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与核心价值观的反渗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反渗透论文,价值论文,核心价值观论文,普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些人仍然为“普世价值”问题所困扰，原因就在于偏离了这一讨论的关键所在。这一关键就是为什么践行“普世价值”必然导致“全盘西化”，而坚持改革开放必须批判抵制所谓“普世价值”。实际上，不论关于“普世价值”问题存在多少歧见，争论双方的共识争论的要害不在有无价值共识（或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而是这些共同价值能否成为行动指南，能够成为谁的行动指南，却成为真正争论双方的唯一共识。在极力推行“普世价值”的人看来：“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力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价值基础。”“批判普世价值的人士所反对的，不是普世价值这个概念，甚至也不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价值理念；他们所反对的，是根据这些价值理念来设计和建设的制度。他们反对按照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来改革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① 而在我们看来，在今天，推行“普世价值”不仅是西方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方式，也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改革开放所必须克服的重大干扰。因此，问题根本不在于是否承认人类有无某些共同的价值追求，而在于为什么不能用“普世价值”来指引我国的改革实践。
一
人类的某些共同价值追求，无非以两种方式存在：一是作为美好的愿望存在，例如关于人类“大同”一类的理想等，可以说是各民族世世代代的一种追求。其对于人类的道德进步和人性修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只限于道德价值，而不能作为实践的行动指南，因为愿望不能代替现实。历史发展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不以人性的诉求为路径，只有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的理想才具有实践意义。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派别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② 人们的主观愿望可以超越客观历史条件，向往美好的社会和完善的人性，也可以据此对现实作道德批判，但历史只能解决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的问题，科学理论只能回答已经进入实践视野的课题。这就是说，作为美好愿望的人类共同价值不是科学理论，不能作为现实运动的行动指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③
二是作为一个时期社会的主流价值存在，例如封建社会的荣誉、门第，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民主等。其作为具体时代的价值共识，甚至获得了并不适合该价值的一些社会群体的认同，因而成为思想统治的最好方式，成为维护特定社会秩序的手段。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④ 在当今世界，西方资本主义凭借其在经济科技上的优势，依然维系着其思想上的统治，把持着强势话语权，有资格以“普世价值”名义推行自身价值观。因此，在今天鼓吹践行“普世价值”，就是打着人类文明大势的旗号，向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回归，从而背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过来说，只有对于当今流行的“普世价值”持批判抵制态度，才能有共产主义的一席之地。
由此不难理解，何以不能把共产主义视为“普世价值”。在有些人看来，西方能打“普世”牌，我们为什么不能；西方把它的价值观说成“普世价值”，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共产主义作为“普世价值”。道理很简单。今天西方国家没有对于共产主义价值的任何认可，共产主义因此不仅被它们严重妖魔化而打压，而且不为其影响下的多数民众所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出于最良好的愿望，试图用“普世性”为共产主义争夺思想阵地，也只能是弄巧成拙的败笔，只能是模糊了自己的旗帜、扰乱了自己的阵脚。恩格斯在晚年纠正了自己年轻时的一个认识，即认为“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他指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现在也还有不少人，站在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立场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⑤ 我们至今还无法断定西方资产阶级能否以及何时产生“解放的需要”，但至少可以断定，它在今天完全没有这种需要、并且以共产主义为死敌。因此，不能用“普世”的人类性模糊共产主义的阶级性，否则，就是帮西方意识形态的忙。
这里也暴露了“普世价值”的一个玄机，它看似意味着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实际上只是统治思想的外衣，与普遍真理、客观规律有本质的区别。作为体现历史必然性的普遍真理，具有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普遍性，它不以人们的主观认同状态为依据，换言之，历史发展的客观真理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往往是结果，而不是前提。因此，邓小平在苏东剧变后坚定地表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他充满信心地预言：“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⑥ “普世价值”则不然，它的力量主要来自某一时段大多数人的主观认同。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主张照搬西方制度的一个似乎很充分的论据，就是认为虽说西方制度并非完美无缺，但它毕竟为现下绝大多数国家认可并实行，中国为什么要例外呢？然而历史反复证明，如果大多数人的认同就等同于历史规律，人类社会可能就止步于原始社会了；新制度、新道路的开辟，总是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历史潮流不取决于一时的人数多少，而取决于是否遵循客观真理和历史规律；甚至可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对于某种“普世价值”的颠覆。
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黑格尔关于“恶”在历史中的作用的思想，他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⑦ 关于贪欲的历史作用问题我们这里暂且不论，而历史的进步总是在挑战曾经的价值共识中实现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资本主义必然是对封建社会的“尊贵血统”和“家族荣誉”一类价值共识的颠覆，而社会主义则必然是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一类价值共识的颠覆，这难道还需要论证吗？反过来，成功颠覆了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共识的共产主义，就必然被现今依然占据统治地位的“价值共识”视为洪水猛兽般的“恶”，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这也驳斥了一些人试图通过划分价值和价值观、把普世价值冒充为普遍真理的辩称。如果把“普世价值”视同普遍真理，就必须具体分析共产主义对于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超越，而不是抽象地谈论和全盘接受当今流行的民主、自由价值观。
上述分析表明，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解放，就我们今天而言，就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前推进，不能依赖时下人类的价值共识，或所谓的“普世价值”，而只能依赖马克思主义，或直呼共产主义。如同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伟大功绩时所指出的：“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⑧ 在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上，不能有任何的含混不清。
二
除了一些蓄意制造混乱的人外，还有许多并无恶意的人因为“普世价值”绕进了人类共同价值的漩涡而难以自拔。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深刻复杂，而我们不少人对此认识不足。世纪之交、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意识形态冲突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在加大，而核心价值观的冲突首当其冲。2008年底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各国在承认其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的同时，却异口同声地捍卫和宣扬其核心价值观，并极力贬损在危机中表现最好的中国。“美国依然代表着全世界民众向往的普世理想——自由和民主。美国人一直在向世界传达着一种清晰的理念。与美国人不同，中国人自己都没有明确的价值观，更别提影响世界了。”⑨ “普世价值”之争表明，核心价值观上的渗透与反渗透，既是当前意识形态冲突的动向，也是我们借以判断当前意识形态态势的重要依据。
核心价值观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制度精神”，它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制度、一个国家运作模式赖以立足、借以扩展、得以持续的灵魂，因而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内核。核心价值观有三大作用：第一，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国家制度的道义基础，构成其合法性的依据，决定了其国家形象。现在西方对一些国家进行所谓人道主义的干预，之所以似乎是理直气壮，就因为其核心价值观还在被广泛认同，因而被干预的国家都被戴上了野蛮、流氓国家的帽子，而维护人权、维护西式民主体制，则似乎是时代的潮流。因此，核心价值观之争，首先是道德制高点之争。马克思主义在深刻揭示出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阶级实质和历史局限的同时，也就成功地抢占了当代人类文明的道德制高点。
第二，核心价值观为相应国家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基本思路，决定了其国家制度变革和调整的基本方向。核心价值观看似抽象的共性话语，与具体的制度构架无涉，实际上并非如此。作为特定社会经济形态的观念表达，尽管披着全民性话语的外衣，其利益导向却明白无误。以西方核心价值观为例，其自由，首先或本质上就是资本流转的自由、买卖自由，其实质是资本对于劳动的支配；其民主，要害就是金钱做主、商品投票，其实质是金钱对民意的操纵；其人权，首要或本质上就是维护异化状态下人格独立的外观，其实质就是资本人格化和劳动非人化的权力。这样，私有制或私有产权、议会民主制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就成为不可替代和或缺的制度要素，这也是赞同（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西方核心价值观所必然导致的结果。因此，核心价值观之争，从根本上说是制度建构权之争。
第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相关社会的主导价值，决定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主流民意。统治阶级思想转化为统治思想，主要通过核心价值观的渗透。当人们把本来从属于一定阶级、一定社会形态的核心价值观视为当然如此的“普世价值”时，统治阶级思想就成了社会广泛认同的统治思想。这种隐性的价值共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准则并由以培育生活方式，成为人们判断善恶、是非、美丑的内在尺度，并在重大关口左右着主流民意。这就是为什么通过议会道路、以“合法反对”方式难以撼动资本主义的原因。只有通过“批判的武器”颠覆其核心价值体系，再通过“武器的批判”推翻其国家政权，才能建立新社会。可见，核心价值观之争，就是思想主导权之争。没有核心价值观，就不可能引领社会思潮。
核心价值观、国家软实力的竞争成为当前意识形态冲突的焦点，对我们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从机遇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的当代中国，其迅速而持续地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苏东剧变后的世界历史格局。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已经从全面展示（甚至是炫耀）其制度优越，退缩到了力图保住“底线”，表明其在意识形态上全面进攻的格局开始松动，从而给社会主义扩大其影响力提供了机遇。事实表明，今天的西方思想界不仅有马克思复活、复兴的迹象，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趣也在加大。我们应当抓住这一机遇，很好地向世界展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但是，意识形态的冲突聚焦核心价值观，本身就有对我不利的一面。西方核心价值观由于披着“普世”的外衣，以广泛认同为筹码，不仅因此而淡化其意识形态性，而且一些重大理论界限也因此不易划清。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两大挑战：一是如何有效抵制批判西方核心价值观的渗透，使我们在这场更为隐蔽、复杂的意识形态较量中立于不败之地；另一是如何培育、怎么提炼我国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如何围绕着这一核心价值观，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三
以马克思主义还是以所谓“普世价值”指导我国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决不是空洞的名词、概念之争，而是有着十分确定的政治内涵。概括地说，我国的改革开放乃至当代人类的实践，是趋同、止步于现今的欧美文明，还是必然超越这一文明而迈向共产主义。这是当代中国几乎所有思想、国策争论的源头，也是重大的道路之争。实际上，“十月革命”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就把所谓“苏俄式共产与专制”视为对“英美式自由与民主”为代表的所谓“现代人类文明主流”的背离，根本否认科学社会主义的文明价值和进步意义。如果说，它们把“苏东剧变”视为社会主义的显性溃败的话，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就被其视为是隐性地放弃社会主义而向西方文明回归，因此，中国的改革在其辞典里就成为“西化”、“分化”的代名词。虽然它曾一百次、一千次地宣传已经把共产主义彻底清除，可是，又不得不一百零一、一千零一次地再向共产主义宣战，用“普世价值”消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视为最新的一次宣战。鼓吹“普世价值治国”的人毫不掩盖这一点。在他们看来，许多争论“在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但是在深层次上都是是否认同‘普世价值’的问题。”他们毫不掩饰地用“普世性”否定“中国特色”、从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宣称“‘特殊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关键时刻的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⑩ 这确实是关系到中国以至世界前途的重大交锋，我们有必要（只能以最简明的方式）阐明这其中的根本分歧。概括地说，这里涉及三大根本问题上的道路之争：一是社会和谐之路，或叫人类和解之路；二是共同富裕之路，或叫财富还民之路；三是人民当家作主之路，或叫公共权力回归社会之路。
追求社会和谐可以说是人类古已有之的美好愿望，更是空想社会主义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可是，资本主义诞生以来，阶级的划分和阶级斗争的趋势更为分明，因而在社会和谐的目标及其实现上就有了两种根本对立的主张：消灭阶级与阶级合作。在当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看来，“消灭阶级和阶层实质就是消灭社会分工，消灭社会不同行业，这完全是违反社会规律，是反人类反社会的理论。”(11) 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消灭阶级是我们的基本要求，不消灭阶级，消灭阶级统治在经济上就是不可思议的事。”(12) 从历史事实上说，虽然阶级的划分与社会分工的扩大、从而与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基于生产力和技术需要的社会分工，同基于社会等级（阶级）的划分而形成的分工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他们所说的“消灭分工”，就是消灭“社会活动的固定化”，因为它限制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换言之，阶级并不是生产和社会发展的永恒条件，从本质上说，它是以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为前提的社会等级。正因为如此，消灭阶级就是实现社会平等的必然要求，也是对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彻底发挥。“它是从对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反应中产生的，它从这种平等要求中吸取了或多或少正当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成了用资本家本身的主张发动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的鼓动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和资产阶级平等本身共存亡的。”(13) 上述对立在今天的表现，集中在关于社会和谐的根本思路上。西方今天反复向我们推销的，是所谓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把壮大“中产阶级”视为社会和谐的根本保障。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弄清：一是中产阶级的一时扩大，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例，还是普遍通行的趋势？二是“橄榄型社会”是稳定的社会形态，还是不断变动中的过渡形态？就第一个问题而言，谁也不能否认，所谓的“橄榄型社会”始终止步于少数发达国家，而其对于广大欠发达国家来说则始终不过是“橄榄枝”而已，当今世界的“两极化”局面并未改变。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就连欧美学界也普遍认为，“中产阶级”不仅难以界定，而且自身在不断分化中，而“拯救中产阶级”则已经成为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统治上层的焦虑。(14) 事实不断证明，不消灭阶级，社会和谐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与此相应的是社会共富之路。西方意识形态制造的又一神话，就是所谓“人间正道私有化”，只有私有制能够“还富于民”。然而，我们只要看看那些稍微敢于正视现实的对手们的观点，就不难看出号称自由民主代表的美国，也依然没有消除两极分化。华盛顿自由派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经济学家希瑟·鲍施伊说：“过去的30年中，美国的经济增长只是‘养肥’了那些站在收入阶梯顶层的人。目前美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并非是几只‘肥猫’把美国的收入水平抬高了，而是余下的大部分美国人几乎看不到自己收入能增长的机会，甚至是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工资因通货膨胀一年一年往下掉。”罗特格斯大学经济和公共政策教授威廉姆·罗杰斯也表示：“贫富不均的继续恶化将给美国带来双重后果：一是美国经济的长期不健康；另外，美国的整体繁荣指数也会下降，教育，健康等社会福利水平会被影响。”结论是：“没有人愿意提及的阶级战争仍在继续，没有减弱。”(15) 分歧仅仅在于，这种贫富分化是否根源于私有制，而对此不同的回答又根源于不同的立场和方法。马克思一再指出，当资产阶级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时候，就失去了彻底探求真理的勇气，用现象掩盖真相就成为其最高方法论原则，它“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是另外的样子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作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所断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外表，并且把它当作最终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把表象当做终极真理是其阶级立场的绝对需要，因为“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因此，在这里统治阶级的绝对利益就是把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16) 我想，这仍然是今天西方主流话语用阶层掩盖阶级、用分配关系掩盖生产关系、用局部调和掩盖根本冲突的基本原因。
公共权力向社会回归之路的核心是国家问题。列宁曾认为：“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也可说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17) 最大的混乱就在于，他们把国家视为公平正义的化身，而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今天，国家问题的混乱集中在民主问题上，它制造出民主是目的、民主制度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神话。马克思主义对于民主最为重要的观点有二：第一，民主本质上是国家的统治方式，而国家作为特殊的公共权力，本质上是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统治。因此，当我们还需要民主的时候，就意味着人民还没有真正当家作主，而当人民已经当家作主的时候，民主也就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了。这就是说，民主从根本上说是手段、更是历史现象，当公共权力还表现为国家权力的时候，当越来越精致的暴力和越来越职业化的官僚依然是权力的依托时，它就不可能是真正为社会所拥有的公共权力，因而人民当家作主不可能在“民主国家”的框架中实现。列宁明确指出：“我们赞成民主共和国，因为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无产阶级最有利的国家形式。但是，我们决不应该忘记，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人民仍然摆脱不了当雇佣奴隶的命运。”(18) 他还对比了在国家权力不存在的情况下，公共权力是如何运作的：“在与现代文明人类相距几千年的时代，还看不到国家存在的标志。我们看到的是风俗的统治，是族长所享有的威信、尊敬和权力”。(19) 第二，民主共和制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最好和最后形式。它造成了一种民意做主其表、资本操纵其里的功效，给人们一种似是而非的、当家作主的满足。“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20) 我们可以利用民主共和国的形式让人民学习民主，但是不能陷入资产阶级民主的幻觉。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虽然也可借鉴西方民主政体的一些做法，但从根本上说是另一条民主道路，这就是人民群众以共产党及其他相关组织为依托，通过自我教育、自我提高、不断学习，真正实现当家作主。因此，我们在现阶段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统一，最终目标是促进国家权力的自行消亡。把所谓“法治国家”永恒化，公共权力向社会回归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四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我们把握新形势下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主动权奠定了基础。但也毋庸讳言，我们今天在核心价值观方面还不够明晰，不够凝练，甚至还缺乏共识。如何从中提炼出简单、明了、制度特征鲜明而又与优秀传统、人类文明未来相一致的核心价值观，并着力加以培育，是当务之急。正因为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制度精神”，因而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中，最忌以简明、时代性、人类性为由，抹杀其社会主义制度特征。当然，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21)，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然是现实性和理想性的统一。基于这点，我们在具体的文字表述上还可以斟酌，但似应体现以下“精神”。
一是劳动优先，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核心价值。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22)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认为劳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他说：“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23) 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剥削制度对社会造成的最大的祸害，就是在对劳动者进行剥夺的过程中使劳动成为奴役人的手段，使鄙视劳动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就是通过“劳动的解放”（联合起来的工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的复归”（使劳动成为生命的第一需要），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是“人民至上”，这是由我们的国体、我们党的性质等根本制度属性决定的基本价值。“人民”是以先进阶级为根基的社会大群体，因而是和绝大多数个人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具体概念，而绝不是一个空洞的集合名词。坚持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才使历史客观规律的发现成为可能（突破个体主体的局限性），使历史规律性和选择性的统一成为可能，使超越个人利益和献身共同理想具有坚实的基础，因此，“人民”实际上就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心中的“上帝”。“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以人为本”的准确解读，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基，也是每个人超越自我的力量源泉。
三是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具有持久吸引力的价值基础。共同富裕就要逐步消灭剥削、防止两极分化，并最终消灭阶级。因此，没有共同富裕就不是社会主义；反过来，社会主义为共同富裕奠定了制度前提，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追逐物质占有的共同发财，更不是物质至上主义，而是在消灭剥削基础上通过全面发展、促使阶级差别消灭的过程，从而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社会条件。可见，共同富裕是建立在社会利益最大化上的价值追求，体现了开阔的眼界和崇高的精神。
四是公平正义，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价值追求。社会主义的公平，表现为形式平等和事实平等相统一、“做蛋糕”和“切蛋糕”相协调的历史过程，并最终达到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社会主义的正义，源自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最高命令，体现了真正的以人为本。因此，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生机勃勃的价值源泉。
五是和谐进步，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价值特征。消除了根本利益上的对抗和冲突，为社会和谐奠定了经济基础；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和党的领导相统一，为社会和谐奠定了政治基础；坚持人民充分享受物质文化生活和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相结合，为社会和谐奠定了精神和社会基础。可见，社会主义的和谐，以进步为动力，以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新型文明为追求，因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不是文化浪漫主义，更不是文化保守主义。
我们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过程，变为广大人民群众认同和践行这一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使它真正在人们心中、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在内外交往中积极地发挥作用，使它在国家的道义宣示、制度构建和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全面地渗透中全面地发挥作用。这是我们今天思想战线上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和最根本的挑战。换言之，我们在本世纪中叶所要实行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究竟是走向共产主义的更为坚实的基础，还是成为以资产阶级“启蒙价值”为基础的现代性社会，这一问题在今天尖锐地摆在了我们面前。这就是意识形态聚焦于核心价值观对于当代中国的问题所在，也是新形势下的“中国向何处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推行，必将更加有力地推动我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
注释：
① 秦晓：《秉承普世价值 开创中国道路》，凤凰网财经讯息2010年8月2日。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5－75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3－424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383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7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7页。
⑨ 《参考消息》2010年6月10日。
⑩ 秦晓：《秉承普世价值 开创中国道路》，凤凰网财经讯息2010年8月2日。
(11) 《中国改革论坛》2004年4月14日。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9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8页。
(14) 据统计，从1983年到2004年，美国中产阶级的负债/收入比率从0.45上升到1.19。可以说，过去二三十年来美国经济的景气，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中产阶级靠信贷支撑的过度消费基础之上。而此次经济危机给中产阶级带来更加沉重的打击，累计失业人数超过800万人，多达200万美国家庭由于无力支付房贷而失去住房。转引自中国发展门户网2010年9月7日。
(15) 《参考消息》2010年11月19日。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1页。
(17)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页。
(18)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5－126页。
(19)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28页。
(20)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0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1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09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30页。
标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文; 个人核心价值观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共产主义国家论文; 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经济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