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学家对中国大陆的调查与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中国大陆论文,学家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战前
1.早期研究的重心在东北地区
日本战前对中国大陆的调查与研究，主要是在东北地区进行的，其社会背景与日本当时所推行的战争殖民主义政策以及东洋史学的辉煌有关。经过日清、日俄战争后日本的势力范围渐渐从朝鲜向中国东三省、蒙古渗透，与此相应，日本的学术研究，当时与此有关的东洋史学的研究范围也从朝鲜随之向中国东北、蒙古扩大。其间日本学界赫赫有名的东洋史学家白鸟库吉起了先驱作用，奠定了日本在中国大陆实地调查与研究的基石。1905年白鸟库吉召集有关学者，组织了亚细亚学会。1908年在满州铁道株式工会社总裁后藤新平的倡导下，在满州铁道株式会社中设置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历史地理研究室，由白鸟库吉担任主任。白鸟库吉本人曾于明治39年(1906)和明治43年（1910年）亲自到中国东北三省作了实地调查。日本在战前，主要通过满州铁道株式会社和东亚研究所、外务省等机关对中国东三省的诸民族实施了调查与研究，其主要目的是为侵略战争服务的。还在东北设立了满州民族学会。战争中1942年设置的民族研究所，其所员实施调查的主要基地也在东北和河北地区。（注：《民族学研究》61-1，日本民族学会，1997年。）在实施了大量调查的基础上，频繁地发表了各种调查资料，其中大部分的资料集有：《满州历史地理》（2册）、《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11册）。
白鸟库吉本人不是专门的民族学者，他是研究东洋史学的，他的研究领域以朝鲜史为主，并对中国东三省、蒙古、中亚等东洋诸民族进行研究。但在他的学究生涯中，与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等学科都结下了不解之缘，其研究课题中常常包容了这些领域的知识。并对这些学科有关的各个学会的设立、发展作出了极大努力，特别是民族学，是他格外关心的一个学问领域，与民族学的前辈涉泽敬三、古野清人、冈正雄等人一道为日本民族学的创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之劳。日本学术界认为白鸟库吉当时的研究，不仅仅是确立了日本东洋史学的方向，而且还为将来东亚的考古学、民族学的发展拓开了道路（注：《日本民族学的回顾与展望》日本民族学会编，1968年。）。在1934年日本民族学会成立时，白鸟库吉被推举为首任会长，这决非偶然，有其必然的原因。
日本民族学早期对中国的调查与研究，除了白鸟库吉外，还有一位著名人物，即鸟居龙藏，而且鸟居龙藏的研究是地地道道的实地田野调查，历经数十载，贯穿其生涯之中。对中国东三省的调查是鸟居龙藏最初的海外调查，也是他学问经历中的一个重要时期，而且耗时较长，正如鸟居龙藏自己曾经说过的那样：“我的大半生，从研究生活的历史来看，几乎都耗费在了满州和蒙古”。（注：原载《鸟居龙藏全集》朝日新闻社1976年，转引自《民族学者鸟居龙藏》田煨久夫著，古今书院，1997年。）作为研究者象鸟居龙藏这样长期的田野调查，在日本学术界也是前所未有的。
当时日本在东三省的调查涉及各个领域，有历史、建筑、人类学等诸学科，鸟居龙藏的主要任务就是专门的人类调查。当时是受东京帝国大学、日本人类学会的派遣，调查经费还得到满州铁道株式会社的援助。鸟居龙藏于明治28年（1895年）、明治38年（1905年）、明治42年（1909年）、昭和2年（1927年）、昭和3年（1928年）、昭和6年（1931年）、昭和7年（1932年）、昭和8年（1933年）、昭和10年（1935年）前后9次前往东三省调查。调查的地域，大多是日清、日俄战争中日本军队侵略，占领过的地域。主要对该域的汉族、满族进行了以身体测定为中心的体质人类学的调查，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传统文化以及考古遗迹等方面的周密调查，每次的调查各有其侧重，如第二次的调查专门以考古学为主要内容。鸟居龙藏在东北调查的主要成果有两部著作，一是《南满州调查报告》（收入《鸟居龙藏全集》10卷）、二是《考古学、民族学研究、南满州史前时代的人》（收入《鸟居龙藏全集》5卷）。
2、南方民族的研究
在战前，日本民族学对中国大陆实地调查与研究中，相对于东三省而言，对南方民族的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仅有一些资料发表，并大多是中国文献的摘录或是翻译介绍中国学者的民族志、民族史等。由日本学者进行的有关中国南方民族的实地调查，仅有明治35年（1902年）鸟居龙藏对西南民族的调查。鸟居龙藏的中国西南之行于1902年7月——1903年3月，约9个月时间。路线：从武汉经湖南，进入贵州、云南，继而又北上达四川，进而下长江。在全部行程中从贵州经云南达四川这段路程大约有2000多公里，耗时3个半月，大多是山岳地带，道路崎岖，交通工具主要是马、轿子或步行。鸟居龙藏所经之途，从现在的行政区划看，包括了中国西南的6个省区（湖南、贵州、四川、广西、云南、西藏）。鸟居龙藏的调查主要是以贵州的苗族，云南和四川的彝族为中心而展开的。调查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诸民族体质的观察和测定；二是语言文化的调查；三是考古、历史遗迹的调查。并在调查中收集了诸民族的服饰、乐器、生活用具等物质文化的东西。至今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中还收藏有鸟居龙藏在中国西南收集的标本资料25件。鸟居龙藏西南之行的主要成果是：明治40年（1907年）发表的《苗族调查报告》（收入《鸟居龙藏全集》11卷）及大正15年（1926年）发表的《从人类学上所看到的中国西南》（收入《鸟居龙藏全集》10卷）。
关于鸟居龙藏中国西南调查的意义，笔者赞同日本学者冢田诚之的见解。其一，鸟居龙藏是中国西南民族学调查的创始者。这不仅仅是在日本，在当时的中国，正如鸟居龙藏本人指出的那样，还没有学者对西南民族进行过真正的实地调查。（注：《某个志学徒的日记》载《鸟居龙藏全集》12卷，朝日新闻社，1976）其二，对民族内部多样性的认识。鸟居龙藏在调查中将苗族分为花苗、青苗、白苗、红苗、黑苗5个地域集团，将彝族大致分为黑彝、白彝，其它的则作为白彝的下位集团，如阿者彝、散密彝等地域集团。鸟居龙藏认识到了这样的民族内部地域差别的存在，并将此贵重资料留给了后人。其三，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的问题。伴随着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接触，相互间的文化产生了变化，如服饰、某些习俗的改变，少数民族受汉族的影响往往汉化，而汉族受少数民族影响的也有，如鸟居龙藏注意到贵州安顺的“凤头鸡”集团，系明朝初年来自江南的屯田兵士的后裔，男子服饰仍保持汉族习谷，但其女子的服饰，头饰明显受当地苗族影响。
从上述来看，民族内部多样性的认识，伴随着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接触，相互之间文化变迁的问题，这些都是当代民族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正如冢田诚之所指出的：“在距今90年前日本民族学的草创时期，现在被重视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已经由鸟居龙藏记述或提了出来，这的确是令人惊讶的，是了不起的成果”。（注：《民族学的先觉者—鸟居龙藏所见到的亚洲》国立民族学博物馆，1993年。）从中国西南民族学研究的领域来看，鸟居龙藏被誉之为优秀的先觉者，这样的赞誉是当之无愧的。
战前日本民族学对中国大陆的调查和研究，与日本的国策有关，摆脱不了殖民主义的桎酷，有关机构的设置、调查与研究的实施，都是在国家有关政府部门的安排下进行的，作为白鸟库吉和鸟居龙藏等学者的调查研究也如此，这是时代和历史的局限。现在日本民族学界不少学者都能正视早期的这段历史，不回避殖民主义的问题，对当时的调查和研究力求作出较中肯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民族学研究》近年刊出以“殖民主义与他者认识”为题的特集，其中有一篇文章《民族研究所的组织和活动——战争中的民族学》，指出战争设立民族研究所的目的，是为了对日军占领地进行实地调查，所例举的材料中，调查也主要是在中国东北、河北地区展开的。（注：《民族学研究》61-1，日本民族学会，1997年。）
二、战后
1.华南民族研究的开启
战后日本民族学对中国的调查与研究，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不可能进入中国大陆进行田野调查，更多地仍是依靠文献进行研究。华南民族史的研究是当时开拓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对中国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大转向，战前重心在东北，而战后研究重心南移。在当时所发表的诸多华南民族史研究的成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牧野巽和白鸟芳郎之间围绕云南民族动态的论战，于1949年－1953年间，两人相继发表了关于中国南部原住民民族系统的一系列论文，其中心论题：8世纪至13世纪云南南诏、大理主体民族的系统，其后经历了什么样的历史变迁，与现在的民族集团之间具有什么样的联系。两人的观点既有相同点又有相异之处。相同点：同时承认民家（白族）是南诏、大理国的主要遗民。相异点：牧野将南诏、大理、民家都视为同一个语言系统，即作为藏缅语族中的南诏、民家语群。而白鸟则认为民家在古代是白蛮系统，随着南诏的兴起而逐渐乌蛮化，是白蛮和乌蛮的混血。南诏是藏缅系乌蛮的国家，而与此相对，大理则是泰系白蛮统治的国家。两人的这一论争没有最终结果。
白鸟芳郎是战后日本学界开拓中国西南民族学研究这一重要境地的主要代表人物。白鸟芳郎原来也是以东洋史学为专攻的，并且他的家庭有家学渊源的传统，其祖父白鸟库吉、文亲白鸟清都是日本著名的东洋史学家，在东洋史研究领域颇有建树、成果显赫。白鸟芳郎在研究中注意到了中国长江以南的地域，民族众多，系统复杂，民族移动频繁，但有关的研究在日本学术界却是一个薄弱环节。因此他毅然改变了早先的研究志向，而选择华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试图复原华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并且白鸟芳郎的研究在方法上有一个突破，从原来的东洋史学、民族史研究的一般倾向，即仅仅靠文献上地名的考证和民族名称的断定中脱臼而出Z运用大量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辅之以现代的民族调查报告（即民族志）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在探讨历史上的民族与现在的民族之间有机联系方面是颇有意义的，开创了一种新的视角。此后又用此方法对南方的苗族、瑶族进行研究，并取得了重大突破。有关白鸟芳郎对中国南方民族研究的功绩，可参看有关论文。（注：金少萍《白鸟芳郎与中国南方民族研究》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4期。）
当时对南方民族进行研究的，还有藤译义美有关南诏王国的政治组织与汉文化的关系；常见纯一有关苗族原始宗教；加治明关于彝族社会组织；竹村卓二关于瑶族宗教仪礼的研究等。
2.泰国西北部山地民族的调查
对泰国西北部山地民族的调查，这是战后日本民族学界较大的一次海外学术调查。这次调查的缘起不是偶然的，与中国南方民族的研究有关。调查的组织、领导者是白鸟芳郎教授。白鸟芳郎曾多次陈述到泰国西北部山地的调查与其多年来对华南民族的研究有密切关系，一是这些山地民族，苗、瑶、哈尼、傈僳等是中国文献中屡屡出现的民族，二则泰国西北部山地诸民族与中国南方民族有渊源关系，中国南方是他们的故土，他们中的不少人是从中国南方迁移到泰国的。（注：日本《人类学季刊》9卷2期，1978年。）1967年白鸟芳郎率先进入该域调查，回国后组成上智大学泰国西北部历史文化调查团，白鸟芳郎任团长，还邀请了其它大学、研究机构的著名学者参加，如历史考古学者江上波夫教授，从事瑶族研究的竹村卓二教授等。调查历经3次，第一次是1969年11月—1970年3月；第二次是1971年10月—1972年2月；第三次是1973年12月—1974年2月。主要成果有：《瑶人文书》（讲谈社1975年）、《东南亚山地民族志》（讲谈社1978年）两大部著作的出版。这次大调查可称之为对中国南方民族的间接调查。
3.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会
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会发启于昭和35年（1960年），这是由日本部分对东南亚特别是对中国大陆古代文化及民族学研究有兴趣的学者自发组成的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并于1965年创刊了机关杂志《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Studies inArchaic Cultures of China)。该研究会采用每月例会的形式，进行学术探讨、交流。这个民间学术团体之所以重要，一是参加该研究会的学者来自日本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可以说都是活跃在日本民族学界的重要的中坚人物，如从事华南民族史研究的白鸟芳郎、历史民族学者大林太良、从事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君岛主子、日中神话比较研究的伊藤清司、瑶族瑶究的竹村卓二、云南彝族、傣族研究的加治明、西南民族史研究的谷口房男、少数民族文化史研究的齐藤达次郎等学者。（注：《日本的民族学1964-1983》日本民族学会编，弘文室，1986年。）二是其刊物《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从1965年至1980年共刊行10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日本民族学对中国大陆调查与研究的论文汇集。有2期特集值得格外重视，即1978年的第8期《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纳西族特集》，1980年9.10期合刊《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华南、东南亚大陆山地民及平地民历史民族学的研究》。竹村卓二教授曾指出：“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真正的学术交流之前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会所起的作用不能小看。”（注：《日本民族的现在》约瑟夫·克莱纳编，新华社，1996年。）
三、中国大陆开放以来
1.学术交流和实地调查的展开
中国大陆续文革之后开放以来，日本民族学界对中国大陆展开了大量的实地调查与研究。
1979年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日本民族学代表团（团长：梅卓忠夫，团员：白鸟芳郎、岩田庆治、铃木二郎、米山俊直）在战后首次正式访问了中国，开了学术交流、实地调查的先河。代表团一行还考察了云南、贵州、四川各地，与当地有关大学、研究机构进行了交流，并收集了关于少数民族实际状况，中国学术界研究状况等资料。
其后不少学者纷纷前往中国各地进行田野调查，白鸟芳郎多次到华南各地进行调查访问，收集了有关铜鼓和畲族族源问题的新资料。君岛久子也频繁访问各地，收集少数民族神话和礼仪的资料。竹村卓二则到广东对瑶族进行调查。
在这一时期，日本年轻学者的田野调查也十分活跃。以中国大陆的开放为契机，日本民族学界涌现了一批年轻学者，他们有可能和前提从事前辈们不可能进行的长期田野调查，他们的特点如下：大都是日本各大学的大学院中，专攻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的硕士或博士，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他们具体以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民族作为调查研究的范围；并把学习调查对象的语言作为一个必备条件。这些中青年学者是日本民族学界的新鲜血液，如今已有了一定的影响。如栗原悟1982年对云南、四川彝族原住民政治形态的调查，长谷川清1982年对云南傣族王权政治的调查，横山广子1987年对白族社会组织和祭祀组织的调查，椰访哲郎1988年对纳西族神话和语言的调查，松冈正子1990年对羌族的调查等。
2.云南一时成为热点地区
中国大陆开放以来，随着前来中国华南、西南考察的日本民族学者日渐增多，纷纷发现日本与云南诸民族在民俗、文化方面均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少学者著书立说论述这种文化上的人同性及文化的传播。当时活跃在日本学坛的几大起源论均与云南有关。一是民族植物学家中尾佐助教授1966年——1967年间提出的照叶树林文化论，该地域以云南山地为中心，西至阿萨姆，东到湖南；二是渡部忠世教授的稻作起源论，他于1977年在《稻米之路》一书中提出稻作始于从阿萨姆到云南的地域；三是人类学教授鸟越宪三郎的日本人起源于云南一说，其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原弥住人的渡来》，1983年又编著了《始于云南之路——探寻日本人的根》一书。在这样的大趋势下，云南一时成为调查和研究的热点地区，除了不少学者前来云南调查外，日本民族学界较大的调查研究活动也与云南有关，如上述提到的1982年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以佐佐木高明为首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学术调查团，其调查主要就是在云南完成的。
日本学术界还与云南有关的大学、研究机构等进行了一些共同研究，如1990年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进行的共同研究，“中国西南诸民族文化的共同研究。”云南大学档案学系与日本方面的共同研究、云南民族学院与东京女子大学之间有关少数民族现代化问题的共同研究等。
关于云南热的问题，大林太良教授曾言：云南热的二个焦点，一是中日文化的共同性，二是少数民族现代化的问题是引人入胜的课题。（注：《云南的少数民族》宋恩常编，大林太良监修，日本广播出版协会，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十年后的今天，上述诸起源论有其各自的局限，风行一时过去了。但云南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始终为日本学术界所关注，虽然近年没有再组织大型的学术调查之类的活动，但仍有不少日本学者选择云南的民族文化作为研究的课题。日本的诸多文化与中国南方民族文化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连性，这已成为中日学者之间的一种共识。两者文化的比较研究可以说从时起一直未间断过，既有中国学者，也有日本学者，而且比较研究没有停留在浅显的文化表象这一层面。云南一直也是许多日本学者所选择的重要的田野基地，前来长期做田野调查的学者连连不断，既有大学院的院生，也有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学者。如对云南哈尼特的研究近年在日本也是较热门的一个领域，学术界有不少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如日本丽泽大学的欠端实教授，从1988年开始对泰国的阿卡（哈尼）族进行调查，1991年开始到云南各地进行哈尼族调查，1996年10月出版了《圣树和稻魂——哈尼文化和日本文化》一书。这可以说是日本学术界研究云南哈尼族文化的第一本专著，凝集着这位学者多年田野耕耘的辛劳。
3.几个视角
其一，近年对汉族的研究中有两点新的突破：一是开始重视中国大陆汉族的研究。对汉族的研究是日本学术界向来较注意的一个视角，但以往这方面的研究侧重于对香港、台湾汉族的研究，而且大部分实地调查也都是在香港、台湾进行的，出版了不少成果，如1987年日本的《民族学研究》52卷3号，是汉民族研究的特集，主要刊登了有关香港、台湾汉族研究的论文。《文化人类学与——特集汉族研究最前线》，也主要是香港、台湾汉族的研究。而近年开始重视中国大陆汉族的研究，在东北、河北、山东以及南方的广东、福建、海南等地进行了实地调查。二是以往对汉族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宗族制度方面，而现在研究的领域有所扩展，如汉族的宗教、汉族的文化史等均有所涉及。
其二，饮食文化的研究是近年较热的一个新视角，其中也有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周达生教授从事中国饮食文化的民族学研究，注重田野调查，不仅仅是汉族，也以中国各地少数民族为对象，如1982年参加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中国西南部少数民族文化学术调查团，撰写了论文：《糯米的利用—少数民族中的各种糯食品》。其主要代表作是《中国的食文化》一书，运用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论述了中国的食品、食品用具、对食的价值观、食的象征、食物禁忌等，重点在于探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饮食文化的交流关系。
其三，有关孩子文化的研究也是一个新视角。前几年以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岩田庆治教授为首，受日本生命财团的资助，进行了有关孩子文化的共同研究，并召开了以“孩子文化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为专题的学术讨论会，在出版的有关论著中也收入了有关中国孩子文化方面的论文，如周达生教授撰写的中国孩子的游玩和玩具、中国的连环画，君岛久子教授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世界中的孩子文化，横山广子副教授的有关白族孩子文化的论文等。（注：《孩子的世界》岩田庆治、松原正毅、栗田靖之编著，公文教育研究中心出版部，1985年。《世界的孩子文化》岩田庆治编，创元社，1987年。）从不同的侧面介绍、论述了中国孩子文化的情况。
从上述均可看出，日本民族学界屡屡出现研究的新动向时，关于中国大陆这一地域历来都有学者提出研究的资料和论文。
4.主要研究成果
第三个时期，即中国大陆开放以来，日本民族学对中国大陆的调查与研究有了空前发展，研究成果迭出，而且绝大多数是与南方民族有关的。其研究成果大致可划分为如下几类：
（一）日本学者的论著。数量之多不可能一一枚举，较有代表性的有：《华南文化史研究》白鸟芳郎著，六兴出版，1985年；《中国南部少数民族文化志——海南、云南、贵州》铃木正崇才，三和书店，1985年；《在云南的照叶树林下》佐佐木高明编，日本广播出版协会，1984年；《中国云贵高原的少数民族——苗族、侗族》田煨久去、金丸良子著，东京白帝社1989年；《述说中国的少数民族——梅卓忠夫对谈集》筑摩书房，1987年；《始于云南之路——探寻日本人的根》鸟越宪在郎著，讲谈社，1983年；《云贵高原的瑶族》田煨久夫、金丸良子著，东京のま口书房，1995年；《中国江南民俗文化与日本农耕文化的比较》佐仓市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1992年；《仪礼、民族、境界——华南诸民族汉化的诸相》，竹村卓二编，风乡社1994年；《中国西南纳西族的农耕民性和牧畜民性》椰访哲郎著，第一法规出版，1989年；《客家、华南汉族的民族性及其境界》濑川昌久著，风乡社，1993年；《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住》濑川昌久著，风乡社，1996年；《文化人类学》8特集——中国研究的视角，未成道男编，学会出版会，1990年。
（二）日中共同研究的成果。《中国西南诸民族文化的研究——日中共同研究报告集》，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与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编辑出版，1990年。
（三）有关中国民族学的译著。宋恩常主编《云南的少数民族》，由大林太良监修，日本广播出版协会，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严汝娴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家庭》上、中、下卷，田百田弥荣子、曾士才、栗原悟翻译，第一书房1996年；谭光广等编著《中国少数民族的信仰和习俗》上、下卷，伊藤清司监译，第一书房出版。马寅主编《概说中国的少数民族》君岛久子监译，三省堂1987年。
（四）资料汇集。日本有的大学或研究机构也编辑了有关的资料论集，如东京早稻田大学教养学部铃木启造研究室1988年由松冈正子编辑了《有关彝族的文献目录》。而最大的资料汇集是由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未成道男主编的《中国文化人类学文献解题》，东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其特点：是一本大部头的资料汇集，资料十分详细、分地区、分民族，并有各个民族研究动态，主要成果资料，以及外国人在该领域的研究状况、执笔人的简介等等。可以说这本资料集是了解中国诸民族研究动态的大词典。于1992年编辑的，即《中国关系论说资料》，在其哲学、宗教、文化卷中，收集了许多有关中国诸民族研究的论文目录，作者大多是日本人，论文也多是在日本的各种刊物杂志上发表的，因此这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也是难得了解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