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中制度变迁研究三种范式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三种论文,经济史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问题存在多种范式。马克思主义史学较早运用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互动的制度变迁框架，研究人类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史，这种研究范式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史研究。西方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制度经济史学①，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如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等，成功解释了西方世界的兴起，并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经济史理论研究框架②。其研究范式具有微观性因而适宜案例研究的特点，被国内外学者用来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转型问题，形成了中国的转型经济学和过渡经济学，是当前学术界的显学。西方最近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借鉴以往政治经济学注重政治经济互动关系研究的传统，同时配合微观案例研究，运用计量经济学、博弈论等分析工具，分析跨国宏微观数据，以广阔的视角研究西欧、拉丁美洲等多个地区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问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本文选择以上三种研究范式的代表人物马克思、诺斯(Douglass C.North)和埃西姆格鲁(Daron Acemoglu)的理论观点进行对比分析③，可以发现埃西姆格鲁的研究范式，是对马克思和诺斯研究范式的一次综合，代表了西方经济史研究中分析制度变迁问题的主流方向，对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和当前的经济转型问题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一、诺斯和埃西姆格鲁的制度变迁理论
鉴于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已广为熟知，此处只概述诺斯和埃西姆格鲁的观点。
（一）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比较系统和完备，以微观经济学的框架来研究制度变迁，其特点是重视案例研究且逻辑比较缜密。诺斯通过个案分析，从中推断出制度的共性和特性，从历史视角进行实证性的制度分析。其经济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论，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即经济人假设、均衡分析、边际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等。诺斯把制度和制度变迁纳入均衡与非均衡的分析框架，分析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制度创新的机会等。其理论基础是交易费用理论。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力，是相对价格的变化和追求制度创新的收益。制度变迁效率评价的标准，是交易成本大小的比较。诺斯的理论体系，是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三位一体：即产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重要；国家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意识形态理论是产权和国家理论的补充④。
（二）埃西姆格鲁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⑤
埃西姆格鲁的制度变迁理论的出发点是社会冲突论，认为制度的选择是利益冲突的团体间斗争的结果。各社会团体间的冲突是制度分析的基本要素，冲突性质上的差异导致不同的制度集。而权力及其分配是利益冲突中的决定变量。政治权力分为法定政治权力和实际政治权力⑥，决定了政策和制度的最终均衡结果。政治制度帮助调节政治权力的大小，并决定政治权力如何变更。
埃西姆格鲁的制度变迁理论是内生理论模型，包含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定政治权力、实际政治权力、资源分配和经济绩效等变量，利用变量t期和t+1期的变化来动态刻画变量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图1是其理论体系的简要表达。可以看到t期的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决定着其他变量。政治制度决定社会中的法定政治权力的分配，资源分配影响t期的实际政治权力。两者组成的政治权力，反过来也影响t期经济制度的选择和将来t+1期政治制度的演变。经济制度又决定经济结果，包括t期经济总的增长率和t+1期的资源分配。经济制度是决定经济结果的基本要素，但它是内生的，由社会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来决定。
图1 埃西姆格鲁的制度变迁理论的内生理论模型
埃西姆格鲁制度变迁理论的要点包括：经济制度不仅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潜力，也决定了经济结果的分配。虽然文化和地理因素也可以影响经济绩效，但经济制度的差异是国与国之间经济增长率和繁荣程度差异的主要来源。选择哪种经济制度，制度间的比较效率会起一定作用，但主要取决于团体政治权力的对比。哪个团体拥有更多的政治权力，就选择自己偏好的制度。这种政治权力，特别是法定政治权力，主要由政治制度分配。实际政治权力由资源分配决定。个别团体可以依靠其经济资源，雇佣武装、动员军队武力反抗，或是使用更经济的方法如和平示威、游说等，对社会施加影响来表达偏好。政治制度可以变迁，如从专政体制转型到民主体制，但比较缓慢且更具粘性，需要一个过程。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是集体选择的结果，但社会中政治权力的分配是制度演变的关键要素。
二、马克思、诺斯和埃西姆格鲁制度变迁理论的比较分析
（一）基本理论前提的比较
制度和经济增长谁是决定性因素？这是制度变迁理论首要要解决的问题。从制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埃西姆格鲁和诺斯相似，都支持制度决定论，有别于马克思支持的经济增长决定论。制度决定论认为保护私人产权、限制政府权力的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离开了对私人产权的保护，投资缺乏激励，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便不可能发生。这种观点，在诺斯早期的理论体系中发展成为“制度至关重要”的基本命题，并在分析经济史案例时得到论证。埃西姆格鲁对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证，以跨国经验研究开始，考察了前殖民地的收入逆转过程⑦。公元1500年左右西方殖民统治开始时期，曾经富有的国家，如印度、墨西哥等，如今均陷入贫困、落后的状态。而那时的穷国，如加拿大、美国，如今却极为富有。解释这种收入逆转发生的理论有多种，其中影响最广泛的是“地理决定假说”⑧。埃西姆格鲁否定了这一假说，认为收入逆转的原因是“制度逆转”的结果。他认为15世纪后期，西方列强在殖民地的扩张，导致这些国家原有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当时的贫穷地区，殖民者建立起了私有产权制度，为范围广泛的社会成员提供产权保护。而在当时的富裕地区，他们却建立或保留了原有的掠夺性制度，少数精英有权力从社会中“抽租”和掠夺⑨。制度上的差异导致了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不同。由于路径依赖效应，这些制度因素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持续发挥着作用，直至今日。埃西姆格鲁随后通过跨国数据的经验分析和案例研究，论证了制度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基本命题，并提出经济制度的差异，是国与国之间经济增长率和繁荣程度差异的主要来源⑩。
增长决定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而启动的，好的制度是教育和财富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马克思的观点可以归为这一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在内的变迁。生产力描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制度并不包括在生产力的范围内。经济制度存在于生产关系中，政治法律制度等存在于上层建筑中。在马克思看来，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中，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他特别强调技术变迁导致生产力发展，而技术进步速度又主要由这个基本因素决定，即人类社会在探索自然奥秘和生产实践中世世代代积累的科技知识存量。探索自然奥秘和生产实践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可以看出，在马克思那里，学习和知识存量部分决定了技术变迁，从而导致生产力发展，引致制度变迁。
（二）方法论的比较
1.基本方法论的比较。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论。埃西姆格鲁和诺斯的基本方法论都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后两者都继承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衣钵，坚持个人理性和个体追求最大化的动机，强调均衡和非均衡分析。埃西姆格鲁和诺斯都照搬了新古典经济学“极大化”的分析范式，但他们存在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方法论借鉴的痕迹。如埃西姆格鲁和诺斯都将制度作为分析对象，采用了历史分析的方法，分析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迁，强调制度的动态性和历史性。这与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经济制度产生、演变规律的分析，在方法论上有相似之处。埃西姆格鲁将政治经济制度、政治权力、资源分配和经济绩效等变量放在一个系统中进行考察，也是一种类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联系的、系统的方法论意识。
2.具体方法论的比较。(1)宏观和微观并重的视角。埃西姆格鲁为了解释制度的粘性与变迁，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中微观均衡的概念，对制度进行了均衡与非均衡分析。计量分析时又采用跨国数据，利用长时间跨度的宏观数据支持自己的论点。埃西姆格鲁的研究做到了微观和宏观并重。相比而言，诺斯主要是利用新古典经济学中微观均衡的概念进行个案的描述分析。马克思则主要研究制度与生产力的协调，制度框架内各主体利益关系的协调等，属于宏观均衡分析。(2)个案研究、数理模型、计量实证并重。埃西姆格鲁继承了诺斯重视个案研究的传统，但较诺斯在研究方法上有了巨大进步，其每个案例研究，一般都以严密的数理模型作为佐证。同时，其计量分析技巧的运用也比较成熟，在寻找制度外生性差异的来源时，对工具变量的选择独具匠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由于受到当时经济学发展水平限制，更多地运用了案例分析和逻辑推导的方法。(3)博弈论的广泛运用。埃西姆格鲁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动态的内生模型，这一点和马克思相似。为了刻画动态模型，埃西姆格鲁在数理模型中恰当地运用了动态博弈的概念，来区分不同的制度状态。诺斯和马克思虽然表达了运用博弈论分析个体行为间相互影响的思想，但并未具体广泛地运用。
（三）基本假设的比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坚持“社会人”假设。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马克思还对经济人理性提出了质疑。埃西姆格鲁和诺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但在经济人有限理性的处理上，两者并不一致。诺斯摒弃了经济人完全理性的假设，认可经济人的有限理性，认为人未必总是利己的，人只有对信息进行处理的有限能力。随后诺斯又将认知模式的研究纳入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假设中，并试图在经济人的基本分析单元内，将有限理性假设“微观化”、“精致化”。和诺斯相反，埃西姆格鲁坚持经济人假设，将影响人理性判断的文化、伦理、社会性等作为环境因素，充当经济人假设的约束条件，并且用可以进行数理表达的“信息条件”进行了概括，实现了将有限理性引入模型分析的目标，而没有走向诺斯的“认知科学论”。
（四）具体内容的比较
1.社会冲突论。埃西姆格鲁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社会冲突论，其研究重心是权力及其分配，这一点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空前一致。埃西姆格鲁认为，制度的选择是利益冲突的团体间斗争的结果，而权力及其分配是利益冲突中的决定变量。所以，各社会团体间的冲突是制度分析的基本要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也是从社会冲突论出发，但其研究的冲突的范围比埃西姆格鲁更广泛，是多层次的社会冲突论。马克思研究的社会冲突的内容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阶级和阶级之间的斗争等。其中，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的各种形式，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最终都集中到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上来。可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也是社会冲突论，其研究的重心包括权力及其分配。诺斯的理论经历了逐渐演变的过程，其在早期的著作中强调通过成本收益来分析制度的变迁，是一种有效制度论的观点(11)。随后诺斯在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三位一体的制度变迁理论模型中，强调国家提供服务时，存在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的二元目标冲突，此时的诺斯又表现出社会冲突论的观点。随着诺斯理论体系中意识形态理论地位的提升，诺斯的研究已经转向认知科学领域，逐渐陷入意识形态观或称为信念观的范畴。
2.对制度的定义。诺斯对制度的定义，强调制度的功能，是为了减少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不确定性。而埃西姆格鲁认为经济制度决定了博弈中的经济规则，政治制度决定政治博弈的规则。马克思认为制度不能仅仅归结和表现为社会普遍意志的法律和伦理范畴。对社会制度进行研究，首先要分析作为整个社会制度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然后才能对耸立在这个基础上的道德和法律等上层建筑的性质作出合理的说明。可以看出，由于对“制度决定论”和“增长决定论”持有不同看法，三者对制度的定义存在差异，埃西姆格鲁和诺斯更强调制度对人与人的活动的重要性和决定性，马克思强调制度对经济基础的依附性。
3.理论体系中的变量及结构。埃西姆格鲁的理论是一个动态的内生理论模型，从长期的视角观察，其理论体系中的所有变量都可以是内生的。这一点和马克思相似。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在内的变迁。整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从生产力发展到生产力解放的循环，实质上可以归结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层层决定和层层反作用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由此而派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一个宏大的动态理论框架。这个框架中的变量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其中，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是同一变量的不同名称，生产力是所有变量中的发端的、首要的因素。上层建筑被分为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前者指实体性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制度、暴力设施和与之相联系的组织，后者指包括各种观点的思想体系。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理论模型，是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三位一体。产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重要。资源相对价格的变化需要界定和重新界定产权，国家超越于众多经济活动主体，作为第三者承担起界定和保护产权这个职能。其他无法解释的部分及内容，诺斯用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补充，再加上路径依赖的概念，从而对制度的变迁和稳定作出了完整的解释。诺斯的理论框架，不能说是一个完整的动态理论框架。如果再考虑到诺斯当前的研究重心，如认知、超级结构等概念的提出，可以说其理论框架中的变量，即产权、国家、意识形态等，也变得不再确定。其核心变量在产权、国家、意识形态、认知等概念间游走。相对埃西姆格鲁对政治权力的划分、马克思对上层建筑的划分，诺斯除了将国家简化为一个处理双重任务的经济人外，其他部分几乎都是空白。
可以看出，埃西姆格鲁的理论和马克思类似，都是动态的理论框架，具有严密逻辑的结构。埃西姆格鲁的理论体系研究变量明确，核心变量——政治权力的定义和划分，在其分析框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承上启下的枢纽。这一点类似于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由于马克思注重经济增长的作用，将自己分析的重心放在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上，从而将现实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围绕争夺政权展开的阶级斗争，放在了从属的位置。埃西姆格鲁认为制度至关重要，摆脱了经济增长决定论的束缚，突破了马克思认知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框架，直接从政治权力及其分配入手，揭示马克思论述的社会冲突内容中的最直接、最激烈的部分——阶级斗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一点要比诺斯对国家的分析精彩得多，从而也为从“制度决定论”出发，分析不同国家间制度差异，提供了一个兼容的框架。埃西姆格鲁和马克思一样，注意到了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相互转换。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从而实现了现实生活中两大现象——经济现象和政治现象的联系和转换。埃西姆格鲁将自己的核心概念——政治权力分为法定和实际政治权力，前者和政治制度相联系，后者和经济因素相联系，也实现了经济现象和政治现象的联系和转换，并较马克思的分析更微观化，从而更易于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和语言来表述。
埃西姆格鲁关于政治权力的分析，及其将政治权力引入制度变迁分析框架的努力，是将政治过程引入制度变迁分析的一次有益尝试。它一方面丰富了诺斯制度变迁理论中国家理论的内容，另一方面用最简化的方法，揭示了政治过程的实质——法定政治权力和实际政治权力的互动。并将这个核心变量有效地引入到制度变迁的理论和模型分析中，从而解决了理论变量间相互转换的难题，同时为从数量模型角度刻画制度变迁过程打下了基础。
4.制度的粘性及变迁。埃西姆格鲁的理论和马克思一样都是动态的理论框架，其中的逻辑结构已经为制度的变迁及粘性留出了解释空间，从而不必像诺斯那样从意识形态、路径依赖中解释制度的粘性。埃西姆格鲁指出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可能具有粘性。政治制度具有粘性，只有政治权力分配格局有重大变化时，这种粘性才会消失，才有可能改变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具有粘性，当某个特定团体相对他人足够富有时，这个团体便会增加自己的实际政治权力，试图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经济制度。但这需要一个过程，要作用到政治权力的层面，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这就使原有的经济制度具有一定的粘性。一旦新经济制度建立起来，又会引发将来财富分配的相对不平等，使富有者的实际政治权力得到强化，新的经济制度在短期间也不会轻易改变，从而也使经济制度具有了粘性。埃西姆格鲁的框架还兼容了潜在变迁的可能性，包括外部冲击或内部突变，如国际环境的变迁和技术进步，导致打破了实际政治权力的平衡，引发政治制度变动，从而影响经济制度和经济增长。
马克思指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属于第二层次，它对第一层次的推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有着制约作用。在阶级社会中，会由于掌权阶级的偏好和维护，导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短期内无法解决，影响了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进程，从而使存在于生产关系中的经济制度表现出维护原有状态的粘性。要从根本上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就必须解决旧的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变革的客观要求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必须通过社会革命粉碎维护旧经济基础的反动的国家机器，从而为新的经济基础的建立扫清道路，才能最终达到解放生产力的目的。而做到这一步需要一个过程。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的观点中，经济制度的粘性源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对其的制约作用。要解决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粘性，就要进行政权的更替，即政治权力的再分配。
埃西姆格鲁和马克思的动态理论框架，都可以解释制度的变迁及粘性，这一点优于诺斯。埃西姆格鲁和马克思在解释制度的粘性时，都认为政治权力及其分配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另外，两人的框架虽说都兼容了潜在变迁的可能性，但前者主要考虑了外部冲击或内部突变，如国际环境和技术进步导致的变迁可能性。后者主要考虑到了技术进步因素导致的生产力发展。关于制度变迁的作用机制，两个理论也达到了统一，都认为这些变动会打破政治权力的原有平衡，引发政治制度变动，从而影响经济制度和经济增长。可以说，埃西姆格鲁和马克思对制度粘性和变迁的解释，都辩证地统一在了自身理论的动态框架内，两种理论的交叉点集中在政治权力及其分配上。
5.制度分析的基本单元——团体还是个体？埃西姆格鲁认为制度是社会集体选择决定的，所以他的分析都是以团体为基本单元。个体只是作为他所处团体的一个代理人或构成分子而行动的。这一点和马克思相似，在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中，阶级是变迁主体，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都是作为阶级或阶级的代表和构成分子而行动的。虽然埃西姆格鲁坚持将团体作为制度变迁的主体，但其使用的分析工具如博弈论等，都以个体利益冲突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其分析目标和分析工具存在冲突。所以，在制度变迁主体的处理上，埃西姆格鲁和马克思一样，虽然注意到了团体行动的重要性，但他自己也承认，目前仍然没有一个成熟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行动团体何时、如何解决他们的集体行动难题。诺斯在自己的分析中，始终坚持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他批评马克思理论中的基本行动单位——阶级——过于庞大。诺斯认为制度变迁主体，有广义的企业家和两级行动集团，即“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
6.制度变迁的动力。马克思、诺斯和埃西姆格鲁在制度变迁的动力上观点比较一致，都认为变迁主体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发动和参与制度变迁，但也稍有差别。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力，是相对价格的变化和追求制度创新的收益。马克思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力是内动力和外动力的结合，主要是内动力——生产力的作用为主，外动力——变迁主体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发动和参与制度变迁为辅。由于埃西姆格鲁坚持制度决定论，他不可能将马克思认为的内动力作为制度变迁的动力。但他坚持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团体，强调政治权力的斗争及分配，所以又不可能和诺斯一样，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力仅仅是相对价格的变化和追求制度创新的收益。埃西姆格鲁理论中制度变迁动力的最初来源，是相对价格的变化和追求制度创新的收益。制度变迁的直接推动力是团体对政治权力的追求，这种追求可能损害团体内、外个体对要素相对价格变化的反应和制度创新收益的追求，即制度变迁的直接推动力——对政治权力的追求，比制度变迁的最初推动力——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更重要。
7.制度变迁的方式。埃西姆格鲁在制度变迁方式上的观点可以将诺斯、马克思的观点统一起来。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方式以渐进式为主，指交易的双方为从交易中获取某些潜在收益而再签约。渐进式变迁是连续的，战争、革命、武力征服以及自然灾害都是非连续的(12)。可见，诺斯对制度变迁方式的划分是根据社会现象来进行的，战争、革命、武力征服以及自然灾害等社会现象的“有无”是其划分的依据。诺斯对渐进式的定义，实际上也是对革命式变迁的定义。因为战争、革命、武力征服后的你死我亡，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双方的“再签约”，只是谈判方式不同、成本较大。从这个角度讲诺斯的制度变迁方式都是渐进式变迁。马克思认为制度变迁方式，既有革命式，也有渐进式。马克思在其理论中，既强调了革命对改变社会根本性经济制度（如所有制和国家制度）的必要性，又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制度变迁的渐进性，如对企业制度、股份制等非根本性制度的分析。马克思虽然分析了渐进式和革命式变迁两种方式，但其对渐进式变迁的分析范围仅限在微观的非根本性制度上。如果从根本性制度的变迁上观察，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仅仅强调革命性的制度变迁方式。
埃西姆格鲁以政治权力及其分配为分析核心，以团体冲突论代替诺斯的个体契约论，将战争、革命、武力征服发生与否等社会现象，看作是政治权力及其分配的社会表象，避免以社会现象来划分制度变迁方式的逻辑缺陷。同时，强调政治权力及其分配的转换与均衡，引发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均衡和非均衡变迁。可以这样认为，无论革命式还是渐进式制度变迁，其深层次原因均是政治权力及其分配，其变迁的直接结果或目的指向，还是政治权力，并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影响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经济绩效等。当双方政治权力悬殊时，更易于引发革命式制度变迁（但不绝对），表现为双方以武力解决问题。当双方政治权力相当时，易于引发渐进式制度变迁（但不绝对），表现为双方利用契约形式和平解决问题。之所以不绝对，是由于对立双方的信息不完备性，往往导致对双方政治权力大小的错误估计。另外由于意识形态、文化信念的影响，对武力解决问题的偏好，往往导致双方利用契约形式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很小，即使有也以历史偶然的形式出现。可以说，在埃西姆格鲁理论中武力斗争是常态，这一点和马克思相似。可以看出，埃西姆格鲁的理论可以利用政治权力这个关键枢纽，将渐进式制度变迁和革命式制度变迁有机统一在一个框架内。
三、结论和启示
埃西姆格鲁制度变迁理论是“制度决定观”前提下的社会冲突论。埃西姆格鲁和诺斯的理论前提一样，坚持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不同于马克思支持的经济增长决定论。但在理论出发点上，埃西姆格鲁和马克思都坚持社会冲突论，而诺斯理论经历了有效制度观、社会冲突论和信念观的演变。埃西姆格鲁认为制度的选择是利益冲突的团体间斗争的结果，其研究重心和马克思一样是权力及其分配。埃西姆格鲁理论体系中的枢纽是政治权力的定义和划分，类似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关键作用，这两个概念都被用来揭示政治和经济的互动。两者切入点的不同，即埃西姆格鲁从政治制度影响下的政治权力入手，马克思从生产力影响下的生产关系入手，正是两者理论前提“制度决定论”和“经济增长决定论”差异的集中反映。埃西姆格鲁从政治权力分配入手，重点分析马克思论述的阶级斗争，以及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相互转换。这样做比诺斯对国家的分析精彩得多，并较马克思的分析更微观化，更易于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和语言来表达。埃西姆格鲁将政治权力引入制度变迁分析框架的努力，是将政治过程引入制度变迁分析的一次有益尝试，为从数量模型上刻画制度变迁过程打下了基础。
马克思、诺斯和埃西姆格鲁在制度变迁动力上的观点存在一致之处，都认为变迁主体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发动和参与制度变迁，但三者对这种动力在动力体系中的重要性有不同看法。诺斯强调制度变迁方式多是渐进式变迁，马克思则更强调革命性的制度变迁。埃西姆格鲁利用政治权力作为枢纽，将渐进式制度变迁和革命式制度变迁有机统一在一个框架内。和诺斯相比，埃西姆格鲁和马克思的理论体系都具有更完整的结构，是动态的、内生性理论模型。埃西姆格鲁和马克思对制度粘性和变迁的解释，都辩证地统一在了自身理论的动态框架内，两种理论的交汇点集中在政治权力及其分配上。埃西姆格鲁和诺斯的基本方法论都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延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埃西姆格鲁坚持经济人假设，又注重团体行动，在具体方法论上较诺斯有所突破，实现了宏观和微观并重，个案研究、数理模型、计量实证并重。可以说埃西姆格鲁的制度变迁理论，继承了马克思和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某些优点，但没有偏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从而更易于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进行描述和表达。
21世纪的中国史坛正逐步演化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中坚、以国学和西学为两翼的局面。跟踪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西方史学理论的最新进展，并对其进行比较和鉴别，以期发现其中的规律性，是进行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必要前提。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趋势之一就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即运用博弈论、理性选择理论等经济分析的方法，完善其微观分析基础，重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13)。新制度经济史学在解释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当前国外制度变迁理论研究已表现出如下新的特点：研究方法上，从过去的新制度经济史学仅注重历史事件和案例分析、进行描述性论述为主，转向描述和计量分析并重，计量分析在经济史研究中得到了快速发展；研究重心上，从以往仅侧重于对制度与经济绩效作用过程的考察，向理论模型化分析和实证分析并重转变。以埃西姆格鲁为代表的新政治经济学派，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做出了综合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努力：从理论体系和观点上表现出向马克思主义靠拢的迹象，从分析方法和视角上兼备新制度经济史学的特长。可以想见，运用埃西姆格鲁的制度变迁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史和当前经济转型问题，也将会取得丰硕成果。从当前经济史研究中分析工具的发展趋势来看，通过计量分析的定量研究，和运用博弈论等工具的逻辑推理，在当前经济史研究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许正是我们下一步进行经济史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
注释：
①“新制度经济史学”的概念参照了韩毅《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历史演进：评价与思考》一文的界定，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②主要体现在道格拉斯·C·诺斯著《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和《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系列论著中。
③当然，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还有其他的范式，如以哈耶克(F.A.Hayek)、纳尔逊(R.R.Nelson)和温特(S.G.Winter)等为代表的演化学派，以埃维纳·格雷夫(Avner Greif)为代表的历史制度分析学派等。鉴于中国史学界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传统和新制度经济史学在当前的影响力，本文选择以上三种范式进行比较分析。
④诺斯当前的理论又有所发展，将研究重心转向对认知模式的研究。具体内容可参见North,Douglas: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http://ideas.repec.org/p/wpa/wuwpeh/9309002.html,1993-09-01和道格拉斯·C·诺斯：《理解经济变迁过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⑤埃西姆格鲁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2005年“克拉克奖”得主，其研究领域包括新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史等。埃西姆格鲁及其合作者对制度的研究，理论和实证分析并重，模型设计及推导严密，研究视野开阔，其关注的案例既包括欧洲和北美地区的经济史，也包括非洲、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其变迁。此处只对其理论框架进行概述。
⑥前者是由宪法或选举法等政治制度分配的，后者源于团体内集体行动的能力大小，如使用暴力、雇佣军、军队或游说、行贿等形式的能力。
⑦Acemoglu,Doron,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Robinson,"Reversal of Fortune: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2,118:1231-1294.
⑧这种理论观点认为从长期来看各国在财富上的差距，主要是由地理、气候、资源禀赋、生态方面的差异决定的。
⑨这是因为，在当时的贫穷地区人口稀少，吸引并且能够容纳大量移民进入其中，他们在这些地区可以建立同自己“原住国”同样的制度。在富裕地区，当地大量的财富和人口，使掠夺性制度对殖民者而言更有利可图。他们以此为手段从当地大肆掠夺财富，如强迫当地居民在矿厂或种植园劳动，或接管原有的税收、贿赂渠道，对当地居民征收高额税收。
⑩Acemoglu,Daron,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Robinson,"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December,2001,91,(5):1369-1401.Acemoglu,D.,S.Johnson and J.Robinson,"The Rise of Europe:Atlantic Trade,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5a,95:546-579.Acemoglu,D.,S.Johnson and J.Robinson,"Institu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Philippe A.and S.Durlauf,eds.,North Holland,2005b,NBER Working Paper,No.w10481.
(11)简言之即制度总是朝着更有效率的方向变迁。
(12)非连续式变迁，诺斯指的是正规规则的一种根本变迁，它常常是武力征服和革命的结果。当然很少有完全非连续性的变迁，这是因为意识形态或非正规规则在特定社会的制度结构中起作用。即使发生革命性变迁，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不会因革命而中断联系。一个民族的传统意识形态不会因为某次革命而被消灭、中断、取而代之，新的意识形态不会随革命成功而迅速形成。
(13)段忠桥：《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