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对新文化运动兴起历史缘由的社会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化运动论文,缘由论文,近代中国论文,社会论文,社会变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425(2006)02-0070-05
学术界对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这些成果集中于新文化运动历史进程的研究、新文化运动思想内涵的研究以及新文化运动历史影响的研究，但较少对新文化运动历史缘由作出全面的解说。在笔者看来，不对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历史缘由进行研究，就很难剖析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内涵及其所达到的高度，当然也就难以作出科学的评价。而要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缘由（历史必然性）进行探讨，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对民国初年政治和文化的分析，而应该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视角、运用历史联系的方法来进行。鉴于这样的思考，本文试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视角，就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对新文化运动兴起所需要的“领导力量”、“思想资源”、“政治条件”、“受众群体”等几个层面的影响，进行历史的审视与逻辑的梳理，希望能为理解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历史必然性提供新的认知，从而推进学术界对新文化运动研究的深化。
一、近代中国的留学运动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培养了领导力量
研究新文化运动的起源，自然要研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是如何产生的，因为没有领导力量，则自然不可能有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从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产生的问题入手，可以窥见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在培植新文化运动精英方面所产生的特殊作用，从而为我们认识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历史必然性提供一个重要线索。
研究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产生问题，自然可以从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去进行全面的探索。这里，笔者只想从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共有“属性”——留学生身份上进行分析。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领导者是陈独秀，其他人物如李大钊、高一涵、胡适等也是逐步加入而成为重要的领导人物的。《青年杂志》（第二卷第1号时改名为《新青年》）创刊时陈独秀为主编，到第六卷时实行轮流主编制。该卷各期的主编是：第1期为陈独秀，第2期为钱玄同，第3期为高一涵，第4期为胡适，第5期为李大钊，第6期为沈尹默。如果我们说新文化运动有一个领导群体的话，那么这6期的主编自然应该包括在内。所谓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则这6人是名副其实的领导者。这6期主编的成长经历有一个共同特点，即6人皆是留学生出身。见下表：
姓名籍贯留学时间留学国家与 所学
留学学校
专业
1900-1903
日本，东京高
陈独秀 安徽怀宁等师范学校，
1906-1907
早稻田大学
日本，明治
高一涵 安徽六安1912-1916
大学
政治学
美国，康乃
胡 适 安徽绩溪1910-1917
尔大学，哥伦
哲学
比亚大学
日本，早稻
钱玄同 浙江吴兴1906-1910
田大学 文学
日本，早稻
李大钊 河北乐亭1913-1916
田大学 政治学
日本京都帝
沈尹默 浙江吴兴1902-1912
国大学 （文科）
6期主编皆为留学生（主要是留日学生），这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即近代中国的留学运动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培养了领导力量。因此，分析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历史缘由，自然要注意到近代中国留学运动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与近代中国的留日运动密切相关。上表中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除胡适为留美学生外，其他均为留日学生。这是与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兴起的留日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留日运动的开展，又是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不可分割的。中国于1896年首次向日本派遣13名留学生，开官方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之先河，到1903年开始出现了留学日本的高潮。当时的情形是：“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中国留学生东渡心情既急，……务求早日抵达东京，此乃热衷留学之实情也。”[1](P37)据有的学者统计，清末留日学生人数是：1896年，13人；1898年，61人；1901年，274人；1902年，608人；1903年，1300人；1904年，2400人；1905年，8000人；1906年，12000人；1907年，10000人；1909年，3000人；1912年，1400人[2]。关于民国初年留日学生人数，周棉先生作了详细的统计：1914年，3796人；1915年，3111人；1916年，2790人；1917年，2891人；1918年，3724人[3](P592)。清末民初留学日本高潮的出现有多种因素，而从整体的和宏观的视角来分析，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关于清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缘由，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说得非常清楚：“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4](P975)。中国人主动走出国门向曾是自己的“学生”日本求取富强之道，应该说是根源于中国人社会现代化意识的提高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清末民初的20年中，留学日本的高潮是在1905年、1906年、1907年这三年，分别达到8000人、12000人、10000人。这也说明，留学日本高潮的出现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累积的结果。新文化运动领导人陈独秀、钱玄问、沈尹默是清末的留日学生，而李大钊、高一涵则是民国初年的留日学生，他们都是在清末民初的留日大潮中成长起来的。就此而言，没有清末民初的留学运动，就没有以陈独秀为领袖的新文化运动领导群体。
新文化运动与留日运动有密切的关系，与清末的留美高潮也有关联。胡适是清末的留美学生，在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中有重要的地位，因而胡适的留美学生身份也是不可忽视的。清未留美高潮的到来，直接原因是美国退回部分庚款作为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经费。1908年5月，美由国会通过议案，决定从1909年到1937年从庚款中逐年拨发一部分，资助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留美学生的派遣，表面上看是由于美国政府的提议而实施，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形来看，清政府主动派遣留学生的意识明显增强。当时国内对留学人才的需求并未像洋务运动开展时那样的迫切，也没有出现有如日本侵略那样的严峻形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对美国的提议（用部分庚款向美国派遣留学生）采取积极的回应，本身就说明清廷对留学问题的认识具有一定的自觉。作为第二批的庚款留美学生，胡适在后来的回忆中也这样认为：“美国决定退还赔款之后，中国政府乃自动提出利用此退回的款项，作为派遣留美学生的学杂费。”[5](P201)清政府对向美国派遣留学生表现出积极主动的态度，其本身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表征。胡适正是在晚清留美高潮中成长起来的，他后来在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中有积极的表现。
新文化运动是由具有留学经历的领导者发动起来的，新文化运动也可以看作是近代中国留学运动的重要成果。因为正是近代中国的留学运动，为新文化运动培养了领导力量和骨干力量。而近代中国的留学运动既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产物，同时又推动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
二、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准备了思想资源
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够兴起并具有思想启蒙的特色，还因为其有西学的思想资源，而西学资源又与近代中国的中西文化交流有着密切的关联。近代中国的中外文化交流经历了一个从物质技术层面到政治制度层面的过程；而伴随着引进西方政治制度的过程，西方社会政治思想也引进到中国，并且强烈地冲击着“华夏中心”论，以传统儒学为资源的中国思想界开始发生历史性的变革。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两面大旗，其本身就是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重大影响，正是在中外文化交流基础上的提升，并且拥有强大的理论武器——进化论。因此，讨论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缘由，则需要考虑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传输到中国的进化论所产生的广泛影响。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给中国带来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进化论。严复最先在中国系统地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使进化论为中国学术界所接受。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至此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系统的学术思想被全面地引进到中国。《天演论》译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此书是赫胥黎1893年在伦敦大学的演讲，主要内容是关于演化中宇宙过程的自然力量与伦理过程中人为力量互相制约的问题，这是一部宣传达尔文进化论的著作。严复虽然只翻译了《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前半部分，但他在翻译中加了大量的案语进行解释和说明，这就不仅为中国学术界了解达尔文进化论提供了入门的知识，而且为中国读者的理解提供了便利。《天演论》自1898年出版后，在10多年间发行了30多个不同的版本，极大地震动了中国的思想学术界，影响了中国的几代学人。需要说明的是，严复作为留学生的代表，其译书本身颇具有象征意义。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此前传教士翻译的大都是科学技艺类的书籍，宣传的是有关“器”方面的知识，并不从根本上影响和动摇传统儒家文化所关注的“道”；而严复翻译的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用中国传统的语言来说是引进一个新的“道”，这无疑是对传统的思想学术文化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并且象征着传统的儒家文化之“道”出现了资源上的短缺以及其在社会上逐步失去一统思想学术的地位。因为，如果传统的儒学资源足够利用，就没有必要来翻译与引进西方的“道”了；同样，儒家文化如果还能保持绝对的统治地位，也就没有可能让西方的社会科学引进来并在思想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从中国近代的文化交流和思想学术演进的过程来看，正是通过严复的翻译介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规律被系统地引进到中国，从而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提供了理论武器。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所以能够使用进化论这一理论武器，就在于进化论在近代中国十分有吸引力，这又是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所达到的水平和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密切相联的。因为，既然进化论被引进到中国，则就必须将以进化为基础的西方文明的价值观诸如自由、民主、人权、科学等进一步地全面引进，使中外文化的交流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和新的境界。新文化运动不仅是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发生，并且将近代中外文化交流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样看，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近代中国的中外文化交流存在着历史和逻辑的联系，不仅有近代中国中外文化交流业已形成的基础条件，而且其本身也是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有着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
三、民国初年的政治现状有新文化运动兴起所需要的政治条件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革新运动、思想启蒙运动，自然离不开一定的政治条件。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这一政治条件，即使有新文化运动的现实需要，也有发动新文化运动的领导力量和思想武器，仍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民国建立以后，新的政治体制及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创造了条件，政治上也有一个相对和缓的空间。尽管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对报章杂志采取限制措施，但袁世凯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和对思想文化的钳制有一个过程。而且，《青年杂志》诞生地上海其思想言论自由的程度也非一般的内地可比。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进行思想文化启蒙，在当时是要有一定的政治条件的。
自然，对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政治条件的分析也应该从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来看。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与民国初年的中国政治有直接的关系。陈独秀领导思想启蒙运动，是适应民国初年社会变革尤其是思想文化变革的要求，并且符合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逻辑的。关于这一点，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有重要的说明。在梁启超看来，近代中国的进步可分为三期，第一期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有洋务运动；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于是有变法维新和辛亥革命；第三期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于是有新文化运动。梁启超指出，民国初年以来“所希望的都件件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6](P44-45)。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分期是否准确是一回事，但他肯定近代中国以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这一历史发展的线索，这是很有见识的。
就民国建立以后的形势来看，封建复古思想泛滥，也确实需要一个思想启蒙运动。陈独秀当时就看到，民国建立以后，封建帝王思想仍然存在国民头脑中，“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7](P295)。高一涵也看到，“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尤为显见的事实是：“入民国以来，总统行为，几无一处不摹仿皇帝。皇帝祀天，总统亦祀天；皇帝尊孔，总统亦尊孔；皇帝出来地下敷黄土，总统出来地下也敷黄土；皇帝正心，总统功；要正心；皇帝‘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总统也想‘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总结历史的教训，高一涵认为这是由于民国在建立的过程中，只进行“制度革命”而“思想不革命的铁证”[8]。可以说，民国初年的社会需求尤其是对思想启蒙运动的需求，将一批具有革命意识的知识分子推到思想战线的前沿，从而使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具有了历史性的机遇。
新文化运动是思想文化的启蒙运动，表面上看是远离现实的政治，其实是从思想文化的层面来关怀政治的，因而是辛亥革命时期民主共和思想传播的继续和提升。这一运动的本身是以民国所确立的政治目标为前提，以思想文化运动的形式来巩固和继承民国的政治传统，自然离不开辛亥革命和民国建立所确立的政治秩序的背景。
四、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堂的创办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造就了受众群体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是以其业已存在的受众群体为前提的。当时国内必须具有一定的读者群体，有一个主张或向往新思想的知识阶层，才能使杂志办下去，才能使思想文化启蒙的事业具有一定的社会市场。我们认为，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由于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堂的创办，在中国社会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新知识阶层，这使新文化运动成为可能。
科举的废除对中国整个社会都有极大的影响，对人才的培养模式和培养目标的影响则更大。单就新式学堂创办而言，由于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兴办新学堂的热潮，一些省还设立农、工、商、矿等专门实业学校，不仅使社会风气为之一新，而且使新式学堂和在校学生数的增长呈直线上升的趋势。1904年，全国有新式学堂4222所，到1909年增至52348所，5年间新式学堂增长了近12倍；而就新式学堂在读人数而言，到辛亥革命时学生总数已达到300万左右，是1905年的近12倍[9]。新式学堂的创办和新式学生群体的形成，无疑是为社会培养了一个新的知识阶层。国内科举废除，新式学堂大规模创办，也是大批青年学生接受新的教育的时期。各地的新式学堂虽然程度不一，但“新学”是其重要内容，有些学堂达到很高的教育水平。以后参加新文化运动的周作人早年就读的江南水师学堂，“那里的学科总分为洋文汉文两大类，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课，一天上汉文课”；“洋文中间包括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中学课程，以至驾驶管轮各该专门知识”，“都用的是英文”[10](P108-108)。新式学堂的创办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不同于以往士大夫阶层的新型青年学生群体，为新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条件，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持续发展准备了接受群体。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不仅看到国内存在着新思想的受众群体，而且在开展新文化运动后还有意识地培植这一群体。陈独秀创办刊物取名“青年”亦有其用意所在，最基本的层面是将“青年”作为启蒙的对象和重点。于是，陈独秀、高一涵、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把关注的目光投到青年身上，力图进一步培植新思想的接受者。陈独秀说他创办《青年杂志》就在于唤起青年的自觉，声称“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虽然陈独秀也看到现实中的青年是“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但他更看到的是理想的青年形象，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11]与陈独秀相类，李大钊看到的也是理想中的青年，认为“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二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12](P169-170)。故陈、李对青年的认知侧重于其理想的人格形象，所塑造的青年形象是新道德的楷模。高一涵也把建设民主政治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呼唤青年站在时代的前列担负起思想启蒙的任务。他说：“澄清流水，必于其源。欲改造吾国民之德知，俾之脱胎换骨，涤荡其染于专制时代之余毒，他者吾无望矣。惟在染毒较少之青年，其或有以自觉。”[13]又说：“今日吾辈青年，正当努力以与旧习俗相战，以独立自重之精神，发扬小己之能力。而自由、权利二者，即为发扬能力之梯阶。”[14]高一涵把自由与权利作为个人存在的本然要求，并由此与青年所应担负的社会责任联系起来，正是为了说明青年应充当导引社会进步的角色。由《新青年》创办中对“青年”的重视，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对社会下层力量的关注和扩展新思想接受者的图谋，也说明新文化运动适应了中国新崛起的知识阶层的需要。
新文化运动兴起所需要的“领导力量”、“思想资源”、“政治条件”、“受众群体”等几个方面在民国初年已经具备，而这些方面都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所造成的结果。因此，就根本而言，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必然要求。正是如此，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正式启动，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学术迎来思想解放、文化更新、反帝救亡的新时代。
［收稿日期］2005-09-25
标签：新文化运动论文; 陈独秀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青年杂志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变迁论文; 天演论论文; 民国论文; 高一涵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