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个四重奏》“时间”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四重奏论文,意义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8)03-129-07
一 被贬抑的“时间”
“时间”是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的核心主题。在组诗第三首《干燥的塞尔维吉斯》中，诗人提出自己探索的最高境界：“时间有限(time)与无限(timeless)的交叉”①。而在《烧毁了的诺顿》中诗人又明确写到“只有通过时间，时间才被征服”。这两句诗行的意义明确无疑。诗人是在强调，要在时间中走向对时间的超越；但在这种超越中，时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在国内已有的阐释中却并没有得到彰显。
对于时间主题的探讨，国内主要可见蒋洪新先生的《论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的时间主题》（《外国文学》1998年第3期），刘立辉先生的《〈四个四重奏〉的时间拯救主题》（《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三期）。不过两位学者关注的重点仍旧在于《四重奏》“时间”主题中的基督教思想。比如蒋文以上帝精神来阐释“旋转的世界的静点”，而刘文则认为“时间本身不能拯救自己，只有基督教的道才能拯救时间。而体现时间得以拯救的至高状态则是基督教的‘道成肉身’”。如果从蒋、刘二位先生的评论出发，艾略特所说的“只有通过时间，时间才被征服”就很难实现了：对《四重奏》时间观中基督教色彩的过度强调，于无形间否定了“时间”的意义，而单方面强调了上帝对时间的拯救。于是，“时间有限与无限的交叉”就还是“无限”对“时间”的单向否定与征服。这就忽视了诗人在超越过程中对人之不可摆脱的“时间”维度的重视。
本文认为，《四重奏》对“时间”有所否定，但更有所肯定。诗人否定了自然循环时间和线性序列时间，但肯定了作为“瞬时性”与“当下性”的时间。这两个时间维度首先通过语言、知识以及对未来意识的批判体现出自身的重要性，进而与“无限”共存一体。无限、永恒不是外在于时间的，不是自在圆满的，而恰恰是在上述两个时间维度中被随时“建构”的、保持变化的、具体化的。对“瞬时性”“当下性”时间的重视与艾略特早年形成的新黑格尔主义认识论有着内在的联系。
二 “瞬时性”与“当下性”的内在演进
《四重奏》的四首组诗在“时间”主题上体现了一唱三叹、曲终奏雅的关系。《烧毁了的诺顿》开门见山地表现了对时间性的认同、对“瞬时性”与“当下性”的肯定，这一主题在《东科克尔村》和《干燥的塞尔维吉斯》中从不同方面得到反复咏叹。《小吉丁》作为结尾奏出了最强音，将此主题向前推进，精妙地表现了“瞬时性”、“当下性”与“无限”的结合。
组诗第一首《烧毁了的诺顿》明晰地表达了对“瞬时性”、“当下性”时间的自觉，这经历了层层递进、渐趋明朗的过程。
诗歌开首的几句诗行在隐幽的笔法中，首先传达出对“非时间性”存在的怀疑：
现在的时间与过去的时间／两者也许存在于未来之中，／而未来的时间却包含在过去里。／
如果一切时间永远是现在／一切时间都无法赎回。／可能发生过的事是抽象的／永远是一种可能性，／只存在于思索的世界里。
上引诗行描绘了一种“过去”、“将来”统一于“现在”的时间状态，这的确类似于奥古斯丁的时间观。在奥古斯丁看来，上帝是不受时间困扰的，上帝就是永恒“现在”。这实际上是说，上帝是永恒的、完满的“在”，因为上帝在根本上是不宜用时间性范畴来描述的。时间只属于人类，“没有受造之物，就没有时间”[1](P257)，只有人类才是时间性的。上帝这一永恒的“在”完全超越于时间性。
但是，艾略特笔下这一貌似“永远是现在”的境界却充满了含糊。正如罗森塔尔(M.L.Rosenthal)敏锐指出的，“也许”、“如果”、“永远只是一种可能性”等语句表现的正是诗人对这一“非时间性”永恒境界的怀疑与不确定[2](P96)。的确，对比于《忏悔录》的表述，我们发现奥古斯丁在描绘这一境界时的坚定与溢美之情在《四重奏》中是不存在的。
对“非时间性”的拒绝更明显地表现在对“天堂”的拒绝中。诗作第二部分出现了这样的描写：“过去与将来的紧连的锁链／交织在不断变化的软弱身躯里，／免使人类进入天堂和地狱，／天堂和地狱人类肉体都不堪忍受。”“锁链”、“交织”和“变化”组合在一起，表明了人深受时间的束缚而达不到永恒。但诗人又说，时间之链“免使人类进入天堂和地狱，／天堂和地狱人类肉体都不堪忍受。”地狱自不用说，天堂也让人不堪忍受？的确如此。时间的“锁链”使人类免入“天堂”不但不是“妨碍”，反而是一种“保护”（译文“免使”对应的正是“protect”一词）。天堂，作为基督教的传统意象，象征着一种对世俗世界的否定和淘汰，完全超越于时间性。对它的拒绝，表明了诗人对时间维度的某种肯定、对“非时间性”救赎的拒绝。
总体上看，第一、二部分笔调隐幽、含混。比如上述描写，在与传统神学思想保持联系的同时又包含着诗人自己的反思。但诗人对“非时间性”的拒绝已渐趋明朗。以此为基础，诗人在第二部分的最后终于明确提出：“只有通过时间，时间才被征服。”时间的重要性明白无疑！当然，对时间的认同并不是没有取舍的。在《烧》的第三、五部分中，诗人表明他所认同的时间是“瞬时性”与“当下性”。
第三部分讲到了“瞬时性”与“永恒”的关联。诗人描写了身处伦敦地铁中的感受，在对地铁环境的否定感受中艾略特指出找不到他心目中的两种达到“永恒”的途径：
这里是一块糟糕的地方／既在时间之前又在时间之后／四处一片昏暗：既无白天／以明亮幽静显现形体／用使人联想到永恒的缓慢旋转／把阴影变成片刻的美，／也无黑暗，为了纯洁灵魂／
用剥夺一切去消除声色的享乐／净化世俗的情爱。
后一条途径是为研究者经常提及的弃知、弃己之路，它要求人完全沉入上帝周围的黑暗中以迎接启示。前一条路则少被关注，那就是通过时间、通过“片刻的美”找到与“永恒”的联系。文中“片刻的美”(transient beauty)，正包含有“转瞬即逝”之意。时间，正是在“瞬时性”维度上与“永恒”保持着内在关联。这在以后的诗行中得到更为具体的描绘。
“当下性”的重要性则通过“语言”问题在第五部分展示了出来。我们知道“四重奏”是一种音乐形式，《四个四重奏》正是以音乐形式组织起来的语言作品。对于自己的这部作品，艾略特有着客观的审视：“言语和音乐／只有在时间里进行”。语言作品离不开时间，而且正是在时间中，语言“开裂”、“折断”、“松脱”、“滑动”、“消逝”、“衰退”、“不得其所”、“不会持久”。这一连串的叙述深刻地表明了语言的时间性、变动性，也促使诗人得出结论：一切语言的运用“始终是现在”！此处的“现在”也即时间流动中的“当下”，它与变化、流逝等状态密切相关，而绝非上帝永恒意义上的“现在”。这一部分旨在说明，没有恒久不变的语言，语言的有效性总是存在于“现在”、“当下”的运用之中，
然而“当下性”与语言的关系并非最终目的，语言问题还关乎“暂时与永恒的共存”[3](P140)。就在关于语言“当下性”的诗节之后，诗人写到：“无限与无欲／除了在时间范畴里／以有限的形式／限制在非存在与存在之间。”原来，诗人探讨语言的“当下性”是为了把握“无限”：对无限、永恒的追求必然以语言为承载，因此也必然与语言一起受制于时间。
“瞬时性”与“当下性”的提出，并不是孤立的思索。现代哲学美学思潮对它们的关注从来没有停止过。波德莱尔曾指出，“现代性，就是那种短暂的、易失的、偶然的东西”，这是对“瞬时性”的一次具有开启意义的强调。对“瞬时性”的重视之后更多地转移到对“现在”、“当下”的注意之中。早期的海德格尔强调此在的“当下性”，随着对存在与时间关系思索的推进，在《面向思的事情》中他则明确指出存在总是与当下在场相关的，“时间——当前、过去、和未来的统一体——是从现在得到描述的”[4](P11)。德理达在《延异》一文中则提出，语言的存在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历史性的，是在差异性中被建构出来的。历史性和差异性，体现在德里达所说的“延宕化”(temporarization)与“间距化”(spacing)之中。而“延宕化”体现的正是对“瞬时性”、“即刻性”的强调。当然，艾略特对这两个时间维度的体悟是以叙述的隐幽、意象的微妙等艺术方式间接表现的。
《东科克尔村》承接着《烧毁了的诺顿》的时间主题，将“瞬时性”与“当下性”结合起来进行强调，这其中有一个先抑后扬的走向。第一、二部分表现的是对时间的否定，但严格说来只是对自然循环时间的否定。“一座座房屋不断竖起来又倒下去，／化为瓦砾一片，被扩展，／被运走，被毁碎，被复原……”生生死死，循环不断，开始结束，彼此相接。在这样一种循环式时间观中，世界只有无意义的重复和永恒的虚空。诗人用短促的笔调、场景的迅速切换将这一主题呈现出来。诗人的忧思还从地上的人类拓展到天上的群星，指出如果一切都只局限于循环式时间，一切也就最终归于“毁灭性的大火之中”。
时间的重要性没有被搁置过久。在循环式时间遭到贬抑之后，“瞬时性”与“当下性”在第二部分的中间处再度出现。这一次，它们与“知识”紧密联系：
依我们看来，／在从经验里获得的知识中，／其价值充其量也很有限。／而这知识硬性规定一种模式，不符合实际，／因为模式时刻都在变新，／而且每时每刻，对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是一种新的、令人吃惊的评价。
在此，“知识”的确定性被取消了。“知识”之所以成立，不在于它符合所谓的客观对象，也不在于它包含了多少人生经验，而仅在于“模式”。知识只是建立在某种特定模式上的，当作为基础的模式变动时，我们的知识、经历都会发生“令人吃惊”的变化。更加关键的是，诗人肯定的正是“每时每刻”“都在变新”的模式，而反对模式的僵化、单一、固定。所以，“知识”在诗人看来就只是时间性的，只是在“每时每刻”的特定模式中、也即在“瞬时性”或“当下性”维度中才得以成立和有效。这种存在于时间性中的知识，在诗人看来却是真正的“睿智”。
第五部分再次通过“语言”问题来强调“瞬时性”与“当下性”的重要。“努力学习使用语言，每一次尝试／都是一个崭新的起点，不同的失败……蹩脚的表达工具总在退化，／无法把感情表达准确，／表达出来的是一团糟，好像散兵游勇，／所以每次尝试是一个新的开端，／是对无法表达内心思想时的一次冲击。”“失败”、“蹩脚”、“退化”等等描述表达了诗人在语言使用问题上的内心焦虑与彷徨。每一次表达都归于失败，因为不能将“内心思想”充分展现。但“努力学习”的诗人并没有就此完全否定语言。诗人通过“每一次尝试”、“崭新的起点”、“一次冲击”等表达说明，语言的有效性只是“瞬时”的、“当下”的，没有一劳永逸的、完美的语言。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内心感受、哲理思索乃至无形大道，其实都不是语言所能够在哪一次作出完美呈现的。道，就存在于那每一次的、然而又是不尽的言说之中。这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绝没有一种自然语言是那种无命运的、现成自在的人类自然的语言。一切语言都是历史性的”[5](P227)。也许正是同样意识到此，诗人最后表达了对语言运用之时间性的欣然接受，他说“对我们来说，唯有尝试。／其他不是我们关心的事。”
组诗第三首《干燥的塞尔维吉斯》对时间的探索，则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角色。一方面它着重表现了对“当下性”的自觉认同，另一方面它又开始将这一主题推向深入——明确提出“时间有限与无限的交叉”。
对“当下性”的认同，此处是以对线性序列时间的批判为基础的。对这一时间模式的批判又首先表现在对“未来”意识的批判。第一部分说到：
那洪亮的大钟／被从容不迫的海啸敲响，／计算着不是我们的时间的时间，／这个时间／比天文钟所计算的时间久远，／也比焦虑的妇女们所计算的时间久远，／她们躺在床上彻夜难眠，／考虑着未来的前途，像织毛衣似的／把过去与未来拆开，拉直，分开，再织拢……
这一段诗行以“从容不迫”的“大钟”象征着人类所永不可避免的时间，它如同命运一般，以其“洪亮”的声音警醒着人类思索自己的时间模式。诗人认为，如果人们生活在“过去”、“现在”、“将来”组成的线性序列时间中时，他们必然“考虑着未来的前途”，或者对自己未来无从把握，或者把某种期待寄寓到未来之中。这时候，人们有的是“焦虑”。到了第二部分，这种对“未来”的寄托还在于进化论对线性时间的利用。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事物发展总是从低级到高级，从不成熟到成熟，于是“未来”总是要优于“现在”，更优于“过去”。可对于艾略特来说，这只是“进化论肤浅认识的影响”；时间不应该“单纯是延续或甚至是发展”，也即不应该指向“未来”。
代替“未来”意识的，不是“过去”意识，不是一切以“古”为上，而是“当下性”意识：“前进，认为自己在远航的诸君！／你们已不是离开海港时的你们，／也不是快要登岸的人。此时时间已经隐退，／此处在此岸与彼岸之间。”诗人在第三部分告诫航行之人不要再惦记“过去”的自己（离开海港的你们），也不要心系“未来”（快要登岸的人）。这即主张人们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当下”的人！这一思想是颇具现代性的。我们只有重视“当下”，才能走出复古主义，走出对“过去”的空妄的美化，这也是黑塞的《荒原狼》的主旨之一。同样，重视“当下”也才能够取消对彼岸、来世的乌托邦幻想。“当下”，是对线性时间的一种超越。
如果说，诗人已从上述不同方面展现了时间性的两个维度——“瞬时性”与“当下性”的重要性，那么在此他开始把对二者的思索向前推进了。《干》的第五部分提出了“时间有限与无限的交叉”，当然，代表“时间有限”去与“无限”相交叉的，正是已经清楚表明自身重要性的“瞬时性”与“当下性”。然而这种交叉究竟是怎样的呢？此处我们得到的明确提示是：“在这里确实有／几种存在范畴的难以置信的结合”。对这种“结合”最精妙和最集中的展现是在《小吉丁》之中。
《小吉丁》的开头就以两个意象表现了诗人对“无限”境界的强烈渴求：“半是冬天的春天是它自己的季节，／永恒地持续着，虽然落日时分一片湿漉漉”（裘译文）。冬春之间，超越了时间上的隔阂而融为一体，成为一种“永恒”(sempitemal)。但是这一境界并没有将时间性清除。“落日时分一片湿漉漉”，展现了“落日”时分永恒之光的退却以及冰块的消解等衰退迹象。所以这永恒的季节还是包含着“瞬时性”维度。这种“永恒”与“瞬时”悖论式的并列被罗森塔尔看作是一种“奇怪而危险的自嘲口吻”[6](P48)。就在同一段内我们又看到，生物的盛开超脱了“时间的誓约”，“不在繁衍生息的计划之内”，“此刻灌木丛／为雪片一般、转瞬即逝的花朵染白”。诗人要展现一种超越于时间之外的永恒的开放，但这种开放其实又正是“转瞬即逝的花朵”(transitory blossom)。永恒与“瞬时”的并列再度出现。
无可否认，诗人对超越时间限制的永恒境界保有着强烈的渴求。但就像上述两个场景所表现的，在每一次向永恒、无限的跃动中，诗人总又自觉地体察到“瞬时性”的存在。所谓的永恒、无限其实是与“瞬时性”共存一体的。
第二、三、四部分描写了宇宙四大因素土、气、水、火的死亡，描写了战争对文明的毁灭。这些场面，包含着诗人对人类世界的批判、对人类罪孽的自觉。但诗人的笔调，却并没有引导人们走向某种超越于所有这些事件之外的无限、永恒。这里凸现的是“当下性”对永恒、无限的参与。
在诗人看来，死亡、战争、罪孽就是人类正处于其中的“历史”，它们是走向无限与永恒的必经之路：“没有历史的民族不能从时间里得救／因为历史是永恒的模式”。历史是时间的一种展现，在诗人看来，没有这一维度的参与，永恒是达不到的。更加关键的是，诗人进一步讲到“历史便是此时，此地——英格兰”。这一表达在《小吉丁》中反复出现了三次，它们共同强调的并不是英国在历史中的重要地位，而是“此时，此地”所象征的历史的“当下性”。这也就是说，救赎、无限和永恒境界，都必须包含着历史的“当下性”，没有对当下事件的领悟，人就“不能从时间里得救”。所以，当诗人说“历史是永恒的模式”时，实际上是在强调“当下性”与“永恒”的紧密结合。这样，所谓的无限、永恒就不是某种自在、圆满的形而上境界，而是因为与历史的每一个“当下”有关，始终保有着具体性。时间，通过“当下性”维度带着自己的重要意义参与着无限、永恒。
《小吉丁》对永恒、无限的追求与描绘中，始终没有忘却以“瞬时性”、“当下性”代表的时间维度。只有在这种“时间有限(time)与无限(timeless)的交叉”中，时间的重要性才得到彰显，《烧毁了的诺顿》中提出的“只有通过时间，时间才被征服”才能得到实现。
那么，如果说“时间有限与无限的交叉”是《四个四重奏》的最高音符并在《小吉丁》中有了集中体现，诗作此前各部分对“瞬时性”和“当下性”的强调对这个最高音符有何意义？首先，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语言”是诗人表达其形而上追求的必然载体，它的“瞬时性”与“当下性”内在地关联到“无限”与“永恒”的时间性。其次，“当下性”对“未来”意识的超越，实际上是对形而上学“彼岸”意识的取消；只有先通过这一步骤，“时间有限和无限的交叉”才不会成为对“无限”的单向强调。剩下的问题是，《东科克尔村》所描写的“知识”的“瞬时性”与“当下性”如何关联到“无限”的“瞬时性”与“当下性”？这一问题，也是理解艾略特为何对“瞬时性”和“当下性”如此强调的关键。
三 “瞬时性”“当下性”与艾略特早年哲学观
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它怎样是真的？这是贯穿西方哲学史的重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答，直接决定了对存在、绝对、无限等概念的不同把握。对艾略特来说也是如此。艾略特对知识的哲学思索主要见于其早年完成的博士论文《F.H.布拉德雷哲学中的知识与经验》，而他关于知识的探讨影响到他对无限境界的把握。
《四重奏》阐述“知识”建立于模式之上，因而具有变动性，这与艾略特早年的哲学观是一致的。对于艾略特来说，一切“知识”都只是某种基于特定视角之上的“建构”，都不是最终的、完善的，而只是“瞬时性”与“当下性”的。这一知识观，渗透在他对无限、永恒境界的探寻中。在艾略特看来，这些境界同样是带有主体视角的“建构”，也只能在“瞬时”与“当下”中成立并在其中随时变化。
年轻的艾略特在哈佛大学就学时攻读的是哲学专业。当时，他受到罗伊斯(Josiah Royce)的教导以及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F.H.Bradley)的影响。而他也围绕后者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那时的艾略特形成了这样一种知识观念：“知道事物必然包括一个知道者和一个被知道的客体”[7](P8)。主体与客体在人的认识活动中是统一的，没有任何独立于主观之外的自在的事物，所谓的客观事物其实一开始就是处于主体视角之中的。他在博士论文中说：“我们只能把事物界定为被知者，把知者界定为知，并且事物和知者暗含了对这些界限的超越”[8](P156)。因此“事物”具有的真实性，不在于事物自身的本质，而仅在于一种“经过理解了的真实”(apprehended real)[8](P140)。
这一知识观念，渗透到他对宗教追求的认识中。在1913年的一次哲学研讨课上，艾略特明确表示，宗教行为只有对于信奉者才有效，而外部的知识不可避免地要被预先存于信奉者心中的视角所修改。正如罗纳德·坦佩林(Ronald Tamplin)所归纳的，对于艾略特来说“宗教不仅是一个关于超越性真理的问题，也是一个关于人的反应的问题”[9](P48)。对上帝或者无限境界的追求，始终存在于人的主体视角之中，这在《四重奏》中鲜明地体现了出来。
《小吉丁》的第一部分讲到人们于“仲冬之春”前往“小吉丁”，这路上“你会发现五月里白色的山楂花又盛开，／浓郁的芬芳里带着甜味。”“浓郁的芬芳里带着甜味”的原文是“voluptuous sweetness”，而“voluptuous”不直接是“浓郁”的意思，而带有“肉欲的”、“肉感的”、“性感的”之意。这种永恒无限与肉欲性感之间奇妙的组合，显然只是诗人对无限的一种个体性把握。主体视角还体现在人与上帝的合一之中，这是在《东科克尔村》的最后：“我们必须是静止的，静止地移动／进入另一种强度／为了进一步的结合，一种更深的沟通。”（裘译文，略有改动）戴维·穆迪(David Moody)从词性出发对这段诗行作了分析。他指出，“结合”、“沟通”是对至高境界的名词概括，但这两个名词前面还都有“进一步的”、“更深的”两个形容词来修饰，它们表明了诗人主体对这次沟通的期待、想象和理解。“这些名词只能指示着方向”，“正是那些形容词承载着愿望的张力”，它们表现的正是“声音的即时性和个人性，它们使得永恒的东西显得是原创的、个人的。”[10](P156)
在这些例证面前，我们不难理解艾略特在其博士论文中所说的“所有重要的真理都是个人性的真理”[8](P165)，都包含着主体的参与。即便是“上帝”，也只是“对世界的一种阐释，并且需要被重新阐释”[8](P164)，需要人们作出基于自己理解的阐释。所有这些正如艾略特总结的，“我们有权利说世界是一种建构(construct)”[8](P166)。
和“知识”一样，超越性真理、上帝、无限境界总是在特定主体视角中得以形成的，这就是一种“阐释”或“建构”。这就决定了无限、永恒境界必然只是“瞬时性”、“当下性”的。因为任何一种“建构”都不是最终的、永远有效的、可以涵盖一切的。“建构”总是与主体视角(points of view)的特殊性密切相关，而人的主体视角艾略特认为恰恰是千差万别、随时变动的。所以，“如果我们不再把世界当作已经被做好了的，……而是看作被建构的，或是自我建构的，……在每一个瞬间，几乎就是一种建构，一种在其本质上是实用性的建构：那么真实与非真实这个难题就消失了。”[8](P136)不存在唯一的、恒定的视角，基于特定视角上的任何一种“建构”只能在“每一个瞬间”中使自己成立。
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四重奏》探寻的无限与永恒也是“建构”。它们带有艾略特本人的特定“视角”，是在他本人的感悟、理解和表达中形成的，而非这些境界本身的直接在场。正是自觉认识到这一点，诗人才强调对无限、永恒的把握永远只是一种过程：“对我们来说，唯有尝试。其他不是我们关心的事”（《东科克尔村》），“我们不会停止探索”（《小吉丁》）。无限、永恒作为特定视角下的“建构”，总不是自在的。其合法性只在于某个瞬间、某个当下的视角中，“无处……可以寻得最初的或最终的事情”[8](P146)。所以，对《四重奏》内部张力的这样一种总结是合乎情理的：“接近绝对的不可抗拒的冲动被一种怀疑所阻抑，这种怀疑认为没有一个这样的绝对可供探索和发现。”[11](P169)
这就是艾略特强调“知识”的“瞬时性”与“当下性”的意义所在，他强调这一点意在暗示，无限境界作为“建构”同样也要在“瞬时性”、“当下性”维度中才能成立。知识、语言、对未来意识的批判这三者，共同为《小吉丁》中“瞬时性”、“当下性”与无限的交叉打下了铺垫。其中，艾略特关于知识的思索对无限境界的时间性有着最深刻的影响。
至此，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瞬时性”与“当下性”在《四重奏》中的重要意义，以及它们对无限、永恒的参与。无限、永恒只有在这两个时间维度中才能得到把握和接近。只有达到这一认识，“只有通过时间，时间才被征服”的含义才得到了确认，而“时间有限与无限的交叉”才不是无限的单向胜利，而是二者的和谐共生。《四重奏》时间主题在此意义上显现出传统理念与现代精神交融碰撞的思想火花。忽视其对时间的现代性思考，也就不能充分把握艾略特作为现代诗人的特质所在。
收稿日期：2008-06-28
注释：
①本文所引诗句如无说明，均出自《艾略特诗选》，赵萝蕤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所引诗歌原文均出自T.S.Eliot,The Complete Poems and Plays,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Inc.，1971.有少数中译诗句引自《四个四重奏》，裘小龙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