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孙吴历史进程的两位女性：吴夫人与全公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孙吴论文,两位论文,夫人论文,历史进程论文,公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05)01-0015-08
作为六朝史的开端，孙吴政权不仅在三国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江南社会发展史上也占有突出的地位，理应受到史家的重视。对于孙吴时期的历史人物，诸如孙坚、孙策、孙权父子及张昭、周瑜、鲁肃、顾雍、陆逊等重要人物，也应进一步加强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抓住问题的关键和要害。
不过，仔细考察孙吴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不同时期还有一些不为人们关注但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人物，他们多处于历史大幕的背后，暗中操纵和摆布着当时的人事和政局，发挥着潜在的历史作用。但随着历史的推移，由于时间久远，史籍记载浮于表面，这些素来隐藏在历史背后的人物便很容易被常人不经意间所忽视。这样，要了解他们的事迹与作用，感受他们曾经具有的巨大历史能量，只有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的“细读”与“考释”，才能有所“发明”与揭示。就孙吴历史的情况而言，存在着不少这样的人物，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孙权之母吴夫人和孙权之女全公主。
一、吴夫人：孙吴立国过程中的主要决策者与协调者之一
孙吴立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肇始于孙坚，奠基于孙策，成就于孙权，历时数十年，非一朝一夕之事；其间很多人参预其事，断非个人之功。就其过程而言，孙坚四处征战，并依附于袁术，尚未有明确的割据发展的目标，真正考虑割据江东的规划并付诸实施，是从孙策开始的。但孙策在江东作为袁术的“附逆”，受到江东儒学士大夫和东汉朝廷命官的激烈反对，且孙策渡江仅三年便被仇人刺杀，其弟孙权年仅十九临危受命，内忧外患，孙氏政权时刻有倾覆之虞。从孙坚战死后，孙策定计南归江东，特别是团结南北人士、减缓阻力，直到扶持孙权，巩固统治基础，皆有吴夫人的一份功劳。
孙坚吴夫人，《三国志》卷五○《吴书·妃嫔·吴夫人传》载其家“本吴人，徙钱唐，早失父母，与弟景居。孙坚闻其才貌，欲娶之。吴氏亲戚嫌坚轻狡，将拒焉，坚甚以惭恨。夫人谓亲戚曰：‘何爱一女以取祸乎？如有不遇，命也。’于是遂许为婚，生四男一女。”由这段记载可以推测，钱唐吴氏虽非高门大族，但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婚姻是士族社会非常重视的一个维护门第的方式，对待婚姻的态度可以判断其人的阶级身份与文化品格。孙坚出自寒门，所谓“轻狡”，正是其性格的典型表现（注：关于孙坚之阶级出身及其“轻狡”的特性，方诗铭先生在《三国人物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之三七“‘轻狡’之徒孙坚”条中已有详实的考论，请参看。），其甚者不惜打家劫舍。吴氏家族既轻视孙坚，说明其门第较高，吴夫人则怕孙坚祸害其家族，才不得已答应这门婚事的。吴夫人的这一出身可以使其受到一定的文化教育，她后来注意到“优贤礼士”，与此恐不无关系。另外，吴夫人自少便有胆识，临危不惧，有主见，有决断力。她后来较多地参与孙氏立国之决策，正与其修养与性格有关（注：吴夫人的素养与性格对孙策、孙权兄弟影响很大，孙坚长期在外征战，教育子女主要靠吴夫人。《建康实录》卷一称“后（孙）坚薨，夫人家于舒，抚育孤幼，严于母训。及策统众，夫人助治军国，至多补益。”汉魏之际，孙氏兄弟是很杰出的，曹操曾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传》注引《吴历》）可见当时人对孙氏兄弟的评价。）。关于吴夫人的作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吴夫人救护江东名士，减轻孙氏兄弟诛戮江东英豪的负面影响
孙策渡江，在名义上是作为袁术的附庸南征的，其依靠的军队主要是来自江北的部曲，且孙氏又出自寒微，这在门阀意识日渐增强的汉魏之际，显然是不受儒学士大夫欢迎的，给人一种入侵者的形象。对江东地方豪强的反抗，孙策严厉打击，《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传》注引《傅子》：“孙策为人明果独断，勇盖天下，以父坚战死，少而合其兵将以报仇，转斗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邻国。”同书卷五一《孙韶传》注引《会稽典录》亦载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根据有关记载和研究，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孙权统治的前期，有的江东名门旧族几被杀绝（注：关于孙策、孙权之诛戮江东英豪，史籍记载甚为简略，未引起学界重视，直到田余庆先生《孙吴建国的道路》（刊于《历史研究》1992年第一期，辑入田先生著《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版）一文发表，才基本考证清楚这一历史问题。此事关乎孙吴政权阶级性质的探讨与认定，十分重要，请参见。）。作为不同阶级与利益集团间有关统治权的争夺，孙氏兄弟的这一举措，虽有不得已处，但其诛戮之具体对象、人数、程度及延续之时间等，则可适当加以控制。否则，一味滥杀，必将引起江东士大夫的怨恨和反抗，造成局势的长期动荡，这对孙氏政权的巩固是十分不利的。从当时情况看，惟有吴夫人较为清醒，并利用她特殊的身份，劝导孙策，拯救了一些名士的生命。
关于这方面的例证，如《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策传》注引《吴录》：
时有乌程邹他、钱铜及前合浦太守嘉兴王晟等，各聚众万余或数千。引兵扑讨，皆攻破之。策母吴氏曰：“晟与汝父有升堂见妻之分，今其诸子兄弟皆已枭夷，独余一老翁，何足复惮乎？”乃舍之，余咸族诛。
王晟参预针对孙氏的武装反抗，“诸子兄弟皆已枭夷”，吴夫人力救保全了王的性命。
又《三国志》卷五○《吴书·妃嫔·孙坚吴夫人传》注引《会稽典录》：
策功曹魏腾，以迕意见谴，将杀之，士大夫忧恐，计无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谓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当优贤礼士，舍过录功。魏功曹在公尽规，汝今日杀之，则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见祸之及，当先投此井中耳。”策大惊，遽释腾。夫人智略权谲，类皆如此。
由此可见吴夫人救助士大夫是颇为用心的。所谓“类皆如此”云云，这类事例较多。
当然，由于孙策果于杀戮，吴夫人也有受挫的事例。同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载当时有一位道士于吉，“吴、会人多事之”，一次孙策“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策令收之，“诸事之者，悉使妇女入见策母，请救之”，尽管最终吴夫人救助于吉未成，但由诸将宾客关键时刻“悉使妇女入见策母，请救之”，可见吴夫人确多有此举。吴夫人如此，主要在于保存一些儒学名士，以协调与江东大族的关系，她明确要求孙策“当优贤礼士”，改变一味杀戮的残暴政策，这是颇有见识的看法。后来孙权在张昭等人辅助下，优遇士人，正是推行的这一政策。应该说，孙吴政权“江东化”的最早倡导者是吴夫人。
（二）孙权临政之初，吴夫人“助治军国，甚有补益”
建安五年(200)，孙策被许贡部曲刺杀身亡，事起仓促，原本便尚未稳固的江东局势，更是增添了难以预料的变数，新生的孙氏政权甚至有倾覆的危险。《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张昭、周瑜等谓权可与共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同书卷五二《张昭传》注引《吴书》：“是时天下分裂，擅命者众。孙策莅事日浅，恩泽未洽，一旦倾陨，士民狼狈，颇有同异。及昭辅权，绥抚百姓，诸侯宾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这里记述孙权初登位，情势颇为紧张：江东大族之“英豪布在州郡”，而流寓人士则“以安危去就为意”，“颇有同异”，“未有君臣之固”。在这一关键时刻，孙权得以稳定局势，主要依赖张昭、周瑜等人安抚流寓人士，“绥抚百姓”。而张昭诸人之所以尽心竭力辅佐孙权，则有赖于吴夫人的协调。
孙权辅助班子的组建，与吴夫人关系甚大。《三国志·吴书·妃嫔·吴夫人传》称“及权少年统业，夫人助治军国，甚有补益。”具体说来，其关键在于“优贤礼士”，组建孙权辅助班子，稳定人心。当时，孙氏政权主要依靠流寓人士的支持，吴夫人工作重点也在于争取其代表人物。张昭，彭城人，《三国志》卷五二本传载其汉末流徙江东，“孙策创业，命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可见，孙策委昭以重任，便得到吴夫人的赞许。策死前，“以弟权托昭，昭率群僚立而辅之”，显然也得到吴夫人的首肯。建安七年，吴夫人死，“引见张昭，属以后事”（注：《三国志》卷五○《吴书·妃嫔·孙坚吴夫人传》。后来张昭在孙权称帝后不断产生冲突，昭一再说：“臣虽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诚以太后临崩，呼老臣于床下，遗诏顾命之言故在耳。”又有“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属陛下，而以陛下属老臣”云云（见《三国志》卷五二《吴书·张昭传》）。确可见吴夫人对张昭的信重及其使用过程中的作用。）。这一安排对孙权早期统治地位的确立和逐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张纮，据《三国志》卷五三本传，广陵江都人，孙策渡江前曾与其母吴夫人居江都，并就南渡战略征求过张纮的意见。《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吴历》载“初，孙策在江都时，张纮有母丧。策数诣纮，咨以世务”，策欲渡江，纮表示“方今世乱多难，若功成事立，当与同好俱南济也”，策曰：“一与君同符合契，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于君，策无复回顾之忧。”说明吴夫人早在江都便受到张纮照顾，非常熟悉。南渡后，纮与张昭同为孙策主要谋士，得到吴夫人的认可。策死，夫人又以纮扶助孙权。《张纮传》注引《吴书》：“权初承统，春秋方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难，深怀忧劳，数有优令辞谢，付属以辅助之义。”
吴夫人不仅对文臣如此，对武将之代表人物也如此。周瑜，据《三国志》卷五四本传，庐江舒人，孙策早年客居庐江，与瑜“有无通共”。策死前，急召瑜与张昭共同辅助孙权。注引《江表传》载吴夫人素亲信瑜，曾对权说：“公瑾（瑜字）与伯符（策字）同年，小一月耳，我视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这实际上是将孙权托付给周瑜。又《三国志》卷五五《吴书·董袭传》：“董袭字元代，会稽余姚人，长八尺，武力过人。……策薨，权年少，初统事，太妃忧之，引见张昭及袭等，问江东可保安否，袭对曰：‘江东地势，有山川之固，而讨逆明府，恩德在民。讨虏承基，大小用命，张昭秉众事，袭等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时也，万无所忧。’众皆壮其言。”吴夫人“问江东可保安否”，实际上是看诸人对孙权的态度。在得到文武大臣明确的支持表态后，吴夫人搭建起了孙权的辅佐班子。正是在他们的协同努力下，侨、土人士逐渐地聚拢起来，稳定了江东的局势，孙权的地位也随之确立起来了。
（三）关于是否纳质曹操问题的决策
孙权统事之初，局势复杂，可谓内忧外患。所谓内忧，即如何团结南北人士，聚拢人心，这在吴夫人的协调下，大体解决了。而外患，则主要是曹操统一北方之后，对江东加强了攻势，逼迫孙权纳质，这关乎孙氏江东政权的未来走向。对此，孙氏集团内部存在分歧，何去何从，最终要由吴夫人定夺。《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曹公新破袁绍，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书责权质任子。权召群臣会议，张昭、秦松等犹豫不能决，权意不欲遣质，乃独将瑜诣母前定议，瑜曰：“……质一入，不得不与曹氏相首尾，与相首尾，则命召不得不往，便见制于人也。极不过一侯印，仆从十余人，车数乘，马数匹，岂与南面称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观其变。……将军韬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质之有！”权母曰：“公瑾议是也。……”遂不送质。
曹操当时“挟天子以令诸侯”，具有舆论上的优势，这对儒学士大夫有很大的影响，故张昭等人主张“质任子”（注：张昭是孙吴流寓人士中儒学士大夫的杰出代表，深受儒学节操观念的影响，他主张纳质，是出于对汉廷的忠义，倒未必是屈服于曹操的威吓，更不是对孙权的背叛。正由于这一原因，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张昭等文臣又主张降附曹操，引起孙权的极大不满。），而孙权、周瑜等则“不欲遣质”，但如何决策呢？最终还是要靠吴夫人协调后“定议”。吴夫人在分析利弊后决定“不送质”，并由她说服张昭等人。吴夫人的这一决定对孙吴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战略选择。如果孙权纳质，成为曹操的附庸，便失去了独立发展的机遇；如果吴夫人不出面协调，孙氏集团中文、武臣属便有可能分裂，演化成内部争斗，无谓地消耗有生力量。由于吴夫人特殊的地位与有效工作，作出了正确的决策，避免了潜在的矛盾，使弱小的孙吴政权获得了发展的良机。
由上考述，吴夫人在孙吴立国江东之初，无论在孙策南下战略的确定，对江北谋士的交结，还是对江东本土名士的保护和坚持江东独立发展策略的“定议”等方面，她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她是孙吴政权草创时期的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田余庆先生曾指出在孙策死后，“张昭、周瑜共挽危局的这个阶段，太妃吴夫人起了重要作用”，并指出“她在筹思军国大事时首先是以确保江东为虑的”，正由于她的协调，南北人士“共撑危局，江东始得改观”（注：见前揭《孙吴建国的道路》一文的有关论述。关于孙坚吴夫人的活动及其对孙吴政权初期的影响，以往史家少有关注者，最早提出相关问题并予以发微者，当属田余庆先生在此文中的论述。本文所论，虽有所深入，但多受田先生的启发。）。验之史实，这一看法是完全可信的。（注：关于吴夫人逝世的时间，《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传》载建安七年“权母吴氏薨”，夫人本传也如此。但《三国志》卷五○《吴书·孙坚吴夫人传》注引《志林》则推测“吴后以十二年薨”，《建康实录》卷一及《资治通鉴》卷六五亦皆载为建安十二年。）
二、全公主：孙权后期及孙亮时期政治斗争恶化的主谋之一
全公主，又称全主，是孙权之步夫人所生长女，女以母贵，深得孙权喜爱。她权力欲极盛，对孙权后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决策和人事安排都有影响。孙权死后，她一度成为暗中操纵孙吴核心权力运作的主要人物，对孙权后期朝政的昏愦与幼主孙亮时期的乱政负有主导责任。下文就此略作考述，以见其实。
（一）参预为其母争后，并迫害其对手
孙权之女全公主是孙吴政治史上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作为一位公主，她能得势，并一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与孙权之宫闱生活不无关系。陈寿在《三国志·吴书·妃嫔传》末有评云：“远观齐桓，近察孙权，皆有识士之明，杰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闺庭错乱，遗笑古今，殃流后嗣。”所谓“嫡庶不分，闺庭错乱”，正指出了孙权后宫生活的混乱。孙权在位五十余年，长期未正式立后，他最中意的嫔妃是临淮淮阴步夫人。据《三国志·吴书·妃嫔·孙权步夫人传》，步氏汉末南渡，“以美丽得幸于权，宠冠后庭。夫人性不妒忌，多所推进，故久见爱待。权为王及帝，意欲以为后，而群臣议在徐氏，权依违者十余年，然宫内皆称皇后，亲戚上疏称中宫。”可见孙权对步氏之宠爱，其因在于其不仅美丽，而且“性不妒忌，多所推进”。步氏之所以未能立后，主要在于“群臣议在徐氏”。关于徐氏，同上书《孙权徐夫人传》载其早年为权所娉，母养权长子孙登，但因妒“废处吴”，后登为太子，“群臣请立夫人为后，权意在步氏，卒不许。”（注：《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吴主五子·孙登传》也有相同的记载：“初，登所生庶贱，徐夫人少有母养之恩，后徐氏以妒废处吴，而步夫人最宠。……登将拜太子，辞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权曰：‘卿母安在？’对曰：‘在吴。’权默然。”孙登反对立步氏，因此受到孙权的冷遇和莫名的排斥。对此，拙文《孙权立嗣问题考论》一文（刊于《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1期）已有较为深入的考述，此不赘叙。）太子孙登虽非徐氏亲生，但有母养之功，从“子以母贵，母资子贵”的儒家观念来看，这关乎到君权的承继关系，故群臣坚持立徐氏。作为步氏长女，全主在自己母亲与徐氏的争后过程中，一定会倾向步氏（注：在徐夫人与步夫人争后过程中，暗藏着孙权与江东本土大族的斗争。徐氏为辽东人，且为太子登养母，无论从地缘关系，还是从儒家理念，江东大族都坚持拥立徐氏。正由于江东大族的抗争，孙权迟迟不敢贸然立步氏为后。）。
不过，徐夫人和太子登死后，步氏仍未能立后。这时与步氏竞争的是王夫人。据《孙权王夫人传》，王氏琅邪人，“以选入宫，黄武中得幸，生和，宠次步氏。”又载：“和母贵重，诸姬有宠者，皆出居外。”这说明徐氏之后，王夫人又得宠，且排他专宠之心强烈，对步氏构成威胁。步夫人之所以先受阻于徐夫人，后又受阻于王夫人，主要在于她没有儿子。
步夫人虽无子，但她生有二女：长女鲁班，字大虎，先嫁周瑜子循，后改嫁全琮，故称为“全公主”或“全主”；少女鲁育，字小虎，先嫁朱据，后改嫁刘纂，故称“朱主”。由于其母步氏长期为孙权宠信，二位公主也成为特殊人物，其影响甚至超过了孙权的儿子，特别是全公主颇多心计，在孙吴宫廷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根据有关记载，在“二宫构争”中，全公主实际上是一个主角。所谓“二宫构争”，是赤乌年间太子孙和与其弟鲁王霸之间争夺继嗣位的斗争，从赤乌五年直到十三年，长达八九年，朝臣截然分党，阵线分明，斗争激烈，其中陆逊、朱据等儒学大族名士多拥戴太子和，而步骘等则支持鲁王霸，骘与步夫人同族，也当敌视王夫人及其子和。最终太子和被废，后在流放途中死亡，鲁王霸亦被处死，不少士人也受牵连被诛，造成了孙吴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纷争。
关于全公主在“二宫构争”前后的活动，《三国志·吴书·孙权王夫人传》载：
步氏薨后，和立为太子，权将立夫人为后，而全公主素憎夫人，稍稍谮毁。及权寝疾，言有喜色，由是权深责怒，以忧死。
可见，全公主在为其母争皇后失败后，对王夫人及太子和加以攻击，欲意置之死地而后快。由“全公主素憎（王）夫人”一语，可见其间矛盾之深，非一朝一夕。又同书《孙和传》：
（和）少以母王有宠见爱。……赤乌五年，立为太子，时年十九。……是后王夫人与全公主有隙。权尝寝疾，和祠祭于庙，和妃叔父张休居近庙，邀和过所居。全公主使人觇视，因言太子不在庙中，专就妃家计议；又言王夫人见上寝疾，有喜色。权由是发怒，夫人忧死，而和宠稍损，惧于废黜。
又同书《孙休朱夫人传》载其乃“朱据女，休姊公主所生也。……初，孙和为太子时，全公主谮害王夫人，欲废太子，立鲁王，朱主不听，由是有隙。”很显然，全公主是当时斗争中的关键人物，她劝乃父孙权“立鲁王”，目的在于害死王夫人与太子和。因此，全公主是鲁王霸党背后的主要支持者。
另外，在“二宫构争”中，全公主之夫全琮家族卷入甚深。《三国志》卷六○《吴书·全琮传》注引《吴书》：“（琮）次子寄，坐阿党鲁王霸赐死。”（注：《三国志·吴书·吴主五子·孙霸传》也载：“时全寄、吴安、孙奇、杨竺等阴共附霸，图危太子。”）《三国志》卷五八《吴书·陆逊传》载：“先是，二宫并阙，中外职司，多遣子弟给侍。全琮报逊，……琮子寄，果阿附鲁王，轻为交构。逊书与琮曰：‘卿不师日磾，而宿留阿寄，终为足下门户致祸矣。’琮既不纳，更以致隙。”全琮本为江东人物代表之一，他让次子寄附会孙霸，公然与陆逊作对。全氏是江东本土大族中少数支持鲁王霸的家族，其立场的转变，显然与其夫人全公主的活动不无关系。
不仅如此，更令人惊诧的是全公主还有更深一步的政治安排。她深知鲁王霸与太子和争嗣，必然会两败俱伤，孙权在废弃孙和后，一般说来，不会轻易任用鲁王，否则，政局难以稳定。基于这种考虑，全公主将其夫全琮孙女嫁给孙权幼子亮（注：这是一桩不合礼法伦常的婚姻，全琮孙女虽非全公主之血亲，但从辈份上说，全公主也为祖母；孙亮虽为权潘夫人所生，与全主不同母，但为同父异母弟，全主将二人结合在一起，这完全不合礼法。不过，孙权及整个孙氏集团之婚姻，这类情况甚多，反映了孙氏寒门阶级之文化特征。对此，拙文《略论孙权父子之‘轻脱’》一文（刊于中国台湾《汉学研究》2003年下半年刊）已有深入的考论，敬请参看。），并影响孙权，有意立亮为继嗣，以便她从中驾驭。《孙亮全夫人传》载：
孙亮全夫人，全尚女也。从祖母公主爱之，每进见辄与俱。及潘夫人母子有宠，全主自以与孙和母有隙，乃劝权为潘氏男亮纳夫人，亮遂为嗣。
可见全公主利用孙亮母子来对抗孙和母子，并将全尚女“每进见辄与俱”，给孙权留下印象。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孙亮年幼，被立时仅八岁，这对全公主来说，比之鲁王更便于操纵。对全公主的用心，《资治通鉴》卷七五的记载表述得更为明确：“初，会稽潘夫人有宠于吴主，生少子亮，吴主爱之。全公主既与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结，数称亮美，以其夫之兄子尚女妻之。”（注：《通鉴》卷七五252年载孙权潘皇后“性刚戾，吴主疾病，后使人间孙弘以吕后称制故事。左右不胜其虐，伺其昏睡，缢杀之，托言中恶，后事泄，坐死者六七人。”胡三省于此条下注云：“斯事也，实吴用事之臣所为也。潘后欲求称制，左右小人正当相与从臾为之，安有不胜其虐而缢杀之理！吴史缘饰，后人遂因而书之云尔。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诚哉！”胡氏所论甚是，潘后张狂，引起“用事之臣”的嫉恨，可以推测，当时暗中操纵此事的主要人物当是全公主与孙弘等人。）
孙权死前，似乎意识到了孙亮年幼，难以掌管大局，于是有恢复废太子和地位的想法，《三国志·吴书·孙和传》注引《吴书》：“权寝疾，意颇感寤，欲征和还立之，全公主及孙峻、孙弘等固争之，乃止。”（注：《通鉴》卷七五《魏纪》七，嘉平三年(251)载此事，胡三省注曰：“争者，恐和复立，为己患也。”可谓一言中的。）可见权死前，中枢权力实际上已为全公主及其集团所控制。需要指出的是，朱主鲁育在“二宫构争”中与其夫朱据态度一致，支持太子和，而与全主对立。《孙休朱夫人传》载：“初，孙和为太子时，全主谮害王夫人，欲废太子，立鲁王，朱主不听，由是有隙。”看来朱主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的代表，孙权于赤乌末年，将朱主女纳为子孙休妃，目的也是在两个女儿之间保持平衡（注：从辈分上说，朱主与孙休为姐弟关系，将外甥女嫁给舅舅，正说明孙权之寒门无礼，参前揭《略论孙权父子之‘轻脱’》一文的有关论述，不赘。）。孙权扶持二个女儿，将她们安排不同的政治阵营中，无论哪一方得胜，都可以确保孙氏的统治地位。正因为如此，两党激烈斗争，其代表人物多遭迫害（特别是陆逊、朱据等江东大族损失极大），孙权甚至不惜将两个儿子相继废杀，而对步氏二女如此宠重，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二）孙亮时期政治权力的实际操纵者
据《三国志》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太元元年(251)末，孙权病危，太子孙亮仅九岁，权于是安排辅政大臣，征召侨寓人士代表大将军诸葛恪为太子太傅，中书令孙弘为少傅，同时召太常滕胤、侍中孙峻、将军吕据“属以后事”，组成了一个由侨寓人士和宗室为主的顾命集团。在“二宫构争”中，全公主在朝臣和宗室人物中安排自己的亲信，并将其夫全氏家族子弟安排在军政要害部门，这导致孙权过世前后的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孙亮统治的五六年时间里，实际的政治大权掌握在全公主手中。其中代理全主行使权力的政治伙伴有中书令孙弘和大将军孙峻等，特别是孙峻，完全是全公主任意驱使的工具。峻姊为全尚妻，这与全公主有共同的姻缘背景，自然结成利益集团。可以说，尽管孙权死前安排了以诸葛恪为首的辅政人选，但实际权力掌控在其女全公主手中。
诸葛恪辅政，在朝中缺乏牢固的政治基础，孙权之所以看中他，主要是他的士大夫身份——对于孙吴侨寓士大夫集团而言，当时诸葛恪是唯一具备号召力并为各个方面所接受的人物。孙权希望他能与宗室人物合作，稳定政局。不过，这一安排有一个致命的内伤，即恪与全公主等素有矛盾。诸葛恪是废太子和之妃张氏之舅（注：据《三国志》卷五二《吴书·张昭传附子承传》，“初，承丧妻，昭欲为索诸葛瑾女，承以相与有好，难之，（孙）权闻而劝焉，遂为婿。生女，权为子和纳之。权数令和修敬于承，执子婿之礼。”），太元二年，诸葛恪秉政，很快与全公主产生冲突，究其根源，与太子和问题有关。早在“二宫构争”中，恪便拥戴太子和。恪临政，有恢复太子和地位的想法，《三国志·吴书·孙和传》：
恪即和妃张之舅也。妃使黄门陈迁之建业上疏中宫于恪。临去，恪谓迁曰：“为我达妃，期当使胜他人。”此言颇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宫，民间或言欲迎和。及恪被诛，孙峻因此夺和玺绶，徙新都，又遣使者赐死。和与妃张辞别，张曰：“吉凶当相随，终不独生活也。”亦自杀，举邦伤焉。
由此可见，诸葛恪辅政初险为孙弘所害，秉政后仅一年多，便为孙峻所杀，连带太子和被害，主要在于全公主的阴谋活动（注：诸葛恪辅政后，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争取人心，又先后两次发动对曹魏的北伐，意在立大勋而树立威望。但他操之过急，引起上下反对，终于为孙峻所利用遭诛。对此，拙文《诸葛恪辅政及其北伐失败原因考析》有详细的考述（《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三期），敬请参看。又表面上害恪者是孙峻，实际上，峻之活动无不受制于全公主的指使。）。
诸葛恪之死，是孙吴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士大夫主持政治的局面结束了，政治权力完全由宗室控制，《三国志》卷六四《吴书·孙峻传》载峻“既诛诸葛恪，迁丞相大将军，督中外诸军事，假节，进封富春侯。”但实际上，“峻素媚事全公主”，峻本传载：
峻素无重名，骄矜险害，多所刑杀，百姓嚣然。又奸乱宫人，与公主鲁班私通。
又《孙休朱夫人传》亦载：
建兴中，孙峻专政，公接皆患之。全尚妻即峻姊，故惟全主祐焉。
全公主通过丞相孙峻来控制政局，制造了不少冤案。一是立即处死废太子孙和，断绝一些儒学士大夫的念头。《孙和何姬传》：
太子和既废，后为南阳王，居长沙。孙亮即住，孙峻辅政。峻素媚事全主，全主与和母有隙，遂劝峻徙和居新都，遣使赐死，嫡妃张氏亦自杀。
至此，全公主终于将太子和问题彻底解决了。
不仅如此，她还将矛头对准了其妹朱公主。《孙休朱夫人传》载朱公主反对全公主废太子和的图谋，全主恨之，孙亮五凤中（254-255年），“孙仪谋杀峻，事觉被诛。全主因言朱主与仪同谋，峻枉杀朱主。”之所以要杀朱主，不仅对太子和的处置双方存在分歧，而且朱主也受到孙权的特别照顾，在某些方面可以与全主对抗，故全主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必诛之而后快（注：《三国志》卷五○《吴书·孙休朱夫人传》注引《搜神记》载：“孙峻杀朱主，埋于石子冈。归命（孙皓）即位，将欲改葬之。冢墓相亚，不可识别，而宫人颇识主亡时所著衣服，乃使两巫各住一处以伺其灵，使察鉴之，不得相近。久时，二人俱白：见一女人年可三十余，上著青锦束头，紫白袷裳，丹绨丝履，从石于冈上半冈，而以手抑膝长太息，小住须臾，进一冢上便往，徘徊良久，奄然不见。二人之言，不谋而同，于是开冢，衣服如之。”石子冈是当时的乱坟区，将朱主葬于此，是一种严厉的惩罚。所谓“孙峻杀朱主”，背后的主谋是全公主无疑。）。这样，孙权精心设计的公主干政的局面终以自相残杀结束。
在这一过程中，全公主大力培植其夫系家族全氏的势力，以填补权力真空。《孙亮全夫人传》载：
夫人立为皇后，以（全）尚为城门校尉，封都亭侯，代滕胤为太常、卫将军，进封永平侯，录尚书事。时全氏侯有五人，并典兵马，其余为侍郎、骑都尉，宿卫左右，自吴兴，外戚贵盛莫及。
全主的这一安排，显然是想自己更直接的操纵孙吴军政大权。
256年，孙峻死，其堂弟孙綝执掌军政大权。此时孙亮年龄已十五六岁，开始亲政。据《孙休朱夫人传》，太平中（256-257年），孙亮“知朱主为全主所害，问朱主死意”，全主惧，说：“我实不知，皆（朱）据二子熊、损所白，亮杀熊、损。损妻是峻妹也，孙綝益忌亮，遂废亮，立（孙）休。”全公主害死自己的亲妹妹，且嫁祸于朱据二子（注：关于朱据二子之死，《三国志》卷五七《吴书·朱据传》载“孙亮时，二子熊、损各复领兵，为全公主所谮，皆死。”这里明确指出二人为全公主害死。不过，其他地方所载此事则有异，正文已引《三国志·吴书·孙休朱夫人传》载全公主推委朱主死因，致使孙亮“杀熊、损”。又《三国志》卷六四《吴书·孙綝传》载“亮嫌綝，乃推鲁育见杀本末，责怒虎林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损不匡正孙峻，乃令丁奉杀熊于虎林，杀损于建业。入谏不从，亮遂与公主鲁班、太常全尚、将军刘承议诛綝。”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巷一七则根据这两处记载，说：“以二传推之，熊、损之死，出于亮意，非由全主所谮，谓全主诿罪二人则可，谓之谮不可也。”钱氏读史细致入微，所论往往切中要害。就此事而言，孙亮为与孙綝争权，牵涉到朱氏兄弟，故下令将二人杀害。不过，考虑到全公主当时的特殊地位，她恐怕还是要承担主谋的责任。《孙綝传》载綝废孙亮、立孙休之际，奉书休诉亮罪云：“朱据先帝旧臣，子男熊、损皆承父之基，以忠义自立，昔杀小主（即朱主），自是大主（即全主）所创，帝不复精其本末，便杀熊、损，谏不见用，请下莫不侧息。”这里肯定杀朱主是“大主所创”，同样害朱熊兄弟全主也为主要指使者。）。这使她与孙綝的关系紧张起来，为固位，全公主扶持孙亮，欲除掉孙綝。《通鉴》卷七七载，258年，“吴主阴与全公主及将军刘丞谋诛綝。”对此，孙綝寻机发动兵变，废亮为会稽王，并“迁全公主于豫章”，剥夺了她的政治权力。在这一过程中，全氏家族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并对孙吴军政局势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当时由于曹魏面临司马氏谋篡，忠于曹魏的大将军诸葛诞在寿春发动兵变，向孙吴求援，全琮子全怿等受命领兵至寿春，正值全公主与孙綝之间生死较量，全氏人物为自保，临阵叛变。这不仅直接促使诸葛诞起兵的失败，也给孙吴的国力造成一定的损害。《三国志·吴书·全琮传》载琮子怿“后袭业领兵，救诸葛诞于寿春，出城先降，魏以为平东将军，封临湘侯。怿兄子袆、仪、静等亦降魏，皆历郡守列侯。”《晋书》卷二《文帝纪》说得更明白：“全怿母，孙权女也，得罪于吴，全端兄子袆及仪奉其母来奔。”由此可见，全氏家族之北奔，显然与全公主之失势相关。至此，不可一世的全公主及其政治势力在孙吴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由上考可见，大致自孙权赤乌年间至孙亮末，前后约二十年，全公主染指孙吴政治权力运作，特别是孙权末期与孙亮时期，全公主是实际的核心统治者。权死前虽命诸葛恪、孙弘、孙峻、滕胤、吕据等人“属以后事”，但诸人多为全主利用，相互迫害，如孙权刚死，孙弘便欲害首席辅政诸葛恪，孙峻告恪，恪诛弘。后峻杀恪，任丞相、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政治腐坏，弘、峻诸人固然作恶多端，但这背后真正的导演是全公主。其手段之毒辣、多变，与历史上其他玩弄权术的女性相比，全公主应当排在高手的行列。
当然，孙权晚年屡兴大狱，特别是发动“二宫构争”，全公主等宗室人物及佞幸奸小能够活跃于政坛，并一再兴风作浪，除了“宫闱错乱”的因素外，还有其更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更深刻的政治实质。孙吴统治集团出自寒门，与儒学士大夫阶层一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和斗争。特别在孙权称吴王、称帝后，其在江东的统治渐趋稳定，士大夫人物逐渐进入孙吴政权，并要求进行多方面的政治、社会的改革，企图对皇权加以制约。这对主张专制的孙权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他怕其后继者难以驾驭权臣，使孙吴重蹈曹魏明帝以后皇权中衰的局面。因此，他在晚年不断制造旨在打击儒学世族的政治事件，而“二宫构争”则是这一斗争的高潮（注：关于“二宫构争”的实质，前揭拙文《孙权立嗣问题考论》一文已有细致之分析，敬请参看。）。在这一斗争中，孙权最信重的是以全公主为代表的宗室和佞幸集团，而这些人则借此机会肆无忌惮地擢取权利，他们利用孙权的昏愦，将斗争的范围和程度无限扩大。孙权的本意是想巩固其家天下的专制统治的，但结果却从根本上动摇了其统治的基础。孙权之后，全公主等人掌权，孙吴政治风尚日坏，步入了不可挽救的衰败之途。
从上文所考，我们对孙权之母吴夫人和孙权之女全公主有了更多、更具体的了解，二人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之中，但她们都曾在历史大幕的背后，导演了一幕幕生动的历史活剧，对孙吴的兴衰成败具有深刻的影响，确为孙吴史上关键性的人物。吴夫人致力于孙吴政权的建立与稳定，具有积极的历史作用；而全公主则野心勃勃，她利用乃父孙权的固吝与专断心态，暗中操作，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加剧了孙吴的衰落。吴夫人与全公主虽同处内廷，且都参预朝政大事之决断，但其作用与影响则迥异，不可以混列。本文将二人放在一起讨论，不仅在于比较二人个性品质的高下，而主要在于通过她们的活动，从一个侧面透视孙吴政治局势的变迁。
［收稿日期］2004-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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