随着我国逐步进入老年社会，也将有越来越多的步入退休年龄的老人因为储蓄准备不够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而加入到城市贫困群体的行列。一部分老人因为所处时代的普遍低工资、高就业政策或者年轻时生育子女多，致使家庭负担过重，几乎没有存款准备应付现在的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制度性变革所带来的生活支出增加，即使勉强有微薄的储蓄也难以在现在的生活水平下维持过去相对而言也许还体面的生活。加上离退休后，许多待遇和补贴的消失，大多数离退休老人的生活水平明显降低。一些老人为缓解窘困的生活不得不寻求再就业的机会。据统计，目前在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离退休老人的再就业率接近50%，如上海市约为47.8%，浙江省约41.2%。一项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城市老年人口离退休后再就业的首要动机34.04%是经济需要。另外，对一些市镇离退休后未再就业的老年人的调查表明，其中平均6成是属于经济上有需要却没有找到再就业机会的人。而在一些社会保障制度不能达到的地方，老年人更容易因为劳动能力的逐步丧失和疾病的侵袭而遭遇贫困。如四川省南充市东南城区2.1万人口中，60岁以上的老人有7000多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约30%，这些人基本上丧失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子女也靠不上，生活完全处于贫困状态。
5.男性比女性贫困发生率高
城市贫困人口群体中，比较显性的是男性人口的贫困发生率较女性人口的贫困发生率高，这与农村贫困更多发生在没有劳动力或者弱劳动力群体，如妇女儿童身上有很大差异。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妇女贫困的现时危害性不强，表现得比较隐蔽，以至于不常出现在城市贫困人口统计表中。实际上，这种情形下的妇女贫困其潜在危害性在子女身上反应出来，并通过代际传递影响深远；二是在城市谋生的妇女对就业的预期比较现实，能够比较快地调整心态，同时也相对比较容易进入服务行业，获得生存的手段和途径比男性似乎要多一些；三是在中国传统的以男性为主的社会和家庭里，男性的贫困更容易被社会关注和被家庭感受到。因此，城市贫困人口在性别上的差异与农村有显著的不同。
事实上，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对绝大多数的以劳动为唯一谋生手段的劳动者阶层来说，没有工作就意味着没有收入，没有收入也就意味着贫困的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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