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学影响下的中国现代性爱文学批评历程——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性爱文学批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历程论文,精神分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02)01-0132-08
一
现代意义上的性爱文学理论批评与现代性爱文学一样，并没有一条贯通的现代意义上，甚至近代意义上的传统，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精神分析学等西方新潮理论洞开这扇大门的。有趣的是，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学的意义也不是止于医学临床运用，而是从它广涉人文社会学科彰显出来的。弗洛伊德认为，作家、画家、音乐家、诗人、雕塑家等艺术家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心理活动可以在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三个层面进行，只要作者在这三个层面中自由翱翔，就有利于作品的浪漫性和深刻性。他还认为，文艺作品的形式与梦的表现的潜意识活动形式相同，必须富有戏剧性，富有幻想或想象，生动而具体。这是对文学艺术家的解放，确认了潜意识的存在与意义，开辟了文学艺术的无限疆域。
弗洛伊德本人还率先从精神分析视角去分析和阐释索福克勒斯、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莎士比亚、陀斯妥也夫斯基等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力图从文艺家的童年经验、俄狄浦斯情结、各种无意识动机来理解创作过程，寻找象征本体，做出别有意味的艺术阐释。
正是精神分析学与文学的这种天然契合关系，弗洛伊德理论对西方文艺尤其是西方现代派文学产生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成功影响。效仿者踊跃，成一时之景观。尽管在运用上还有“将文学材料用于精神分析学，而不是将精神分析学的眼光和方法用于文学上的需要”[1]的缺点，但在揭示文学创作和阅读过程中的无意识动机和动力，揭示文学结构的多义性、多层次性，揭示文学与作家心理、历时经验的联系，深化对作家、文学、读者以及创作过程的认识等方面，显示了不可替代的独特意义。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中国现代性爱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及后者对前者的接受都与艾德尔所批评的情形有相同的地方，弗洛伊德主义主要是作为一些分散的思想、观点而不是体系被人们所接受的，但它的效果仍令人瞩目，直接塑造了心理分析性的现代性爱文学的新品质。
中国现代性爱文学理论批评的发生，基于两个前提，一是现代性爱观念的萌生和现代文艺理论尤其是现代文艺心理学的产生；二是现代性爱文学的实践。而在现代中国，两个条件几乎同时成熟，而且一无例外都受到了西方人学理论的启发和推动。
现代意义上的文艺心理学与现代文学理论产生同步，都产生于20世纪初，王国维是奠基者和代表人物。王国维先后于1904年和1910年发表《“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创立了现代文艺心理学。其中有两个观点是他的原创学说，也是现代文艺心理学的基本标志。一是“解脱说”，一是“出入说”，两者都受到德国生命哲学与心理学理论的启发，从人的心理角度来审视文学艺术的本质。认为文学艺术由人的生活本质生成，人的生活本质是欲望的追求与满足，永不终止的循环使人生不得不像钟摆宿命地摇摆于这种痛苦与厌倦之中，文学艺术应“解脱”之道而生成。这是对承传几千年的“载道”文艺观的解构，新人耳目。《人间词话》中所提出的“出入说”则明显为借鉴德国心理美学家的“移情说”所创立，更具有现代理论的特征。
现代性爱观念在20世纪初如同蚕茧在壳里奔突。清代将宋明以来的对性爱行为禁锢发展为性的禁欲，全面建立起精神禁欲系统，文学中几无性描写，偶有涉及，也是持讨伐和贬斥的态度，继而便是大规模禁毁性爱小说，性爱在文学中从此遁迹。性，成了禁锢人的枷锁，性学成了“杀龙之技”。要改变这种状况，还人性以本来面目，必须下猛药，治重症。西方各色新潮理论如潮涌进并被囫囵吞枣般接受，与这种特殊背景有关。
精神分析学以对性爱的揭示之新鲜与深刻为“五四”文化运动所接纳，性爱文学理论批评也从这里找到了突破口与起点。
性爱文学理论批评作为整个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一部分，接受精神分析学也是从两个维度实现的。
一是从精神分析学的元心理学部分经与性爱心理的对号印证，再定型于性爱文学理论批评。精神分析学所揭示的人格结构、意识层次和梦、性心理对中国现代性爱文学来说都是新鲜的，它们都作为特殊的营养化入了现代性爱文学理论批评中。较早的张东荪、张竞生、高觉敷、章士钊及潘光旦等，主要是从元心理学方面积极译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同时也运用心理学话语体系，发表性爱文学见解。如潘光旦的《冯小青考》几乎用冯小青的个例演绎了精神分析学的新鲜见解。张竞生是一道特殊的风景。这位被称为“性博士”的性心理学专家留法回国，在北大任教，竭力宣传融汇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思想的独特的性爱理论，“制造”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大事件”（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大事件”一是指在1923年4月29日的《晨报副刊》发表《爱情的定则与陈女士事的研究》；一是编辑出版《性史》，不仅提出了“第三种水”的性理论，还采录了不少现实个例。），引起了轩然大波，被传统势力视为“三大文妖”之一。由于心理学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直接联结关系，精神分析学的精彩理论没有遭到转译过程中的信息流失，给现代性爱文学理论批评提供了生动的理论资源。
二是直接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文艺美学中借鉴、启发而融构的性爱文学理论与批评。在心理学家们艰苦的译介后，这是一种主要方式。
朱光潜是最早的一批实践者。1921年，《东方杂志》发表他的《福鲁德的隐意识与心理分析》（18卷14号），最早涉及弗洛伊德的文艺美学思想，高度赞扬“福鲁德的学说，一方面创造了心理分析一个独立科学，使神经病治疗学和变态心理学受莫大贡献；一方面放些光彩到文艺、宗教、教育、伦理上去。”文章认为，弗洛伊德的基本观点是从“隐意识”（即无意识）方面考察文艺，“诗歌小说常想入非非，都是隐意识的流露”。但是在创作过程中，作者的隐意识通过“‘隐淑作用(Sublimation)’（即升华作用）已经从有害转化为有益。”该文没有直接谈性爱，但已经将“隐意识”明确指出来，而“隐意识”在弗洛伊德的体系里，则正是性本能的寓居之所和表现形态。一则是对王国维创立的现代文艺心理学的有力补充，另则也隐含了性爱意识在其中。朱光潜沿此展开，终于建构起他的文艺心理学包括性爱文学理论的大厦，成为一代宗师。
还是《东方杂志》，1923年又发表了《析心学论略》（第20卷6号），作者杨澄波相当全面地论及了弗洛伊德关于梦、精神病、说谎、机智等方面与文艺的关系，指出弗洛伊德文艺思想的核心是将艺术视为无意识欲望的替代性满足，饱蓄性爱的无意识欲望实是文艺创作的动力，而中国古代“诗言志”和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泻泄作用”（即渲泄作用）等学说正与此辗转相通。杨文与性爱文学的联系亦如朱文，主要是建构了对精神分析学的性意识的认同，故性爱文艺观包容其中。
1922年12月，《文学周报》（第57期）开始发表仲云所译的日本文学博士松村武雄的长文《精神分析学与文艺》（第57-71期），这是见于20世纪中国最早的系统、明确阐述精神分析文艺美学思想的文章，虽是译文，但译者与出版者的认同作用却是异常明确的。文章正面揭示了“耶的卜司综”（即俄狄浦斯情结）与文艺、兄妹综错与文艺、梦的研究与文艺的关系，分析了文艺中的各种性欲象征等，信息丰富，持论明确，对精神分析文艺美学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1924年，鲁迅翻译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是一件大事，也是对中国现代性爱文学及理论批评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虽自成体系，但源自弗洛伊德和与其观点相通的柏格森的理论，里面充满了“冲突”、“压抑”、“苦闷”、“本能”等性心理术语，并揭示出这种冲突压抑而生的苦闷便是文艺创作的动力。鲁迅是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学家，主要“遵将令写作”，但他不仅翻译介绍精神分析文艺美学理论，在他本人的理论批评中还大量出现“灵感”、“灵魂”、“天才”、“情感节制”等文艺心理学概念，而且还创作过《补天》、《肥皂》、《弟兄》等精神分析色彩鲜明的性爱小说，并明确表示是借用弗洛伊德学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2]，以及“描写性的发动创造，以至衰亡”[3]。这既可以看出鲁迅文艺理论批评的自觉性，也可看出精神分析学的强大影响力。与《苦闷的象征》前后被评介的主要文章，还有仲云译的《文艺思潮论》（载《文学周报》第102-120期）、《病的性欲与文艺》、《文艺与性欲》（载《小说月报》16卷）等，自觉地运用精神分析学说来论述文艺问题。
比较起来，郭沫若虽也总体上持文艺从属革命、从属社会改造观点，但在二十年代，对精神分析学与中国现代性爱文学的结合和性爱文学理论批评的建立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其理论批评集中表现在他的两篇经典性的论文：《〈西厢记〉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西厢》上海新文艺书社1921年9月）和《批评与梦》（《创造》1923年第2卷第1期）。这两篇文章都直接借鉴精神分析理论解说文艺问题，紧扣作品，论述着实，从文本的细微之处，把文本与创作心理联系起来分析，新鲜活泼，显示了较高的学术自觉。
周作人无疑是“五四”时期受精神分析学影响明显，对精神分析学领悟较深，运用较熟练，对中国现代性爱文学与批评做出过贡献的大家。他因为关注与研究性心理学而被称为中国的“性学家”[4](SEXOLOYIST)。他迈进精神分析学领域并卓有成效地进行性爱文学批评，他以大量涉猎的西方各种性问题的心理学著作为基础，相当深刻地接受和领悟了弗洛伊德的观点，他倾心弗洛伊德关于“人间的精神活动无不以‘广义的’性欲为中心”[3]的看法，以此考察文艺与性欲的关系，形成了相当成熟的性爱文学观。在他看来，“倘若因迫压而致蕴积不发，便会变成病的性欲，即所谓色情狂了。这色情在艺术上的表现，本来也是由于迫压，因为这些要求在现代文明——或好或坏——底下，常难得十分满足的机会，所以非意识地喷发出来。”[5]周作人不仅从性爱文学的意义上指出其发生机制，而且从更广泛的定义上揭示了文学发生的内在原因。这与弗洛伊德将被压抑的性欲视为艺术创作的动力，把艺术的本质视为这种性欲无意识的暴露的文艺美学思想一致。周作人的性爱文学批评实践也是恒以此为标准的，在对汪静之《蕙的风》、郁达夫《沉沦》等性爱题材小说评析和为民歌正名的几篇文章中表达了精彩的精神分析文艺观。他依据弗洛伊德和蔼里斯的学说，为“情诗”鼓呼：“可以相信没有不道德的嫌疑，不过这个道德是依照我的定义，倘若由传统的权威看去，不特是有嫌疑，确定是不道德了。这旧道德上的不道德，正是情诗的精神”。对猥亵的歌谣的起源和性质，他断论为人们自由的爱欲动机不能实现时所采用的替代性满足的“意淫”，同一于弗洛伊德所说的“白日梦”和幻想中的满足。这种一针见血，并不意味着对文学价值的贬低和对文学性质认识的偏狭，相反，是他的脱俗的评论，肯定了文学反映“求自由的爱的动机”[6]的实质。不仅使郁达夫的性爱小说《沉沦》等不再“沉沦”于庸俗的批评中，而且表征了新的性爱文学观念的存在。是他对“淫书之引起淫念”或者“淫书之败坏风化”[7](P.160)与“中国多数的读书人几乎都是色情狂”[8](P.139)直接挂钩的否定，维护了文学的价值，廓宽了文学的表现领域。他的性爱文学理论与批评不仅透露了弗氏精神分析理论对他的影响，还使弗洛伊德的性欲与文学艺术密切联系的理论因他的文章显得更加生动。
整个“五四”时期的性爱文学理论批评，从理论与批评实践的分开来说，理论多于实践。但不论理论表述还是批评实践中的总结提升，内容核心都是将性欲及其被压抑作为文学的生成之源，其范围覆盖了狭义的性爱文学和广义的文学性质。从理论批评家的构成来说，纯心理学家是重要组成部分，而文艺理论家也主要是两栖性的，他们不独通晓文艺学，对心理学也有充沛的热情、兴趣和相当高的理论水平。因而，这一阶段的性爱文学理论批评心理色彩浓郁，注重性爱意识启蒙，注重移用精神分析学的原生术语，以保持新潮理论的移入。其缺点是消化不够，不能以精神分析原理作为自己的理论框架和思想基础，基本上是各取所需，实用性地借鉴弗氏的观点，因而，接受精神分析学理论的人数多，但却没有一位真正精神分析学的文艺美学家。鲁迅、郭沫若是如此，即便周作人等也不例外。
究其原因，一方面，接受西方新潮理论是受制于当时的文化使命，是要改变人们所置身的令人窒息的生存环境，对西方理论的热情充满了实用主义的动机，各取所需，甚至断章取义都是避免不了的。二是理论批评家们如同从黑暗中见到阳光，兴奋、热情往往大于对理论本身的深入探究，注重其意义的兴趣远远高于对精神分析理论机制的透彻把握。因而，理论批评家们的成果只能说明那些以性爱为内容的艺术品与性爱本能的联系，不能建立一种科学普遍的艺术理论。但于中国新文学建设之初，尤对性爱文学而言，已经够了。
二
与现代性爱文学的风雨行程相同，三十年代的性爱文学理论与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从理论批评的内在规律来说，经过了“五四”的风雷激荡般的轰轰烈烈，内在地要求深入本体，实现精神分析理论的转化消融；而从外部环境来说，三十年代，面临着文学的无产阶级革命超度吁求，已全民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性爱文学已成为无关紧要的被团结被改造的文学，理论批评失去了外力的推动，缺失了风调雨顺的气候环境。性爱文学理论批评就面临着选择，一是尽可能向革命文学转向、靠拢，再现“五四”时期同舟共济，合力摧毁旧文化、旧道德的壮丽岁月；二是脱离主潮文学轨道，自行探索，自足发展。两个极端对于理论批评家来说都是残酷的。对于前者，实际上已经抛弃了性爱的本体，将性爱廉价出卖；后者则使人要具有大无畏勇气和大不幸的思想准备。完全脱离了主潮文学，远遁了时世，也违背“五四”文学革命或性爱文学革命的初衷。因此，更显见的是一种调和，一种折衷。
似乎可以说，在性爱文学理论批评界，还很难找到如文学创作中的此时期的施蛰存，但同时，也因这种调和与折衷，促进更普遍意义上的心理学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更牵连了一些并非执著甚至并不同意精神分析学和性爱文学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批评家，构成了三十年代性爱文学理论批评特殊的统一战线。
朱光潜是超脱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及理论批评的代表，此一时期，已从由精神分析理论启发而以译介精神分析理论与现代文学对话，跃升到消化理论，见从己出，以学术专著形式表征自己的不可忽视的存在地位。短短几年间，他连续出版了《悲剧心理学》（1933年英文版），《变态心理学》（开明书店1930年版）、《变态心理学派别》（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文艺心理学》（1936年开明书店出版）四部著作。相当集中地把西方二十世纪以来主要的原创性观点加以自己的消化理解，诸如弗洛伊德等人的变态心理学，克罗齐的“直觉”说，布罗洛的“心理距离”说，立普斯的“移情”说，谷鲁斯的“内摹仿”说，黑格尔的“个性返照”说等等，都作出了自己生动的解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不是专论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学，也不止于性爱，但是他融进自己理解中，显然可见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说所打的底色，可见出他对性欲本能的认同基础。因此，朱光潜此一时期执着性爱心理及整个文艺心理的研究，既推动了性爱文学理论批评的深入，也推动了普遍意义上的心理学文艺学的深入。
胡风则是从革命的文艺实践中接近了精神分析学，涵纳了性爱文学理论批评，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与朱光潜构成对照，却又殊途同归。
胡风是具有强烈社会参与意识的文艺理论家，但他不拒斥对各种理论的批判观照。他将鲁迅的“创作总植根于爱”作为一面旗帜，领悟和创构了“主观战斗精神论”。主张文学创作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摹仿，而是要靠作家“主观精神”的投入与战斗，主观精神是生活转化于作品的决定因素。“真正艺术上的认识境界只有认识的主体（作者自己）用整个精神活动和对象发生交涉时候才能达到”、“伟大的作品都是为了满足某种欲求而被创造的，失去了欲求，失去了爱，作品不能够有真的生命”[9](P.244)从这里，我们有理由相信涵纳了对性爱文学的审视。在他独创的文艺理论批评体系中，使用了大量感性的心理摹状的复合性术语，也是耐人寻味的。如“战斗”、“燃烧”、“沸腾”、“化合”、“交融”、“肉搏”、“欲望”、“欲求”、“情绪”、“热情”、"PASSION"、“爱憎”、“求生的欲望”、“求生的狂喜”、“纠合”等等。这些术语在他的理论批评中不规范地使用，本身就带有心理学文艺学的特征，而这些术语的构成不难看到生命哲学对他的启发和影响，尤其是厨川百村《苦闷的象征》所反映的生命哲学。由于厨川百村综合和吸取了精神分析学的营养，或者是精神分析学文艺观的厨川百村的表述，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精神分析直接和间接影响了他。可惜的是，他的“主观战斗精神”论还没有得到认真的解析阐发，就被极左文艺观封杀。
三十年代还有一批理论批评家致力于对精神分析文艺美学思想的介绍评论，不着明显的主观色彩，在介绍评论中寄托自己的目的。一类是弗洛伊德本人的精神分析学原著，一类是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分析文艺美学思想著述，包括介绍者自己的理解评述。连篇累牍地译介，既不干扰主流文学趋向，又不失对精神分析文艺学的兴趣，是三十年代一批理论批评家的机智选择。其中以高觉敷、叶青、小默、许钦文的成绩突出，给此时期的性爱文学理论批评增添了色彩。高觉敷的原著翻译和对“弗洛伊德主义怎样运用在文学上”（傅东华编《文学百题》，生活书店1930年版）的评论解说，显示出对精神分析学的心领神会。而叶青的《弗洛伊德梦论批评》（《新中华》2卷8,9期（1934年））对精神分析学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梦论的专题探讨尤见深刻。他将文学创作与梦联系起来，深入地揭示了“梦是睡眠中的幻想，幻想是觉醒中的梦”，文学作品是“成文的梦和幻想”。正是在此基础上认同与赞扬弗洛伊德的梦论，强调“从理论上看，在形式和实质方面，行为派都远不及弗洛伊德。”许钦文建构《文学概论》（上海北新书局1936版）体系，总体上不能列入精神分析学文论，但在解释某些文学时，多有精神分析学的启发。比如，他认为性爱作为“势力最为强大”的欲望是文学创作的动力和文学之源，它强烈要求满足，不得满足，就产生苦闷。“为着发泄苦闷，其实是苦闷得不能不发泄了，这就产生出文学来。”其发泄的机制也是一种下意识的曲折表现，须逃过“大脑的理智”的监视，因而，“表面上是在表现爱护人类社会的情感，实际上却在暗中发泄失恋的苦闷，是在抒写对于倾心爱慕的人的心意。或者表面上是在暴露人类社会公敌的丑态，实际是在暗中责骂自己的情敌”。这是典型的精神分析学性爱文学观，其解说的话语方式与弗氏精神分析何其吻合！
应该说，上述理论批评不乏精彩，对性爱文学的理解导引都是有效有力的。遗憾的是不逢其时，精神分析美学思想赶不上美学主潮的趟，终未能引起理论界的应有重视与关注。
三
四十年代，精神分析学与性爱文学创作及其理论批评都成末弩之势。
抗战的爆发与深入，国难当头，文学自应分忧，性爱文学与理论批评的价值意义进一步被消解，风光不再，凋零难免，一般只能从零星的对当时性爱文学作品的读解中摘拾检寻。如施蛰存对鲁迅《明天》的评论，沈从文对所著的性爱题材小说的自识；如对海派文学包括对张爱玲、徐纡等的不多的评论文章可偶尔见出；专题研究如向培良、李长之乃可圈可点者也。
向培良创作与理论批评两栖。40年代初即出版力作《艺术通论》（1940年商务印书馆），放飞了四十年代精神分析学文艺理论批评的启明星。在这部著作中，他力展所学，不将自己的视野囿于社会历史学之内，而是大胆地从精神分析学等心理学理论中寻找支点，着力将艺术与人类的主体需要和心理本质相联系，对艺术创作的动力、艺术的本质和意义，作出了独特的阐释。
向培良明确肯定弗洛伊德的“基力”(LIBIDO)是艺术创作的基本动力的理论，承认“把生艺术的根归之于内心生活这一点，弗洛伊德和厨川百村是正确的。”即为了“摆脱苦闷而追求艺术”，亦即王国维所理解的“解脱”之道。弗洛伊德理论使他把王国维的理论作了有效沟通。
对于艺术本质的认识，精神分析学丰富了他的审视眼光，他明确认识到，艺术的本质不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一维可以概括的，“不是任何既成现象的反射或反应”，最高境界也不是真实，而是对人的关怀，是自由，是使现实人化，合目的化，其美感也不仅仅是认识功能的满足，而更重要的是人的情感、潜力、欲望的实现与解放。这种补充与校正，无疑开拓了对艺术本质观照的多维视野。
同样，精神分析学的升华说，帮助他发现了艺术的新的价值和意义。他指出：“在艺术的境界里（也惟有在艺术的境界里），则精神既经扩大，遂使此等基力（借用精神分析学的名词）脱离其原始的对象，转移到阔大的范围里去，使之趋于升华，这就是艺术所以能使人生淳化的原因。”他从“升华”角度将艺术的价值与意义提到“人生淳化”的高度，既看得出对精神分析学的直接借鉴，又显见得在借鉴时作了积极的修正与改造。将精神分析学原本消极表现的“升华”作用完全导向积极的对自我的超越、净化与改造，突出其创造性。其表述更接近于社会文艺学，缓冲了精神分析学与文艺社会学的沟壑，注意了两者的融通，因而，更容易被认同和接受。综观他智慧的文艺观表达，不仅还原了精神分析的认识路径，而且以“基力”即性欲为中心、为扭结点，很自然地将性爱引向了广义的文学领域。
李长之在四十年代发表过《艺术论的文艺原理》（载《黄河》）等文论与时评，但以研究古代作家司马迁，表征了对精神分析学的理解与运用，显得得心应手与不同凡响。在《司马迁在文学批评上的贡献》中，他运用痛苦和其他消极感情是艺术创作的原动力的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与弗洛伊德的“欲望升华说”和厨川百村的“苦闷象征说”统一起来。表面看来，是三种观点比较，其实，是运用弗洛伊德欲望升华说及与其相通的厨川百村“苦闷象征说”去审视和阐释司马迁的千古名说。欲望压抑便导致痛苦，痛苦了就要寻求能量转移、发泄与升华。欲望虽然不完全是性爱内容，但在弗洛伊德理论框架里，明明白白地指出性欲是其核心，其他的一些欲望有的与之相关，有的就是性欲的迁延转型，至于表现出来，则是伪装的、掩饰的、象征化了的，直接指认不出来的。而且李文对司马迁的个案概括分明已延伸到广义的文艺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依然有理由将李长之的文艺理论批评纳入到性爱文学理论批评框架中来。
四
如上所述，西方精神分析学的传入，与中国文化碰撞，燃烧中新生了中国现代性爱文学，同样，精神分析学也启发了中国现代性爱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灵感，实现激情遇合。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活剧。两者互动，创造了中国现代性爱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初期辉煌。三四十年代的性爱文学理论批评，总体上呈消减之势，初期以译著介绍评述为主，尽管不及“五四”时期的与主流文学一道进出之热烈，倒也创造了一个不小的高潮，但渐至低落，本就无固定阵营的队伍开始分化，一个个如同流星划过，逐渐销声匿迹。这是与整个文化背景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顺动与人为导向有关的，不在性爱文学理论批评本身。另一方面，从内在质量上来看，在消减中也在走向纯粹化研究，在失去大集体的热闹后，也有个体潜心研究者，从这种意义上说，三四十年代的文化环境，无疑又给这种研究赋予了一个弹性空间。总之，历史都是沿着自己的路，时高时低、时快时慢地行进着，“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五四”时期，性爱文学理论批评勃兴成为热点，到四十年代，成为强弩之末势，最终自然冷却，是发展的起伏规律所致。此一时期，性爱文学创作已深潜不出，理论批评也将成为悬空。此时之落寞，实乃现实选择之必然。明乎此理，处变不惊；更会期待着再次天时地利聚会的勃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营造了这样的情境，性爱文学及其理论批评再现风光，也历史地证明了这一点。
收稿日期：2001-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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