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述评_图书馆论文

网络时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述评_图书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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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G250

图书馆学是一门科学。而科学的发展必须遵循认识论的基本规律。400年前,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关于认识论的4假象学说,深刻揭示了阻碍人们正确反映客观世界,获得真理性认识的主体性心理障碍。他依据这些心理障碍的不同性质,把人类认识产生谬误的根源分为“种族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剧场假象”[1]。40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用培根的“4假象学说”揭示出网络时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繁荣外表下掩盖着的种种假象。

1 种族假象:二律背反充斥图书馆学研究论坛

种族假象是指人们常把人类的本性混杂到事物本性中,因而歪曲了事物的真相。培根认为,这种假象普遍存在于人类的天性之中,植根于人类的种族之中。他说:“人的理智就好像一面不平的镜子,由于不规则地接受光线,因而把事物性质和自己的性质搅混到一块,使事物的性质受到了歪曲,改变了颜色”[2]。康德认为:“当人类理性认识的辩证性力图超越自己的经验界限去认识物体,把宇宙理念当作认识对象,用说明现象的东西去说明它,就必然会产生二律背反”[3]。种族假象常见的表现有:

1.1 先入为主的偏见

比如研究者先前所受的教育、先前所从事的专业、所受的学术影响和熟悉的学术领域,个人的学术倾向等带来的偏见。甚至有人先读了某一本书,先风闻了某一种时髦理论,就充当起了图书馆学理论探索的先行者。一些研究者的片面性在于把克鲁普斯卡娅、韦隶华的只言片语上升为理论;把刘国钧、沈祖容们要么奉为神圣不可侵犯,要么驳斥得体无完肤;谓阮冈纳赞“五定律”真正回答了图书馆学的根本问题,奉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石,对兰开斯特的“无纸社会的到来”深信不疑。另外有很多半路出家、20世纪80年代以后崭露头角的研究者,他们对图书馆学的历史知之不多,但他们有一定的其它学科背景,通过快速理论移植,他们一鸣惊人,一夜成名,创设了图书馆心理学、图书馆环境学、图书馆工效学等数十种分支学科。这些研究者不加分析和研究、生吞活剥式地引进新事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活跃了图书馆学的学术气氛,也给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布下了许多迷阵。

1.2 思维常常自觉不知觉地受情感或意志的支配

一个人盼望或想象其为真的东西,也就是他比较容易相信的东西。“世界3理论”之所以受到青睐,就是因为它把人类文明继承、发展的前提,定位于图书馆。一些热爱图书馆事业的人们,希望图书馆学成为一级学科,提出把图书馆学改为图书馆与情报科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文献信息学、信息系统管理学、知识信息学、文献资源学、文献信息管理学、文献信息与传播科学等等。他们的本意或愿望是要把信息、情报、知识与图书馆学结合更紧密,然而一门学科的理论如果要建立在其它学科的理论基础上或必须与其它相关学科并称,那么它的独立性又在哪里?

1.3 经验的使用知性带来的先验假象

必须承认,中国图书馆学界不乏学识超群者,他们在图书馆学理论园地耕耘了几十年,著述颇丰,但却少有公认的大家。倒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刘国钧、皮高品、钱亚新们的一些著述经久不衰。究其原因,不是他们的理论如何高深,他们的学术如何先进,而是他们的全部理论都是建立在已有的实践基础上,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指导着图书馆的实践。我们说,图书馆学是致用之学,不是玄学,其理论研究遵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认识论规律就更加重要。一切先前与图书馆实践无关,或今后与图书馆工作发展不能紧密结合甚至不能指导实践的理论或先知、先验,我们只能敬而远之,如无纸社会的图书馆、世界3理论、社会信息控制说等。事实证明,超经验的使用知性,必然会使图书馆学理论研究陷入超经验的重重矛盾中,使图书馆学理论像无根的浮萍一样飘忽不定。

2 洞穴假象:新理论层出不穷或固守传统的图书馆学理论阵地

2.1 从个体的性格、爱好、所受教育、所处环境来观察、理解事物,因而歪曲事物真相

这是比先入为主的种族假象更个别,更具学术狭隘性的假象。研究者中懂点管理的,大谈图书馆经济学、图书馆协作学、图书馆工效学;学过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则大谈图书馆教育学、图书馆心理学;甚至有谈图书馆美学、图书馆社会学、环境图书馆学的。曾几何时,探讨图书馆应走产业化道路、图书情报一体化、图书馆与新技术革命、图书馆与WTO等问题的文章占用了刊物不少版面。可惜的是这些探讨都没有使我们的图书馆学研究打出学术品牌,真正为图书馆事业发展铺平未来之路。也有一些图书馆工作者固守传统图书馆学的理论阵地,他们用文献资料流通理论来研究网络信息交流问题,用图书分类来研究搜索引擎分类问题,用现有的图书馆管理理论研究网络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的管理问题,有的可能触类旁通,有的就有牵强附会之嫌了。

2.2 用很深癖好的学科的眼光来从事哲学或一般性的思考,并依照这些学科的概念给事物一种极不真实、极不适当的色彩

这些年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上的流派纷呈,是典型的洞穴假象。如果说“要素说”、“矛盾说”、“规律说”、“交流说”还是植根于图书馆的社会形态基础,“事业说”、“文献资讯说”则流于宽泛,至于“社会装置论”、“知识组织理论”、“认识基础论”、“学科群体论”、“层次体系论”[4]以及“信息资源体系及其过程”的说法,实在是给图书馆学蒙上了一层“极不真实、极不适当的色彩”[5]。

2.3 天性、爱好、习惯的差异带来的片面性

一些人比较看重事物的差别性,一些人比较看重事物的相似性;一些人极端崇拜古代,一些人极端爱好新奇;一些人只注意物体的简单形式,一些人则注意自然和物体的组织结构,结果都陷入了片面性。培根认为,在这种状况下,人们的理智只有注意“保持平衡和清醒”[6]。偏见是人类的惯性,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上的偏见由于其对实际工作指导的间接性和实际检验的时间性影响,其缺陷和错误的危害性常为隐性的,即这种假象更具欺骗性。著名数学家D.希伯特在谈及爱因斯坦时曾风趣地说过:“你们是否知道,为什么在我们这一代爱因斯坦说出了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最有卓识、最深刻的东西?因为一切有关空间和时间的哲学和数学他都没有学过。”法国著名生理学家C.贝尔纳也曾深刻地指出“构成我们学习的最大障碍是已知的东西,而不是未知的东西”[7]。的确,图书馆界需要凭以往的认识对学科在发展中获得的新的经验进行描述、思考并将其上升为理论,而同时又必需努力克服原有认识造成的偏见和约束,如不能用原有的图书馆的分类理论去类分网络信息,也不能用要素说、矛盾说、规律说解释未来的“数字图书馆”,更不能站在传统图书馆学的角度描述网络信息与图书馆的关系。这两方面虽然矛盾,但却是事实。这是人类认识发展的辩证法。

3 市场假象:术语混乱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带来的负面影响

市场假象指的是人们在交际中语言概念的不确定、不严格而产生的思维混乱,在培根看来,人们虽然认为自己能支配自己的语言,而且就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给自己立下规则:照着俗人说话,按着智者思想。但实际上,语言对思维可以起反作用,培根形象地说,语言如同鞑靼人的弓箭,可以向后射箭,可以射倒智者的理解,而且很可以迷惑、扭曲人的判断。在培根看来,词语显然是强制和统治人们的理智的,它使一切陷于混乱,并且使人陷于无数空洞的争辩和无聊的幻想。培根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效法数学家,一开始就对名词概念的涵义规定明白,以使人们明白这些名词概念作何解释,否则,很多交谈、辩论争了半天,不过是一场名词概念的争辩而已。我国图书情报界在信息、文献、情报、资讯等一系列基本概念的引用上比较混乱,对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理论体系、结构层次常常各执其词,甚至互不相通。有的把对象与属性混淆,有的把职能与任务视为同一。对网上图书馆、虚拟图书馆、电子图书馆的争论莫衷一是,对文献保障与藏以致用、资源共享与合理布局争论不休,学术争鸣常常只是停留在名词术语之辩论上。

4 剧场假象:时髦论点、华丽词藻虚幻了客观的图书馆真实

剧场假象是指不加批判而盲目顺从传统的或当时流行的各种科学和哲学的原理、体系及权威而形成的错误。

在培根看来,流行的哲学体系都不过是舞台戏剧,它以一种不真实的幻景来表现哲学家自己所创造的世界,这比真实的世界可能更精致,更加令人满意,但却远离了客观真理。因此,我们既要反对“个人玄想和机智活动”的理性派诡辩论,也要反对只凭少数实验就“推倒和构造各种体系”的经验派。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计算机在图书馆的应用和信息科学的高度发达,使许多研究者已经虚幻。我国图书馆特有的“性”、“型”、“化”现象,如论文中提到的科学性、思想性、时代性、实用性、前瞻性、创新性、发展性、结构性……,知识型、学者型、经验型、公关型、开拓型、转移型、再生型、消遣型……,社会化、信息化、自动化、网络化、标准化、整体化、分散化、一体化……,使众多的图书馆人已经不知何为图书馆了。甚至有人连图书馆的名词都否认了,还有的甚至立论:图书馆是有序化信息相对集中的时空,要实现“无馆舍、无藏书、无馆员”的三无图书馆[8]。

5 讨论与建议

5.1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假象笼罩的原因分析

图书馆是社会的公共机构,图书馆学更接近社会科学,而社会科学的人文化现象较之于自然科学有更多的人性色彩。400年前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些痼疾在今天的图书馆领域盛行,只能解释为图书馆学还很年轻,处于前科学时期。在我国,图书馆事业曾经停滞不前20多年,既耽误了学术发展,也耽误了一代人。80年代重新开始后,浮躁和浅薄就在所难免。现在,它基于手工时代的一整套理论和方法又受到了网络时代的空前挑战。网络究竟能给图书馆的未来带来什么,大多数不精通网络的图书馆学者说不清楚,他们只能根据局外人的描述去间接地借鉴别人的观念,却又难以与图书馆传统的思维相融合。10年前,当我们致力研究在版编目及其体制的时候,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在线编目的神奇;当我们津津乐道于编制主题词表(叙词表)时,我们也没估计到数据库技术对主题标引检索语言环境的要求竟如此宽松;当我们有了一张能存贮几十本图书的光盘时,我们兴奋过,而在海量存贮器、镜像数据库、网上图书馆面前,只能惊叹现代技术对传统方法的无情。鉴于这一切,传统的图书馆学专家学者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执着而又无奈,他们试图借助现代信息、网络技术重构图书馆学理论基础,却总是不得要领,高期望值和高失望率的鲜明冲突难免造成假象泛滥。按照认识论的规律,问题其实出在网络时代图书馆运行实践这个环节,出在中国图书馆学领域缺少既懂现代技术又掌握传统图书馆学理论的人才方面。图书馆学研究者应使自己的研究更接近图书馆学性质本身,根据历史的、经验的图书馆学去理性地认识、研究网络时代的图书馆。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图书馆学大家可能要到5年或更长一段时间以后才能出现。

5.2 传统图书馆学与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和技术相关性问题

网络给信息传播、知识交流、文化继承带来了人类历史上迄今最为彻底的观念和方法的变革。考察一下人类文明得以记载的历史,口口相传时代不可能有图书馆,直到文字和纸张、印刷术的出现才有了传统的图书馆,文献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是现代图书馆,这个现代和传统的图书馆从理论方法到技术手段都已经有了质的区别。这里我们不一一列举传统图书馆的要素、理论方法和工作流程与现代图书馆相关内容的比较。仅从数字图书馆的理论描述和初步实践的技术体系结构看[9-10],数字图书馆的主要理论和技术方法没有一项是依赖于传统的图书馆学或图书馆学研究者的。IBM的数字图书馆研究项目,国内的电子化文献,如北京的“超星”、重庆的“维普”、清华的“CNKI”也没有一个发端于图书馆。与计算机、自动化相关行业的学者成了图书馆的真正专家,有条件的大学也都纷纷委任计算机、自动化方面的教授去管理图书馆。许多年轻的图书馆工作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全身心地投入计算机和网络的学习与研究,想成为未来图书馆的理论和技术上的真正主人。仔细想一下,其实这也是不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现有图书馆文献的数字化、网络化离不开整个社会环境大背景,离不开市场化这个机制,国内许多图书馆自行研究和进行馆藏文献数字化不能像“万方”、“维普”那样快速发展就是例证。二是图书馆的公益性质和信息传递服务的基本任务,注定图书馆工作者和研究者对文献信息加工理论和技术只求会用,不必会做。未来的图书馆学工作者也只能定位在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服务组织这一环节上。我们不得不承认传统的图书馆理论与现代图书馆应建立的理论有着极大的差距,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太小,在技术层面上就更显出不可比性了。

5.3 对图书馆学治学态度与方法的建议

上述两点分析的目的在于提请图书馆界的同仁直面现实,走出假象的阴影,重新端正我们的治学态度,慎重定位我们的学术基础,认真反省我们的哲学思辨,借鉴扬弃我们的理论方法。

在讨论治学态度问题时,请看一个有趣的现象:仅2001年内,清华大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的各类图书馆学杂志,使用了数字图书馆、电子图书馆、网上图书馆概念的文章就有1762篇之多,论及网络信息概念的文章1189篇。众所周知,事实上,国内还没有建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数字或网络图书馆,作为管理者、使用者而非开发者的图书馆工作者坐而论道,其论不高,其文不精,也就不足为怪了。笔者以为,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要从发散到收敛,从虚无到务实,要反对学不深入,述而不作。图书馆学的研究者都有必要到图书馆工作的第一线去,从总结传统图书馆理论的精华做起,从学习现代信息存贮、传输理论开始,从新型文献载体在现代图书馆的运行中出现的组织、管理、传递方面的矛盾解决着手,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地在实践中研究应该属于图书馆工作者和现代图书馆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确定自己的学术领地,然后逐步建立系统化的理论,这才是我们应取的治学态度。

其次,数字化也好、网络化也好,数字图书馆也好,它只是一种全新的网络文化的代称,是未来人们在娱乐、教育、获取信息方面的活动方式集合体,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图书馆不可能涉及数字图书馆,现代图书馆也只能是它的一部分;也许未来会出现无纸社会,但它毕竟十分遥远。据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相当一个历史阶段里,现代图书馆就是纸质文献和数据化文献并存,用传统和现代的理论与方法搜集、保存、组织、传递各种载体的文献仍然是图书馆的根本职责。图书馆的现实存在形态和社会分工赋予图书馆的历史使命应该是我们现代图书馆学研究的落脚点,把学术基础定位于传统要素说或现代信息论都是不适合的。

最后,我们说传统的图书馆学研究的理论扩张要与现代图书馆的发展趋势与时俱进,要在继承中发展,在实践中扬弃。在方法论上应予以极大的重视,现代图书馆理论研究中的概念、定义乃至于整个基础理论建设,仍然需要人文主义或解释学的方法范式,即思辨的方法仍是必要的,关键是要扩张有度,收敛有法,要有一个学术规范[11]。这里要强调的是在网络时代,在全新概念的现代图书馆面前,解释学的方法在许多方面,可能失之先验。强调和强化实证主义的方法范式,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面,大力弘扬文献计量学这类图书情报界独有的方法,更多地借鉴数学的方法、统计的方法,合理地移植与图书馆的社会功能研究相关、有效的其它方法,也许能使我们的图书馆学研究尽快地走出假象的误区,步入学科发展的正常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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