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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胜利闭幕。认真学习十六大文件，领会大会精神并坚决贯彻执行，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已经有大量的报告和文章，畅谈学习体会，并从不同角度对十六大丰富而深刻的内容作出阐发。我是一名党史工作者，想从历史的视角对十六大作一点评说。
一、党的十六大的特点
十六大与历次代表大会相比较，有什么突出的特点呢？我认为胡锦涛总书记在就职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讲话中说的四句话：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新旧交替的大会，奋进的大会，是对这次大会特点的最好的概括。下面谈谈自己对这四句话的理解。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对一个单位、一个企业如此，对于一个政党尤其如此。特别因为共产党是在共同理念的基础上自觉自愿结合的战斗集体，团结尤为重要。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曾专门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强调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就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首次明确提出党的代表大会应以团结和胜利为标志的是毛泽东，时间是在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在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中说：“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1]因此，他预期，在七大制定的正确路线的指引下，“革命一定要胜利”。事实对这个预期给予圆满的回答。
九大时，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又提出：我希望这次大会能够开成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表达了毛泽东希望能够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极左局面的基础上实现团结的主观愿望。但这一愿望同当时的客观实际相距甚远。所以九大既没有达到团结，也没有胜利。不久之后就发生了领导核心破裂的林彪事件，使革命事业、使党的形象和威望遭到空前巨大的损失。所以，团结是要有客观基础的，缺乏基础而仅有主观愿望，那怕是伟大领袖的愿望，都是难以成为事实的。
党的十六大同党的七大，在全党思想认识的高度一致和团结凝聚力的不断增强方面颇为相似。这同样有曲折实践——建国初期凯歌高奏的胜利，20年的“左”倾挫折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13年的飞速发展辉煌成就作为坚实基础；又有总结实践经验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结晶——邓小平理论的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广泛宣传，使全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认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尚有不少同志颇多疑虑，尚在姓社姓资问题上跳不出“左”的束缚。那么，在20多年举世公认的伟大实绩面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卓越新成果面前，历史积淀的阴影就逐渐化解，认识的明确和统一就高度提升。这些就为十六大形成的空前团结浇注了坚实的基础，为在十六大路线指引下夺取新的胜利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所以说十六大是团结、胜利的大会，不是主观的期望，不是过高的赞誉，而是客观事实。
新旧交替的特点在十六大表现十分突出。不只是与建国后的各次代表大会比较，即使包括民主革命时期的各次代表大会，十六大同样也是值得大书一笔的。让我们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候补委员）的变化来作一点比较吧。回顾历史，民主革命时期，七大选出的13名政治局委员中，六大当选的政治局委员只有1名，就是周恩来。不过六大选出的14名政治局委员（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7人）中，有8人已经牺牲，有4人变节投敌或退党，还有1人犯了严重错误（李立三）。而七大选出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人，早已在六大后的各种会议上陆续被补选入中央主要领导岗位。所以，七大的新旧交替是早在大会前就已经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七大只是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威加以合法手续的认证而已。社会主义时期领导班子变动最大的是九大。八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23人（正式委员17人，候补委员6人）中，只有9人被选入九大的中央政治局，占九大25名政治局委员的三分之一略多。其余三分之二中，有9人是林彪、“四人帮”的干将，是趁“文化大革命”的极左之风青云直上的。因而不能属于在革命实践中自然形成的正常的新老交替。而十六大，虽然在变动的数量和规模上均超过前两者，但就变动的性质而言，基本上属于年龄增长的自然生理原因，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造成的。这是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都不能相比的。
奋进的大会，自然同这是21世纪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时代特点有关，更与党要在新世纪之初完成的宏伟目标有关。有新世纪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之中，要抓住机遇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全党和全国人民不奋进行吗？十六大已经吹响了奋进的号角。
二、党的十六大的创新
正如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因此，评价一次代表大会的历史地位和功勋，主要应该看它是否能随着客观局势的发展变化，与时俱进，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创造性地解决面临的各项根本的重大问题。从这个角度考察十六大，可以说创新甚多，其最主要者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推上一个新境界
十六大创新的重大标志，就是进一步明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重大作用，把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并明文写进了党章。这既体现了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发展，又是一个对党和国家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历史性重大决策。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当今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执政党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创新和发展。它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关于学习和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报告、文章、影视和各种作品已经很多，可以说已经家喻户晓，勿需多说。这里只想强调一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之本，是必须始终坚持毫不动摇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很长的历史过程，决不是一次或几次历史性飞跃就可以完结的。正如毛泽东在著名的《实践论》一文中指出的：“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2]我们应牢记十六大报告中的话：“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
（二）确定新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宏伟纲领，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十六大客观而科学地总结我国已经取得伟大成就和达到的水平，指出：“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但是，“现在达到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因此，十六大提出一个新的发展战略，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并为下一步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
十六大综观全局，清醒地看到新世纪的头20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并据此制定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各方面的纲领要求。这个纲领符合中国的国情和现代化建设要求的实际，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亿万人民的强烈心愿，也符合邓小平关于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战略思想，对全党和全国人民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纲领的内容十分丰富，是一篇要13亿中国人共同奋斗20年才能做好的大文章。我感兴趣的是六个更加，即：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提法非常准确，富有中国特色，排列顺序也很科学、合理，如果能够做到，明天一定更美好。
（三）按照法定程序有组织地平稳地比较圆满顺利地实现了领导班子的新旧交替，在党的民主建设和中国的政治文化建设上达到一个新高度
民主集中制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就十分明确的根本组织原则。其中一条重要内容就是党的领导人要经过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但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这一原则并没有始终如一贯彻好。以致造成事实上的“领导人终身制”和个人专断，给党的事业和形象造成巨大损害。象党的十六大这样，经过党的代表大会民主选举实现中央领导人平稳而顺利的集体交接，在党八十多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既体现了在民主集中制的完善和贯彻上向前迈进一步，又反映了党的民主化建设和政治文明达到的新高度。
全球舆论对此都作出良好的评价。比如法新社在报道中说：“中国共产党今天宣布了领导班子的交接，几乎整整一代老资格的核心领导人都退出，这种整齐的退位在这个国家共产党历史上前所未有。专家们说，重要的是这一代领导人的退位开创一个良好的先例。”日本《每日新闻》说：“这是中国1949年建国以来，首次顺利实现的权力交接。这种交接模式必将为今后树立良好的榜样。权力的顺利交接将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对外形象。”[3]这些外国评论对开拓我们认识这次领导班子新老交替问题的视角应该是有益的。
（四）为建设好无产阶级执政党提出和解决了一系列重要的根本性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十六大非常重视执政党建设得问题。因为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如何，不仅是党本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建设成功和整个国家的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必须从这样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为此，十六大系统总结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积累的宝贵经验，适应新世纪的新形势和新需要，作出系统而完整的总体部署，得到全党的拥护和认真落实。而这一总体部署的核心和灵魂，就是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党的建设，必须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全过程，落实到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
三、党的十六大的历史地位
准确评价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历史地位，就需要同以前召开的历次党代表大会作比较。因为有比较才能鉴别，才能作出比较科学的判断。比什么呢？可比较之处很多，不可比的因素也不少。而其中本质性的，起决定作用的，是看代表大会完成客观上承担的历史使命的情况。
回顾已经召开的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它们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状况，似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圆满地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并以卓越的实践成就而使自己永远彪榜于党的史册。这一类的代表大会有：一大、七大和十五大
1921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依据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依据中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强烈要求，适应20世纪20年代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及时地完成了正式组建中国共产党，确定党的纲要并选出中央领导机构的历史使命。虽然由于筹备时间急促，又处于严重白色恐怖的不利条件下，还存在党章不够完备，党纲结合中国实际不够等缺欠，但其历史意义是十分伟大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4]。完成了“开天辟地”的历史使命的党的一大，自然是要永远彪榜于史册的。
党的七大召开于1945年的革命圣地延安。从六大到七大相隔17年，是历次代表大会中相距时间最长的一次。但七大的成就却是民主革命时期最为突出的。突出成果中的第一条就是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纲，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标志着党的成熟。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全党实现了高度的思想统一和空前的大团结。七大确定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七大选出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班子是久经考验的当时所能选择的最好的领导班子。正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不仅完成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保卫民族独立的任务，而且完成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历史使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进入了新时代。所以，无论从政治上和组织上，还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七大都是最辉煌的。
十五大召开于1997年。年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不幸去世。这一年又遭到突如其来的亚洲经济危机的袭击。面对世纪之交的全球政治、经济局势风云变幻，形势相当严峻。如何从容应时，巍然不动，抓紧机遇，努力发展，成为十五大必须给予回答的重大历史课题。十五大以确立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一脉相承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明文写入党章，以这一最庄严的方式，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并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高屋建瓴地解决了一系列有关的方针政策问题。从而为中国平稳度过世纪交替之关，保持较高速度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大会选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班子，也为实践证明是最佳人选。这些都说明，十五大无疑是建国后50年召开的历次党代表大会中，完成应承担的历史使命最好的。
第二类，较好地完成了应承担的历史使命，虽然不如第一类那么杰出，但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一类代表大会包括二大、三大、四大、六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投入革命斗争，有许多急迫的任务需要解决。当时党比较小，又处于敌人统治下，会期不能太长，所以党的代表大会开得比较勤。一大、二大、三大各隔1年，四大距三大也不过1年零7个月。但每次代表大会都对面临的重大而急迫的革命实际问题给予较好的正确回答。
1922年7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明确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中国革命当前的急迫任务是解决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指明了革命的方向。1923年6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了必须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并找到了切入点，就是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充分运用国民党的历史影响和组织机构，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壮大革命力量，掀起革命高潮。1925年1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强调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者；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完整的规定，表明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有重大前进。当然，这三次大会也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幼年党的经验欠缺，理论准备不足和其它的历史局限性。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是党的历史上唯一不在国内召开的代表大会。六大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在全党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不过六大的缺点也是明显的，如在工作上继续以城市为中心，在组织上过份强调工人成份，以致选人不当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之后召开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都是按党章规定5年召开一次，而且每次都制定了正确的方针路线，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应承担的历史使命。这是大家都经历过的，无需多说。
第一类与第二类合计共十次代表大会，占已召开的十五次大会的三分之二。说明党的代表大会中多数完成应承担的历史使命的状况是好的，是作出积极的创造性贡献的，其历史功绩是永存的。
第三类，剩下的五次代表大会情况各异，但就共同点而言，都是基本上没有完成应承担历史使命。就其本身的特点而言，似可分为三种
一种是遇到了尖锐复杂的矛盾，并不是没有感到和提出问题，但却没有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没有完成代表大会应承担的客观历史使命，如党的五大和十一大。
党的五大召开于1927年大革命的危急关头。当时中国革命出路何在的迷惘笼罩着全党和全国人民。可惜，五大辜负了人民的希望和重托，没有给中国革命找到正确的道路，也没有选出能带领全党克服危机，重振革命高潮的中央负责人。这样五大就对理应承担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五大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但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这样的重要历史使命，只能由稍后召开的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去承担了。
与党的五大颇为相似的是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十一大召开于1977年，距“文化大革命”结束已快1年。20年“左”倾，特别是10年“文化大革命”，造成一场空前严重的灾难，无论政治和经济，还是思想和组织，都处于破坏和混乱状态。全党和全国人民殷切希望党的十一大能够拨乱反正、改弦更张，走出极左的迷雾，开创新局面。当时全国人民的期望值是很高的，但是以华国锋、汪东兴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班子，却以“两个凡是”（注：“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为己任，固守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辜负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期望。十一大虽然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但却说只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以后还要进行多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阶段斗争虽然停止了，但仍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纲治国”。虽然对“四人帮”的势力作了一些清理，但并不彻底。邓小平、陈云等同志虽然得到复出，但并没有进入决策核心。从应承担的历史使命的角度看，十一大基本上没有完成任务。这一次客观上急迫需要的伟大历史转折，只能由一年多以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来完成了。
第二种是在错误的思想理论指导下，作出错误的决策。大会通过的方针路线从根本上背离了应承担的历史任务，如党的九大和十大。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剩下一次代表大会，就是八大。如何评价八大，认识并不一致。如果仅评价八大一次会议，那当然是有重大历史功绩的。可是还有八大二次会议，其路线基本上是错误的。问题的复杂性正在于此。八大一次会议对党章作了一项新规定，就是实行代表大会常任制，这一届的代表每年要开一次会。虽然实际上没有完全执行，但总算在1958年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这两次大会在理论上和党法上，其地位是相等的。可恰恰是这个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其基本精神和趋向与八大一次会议是相左的。八大二次会议关于中国社会存在“两个劳动阶级和两个剥削阶级”的论断，从根本上否定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中国已基本上消灭剥削阶级的结论，为后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开辟了通路。而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稍后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合称“三面红旗”），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埋藏下诸多消极因素。因此，我认为讲党的八大，只讲八大一次会议而不讲八大二次是不全面的，不符合实际的。当然，两次大会的两种分析和不同决议，给正确评价八大增添了复杂性，但回避它是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的。从总体上看，是否可以说八大是：又有正确，又有错误，经历曲折，自我否定，而且是错误否定正确。
从上述对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历史考察中可以得出一个判断：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有可能成为第一类全国代表大会，而与党的一大、七大、十五大并列，永远彪榜于党的史册。
衷心祝愿十六大精神得到认真而全面的贯彻，使之成为执政党伟大工程建设的重要转折点，成为胜利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起点，并以举世瞩目的丰功伟绩树立起光辉的历史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