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演变趋势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经济论文,中国论文,格局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国以来，中国发生了两次产业区域布局战略转移。始于“三线建设”的第一次转移将经济建设转移至中西部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的作用，但投资效益不高，影响了全国整体发展速度。改革开放至90年代的第二次转移将经济建设重点移至东部地区，促进了地区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但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扩大。本文着重讨论一下目前是否已发生或需要推动第三次区域经济重心转移。
由于目前中国仍处于产业结构调整与区域产业布局调整的活跃初期，各种区际关系错综复杂，很难对区域经济重心格局作一准确描述。这里先介绍两类相反的观点，然后对它们作一评述。
一类观点认为，中国经济重点目前仍落于东部地区，虽然与资源重心发生错位，但存在必然性与合理性。
国家计委投资所在分析资源重心对工业经济重心产生的影响与产业结构未来二十年的变动对工业经济重心产生的影响后得出结论：①资源重心西移的确对经济活动产生牵动力，但受到诸多因素的抵消，未来我国经济东重西轻的格局不会发生变化，短期内东部份额还会有所上升；②产业结构方面，由于主要优先增长行业的优势区位大多分布在东部地区，结构变动的结果仍将强化东部地区的份额（注：国家计委投资所课题组：《我国工业经济活动重心变动的研究》，载《经济研究参考》，1993年第132期。）。其原因有三：首先， 影响经济活动区位的因素不仅仅是矿产资源的分布，劳动、技术、资本、市场区位等共同影响经济活动区位；其次，从产业结构变动角度考察，矿业、采掘业的收入弹性低，相对重要性在下降，整个工业结构逐步倾向收入弹性高的部门；最后，根据对二十多年来工业结构变动的研究，属最优先增长的行业的优势区位大多在东部沿海地区，这些行业的增长意味着将增大东部地区产业在全国所占的份额。
一些学者基本赞同或持类似观点。类似观点主要有：
——解决区域差异存在难点与局限。①国内地区差距问题的解决要服从于缩小与世界发展水平差距这一总体目标。若调控地区差距的力度不适当，经济资源过多地西移，很可能要以牺牲发达地区的效率为代价。②国家可调动的支持不发达地区发展的资源日显拮据。③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流向短期内不可能出现大规模西进前景。④东部沿海地区再发展的潜力还很大（注：王晋德：《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会越来越大吗》，《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4月5日。）。
——由于西部地区至今仍然是以微观生产组织系统的非市场化与宏观对外交流的市场化并存为其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期望西部地区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获得与东部地区相一致的效果和主动性是困难的（注：史炜：《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及推进前景》，《经济研究》1995年第5期。）。
——近期依靠国家大规模投资倾斜已不可能。首先国家财力有限。其次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差。交通和通讯设施落后，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下，投资回报率低（注：卫珑：《缓解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问题综述》，《经济研究参考》，1997年第71期。）。
另一类观点正好相反，认为中国经济重心有可能在近期内移动或已经移动。持此类观点者以中西部学者居多，且大多是“反梯度理论”与“中间突破论”的拥护者与传播者。持这类观点的人大多数强调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很长的边境线以及一些比较发达的中心城市，具备跳跃发展的可能，因而提出投资与政策西移。
青年学者叶裕民副教授在实证分析中国的地理重心、人口重心、工业重心与经济重心后得出结论：“中南、西南的经济发展快于北部和东部地区，因此经济重心呈现向南向西推移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各省市的人均收入有大幅度增加，其绝对差距扩大了，但是各省市之间的差异系数却在缩小，这说明相互之间的差距程度在缩小。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从总体上看具有均衡化趋势”（注：叶裕民：《关于中国区域重心的研究》，载于刘振亚主编的《区域经济合作与大西南开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
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选取资料不同，难免会产生不同看法，但上述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的存在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即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变动的方向还不很明确。否定重心西移者更多地注重的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没有从区域经济格局演变的一般规律的角度来识别区域重心的潜在趋势。事实上，中国的市场化取向改革日益深入，单纯从国家投资战略的转变角度思考区域差距缩小问题已不全面。为了较为准确地把握中国区域经济重心格局及其演变趋势，必须从区域经济格局演进的一般规律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入手。
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区域差距的基本演变轨迹是先有扩大趋势，当发达地区成熟后（即步入中等发达水平后），区域差距呈缩小之势。中国东部地区仍处于扩张时期，根据发展趋势，至2010年前后东部地区将达到成熟阶段。因此，2010年前中国区域经济绝对差还有扩大之势，不过扩大的速率将逐渐降低；从“九五”开始已出现部分产业与技术的区域转移与传播，但经济重心不可能在中近期内发生明显的移动。
从1995年以来的发展过程不难看出，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在“八五”末明显超过东部地区。这并不是一种偶然出现的经济现象，而是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一种反映。一方面，它说明东部一些地区已接近成熟或已经成熟，其产业结构已进入一个大调整期。因新兴产业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已遇到传统产业拥挤的阻碍，在用电、用水、用地、用人等许多方面新兴产业将与传统产业展开竞争，若传统产业不适时移出，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将难以调整。可见，区域整体发展要求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换代。而且，在收入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这些地区的传统产业已日益感受到高工资、高地价、高水价、高电价、高运输成本等方面形成的一种压力。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与高成本的压力共同作用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外推力；另一方面，中西部一部分地区经过长期的基础准备已具备了经济迅速扩张的能力，与东部成熟区相比，这些地区更接近能源与原材料供给地，在工资、水、电、地及环保要求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因而已具备对一些加工工业的吸引力。外推力与吸引力两股力量合二为一，已经推动了一部分产业的转移。近几年来，纺织、某些轻加工业、石油等重化工业已开始向中西部资源富集地区转移，一部分市场让渡出来。这种产业转移无疑给中西部部分地区带来了有利的发展机会，同时也有利于成熟区域重组内部结构以避免陷入萧条。例如，由于东部地区大量纱绽转移至新疆，1996年新疆的纱与布的区位商（新疆的纱与布产量与新疆工业总产值之比／全国纱与布产量与全国工业总产值之比）分别为5.97与1.91。纺织业的转移有利于上海等地的产业结构调整，也有利于带动新疆棉花种植业的发展，开发利用大面积宜棉荒地。这种业已显现的趋势对多方有利，正因为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国家要采取有利措施支持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开发，支持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和积极发展，主要政策措施有：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建设投资，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体系，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加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的步伐，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加强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合与技术合作；调整加工业的地区布局，有步骤地引导东部某些资源初级加工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又强调提出：“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东部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在推进改革开放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有条件的地方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和开发，发挥资源优势，发展优势产业。国家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和资源开发项目，逐步实行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到中西部投资。进一步发展东部地区同中西部地区多种形式的联合和合作。更加重视和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从多方面努力，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各地要从实际出发，发展各具特色的经济，加快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进一步指导形成跨地区的经济区域和重点产业带。加快改革投融资体制，完善国家产业政策，切实解决‘大而全’、‘小而全’和不合理重复建设问题”。这些政策措施是在充分认识区域经济规律与中国区域发展所处阶段的基础上形成的，表明党与政府已经认识并承认了区域产业转移的趋势。
与此同时，还应当承认，中国的区域经济尚未发展到威廉森所描绘的倒“U”型的顶点，区域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不可避免， 经济重心大规模移动尚需时日。其原因主要有：
第一，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尚未进入成熟期，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扩张期，而且这种扩张将会持续10多年。也就是说，在10多年内东部地区的极化效应仍会超过扩散效应，不可能出现大规模产业、资本扩散与技术传播。相反，东部地区有可能加强对国外与中西部地区的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的吸引力，而使中西部地区在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地位。从东部地区近几年的经济增长与投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与投资所占比重分析不难得出这一结论。
第二，从总体上看，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仍处于发展准备期，许多地区的投资环境有待改善。最近，中西部许多地区纷纷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模式与重点，但调整的步伐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许多地区已开始将发挥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切实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发展轻加工业和以旅游业为中心的服务业、实施扶贫脱贫和富民裕民的政策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重点，以重新构筑能规避中西部地区资金匮乏这一最大劣势的、立足于自力更生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注：参见宦国渝：《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趋势及政策取向》，载《经济研究参考》，1997年第71期。）。但就总体而言，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客观上一方面由于其长期发展滞后，人民收入水平低，地方财政拮据，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较差，另一方面由于投资环境较差，投资回报率低而难以获得足够的外来资金，资金匮乏是困扰这些地区发展战略转变的最大问题。另外，思想意识差、管理水平低等也是妨碍战略转变的重要因素。西部地区尚处于大规模开发准备阶段，尚未形成足够大的吸引与接受区外产业与技术转移的能力。
第三，许多中西部地区的学者或实际工作者将目前振兴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寄希望于国家投资重点与政策重心的转移上，实际上并未把握住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关键。市场经济完善必将带来两种结果。一是国家作为投资主体的相对作用日益降低，非国有经济投资比重上升。199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家投资仅占2.7%， 而且这一比例还有可能下降。这充分说明依靠国家投资已不可能全面缓解中西部地区资本短缺问题。二是国家政策倾向于公平化，一个地区不可能完全依赖优惠政策达到振兴经济的目的。由此可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关键不在于国家的投资多寡与政策优惠程度，而在于市场经济的发育与投资环境的改善，亦即吸引投资进入或接受和吸收产业与技术转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经济的非国有成份所占比重不断上升，1995年中西部非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达56.5%，中西部地区非国有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分别为37.4%与36%，分别比1994年上升2.6和1.5个百分点。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表明地区经济对市场的依赖程度加深。中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虽有所提高，但与东部地区相比，体制改革尚处于十分滞后状态，无论是从市场体系发育还是从市场规划的完善等方面来看，市场机制在经济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尚未完全确立。中西部地区的交通、通信、邮电等基础结构落后于东部地区，投资环境的相对不完善使其难以形成对国内外资本的吸引力。尽管中西部外资进入有增加趋势，但外资偏集于东部地区的格局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中西部地区只有着力改善其市场运行机制与投资环境，才有可能尽快完成基础准备工作而步入起飞行列，一味地强调跳跃发展而忽视基础准备将于事无补。即使是国家投资与政策能起到促使一个地区完全起飞的效应，但中西部地区幅员辽阔，不可能每个地区都能得到国家政策关照，只有那些基础工作充分、基本条件具备、在国家扶持下能产生明显发展效应的地区才有可能获得国家的重点支持。
第四，中央政府已着手实施战略重心西移，但从战略的制订到完成需要一个过程。为支持中西部发展，近几年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并将投资偏向中西部地区。例如，1995年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在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分配分别为166亿元、158.2亿元和106.5亿元， 分别比1994年增长6.1%、26.5%和31.8%。 由于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增幅大大高于东部地区，与1994年比，东部地区的国家预算内投资比重下降了2.2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地区分别上升了3.4和5.1个百分点。 但如前所述，国家投资已在地区投资总额中不占主要地位，国家战略转移需要多方配合，需循序渐进，不可能立竿见影。
总之，在下个世界前十年，东部地区仍处于快速扩张期，中西部地区基本上处于大规模开发准备期，同时，部分产业和技术与国家投资开始西移，但重心仍在东部地区。2010年后，中国区域产业结构改组将进入最活跃时期，在各地区战略性调整过程中，经济重心将会移至中西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