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以红[1]2011年在《潭江流域城乡聚落发展及其形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潭江流域的城乡聚落发展是广东城乡发展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普遍性,也具有一些特殊之处。该地区的聚落发展史与岭南文化的发展历程同步推进,基本传承了岭南广府文化。从探索聚落发展史和当地特色的角度看,潭江流域的城乡聚落形态对研究地方性城镇空间的发展规律,具有一定的价值。该课题研究属于聚落发展史和空间形态研究范畴,目的在两方面:希望以潭江流域城乡聚落研究为契机,探索能用于城乡聚落形态研究的综合性和系统性理论方法,为同类研究提供参考;同时希望能补充潭江流域城乡聚落形态研究的空白,尝试探索聚落形态演变的法则。第一章是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的探索。研究过程采用城市形态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理论,构建研究框架。在学习和了解与聚落形态相关的研究方法基础上,根据城乡聚落形态的特性,将形态分解为边界、面状要素、线状要素、点状要素及自然物等五类形态要素。再将五类形态要素按功能细分成若干内部元素。这样组成两层面的元素与要素结合的内部分析框架。同时,为更好地研究城镇的空间形态,将Conzen学派的“市镇平面分析”方法与传统的“点、线、面”方法相结合,并根据实际的研究条件,建立“街道网、用地布局、建筑形态”的研究框架。此外,针对城乡聚落的区域形态研究,引入“人地系统”理论框架,构建包括环境、资源、发展、人口、文化、组织、技术等七方面的外部因素分析框架。从外部影响因素入手,逐一揭示聚落的发展脉络以及聚落形态的生成法则和机理。内外框架的组合,形成本次研究的综合分析方法。论文的主体部分是第二至七章。第二章运用综合分析方法剖析潭江流域城乡聚落的发展历史和分布形态。经研究,该流域城乡聚落的发展历程分为六个时期。文章重点分析了唐宋以后的聚落分布,总结了“‘点—轴’分布”、“均匀扩散”、“‘点—轴’式加密”与“‘点—轴’渐进式扩散”等四个空间分布阶段。这个过程反映了城乡组织结构的变换与经济、交通、人文等因素密切相关。该流域聚落分为地级市、县级市、墟镇、乡村四个层次。第三至六章采用综合分析方法,对潭江流域的城乡典型案例进行了内部形态发展研究。第三章是关于对江门和会城的城市形态分析。会城是潭江流域最早出现的城市。在封建社会体制与广府文化的双重影响下,明清会城内城市形态符合礼制要求。民国后,会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脱离了封建城市的形态成为商业与文化职能占主导的现代城市。同一时期,由草市发展而来的江门则因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而快速成为潭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民国江门发展成带形、聚散结合的河港城市形态。这种形态因河港经济的发展一直延续到现代。第四章研究潭江流域典型墟镇的发展及其形态。实例中,潭江流域的墟镇有两类发展途径,一由政军中心发展成现代城镇,二由商业墟镇发展成现代城镇。两种途径虽有政镇、军镇、墟市等不同的原始形态,但后来大多都发展成依赖区域交通的现代产业型城镇。这仍将是未来一定时期内潭江流域城镇发展的方向。第五章研究潭江流域多元文化背景产生的传统村落。受广府文化影响的村落有“耕读”传统的歇马村、多姓聚居特色的良溪村。两者的空间形态分别表现出梳式布局及叶脉式布局。受客家文化影响,绿护屏山村是典型的客家“文化孤岛”,锁头屋、阶梯形布局是客家文化与生活方式所决定的。民国时期华侨文化所产生的华侨村落也是潭江流域的特色村落。潭江流域曾经存在水上疍民的聚落。“浮家泛宅”是这种古南越后裔居住的特有方式。各种村落形态研究的结果显示,经济来源、行政制度、村规民约、传统文化等方面是影响村落空间形态的主导因素。第六章研究该流域城乡传统聚落的特色元素。通过聚落探访,对潭江流域聚落中富有生活与景观意义的茶楼、井、水道与河涌、桥、围墙、巷道、塔与炮台等元素的形态特色进行研究,以反映该潭江的历史人文特征。最后一章以形态研究的结论作参考,指出聚落演变历史对潭江流域发展的启示,探讨环境保护、历史与文化保护、土地开发、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等城乡发展措施,应对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汪民[2]2016年在《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农村聚落空间演变机理及其调控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现代以来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打破了中国原有的农村聚落与城市聚落“城乡连续体”的空间结构体系,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农村经济地位显著下降带来的巨大落差,使得农村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自2004年起连续每年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都标志着当代农村聚落已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到了关键时期。农村聚落研究有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农村聚落为研究对象,对其空间演变机理及其调控策略进行研究,探讨通过协调人地关系、集约土地、优化农村聚落空间格局等实现城乡统筹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顺应时代发展需要。江汉平原水网地区指由江汉平原上不同等级的自然水系和人工开挖的水体形成密度较大、相互联系的巨大网络系统地区,并根据行政区划边界和综合地理特征,确定本文研究范围共包含11个区市县级行政单位,具体行政区划包括荆州市：荆州区、沙市区(为便于空间比较及与统计资料相对应将荆州区和沙市区并为荆州市辖区研究)、江陵县、石首市、松滋市、公安县、洪湖市、监利县；省管市：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本文将农村聚落界定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性聚落,主要指建制镇以下的集镇和村庄,是典型传统意义上的聚落形式,体现了人与自然、社会的最为本质和谐的联系。本文主要以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农村聚落空间形成与演变为基础,研究不同时间和阶段农村聚落空间分异的特点、结构形态变化、驱动因素及动力机制等,探讨农村聚落空间格局优化及调控的方法和途径。从城乡规划学的视角,以人居环境、人地关系等理论为指导,借助GIS、.景观生态学等分析方法,寻求农村聚落空间格局与自然生态、社会经济、地域文化之间的联系；并借鉴地理学、景观生态学、土地利用规划学的研究成果,在农村聚落空间分布、层次分异和形态变迁的复杂表象下,探求其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并提出针对性的控制和引导策略。本研究内容包括理论阐述,实证分析及结论部分,理论部分包括理论溯源与流变、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进展、研究设计；实证部分包括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农村聚落空间演变历程及特征分析、聚落空间分异测度分析、驱动因素及动力机制分析、农村聚落空间调控策略分析,以湖北省石首市为典型的案例剖析,提出农村聚落空间格局优化与调控思考,结论部分主要提出本研究创新与不足,并对以后研究进行展望。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有：(1)主要从人地关系、人居环境等角度,梳理其理论的发展脉络,构建农村聚落空间演变、分异及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理论框架。通过对国内外农村聚落研究综述、研究发展回顾及阶段的划分,明确了农村聚落空间格局研究体系的不足,为本研究找到切入点。(2)对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农村聚落从地理空间分布、生成和拓展,空间层次形成和分异,聚落空间形态结构变迁进行阐述。运用地理学、城乡规划学、人口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对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开发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村聚落空间进行历时态、分阶段研究。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农村聚落空间受地质地貌运动、气候和海平面变化、江汉地区水系变化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和水利基础设施兴建、垸田开发建设的兴起、排水灌溉渠网的完善、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等人工因素的促进。从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农村聚落三个方面揭示各阶段的农村聚落空间演变的特征与客观规律,农村聚落地理空间是由边缘向腹地中心推进拓展,随垸田开发逐步扩大；农村聚落空间层次经历了由“聚”到“城”,由“城”到“村”、由“村”到“镇”的层级变迁；农村聚落空间形态与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并遵循点状、带状和多组团纵深发展的规律。(3)借助FRAGSTATS和SPSS等技术手段,结合土地/覆盖、景观生态格局研究等相关成果,运用相关理论对江汉平原水网地区进行农村聚落空间分异研究。分别从空间分布、空间层次异化及空间形态三个层面进行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子分析,通过水平测度和影响因子分析选取聚落总面积、密度大小及差异、形状、邻近度4类指标及核心面积指标对江汉平原农村聚落空间进行综合测度,从农村聚落生产性、生活性、生态性三个职能方面得出空间测度的综合评价,并推理出农村聚落空间分布、层次以及形态的发展趋势。总结出在自然和社会影响下,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农村聚落空间发展与经济发达的水网地区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在分布上形成了水环境胁迫下的非均衡匀质网点状分布模式,空间层次的明显化差异,以及呈现条带状形态为主,局部区域存在点聚式和组团式空间形态特征,为农村聚落空间发展趋势预测和调控提供了方向。(4)基于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农村聚落空间演变历程、现时态特征分析以及农村聚落空间综合测度分析评价,归纳总结其空间形成及发展的驱动因素,研究自然、社会经济、生态、政策、地域文化等内外因素作用于聚落空间的规律、方式、影响及继而呈现的表现形态,通过对要素的相关分析,探讨要素共同作用的农村聚落空间演变驱动机制及其影响。提出江汉平原农村聚落空间演变主要是自然生态承载、社会经济协调、市场资源配置、政府调控引导四大影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5)在测度和驱动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动态聚类分析将研究范围内农村聚落空间划分为四种区域类型,针对江汉平原水网地区的农村聚落空间的特点,提出“保、扩、守、调”的分类调控策略,运用生态适宜性评价法、空间重构的方法、空间矩阵拓扑优化的方法、聚落形态要素控制与分类引导的方法从农村聚落空间布局、形态、层次的三个层面提出总体路径模式及分向路径模式并指导调控的具体内容。在空间分布上依据动态分类与测度的结果具体落实于每一类调控,在空间层次上着重研究中心村和基层村的调控,在形态上主要就聚落空间的边界形态、组合形态等方面分别对中心村、基层村及传统特色村落的形态发展类型和特征提出了相应的调控内容,并提出实现调控的实施与保障机制。(6)选取湖北省石首市为典型实证研究案例,根据前述章节的研究基础和结果,在时间维度上分析石首农村聚落空间发展的成因与演变规律,从农村聚落空间的格局特征上进行解析和总结,进而确定石首市农村聚落空间调控的目标、重点、途径以及内容,并提出相应聚落空间调控的实施与保障,确保形成地域特色的聚落空间体系,保证生态、生产、生活空间的和谐统一。通过对国内外重要的理论梳理研究、时间及空间维度上的农村聚落空间分析、主要支撑方法的分析运用以及石首市农村聚落空间调控的实证研究,在本文的最后对主要研究成果、创新点及不足之处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和探讨。
吴映梅[3]2000年在《区域聚落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聚落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环境。同时也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基于目前聚落地理学研究的理论需求和中国及研究样区的实情，本文将聚落看作一个连续发展的有机整体，并以集镇作为区域聚落发展研究的突破口，强调集镇在聚落体系中的依托作用，探讨并构建了集镇研究的理论体系，进而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分析了乡村、集镇、城市发展的特点、制约因素及其调控手段。全文在体系上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研究了聚落在人文地理学体系中的地位和发展趋势，针对目前国内外地理学界重城市、轻乡村研究的现状，提出了乡村、集镇、城市是聚落空间演化的连续阶段的新观点，突出并强调了集镇在中国现阶段聚落体系发展中的重要依托作用，并指出了聚落发展研究要揭示特定地理环境下，其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为制定区域聚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依据；在此基础上选择了典型的研究样本，确定研究目标、内容与框架结构。 第二部分重点对集镇体系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阐释了集镇形成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探讨了集镇的特点和功能，从时间层面、空间层面、结构层面角度，剖析了集镇的形成机理。对比分析了聚落地理学研究中的经典模式，进而运用这些模式对石林县集镇体系进行了推导和演绎，并结合实证研究资料，初步构建了集镇研究的理论框架和体系。 第三部分从可持续发展视角出发，把聚落作为一个连续体系，分别就集镇、乡村、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了辨析，并在理论指导下对石林县聚落发展的时空分布进行了模拟，在此基础上预测并规划了石林县聚落的发展。
史焱文[4]2016年在《传统农区工业化进程中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小城镇及乡村地区社会、经济、空间在工业化快速发展下经历了剧烈变动,在这个过程中乡村工业扮演了重要角色。乡村聚落作为人地关系基本单元,其空间格局、空间规模、空间结构等在工业快速发展下经历了显著变化。因此,了解工业化快速发展下聚落空间演变规律,掌握空间演变影响机理及其变动趋势对丰富聚落地理学的相关研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选取传统农区中工业发展突出且具有一定特色的新乡县、长垣县为研究案例。研究主要基于人地关系理论、区位论、克里斯泰勒中心地理论、弗里德曼“核心-外围”理论、复杂系统理论等地理学、经济学、系统科学的相关理论。研究数据主要包括多时段遥感影像数据、地形图、行政区划图、统计数据、实地调研数据。首先,运用多种空间分析方法对新乡县、长垣县在各工业化阶段中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空间规模、空间结构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其次,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乡村聚落空间演变影响因素进行验证性分析,并深入分析其演变驱动机理；最后,尝试运用地理模拟与优化系统对乡村聚落空间演变过程进行试探性模拟与预测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在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中,新乡县、长垣县乡村聚落空间分布格局随工业化进程推进经历了由均质到局部集聚的过程；其聚落分布高密度区域多集中在中心城镇附近和工业起步早、发展较好的区域；两县聚落斑块间整体空间邻近距离随时间发展逐渐缩小,且空间邻近距离变化存在区域差异,主要表现为中心城镇周边、工业发展较好的乡镇地区聚落斑块空间邻近距离变化显著,而其他区域聚落空间邻近距离变化较弱。具体特征如下：①.1975-2014年新乡县、长垣县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平均最邻近指数都表现出向数值1趋近的过程,说明随时间发展两县聚落空间分布表现出由均质到集聚再向区域整体发展的趋势。②.1975-2014年新乡县、长垣县聚落空间分布密度均表现出高密度区域范围扩大并向中心城镇和工业乡镇地区集聚,乡村聚落标准差椭圆布局范闭与高密度区域相接近。③.新乡县、长垣县聚落斑块间空间邻近距离随着业化进程推进,整体呈现缩小的趋势,其中两县在各时期空间邻近距离变化速度表现出一定差异,但整体呈现加快的趋势,同时两县聚落斑块空间邻近变化较强的区域多集中在中心城镇附近和工业发展较好的几个乡镇,其他区域乡村聚落距离邻近程度变化较弱。(2)在乡村聚落空间规模演变中,新乡县、长垣县聚落斑块空间规模随时间发展均呈现显著扩张趋势且扩张速度不断加快；其中两县聚落空间扩张热点区域多集中于中心城镇和工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并呈扩大趋势；高等级规模聚落多集中于中心城镇附近和工业乡镇地区且数量随时间发展在不断增加。具体特征如下：①.新乡县、长垣县聚落斑块空间规模随时间发展均呈现显著扩张趋势,其中长垣县乡村聚落空间扩张速度要稍强于新乡县,但总体上两县乡村聚落空间扩张速度均在不断加快。②.新乡县、长垣县聚落规模空间扩张热点区域均集中在工业起步早、发展较好的地区,且其空间扩张热点区域呈逐渐扩大趋势。③.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新乡县、长垣县聚落规模等级表现出相似演变特征,高等级规模聚落数量不断增加,并且主要邻近中心城镇和工业乡镇分布,同时两县乡村聚落规模等级数量比存在差异,但差异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在不断缩小。(3)在乡村聚落空间结构演变中,新乡县、长垣县聚落空间结构随工业化进程推进均呈现由低等级体系向高等级体系演变,且空间结构不断趋于复杂化；两县聚落中心地等级体系在各工业化阶段下呈现的动态演变特征与克里斯泰勒描述的静态条件下中心地体系在数量关系上存在一些差异；在县域空间范围上,两县聚落空间结构模式动态演进表现出由均质到单一“核心-外围”再到多个“核心-外围”组成网络式结构的特征。具体特征如下：①.新乡县、长垣县聚落中心地等级体系随工业化进程推进均呈现由低等级体系向高等级体系演变,各等级中心地数量关系并不完全遵守市场原则下中心地K=3的数量规律,但总体呈高级少低级多的“金字塔”数量结构特征。②.两县基于市场原则下聚落中心地体系在不同工业化阶段发展演变说明,中心地等级体系在现实世界中具有复杂性、地域性、特殊性特征,其动态演变与区域社会经济、人口发展等密切相关,同时中心地等级体系在动态演变过程中具有邻近效应和区域效应,即邻近高等级中心地的低级中心地更易升级为高等级中心地或被高级中心地吞噬,工业发展突出、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更易出现高等级中心地。③.新乡县主要聚落空间结构经历了由计划经济时期的低端均质布局发展至工业化中期的扇形“核心-外围”格局,再到工业化后期逐步形成多个“核心-外围”结构组成的复杂网络式结构；而长垣县聚落空间结构则呈现由计划经济时期低端均衡布局状态到工业化初期单一“核心-外围”布局,再到工业化中期后半段的多个“核心-外围”模式形成的小网络式空间结构。(4)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对乡村聚落空间演变影响因素验证性分析表明,位于传统农区的新乡县、长垣县聚落空间演变主要受到工业发展、社会经济、政府机制、城镇发展四个主要因素的综合影响,且影响因素间存在相互作用。其中,工业发展是核心驱动力,社会经济、政府机制、城镇发展构成外部驱动力,各驱动力通过经济溢出、空间辐射、政策导向等将驱动力传输给乡村聚落,从而推动聚落空间演变。(5)在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对新乡县、长垣县1995-2004、2004-2014年聚落空间演变过程进行模拟与预测分析,其模拟的空间演变过程特征与第五章分析的同时期聚落空间分布变化趋势相符合。基于空间演变过程的模拟预测显示新乡县未来主要偏向于大都市区方向演变,长垣县则倾向于工业强镇和新菏铁路沿线集聚发展。模拟结果显示：①.新乡县1995-2004年聚落用地空间由小冀镇中心城区向毗邻新乡市城区方向扩张,同时古固寨地区呈现“面状”扩张的过程；2004-2014年聚落用地空间以小冀镇、开发区为中心向北部的翟坡镇和南部的七里营镇扩张,古固寨、朗公庙周边出现面状聚落用地区；基于2014年预测的新乡县2024年聚落用地显示出向新乡市区方向空间扩张的趋势。②.1995-2004年和2004-2014年长垣县中心城区模拟扩张显著区域主要集中在魏庄镇、恼里镇以及处于新菏铁路沿线的丁栾镇、赵堤镇附近；基于2014年预测的长垣县2024年聚落用地显示出沿新菏铁路附近的丁栾镇、赵堤镇以及魏庄镇、恼里镇等区域发展。(6)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理论研究层面：①.从微观空间尺度对传统农区工业化进程中乡村聚落空间演变展开了深入分析,得出在县域空间上随工业化进程推进乡村聚落经历了由“均质”向“集聚”再向“区域整体发展”的趋势,乡村聚落中心地数量关系表现出“金字塔”结构,在工业化中后期空间结构呈现出多“核心-外围”组成的网络结构等结论,弥补了之前对传统农区聚落演变研究的相关不足；②.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地理模拟与优化系统(GeoSOS)结合遥感影像、空间分析方法对县域空间范围下聚落空间演变影响因素和空间演变过程模拟与预测研究,是对聚落地理学研究方法的有益尝试和探索；③.通过对工业化进程中县域空间范围下聚落中心地等级体系的动态演变和聚落区域空间结构模式研究,弥补了克里斯泰勒中心地理论对动态条件下中心地系统分析的不足,并且尝试了将弗里德曼“核心-外围”理论应用在县域空间范围解释聚落经济空间系统的动态演进。
余侃华[5]2011年在《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发展模式及规划策略研究》文中认为当乡村遇上城市化,当传统遇上工业化,乡村现实的种种乱象以及人们对未来的种种愁绪,似乎注定不可避免。乡村聚落空间作为我国城市化由“量变”到“质变”的“预留地”,如何让乡村聚落空间以乡村的方式重生,在乡村快速转型的当下,对于我们既是千载难逢的重大历史机遇,又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西安大都市地区地处关中平原腹地,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特定的地理环境条件孕育着众多形态独特,民风古朴的乡村聚落。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的浪潮冲击下,西安周边的乡村聚落的风俗、风情、风物面临着“去域化”的境遇,传统的乡村事物也逐出现渐朝不保夕或日渐衰败之势,聚落空间在现代化宏大工程的改造中也越来越变的与城市趋同。本文以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为实证研究地域,系统地阐述了乡村聚落空间调控机制的理论与方法,拓宽了对乡村聚落的系统认知,促进了从系统科学及人居环境科学角度研究体系的完善,为规划领域的引导与调控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框架,冀望为实现“生态优美、经济发达、社会和谐、城乡融合、文明开放”的乡村聚落空间发展贡献绵薄之力。全文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共十章。第一部分为研究缘起与基础研究,共两章,该部分主要阐述了文章的研究缘起、选题意义和概念界定,以及从不同学科视角下对乡村聚落的研究进展、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进行概述,搭建乡村聚落研究的多维理论基础框架。第二部分为系统分析与发展启示,共三章,该部分通过对乡村聚落空间系统的整体分析、动态分析与多维解构,为后续的系统设计手段提供分析基础；并通过解读国内外乡村建设实践经验与发展模式,寻找乡村发展的内在逻辑及规律,探寻适宜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的自身发展路径。第三部分为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共五章,该部分首先基于实证研究对象,对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进行了发展历程、地域条件、城乡关系、空间形态的多维审视；其次从实践层面出发,对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空间发展体系(价值体系、目标体系、评价体系)进行构建；再次从机制构成(系统构成、要素机制和机制功能)、系统分析(环境分析、目标分析和结构分析)、调控方式(调控的方式手段、调控的阶段划分和调控的形态划分)三个层面对调控机制机理进行解析；最后从发展模式途径、空间规划途径和实施保障体系三个层面对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的发展途径进行了重构。
沈茂英[6]2005年在《中国山区聚落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山区聚落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立足于农村可持续发展理论,围绕全面构建山区和谐社会、推进山区全面小康建设所进行的一项基础性、探索性、实用性研究。本文运用传统聚落研究法与社会调查法为基本研究手段,结合国际流行的参与式(PRA,RRA)方法、现代生态学的系统结构与功能分析法,以岷江上游流域为研究对象,以典型聚落为分析单元,构建山区聚落持续发展与管理理论基础与评价方法,提出岷江上游聚落发展思路与管理对策。全文共分6大部分由14章组成。第一部分为理论框架,包括第一章-绪论,提出立题依据与意义、研究现状、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及创新点;第二章-聚落概念、结构与功能。梳理不同学科对聚落及聚落结构的理解与解释,讨论聚落体系及特征、聚落功能;第三章-聚落发展回顾、模式与管理手段。第二部分讨论山区聚落特征及可持续发展评价,包括第四章-山区聚落特征研究,从山区聚落分布入手,分析山区聚落资源、社会、经济和民族人口属性特征,提出山区聚落发展面临的问题;第五章-山区聚落持续发展管理的内涵与评价。在回顾可持续发展理论、评价方法基础上,界定山区聚落持续发展与管理内涵,初步提出山区聚落发展评价指标及运用。第三部分以岷江上游流域为研究单元,分析聚落发展的区域背景、聚落演化机制及聚落分类,包括第六章-岷江上游聚落发展区域背景分析,第七章-岷江上游聚落空间演变机制和第八章-岷江上游聚落分类及基本特征。第四部分为微观案例研究,讨论不同区域聚落发展管理模式及聚落贫困问题,包括第九章-岷江上游湿润气候区聚落发展管理研究,第十章-干旱河谷气候区聚落发展研究,第十一章-北部高原气候区聚落发展研究,第十二章-聚落贫困及成因研究。第五部分提出聚落发展思路与管理对策,包括第十三章-聚落持续发展思路与管理政策,从聚落发展思路出发,提出聚落发展的经济对策、社会响应对策以及生态保护对策,并首次提出特殊聚落的保护与发展举措最后一部分是总结与展望,对全文的讨论作简要总结,指出研究不足。主要结论:(1)界定乡村聚落的概念及组成要素。乡村聚落是乡村社会最基本的社会设置单元,由6大要素构成,即城市以外的农村社会、有清楚的地域界限、地域范围内的居住人口、有一定的认同感并为此设立相应的社会组织、适应人口生存发展的建筑物及各类附属设施、有一定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要素。(2)提出乡村聚落体系由“县城镇-中心镇(建制镇)-集镇-中心村-基层村(自然村)-散居村”6个层次组成。不同层次对应不同的聚落发展功能。(3)山区聚落普遍贫困,并对自然资源及环境高度依赖,“靠山吃山”,形成山区聚落特有的社会经济文化属性。(4)聚落持续发展是农村聚落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和过程,可以通过调控管理聚落资源来实现。评价聚落持续发展的指标有经济指标、社会指标、环境支撑指标和管理指标。(5)岷江上游属于典型山地生态系统,通过对岷江上游典型聚落发展管理的系列案例研究发现:一是岷江上游乡村聚落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传统农业在农户家庭经营中的地位逐步下降,非农业收入比重逐步上升。二是聚落劳动力非农化比例逐渐提高,农村劳动力开始“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并进一步加剧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河谷聚落、马路聚落等增多。三是不同海拔高度下,聚落集中程度及人口民族构成差异大,低海拔地区,聚落多分散、人口多汉族。四是聚落管理模式差异大,这与聚落组织结构及领导班子有关。五是聚落基础设施供给与社会福利,主要受聚落管理水平控制。六是庭园资源开发利用是农户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拔越低、非农产业越发达,庭园贡献越大。七岷江上游乡村聚落贫困十分普遍,有32%的行政村为省级重点贫困村。(6)在聚落发展思路上要实现五个转变:一是从自然村到中心村、劣势村到优势村的转变;二是从空间距离到时间距离的转变;三是从农产品生产自给自救向商品生产转变;四是从生存为主到生态为主的转变;五是从分散到聚集的发展转变。(7)岷江上游聚落发展对策,应以特色产业为支柱,重点发展特色农业及加工、特色旅游、特色生物资源开发利用。要重视人力资源开发与培养工作。要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聚落出行条件,让聚落居民走得出、看得见、听得到,以分享社会进步。要继续实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退牧还草、小流域治理等生态建设工程,完善相关补助政策和补偿机制。对特殊聚落(古羌寨、藏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库区、旅游区聚落)实施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发展措施。
闫杰[7]2015年在《秦巴山地乡土聚落及当代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秦巴山地处于汉水上游,陕西南部,秦岭和巴山之间。它既是我国南北气候和自然地理的分界线,也是我国南北与东西文化交汇和转换的轴心。在自然和人文的双重作用下,在地域资源环境和人类活动的矛盾中,秦巴山地的乡土聚落经历了特殊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同时也建构了区域内的乡土建筑文化,具有典型的地域特色和地缘特征。目前,该区域研究尚有许多空白之处。虽然已有的研究内容涵盖了文化、社会、移民开发和资源环境、建筑等几个方面而且研究视点也涉及了社会、历史、地理、生态、建筑等多个角度。但基于乡土聚落视角的研究成果非常少,学科之间缺少交叉,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关联性的研究成果基本没有。与此同时秦巴山地乡土聚落的当代发展又面临着很多现实困境和机遇。生态环境的破坏,地域文化的消解,人文关怀的缺失等因素都影响了聚落的良性发展;灾后重建、移民搬迁等项目的实施又为聚落的当代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外部环境和动力。因此,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应该及时的展开该领域的研究工作。本着认识过去,揭示现象,总结规律的原则,系统、完整和深入的揭示传统乡土聚落营建的内在机制和形态特征,积极探索当下乡土聚落规划建设发展的策略和适宜模式。这将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主要以秦巴山地乡土聚落为切入点。建立了文化圈、聚落、乡土建筑三个层级,在关联土地资源、环境气候以及社会文化的基础上,从文化圈的形成、聚落的演变、聚落空间形态、营造技术、文化表达和当代乡土聚落营建策略和适宜路径等六个方面对秦巴山地乡土聚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研究过程中,首先,通过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以实证的方式揭示秦巴山地乡土聚落产生和演变的过程和背景。其次,在以测绘为主要手段在掌握乡土聚落的一手资料的前提下通过关联性研究和典型实例的解析,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总结和分析了秦巴山地乡土聚落及建筑营建的内在机制和形态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剖析乡土聚落发展的驱动机制和当代问题,结合秦巴山地的现实情况和移民安置的时代机遇,在传承和借鉴的基础上提出了当代秦巴山地乡土聚落的规划建设的策略和适宜模式,为实现聚落整体、持续和良性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成亮[8]2016年在《甘南藏区乡村聚落空间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以城镇化冲击下的乡村聚落研究的必要性、主流视角遮蔽下的民族地区乡村研究的必要性、文化交织干预下的甘南藏区乡村研究的必要性三方面为研究背景,从甘南藏区特殊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入手,基于城乡规划学研究角度从宏观到微观全景式剖析甘南藏区乡村聚落空间模式,探讨作为藏区城镇化前缘地区的甘南藏区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的范式与路径启示,旨在对当前甘南藏区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方式进行提升与完善。宏观层面研究方面,以甘南藏区牧业、半农半牧业和农业三种不同生产方式的地域单位为宏观层面的横向对比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以区域格局特征为空间形态主要表现载体的乡村聚落区域空间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分别从自然条件、经济发展、道路交通、特殊区划、地质灾害以及公共政策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提出不同地域区域空间格局的异同性。在此基础上,通过量化分析研究认为,除了自然条件是甘南藏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的基础因素外,宗教文化因子和家庭生活水平因子也是甘南藏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形成的重要驱动因素,而宗教文化因子,具体来说是以寺院为代表的宗教活动空间所影响的人群集聚程度是甘南藏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形成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微观层面研究方面,对甘南藏区一般自然村、村委会所在地村庄及乡(镇)政府驻地村庄三种类型的乡村聚落进行内部空间组织模式的研究,通过个案研究与总结,重点研究以空间组织特征为空间形态主要表现载体的乡村聚落内部空间模式及动力机制。提出三种类型乡村聚落空间组织模式：一般自然村为聚向均质型空间组织模式和外显偏离型空间组织模式。村委会所在地村庄为向心内生式空间组织模式和强化支配式空间组织模式。乡(镇)政府驻地村庄往往与寺院邻近,形成甘南藏区乡镇政府驻地与村庄及寺院结合的行政-服务-宗教功能共存的集聚复合空间,为均衡服务型空间组织模式和偏离并置型空间组织模式。进一步提出宗教信仰认同的向心力、居住生活延续的稳固力、社会组织变动的均衡力的三力驱动结构是甘南藏区乡村聚落内部空间组织的动力机制。
李媛[9]2014年在《重庆忠县农村聚落空间分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三峡工程的建成，库区经济的后续发展依然是各界关注的重点。三峡库区聚落发展历史久远，近年来，在三峡工程建设带来的移民迁建，以及国家对三农问题、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土地整治等问题的高度关注下，农村聚落的相关研究成为学术热点。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忠县农村聚落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由于三峡库区范围大，且农村聚落分布广泛，大区域的数据与影像资料获取难度大，研究较为困难。为提高研究精度、满足研究的需要，本文选取三峡库区腹心地带的典型低山丘陵区——忠县为研究区域。综合考虑地形地貌、产业格局、历史沿革等多方面的原因，选取忠县东北部的三峡工程淹没的重点移民乡镇——石宝镇、涂井乡作为空间分析的研究样本。本文主要包括四部分的研究内容：首先，从自然环境条件、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这三方面明确了忠县农村聚落的发展基础；其次，对忠县农村聚落地域类型进行简单划分；再次，以忠县的石宝镇、涂井乡为重点分析研究对象，运用GIS技术，结合景观分析方法等进行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对研究区农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最后提出了忠县农村聚落空间分布的主要问题。通过本次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研究区农村聚落呈稀疏分散状布局。研究区的农村聚落数量众多，且小聚落斑块数量多。涂井乡、石宝镇的农村聚落总体呈稀疏分散状分布，在区域空间上东部较密集，西部、西南部稀疏，且石宝镇的聚落分布较密集于涂井乡。（2）研究区农村聚落空间差异显著。涂井乡、石宝镇的农村聚落斑块密度分布不均，存在明显的高密度区和稀疏分布区。研究区的农村聚落空间格局大体呈南密北疏、东密西疏分布，距道路交汇区、镇中心距离近的区域聚落分布密集。这种分布特点与研究区的自然地理条件（河流、道路、海拔、坡度）及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密切相关。（3）研究区农村聚落发展处于聚落空间演变的初级阶段。研究区的海拔为110~998m，以山地、丘陵地貌为主，区内缺少大型聚落，小聚落和散户的面积较小且数量偏大，规模等级不明显，而中型聚落的数量也比较有限，属于农村聚落空间演变的低级形态阶段。（4）研究区农村聚落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河流、道路指向性。研究区的农村聚落距离河流、道路越远，分布的斑块数目越来越少。在涂井乡、石宝镇，距离河流1.5km、道路200m以内是该区农村聚落布局的主要区域，随着距离河流、道路越远，缓冲区内农村聚落斑块的数目与面积呈递减的趋势发展。且在该研究范围内，道路比河流对农村聚落分布具有更大的影响。（5）研究区农村聚落随高程和坡度的增大呈显著的偏正态分布。在对研究区高程与坡度进行分级并与聚落斑块叠加分析显示，涂井乡、石宝镇的农村聚落主要集中分布在中低海拔和适宜耕种的坡度范围内，即海拔600m以下和坡度25°以下区域。对其属性数据进行折线图处理，可直观看出该区农村聚落随高程和坡度的增加呈显著的偏正态分布。本文基于区域整体发展思想与上述研究结论，概括了忠县农村聚落空间分布规律及该区域农村聚落布局存在的主要问题。由此，可将其研究方法推广到全国其他区域，这对研究区域性农村聚落空间分布发展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朱彬[10]2015年在《江苏省县域城乡聚落的空间分异及其形成机制研究》文中指出作为人地关系的表现核心,城乡聚落空间是县域人口生产和生活等综合功能的承载体,城乡聚落空间的变动能够映射出城乡社会的发展变化历程。城乡聚落空间成为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LUCC)和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对县域城乡聚落空间的形态和功能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县域城乡聚落的空间分异是地域空间受城镇化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过探索县域城乡聚落的空间分异特征,由表象到内在、由简单到复杂构建县域城乡聚落空间分异的分析框架,探究县域城乡聚落空间分异的规律特征及其形成机制,以期弥补现有城市地理学和乡村地理学研究的不足,为深入开展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论文在系统梳理城乡聚落空间的理论支撑基础上,以江苏省为例,开展县域城乡聚落的空间分异及其形成机制的分析与研究。研究内容以“格局一分异一机制一优化”为主线,结合县域尺度的实证分析,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中观,揭示江苏省县域城乡聚落的空间分异及其形成机制,提出城乡聚落空间优化的路径。论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论述城乡聚落的空间分异及其形成机制研究的背景、意义,界定研究对象,梳理论文的研究内容和与框架。第二章为国内外城乡聚落空间的相关研究进展。从研究的历史阶段和研究的内容体系两个视角对国内外城镇空间和乡村聚落空间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回顾,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评述与展望。第三章为城乡聚落空间研究的相关理论。从城乡空间结构、城乡空间组织和城乡空间关系三方面构筑城乡聚落空间分异研究的理论基础。第四章为研究区域及技术路线。主要介绍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和具体研究方法,提出研究的技术路线。第五章为江苏省县域城乡聚落的空间分布格局。从空间集聚特征、空间分布密度和空间分布形态三方面分析江苏省县域城乡聚落的空间分布格局,将城乡聚落划分为四种空间分布类型。第六章为江苏省县域城乡聚落的空间分异。从规模和形态两方面探索江苏省县域城乡聚落的空间分异规律,综合考虑空间分布、规模和形态三方面指标将县域城乡聚落划分为五种类型。第七章为江苏省县域城乡聚落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在对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确定驱动力因子,揭示江苏省县域城乡聚落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第八章为江苏省县域城乡聚落空间分异的优化调控。从城乡聚落空间存在的问题出发,基于城乡聚落空间优化的原则,构建城乡聚落空间优化的目标,提出相应的策略建议。第九章为结论与展望。主要对以上研究进行结论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论文的创新点和存在的问题,并展望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通过研究,本文得到的结论为：(1)县域城乡聚落空间分布格局在空间分布集聚程度、空间分布密度和空间分布形态三方面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县域城镇聚落空间分布呈现从南向北集聚程度上升的特征,聚落密度呈现东南部五个高值中心和北部低值连片格局,空间分布形态呈现苏南地区分布均衡和苏北地区集聚分布并存的特征,城镇聚落空间关联程度呈现从南向北递减的梯度特征。县域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呈现从东向西集聚程度上升的特征,聚落密度呈现东部两个高值中心和西部低值连片格局。县域城乡聚落空间分布呈现从东南向西北集聚程度上升的特征,聚落密度呈现东部高值连片和西北部低值连片格局,空间分布形态呈现环太湖地区均衡分布与沿海地区集聚分布并存的特征,城乡聚落空间关联程度呈现从东南向西北递减的梯度特征。基于空间分布格局将县域城乡聚落划分为四种类型：以张家港、昆山、常熟为代表的高密度均衡发展型；以如皋、泰兴、扬中为代表的中密度多核心分布型；以海门、姜堰、新沂、建湖等为代表的中密度首位城镇发展型；以沭阳等为代表的向心集中型首位城镇发展型。(2)县域城乡聚落空间分异在规模和形态两方面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县域城镇聚落规模分布呈现南部高值集聚和北部低值连片的分异格局,规模结构呈现三大地区内部等级规模梯度变化特征,聚落形态呈现南-北和东南-西北方向阶梯状分布特征。县域乡村聚落规模分布呈现北部高值集聚和中南部低值连片的分异格局,规模结构呈现自东向西等级规模特征逐渐减弱的态势,聚落形态呈现东-西和东北-西南方向阶梯状分布特征。县域城乡聚落规模分布呈现南北高值集聚和中部低值连片的分异格局,规模结构呈现自北向南和自西向东等级规模特征逐渐增强的态势,聚落形态呈现东-西和东南-西北方向阶梯状分布特征。(3)综合城乡聚落空间分布、规模和形态三方面内容将县域城乡聚落划分为五种类型：高密度大规模城乡一体化发展型、中密度中规模较高水平城乡均衡发展型、高密度小规模首位城镇空间均衡发展型、低密度中规模首位城镇空间非均衡发展型、低密度小规模较低水平城乡均衡发展型。(4)城乡聚落空间分异的动力机制是由多因素共同作用组成的,包括自然条件的基础性作用、经济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核心驱动、交通发展的支撑和政府的规划调控。综合作用力导致城乡聚落空间分异的形成,不同阶段外部条件所起的作用迥异。(5)江苏省县域城乡聚落存在规模结构不平衡、空间布局不均衡、交通网络结构不均衡等问题,基于系统性原则、空间集聚与空间扩散相统一原则和城乡一体化原则等空间优化原则,制定从城乡整体规划入手,重构城乡聚落体系；遵循城乡共建共享,构建聚落体系空间交通网络；实现城乡要素的统筹发展等空间优化的目标,提出合理有序促进人口向城镇转移、加强基础设施配套和完善、加强城乡聚落发展的空间分类指导和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创新等空间优化的路径。
参考文献：
[1]. 潭江流域城乡聚落发展及其形态研究[D]. 张以红. 华南理工大学. 2011
[2]. 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农村聚落空间演变机理及其调控策略研究[D]. 汪民. 华中科技大学. 2016
[3]. 区域聚落发展研究[D]. 吴映梅. 云南师范大学. 2000
[4]. 传统农区工业化进程中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研究[D]. 史焱文. 河南大学. 2016
[5]. 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发展模式及规划策略研究[D]. 余侃华.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1
[6]. 中国山区聚落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D]. 沈茂英.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2005
[7]. 秦巴山地乡土聚落及当代发展研究[D]. 闫杰.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5
[8]. 甘南藏区乡村聚落空间模式研究[D]. 成亮. 华中科技大学. 2016
[9]. 重庆忠县农村聚落空间分布研究[D]. 李媛. 重庆师范大学. 2014
[10]. 江苏省县域城乡聚落的空间分异及其形成机制研究[D]. 朱彬. 南京师范大学.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