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党国际经济公正观的实质、局限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正论文,实质论文,启示论文,社会党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党国际是信仰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各国政党的国际联合组织。他自1951年于法兰克福成立以来，一直以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为基础，通过一系列的宣言、纲领及其成员党的纲领、宣言、执政实践，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关于社会公正的思想体系，其中的经济公正观更是社会党国际社会公正思想的闪光点，是奠定社会党国际成员左翼政党色彩的关节点，是社会党区别于自由党、保守党等右翼政党的核心。
一、经济公正观的总体设计：从制度替代到制度修正
经济公正的总体设计是社会党国际为实现经济公正而在整个社会层面采取的基本经济制度设计或经济体制设计。
社会党国际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生产管理模式、分配方式等所造成的社会不公正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弊病的核心在于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分配过程完全掌握在私人手中，造成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社会财富严重浪费。在《法兰克福宣言》中，社会党国际把经济不公正的根源直接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认为：“虽然世界资源足以供每个人过像样的生活，但是资本主义未能满足世界人口的基本需要。它证明了，没有灾害性的危机和大规模的失业，它就无法运行，它产生了社会的不安定与贫富之间的悬殊差别。”①另外，社会党国际还通过对“现实社会主义”的观察，认为“现实社会主义”的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产生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官僚化控制，国有企业逐步演变成为少数人谋取自身利益的工具，根本无法实现公有制企业对社会公正的合理调控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党国际对经济公正的追求经历了制度替代向制度修正的演变过程。从二战结束到苏东剧变之前，社会党国际追求的经济公正是用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 但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中出现了某些矛盾，以及苏东剧变的巨大冲击，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逐步放弃了用民主社会主义制度替代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实现经济公正的设想，把自己的目标限定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社会党国际在1999年第二十一次大会通过的《巴黎宣言》，虽然仍然强调“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中首创新潮流的愿望来自于对公正的向往”②，但却“反对将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有限替代，这种看法有助于系统地使手段和目的混为一谈，似乎这些都是宗教或颠扑不破的概念”③。
二、经济公正的具体路径：生产层次、分配层次
社会党国际对经济公正的具体路径就是在生产层次和分配层次两个角度分别实行不同的运作方法、程序或手段，以达到社会财富在各阶级和阶层之间的公正所有、占有、使用和支配。
在生产层次上，社会党国际把生产过程的人民控制看做是实现经济公正的核心问题。在《斯德哥尔摩宣言》中，社会党国际认为：“我们面临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未来岁月会不会发生变革，而在于由谁来控制它并如何控制。”④如何控制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呢？
社会党国际的重要成员党瑞典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积累了行之有效的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在权力的配置上，要把公民权置于所有权之上，把劳动权置于资本权之上，把消费权置于生产权之上。在具体操作方法上，主要有通过立法手段、政治经济支配手段去规定企业的活动范围；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市场机制朝着社会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建立不同形式的集体资金积累；采取更加平均分配财产的各种措施；以人民的利益影响资本投资、支配经济的运转以确保职工对劳动场所和企业的决定权；增强消费者针对生产者的地位；消费者之间享有更加平等的机会影响生产等等。 简而言之，就是要利用广大人民在政治上的普选权等公民权利，通过立法的手段，对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进行全面的有利于人民的控制，最终实现经济公正的目标。
在分配层次上，社会党国际把实现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看作民主社会主义和各国社会党人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而实现社会财富公正分配的手段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法兰克福宣言》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政策的当前经济目标是充分就业，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实行社会保障和推行收入与财产的合理分配。”⑤社会党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认为，社会党国际联合起来的各党决心要扭转国与国之间、各国内部各阶层之间在生活水平上差距扩大的趋势，不断为财富的公平合理分配而奋斗。社会党国际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把保障世界各国人民在食品、住房、衣服、卫生、教育和工作等方面的基本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反对只有利于最富有的少数人而加剧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的不平等现象。
实现分配层次上有利于人民的分配的根本途径就是，由国家出面通过税收和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如二次大战后，英国工党政府提出社会福利五大法案——1945年的家庭津贴法、1946年的国民保险法、工业伤害法、国民卫生服务法、1948年的国民救助法，构建了一个以普遍原则为指导的包括养老、失业、生育、疾病、救助等比较完善的福利体系。当然，社会党国际对社会保障的认识经历了由消极福利到工作福利、由被动福利到主动福利、由输血福利到造血福利的转变过程。
三、社会党国际经济公正观的实质、局限及启示
从表象上看，社会党国际把公有制和私有制都看作实现经济公正的手段，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比例、规模完全取决于社会公正的需要程度。但实质上，由于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不赞成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革命性改造，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后放弃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有限替代，也就是说，社会党国际所主张的混合所有制是在保留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的混合所有制，因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必然成为该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基础。社会党国际的经济公正观无疑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在生产与分配领域进行适度微调的经济公正观，其直接目的就是在根本上保护有产者利益的同时，适当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以便在选举政治中获得执政地位，其最终目的是维护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相对和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发展服务。
其实，社会党国际并不是没有认识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对实现经济公正的重要性。在1989年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社会党国际原则宣言》中认为，“公正意味着结束一切对个人的歧视以及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它……要求实现既免于依赖生产资料所有者，又免于依赖于政治权柄者的自由。”⑥进而言之，早期的社会党国际甚至认识到公有制在促进社会公正方面优越于私有制，“国家和公有机构对经济的不断控制，无疑会减轻发生经济危机的危险性”，“要医治今日社会的弊病，没有什么单一的方法。为了使社会财富得到合理的分配，我们要求扩大公有制，加强公共监督和另外制定一些法规对私人垄断企业进行限制。”⑦那么，社会党国际何以放弃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而把经济公正的基础建立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之上？这主要来源于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对议会斗争成果的迷恋。
按照社会党国际的逻辑，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所有制的条件下，人民群众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公民权控制民主政治的进程，消除对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依赖，使生产资料的使用与分配朝着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方向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公正。但问题的关键是，人民群众能否利用公民权来控制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并进而消除对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依赖。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因为，从西方民主政治的本质而言，它属于金钱政治主导下的选举信息对决的民主政治。在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博弈中，双方经济的巨大差距，必然导致占有信息的不对称性，有产者控制了选举信息的生产、加工、传播的全过程，无产者只能成为选举信息的被动接受者，选举博弈的结果当然有利于有产者。
从西方政党政治的角度而言，人民要通过选举掌握国家政权，必须通过政党政治的途径，也就是说必须有一个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在社会党国际看来，社会党无疑是代表人民掌握政权、实现经济公正的不二人选。但在西方多党轮流执政的议会民主政治体制下，社会党能否真正代表人民实现对经济公正的渴求呢？
我们知道，在西方，参与议会竞争的各种政党或派别，既有主张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党，也有主张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自由党或保守党。在进入议会之前，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纲领和实现经济公正的具体方案，也信誓旦旦地要为实现自己政党的经济公正方案、否定对立政党的经济公正方案而奋斗，但自从进入议会后，社会党必然发现，一概地否定对立政党的经济公正方案有时会严重地伤害到自身的利益。同时，议会内部斗争的复杂性使得他们有时不得不改变自己先前的政治纲领与实现经济公正的具体目标，因为在议会斗争中为了竞选的成功而必须反对主要的对立政党而出现与有关政党派别结盟的问题，但是联盟问题又必然造成难以划清必要的经济公正观的妥协策略和放弃自己经济公正观的原则之间的界限，最终的结果，就是社会党把实现经济公正的目标变为获得选票的重要手段，经济公正的实现程度、模式、路径都取决于选举政治的需要程度，原有的经济公正观则变得日益模糊化、中性化，以布莱尔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所确立的经济公正观就是贯彻超越左右的政治思维的结果。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所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所有者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规律的作用下，必然成为政治权力的真正拥有者。无产者对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依赖关系依然存在，他们所谓的利用民主政治来控制生产与分配过程也由于议会民主制度下政党政治的中性化而难以实现。
从分配过程的民主控制对实现经济公正的实际作用看，在没有根本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前提下的形式上的民主控制，只能在局部的、策略的、暂时的层面上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公正问题进行微调或缓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分配——不管是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都取决于生产结果分配之前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条件的分配，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着分配的形式和内容。尽管二次分配对实现经济公正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的作用，但它只能对初次分配格局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所允许的范围内的微调，无法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一次分配的基本格局。如果在不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前提下根本改变初次分配格局，就会根本改变原有生产体系，使再生产难以正常进行。而且，在西方多党轮流执政的体制下，即使社会党在维护初次分配格局条件下的微调，也由于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政党的执政而面临刀砍斧削的困境。
社会党国际成员党对经济公正观的大量实践也表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党国际的经济公正观并没有得到实现。“据官方数字标准，欧盟的贫困现象也很普遍，以中位收入的50%或以下为标准，1998年欧盟国家有5700万人口处于贫困之中，而其中的2/3的人口生活在那些大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德国。”⑧1989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上，社会党国际承认，先前的不公正仍然存在，“个人在生活中的机会仍然取决于其出生时所在的地区和阶级。”⑨十年之后的1999年，社会党国际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巴黎宣言》认为：“当前这个历史时期的大悖论是，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有可能同不平等、饥饿、疾病和缺少教育等古老的问题进行斗争，但是种种机遇却被用来扩大而不是缩小现存差别。”⑩因此，社会党国际及其执政的成员党的所谓“经济公正”，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正，而不可有真正的“经济公正”。这种经济公正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公正，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原则性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对我国而言，实现经济公正的经济制度基础是什么？借鉴社会党国际实现经济公正的经验教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实现我国经济公正的制度基础和前提条件。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整体经济落后的现实并存，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农村经济的滞后并存，东部地区的经济发达与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塌陷并存，实现经济公正的任务繁重，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对实现经济公正显得更为迫切。因为，只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才能掌握重要生产资料的资产收益及重要产业和行业的经营收益，为实现初次分配的公正提供了制度基础。同时，可以增强国家对二次分配的调节功能，使国家有能力根据社会整体和谐发展的需要，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资助力度，完善对社会困难群体的救助措施，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两极分化。只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人民才能彻底摆脱由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缺失而产生的对生产资料占有者的依赖关系，为经济公正的实现提供前提。
但是，要实现经济的公正，除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以外，还应该加强对与所有权密切相关的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处分权、收益权等权利实行民主控制与民主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建立经济公正为己任，积极投入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之中。1953-195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改革开放前，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的越大越公越公正，片面追求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升级；改革开放后，我们认识到经济公正必须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只能导致共同贫穷，更谈不上经济的公正。为了刺激生产力的发展，推行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措施，逐步探索了租赁制、承包制等经营形式，使经济发展步入了快车道，人民的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从根本上确保了经济公正的物质基础。
对于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部门而言，民主化控制显得较为贫乏。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好像非公有制部门的生产、经营、分配是私人的事情，只要它们的经营活动符合国家的法律，人民没有权力对之进行控制和监督，否则就是对“私权”的干涉。借鉴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所主张实现经济公正的经验，有必要实施对生产资料的生产、分配过程中的民主控制，不管这种生产资料属于公有还是私有。我国《宪法》规定，国家要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进行鼓励和引导。这里“引导”的重点仍然是在国家层面上，是自上而下的“引导”，它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层面上保证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进程、方向与整个社会发展进程和发展方向相一致，有利于经济公正的实现。但也应该看到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引导有着明显的弊端。从“引导”的信息传递机制看，引导信息是自上而下的纵向信息流动，信息流动的层次多，难免出现信息的失真现象和拖沓拥堵现象；从“引导”的决策机制来看，决策权往往集中于中央层面，在引导信息容易发生失真的前提下，决策的正确性、实效性、可操作性受到影响；从“引导”的动力机制来看，由于决策权集中于中央层面，决策者与引导对象之间的利益关系较为松散，造成引导的动力机制不足。
所以，在加强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自上而下的引导的同时，还应加强广大职工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控制的“引导”。与前一种引导相比，第二种引导有其明显的优势。从引导的信息传递机制看，该种引导信息是横向传递的，每一个监督者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又是信息的发出者，信息的传递层次少，密度和真实度较高；从引导的决策机制看，决策权集中于基层，决策的正确性、实效性、可操作性较高；从引导的动力机制看，由于引导与每一个引导者的切身利益挂钩，能够调动起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当然，这种自下而上的引导也可能造成忽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而专注小团体利益的弊端。只有把两种“引导”路径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使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公正由潜在的可能性变为真切的现实性。
四、结语
社会党国际的经济公正观，是一种建立在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试图通过民主政治的人民控制来实现的经济公正观，由于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与人民的民主控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必然发生经济基础对人民的民主控制的侵蚀，使经济公正问题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某些缓解而不能根本解决。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和完善，使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与人民民主控制的上层建筑之间实现了良性互动。所以，中国经济公正问题的解决，重要的是应做到以下两点：一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实现人民对生产、分配等过程的民主控制。
注释：
①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编辑组：《社会党国际文件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页。
②中联部编译小组：《社会党国际重要文件选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第233页。
③中联部编译小组：《社会党国际重要文件选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第233页。
④中联部编译小组：《社会党国际重要文件选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第3页。
⑤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编辑组：《社会党国际文件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页。
⑥中联部资料编辑中心：《社会党国际和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6页。
⑦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编辑组：《社会党国际文件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0页。
⑧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92-93页。
⑨中联部编译小组：《社会党国际重要文件选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第4页。
⑩中联部编译小组：《社会党国际重要文件选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第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