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王昭君嫁匈奴单于是“和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匈奴论文,谁说论文,王昭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5-0099-06
西汉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王昭君奉汉元帝之命，出嫁匈奴呼韩邪单于。这是汉代民族史上的一件大事。唐代以来，不少人把王昭君嫁单于这件事称作“和亲”。然而，笔者查阅汉代史籍却发现，所谓“昭君和亲”的说法在汉代是根本不存在的。
一、汉代没有“昭君和亲说”
之所以说汉代时人从未把王昭君嫁单于这件事与“和亲”一词相联系，是因为汉代并未有过“昭君和亲”这一说法。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汉代人也不会把王昭君嫁单于说成是“和亲”。
（一）汉代没有“昭君和亲”一说
王昭君出嫁单于这件事，班固的《汉书》、荀悦的《汉纪》均有记载，范晔的《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也有追述。这些记载、追述，全都没有说过王昭君嫁单于与“和亲”有什么关系。《汉书·元帝纪》云：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
《汉书·匈奴传》言：
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樯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垒若鞮单于。……复株垒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
《汉纪·孝元皇帝纪》云：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单于请妻汉女以自亲，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字昭君为阏氏。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言：
（王）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汉书》、《汉纪》、《后汉书》对王昭君嫁匈奴单于一事都作了详细的描述，但谁也没有提及昭君嫁单于与“和亲”有什么关系。这并不是三书有遗漏或者脱简，而是依据汉代人赋予“和亲”的含义，他们不会认为王昭君嫁匈奴单于与民族“和亲”有什么关系。所以，汉代就不可能有“昭君和亲”的说法。
（二）汉代不可能有“昭君和亲说”
“和亲”，是汉代民族关系领域里的常用语。汉代赋予民族“和亲”一词的含义，笔者在《河北学刊》2003年第6期有专文考释，兹不赘述。要而言之，汉代所谓民族“和亲”，义即民族和解，是指有仇怨、相互战争的民族，彼此商定，捐弃仇怨，消弭战争，进而缔结和平亲近民族关系。“和亲”主旨是“和”、和解，“亲”是“和”的附带含义，是亲近、亲善。“和亲”是针对民族仇怨、战争的民族互动。有了民族仇怨、战争，而后才会呼唤“和亲”。没有民族仇怨、战争，就无须乎“和亲”，也就不会有“和亲”的活动。据《汉书·匈奴传》记载，王昭君嫁呼韩邪单于时，匈奴与汉朝的关系恰恰就处在一个无须“和亲”的时代，故昭君嫁单于不可能涉及“和亲”。
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匈奴成为汉朝廷的藩属。匈奴呼韩邪与汉之间消除了仇怨，没有了战争。王昭君出嫁呼韩邪单于发生在汉元帝竟宁元年。从甘露元年到竟宁元年，共计二十年。这是无须“和亲”的二十年。竟宁元年以后，无须“和亲”时代又延续了四十年，直到王莽挑动边衅，局势才出现恶化。溯前瞻后，无须“和亲”时代有六十年之久。据《汉书·匈奴传》记载：
初：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
《汉书·匈奴传》还说：
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奋击之威，直匈奴百年之运，因其坏乱几亡之厄，权时施宜，覆以威德，然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后六十余载之间，遭王莽篡位，始开边衅。
王昭君嫁单于，正居于这“六十余载”的中段时期，自然不会与“和亲”有牵连。所以，汉代当然就不会出现“昭君和亲说”。
二、“昭君和亲说”之原委
“昭君和亲说”出现于唐代，一直流传至今。
“昭君和亲说”之所以会在唐代出现，重要诱因是“和亲”词义的变迁。有的词语在历史传用过程中会发生含义的演变，这是语言史上常有的事。北朝隋唐之际，“和亲”词义就发生了衍化，衍生了新的含义，即“跨民族政治联姻”。从此，这个衍增义与汉代“化战争为和平”的含义，分别有人递相传用。在汉代，民族“和亲”与民族政治联姻并不总有关联。例如，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与匈奴的第一次“和亲”就与民族政治联姻毫无关系。再如，王昭君嫁呼韩邪单于，是一次跨民族的政治联姻，这次联姻就与“和亲”毫无关系。而北朝隋唐时期衍增的“和亲”新含义，则使民族“和亲”与“民族政治联姻”这两个概念叠成了一体。把“和亲”含义理解为民族政治联姻，又运用逆向思维，认定民族政治联姻就是所谓的“和亲”。这样一来，“和亲”便成了民族政治联姻的名称；跨民族政治婚姻成了名词“和亲”所指的事实内容。又有一些人进一步引申联想，既然民族政治联姻就是“和亲”，而王昭君嫁匈奴单于也是一次政治联姻，自然王昭君嫁匈奴单于就是一次民族“和亲”了。笔者推想，可能在北朝隋唐之际，完成了这个三段推理。所以，在唐朝，就出现了“昭君和亲说”。
（一）北朝隋唐之际“和亲”词义的衍化
两晋南朝时，民族“和亲”一词仍然沿用汉代的含义。例如，《晋书·姚兴载记》言：
时魏遣使聘于兴，且请婚。会平阴太守姚成都来朝。兴谓之曰：“卿久处东藩，与魏邻接，应悉彼事形。今来求婚，吾已许之，终能分灾共患，远相接援以否？”成都曰：“魏自柴壁克捷以来，戎甲未曾损失，士马桓桓，师旅充盛。今修和亲，兼婚姻之好，岂但分灾共患而已，实亦永安之福也。”兴大悦。
姚成都在“和亲”与“婚姻”之间用了一个“兼”字，显然知道“和亲”与“婚姻”两回事。此“和亲”还没有北朝隋唐以后衍增的“跨民族政治联姻”之含义。此“和亲”是指《姚兴载记》前文所说“魏遣使聘于兴”，是派使节来求和通好，仍是汉代“化战争为和平”之义。又如，《陈书·昙朗列传》云：
南康愍王昙朗，高祖母弟忠壮王休先之子也。……《梁敬帝绍泰》二年，徐嗣徽、任约引齐寇攻逼京邑，寻而讲和，求高祖（即陈霸先，其后庙号为陈朝高祖——引者注）子侄为质。时四方州郡并多未宾，京都虚弱，粮运不继，在朝文武咸愿与齐和亲，高祖难之，而重违众议，乃言于朝曰：“孤谬辅王室，而使蛮夷猾夏，不能戡殄，何所逃责。今在位诸贤，且欲息肩偃武，与齐和好，以静边疆，若违众议，必谓孤惜子侄，今决遣昙朗，弃之寇庭……”高祖虑昙朗惮行，或奔窜东道，乃自率步骑往京口迎之，以昙朗还京师，仍使为质于齐。
通观全文，“与齐和亲”义即“与齐和好”，“和亲”即“寻而请和”之“和”。鲜卑化的北齐政权向梁朝提出，如果梁朝实际掌政者陈霸先交出子侄为质，它就停止对梁战争，与梁缔结和平。这里，“和亲”仍沿用着汉代含义，并不涉及民族婚姻。
到了北朝时期，在诸多的“和亲”词例中，有的“和亲”词例的含义开始模糊，究竟是沿用汉代的原义，还是已用衍增之义，让人存疑。例如：《周书·异域·突厥传》载：
时（北周）与齐人交争，戎车岁动，故每连结之（“之”指突厥可汗俟斤——引者注），以为外援。初，魏恭帝世，俟斤许进女于太祖，契未定而太祖崩。寻而俟斤又以他女许高祖，未及结纳，齐人亦遣求婚，俟斤贪其币厚，将悔之。至是，诏遣凉州刺史杨荐、武伯王庆等往结之。庆等至，喻以信义，俟斤遂绝齐使而定婚焉。仍请举国东伐。……（保定）五年，诏陈公纯……等往逆女。天和二年，俟斤又遣使来献。陈公纯等至，俟斤复贰于齐。会有风雷变，乃许纯等以后归。俟斤死，弟他钵可汗立。自俟斤以来，其国富强，有凌轹中夏志。朝廷既与和亲，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宣政元年四月，他钵遂入寇幽州。……是冬，他钵复寇边，围酒泉，大掠而去。大象元年，他钵复请和亲。帝册赵王招女为千金公主以嫁之。
第一，“朝廷既与和亲”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俟斤贪齐币厚，一度曾想背周而结好北周的敌人北齐，经王庆等劝说，才又转而结好北周。后又曾“复贰于齐，会有风雷变”，才又终结好北周。有过这两次“贰于齐”终复结好北周的往事，则此“朝廷既与和亲”，“和亲”可能仍是沿用汉代的含义，指突厥与北周交恶而终于交好。但另一方面，在北周与俟斤以往关系中，俟斤虽曾两次企图叛北周，但也仅止于企图，并未构成事实。终成事实的，是送女与北周结婚。有过这样重要的既往事实，则此“朝廷既与和亲”，似乎指的就是这件婚姻。此“和亲”的含义，似乎又应为跨民族政治婚姻。究竟这个“和亲”含义是什么？诚属可疑。第二，“他钵复请和亲”又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前有北周宣政元年（578年）他钵入寇，后有两年以后的“大象元年，他钵复请和亲”，联系“入寇”看“和亲”，则此“和亲”似乎仍是沿用汉代的含义。但另一方面，前文有俟斤与北周结婚事，“请和亲”之下，又紧接着述北周嫁千金公主事，串接上下文意，“复”似是针对俟斤以前的与北周婚事而言。而嫁出千金公主，也许就是对于他钵“请和亲”的正对回应。此“和亲”含义，似又指跨民族政治婚姻。究竟这个“和亲”含义是什么，似乎也只能存疑了。
到了隋朝时期，“和亲”的“民族政治联姻”新含义的衍化已经完成，这在隋代史料中可以找到确切无疑的语例。《隋书·柳机传》附柳謇之传说：
俄而突厥启民可汗求结和亲，复令謇之送义成公主于突厥。
这里所用的“和亲”，就是指跨民族政治联姻。
突厥启民可汗名染干，本号突利可汗，与隋朝友好；后来，染干在突厥内部斗争中失败投奔隋，隋改其号为启民可汗。《隋书·突厥传》云：
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开皇）十七年，突利遣使来逆女，上舍之太常，教习六礼，妻以宗女安义公主。（开皇十九年）雍虞闾与玷厥举兵攻染干……
染干夜以五骑与隋使长孙晟归朝。……高颖、杨素击玷厥，大破之。拜染干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华言“意智健”也，启民上表谢恩曰：“臣既蒙竖立，复改官名，昔日奸心，今悉除去，奉事至尊，不敢违法。”上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居之。是时安义主已卒，上以宗女义成公主妻之，部落归者甚众。
“启民可汗”，是奔隋以后所得封号。所以，《柳謇之传》的“启民可汗求结和亲”，必是奔隋以后的事。染干获封“启民可汗”后，发生了四件事：一是上表谢恩；二是得到专用驻地；三是安义公主亡故；四是旧部来投聚。这四件事表明，启民可汗与隋关系融洽，没有仇怨战争，并不需要求取汉代含义的那种“和亲”。所需求取的，可能是婚姻。“是时，安义主已卒”，启民可汗希望隋为他续弦。如果拿来《突厥传》和《柳謇之传》并读互补，求续弦的事就无可置疑了：
［是时，安义主已卒。］启民可汗求结和亲。［上以宗女义成公主妻之。］复令謇之送义成公主于突厥。
由此可知，《柳謇之传》所说“求和亲”，就是求续弦。此“和亲”含义，已不是汉代的“化战争为和平”，而是新衍化出来的“民族政治联姻”了。
（二）唐代始有“昭君和亲说”
从唐代开始，汉代王昭君出嫁匈奴单于一事被说成是“昭君和亲”。当然，“昭君和亲说”，不论在唐代还是唐以后各代，其所谓的“和亲”都是指“民族政治联姻”。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之子刘贶就认为，王昭君嫁单于是“和亲”。《新唐书·突厥传》引述了刘贶的一篇议论，议论中明确表述了他的这种看法：
汉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审鲁元不能止赵王之逆谋，谓能息匈奴之叛，非也。冒顿手弑其亲，而冀其不与外祖争强，岂不惑哉？然则知和亲非久安计而为之者，以天下初定，纾岁月之祸耳。……然而汉至昭、宣，武士练习，斥候精明，匈奴收迹远徙，犹袭奉春之过举，倾府藏给西北，岁二亿七十万，皇室淑女，嫔于穹庐，掖庭良人，降于沙漠。
“奉春”指汉代刘敬，刘敬曾获汉高帝刘邦赐号“奉春君”。《汉书·匈奴传》说：“昔和亲之论，发于刘敬。”刘敬是汉代民族“和亲”政策的首倡者。刘贶所说“奉春之过举”，即指民族“和亲”政策。说汉昭帝、宣帝袭用了“和亲”政策，这是史实。然而，刘贶又列举了当时“和亲”的三项内容，这样列举则不完全符合史实。首先，说“皇室淑女，嫔于穹庐”，意思是说汉皇室淑女出嫁匈奴单于。事实上，汉昭帝、宣帝时并无嫁女匈奴的事。其次，说“掖庭良人，降于沙漠”，即指王昭君出嫁呼韩邪单于一事，因为王昭君当时的身份是“待诏掖庭”，“后宫良家子”。把“掖庭良人，降于沙漠”作为“和亲”的一项内容，是唐代“昭君和亲说”一条无可置疑的实例，但这不符合汉代的史实。这是用后代的“和亲”衍生义去理解汉代史书所载的“和亲”，而这种衍生义在汉代尚未出现。因为，依汉代“和亲”的定义看，汉元帝时代无须“和亲”，故在汉代，人们并未把王昭君嫁匈奴单于归属于“和亲”行为，它与“奉春之过举”并无关系。
清代胡凤丹在《青冢志》中辑有历代咏王昭君的诗歌，有些诗歌也把王昭君嫁匈奴单于说成“和亲”。而这些诗文作者中，就有几个唐代人。如东方虬《昭君怨》说：“汉道初全盛，朝廷足武臣。何须妾薄命，辛苦远和亲。”王睿《解昭君怨》说：“莫怨工人丑画身，莫嫌明主遣和亲。当时若不嫁胡虏，只是宫中一舞人。”
（三）“昭君和亲说”的流传
“昭君和亲说”自唐代出现后，世代流传，直至今日。
到了宋代，由政府出面编纂大型类书《册府元龟》时，王昭君嫁匈奴单于事被列入了该书《外臣部》的《和亲》门，以作为汉代民族“和亲”的一则史例。这一举动，使得唐代的“昭君和亲说”进一步定性，从而变得无可置疑。
元、明、清时期，文人墨客对“昭君和亲”颇多感触，吟诗作画，抒发遐思。例如，元代袁桷《昭君图》说：“鬓影愁添塞雪，花枝羞杀宫春；谁道佳人倾国，解从绝域和亲。”明代高壁《昭君曲》言：“奉诏事和亲，从容出禁宸。缘知平国难，犹胜奉君身。”清代侯方域《王嫱故里》有：“马首孤墙日暮云，烟陵霜草吊明君。琵琶无补和亲策，帷幄空高报主勋。”清代毛奇龄《明妃曲》称：“安危大计在和亲，巾帼应推社稷臣。但得妾行烽火息，汉朝谁敢说无人？”[1]
延至现代，不仅学者王桐龄在《汉唐之和亲政策》一文中把王昭君嫁匈奴单于列为汉代的一则“和亲”史例[2]，翦伯赞也在《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中把王昭君嫁匈奴单于事列为汉代民族“和亲”的典型[3]；而且新修订的《辞源》、《辞海》（1999年版）中的王昭君条目也说：“竟宁元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美人为阏氏，帝予昭君，以结和亲。”“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和亲，她自请嫁匈奴。入匈奴后，被称为宁胡阏氏。”这样，“昭君和亲说”遂成为家喻户晓的定论。
三、“昭君和亲说”有害而无益
“昭君和亲说”已流传了千余年，当代学者的认定和《辞源》、《辞海》等工具书的大量发行，更使得这一错讹深入人心，影响深远。但是，这种说法对研究汉代历史有害无益。因为，它没有准确地说明王昭君嫁匈奴单于的真正历史意义，还会干扰读者对汉代史料中民族“和亲”固有含义的释读。
（一）“昭君和亲说”无益
评判王昭君嫁匈奴单于的历史意义，要以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的全部演变、形成过程为参照系。这个演变形成过程，绵延了五千年。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民族参与进来。这个演变、形成的主流，是诸民族的相互聚合，最后成为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政治实体。而汉与匈奴的汇聚、整合，就是中华民族汇聚整合总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段落。王昭君嫁单于，巩固、强化了汉与匈奴的政治整合。从宏观来看，它在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的五千年演进总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就是王昭君嫁单于的历史意义。
汉与匈奴接触、汇聚、整合，在王昭君出嫁单于以前，经历了两个阶段。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是这两段的分段里程碑。甘露元年以前，汉与匈奴各自独立，互为外国。甘露元年以后，匈奴成为汉的藩属，政治上整合为一，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王昭君嫁单于的目的，就是要巩固、强化这种政治整合。
之所以说汉宣帝以前，匈奴与汉是各自独立的两个国家，这可用汉文帝致匈奴国书与金日惮对汉武帝的禀奏为证。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了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致匈奴的国书。汉文帝在书中向单于建议：
朕与单于皆弃往细故，俱蹈大道，堕坏前恶，以图长久，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
汉文帝这里明确界定了汉与匈奴关系的性质。既言“若”，就表明不是“真是”，不是真成为“一家”。连最理想的未来追求，也只不过是“若一家子”而已。当时现实关系自然更是等而下之，是相互独立的“两国”，是互有疑惧待解的“两国”。
《汉书·金日磾传》记载，“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十四岁时被俘入汉为奴养马。由于做人做事数十年一贯笃实谨慎，深得汉武帝嘉许，被逐步提拔。汉武帝晚年，金日磾已置身汉朝廷权力核心内层：
及上病，属霍光以辅少主，光让日磾。日磾曰：“臣，外国人，且使匈奴轻汉。”
金日磾十四岁入汉，居汉已数十年，并已进入汉朝廷权力核心内层，而在讨论重大国事时，仍然不忘声明“臣，外国人”。这足以表明，当时汉与匈奴，还是互为“外国”，是互相独立的两国。
到了汉宣帝甘露元年以后，匈奴与汉关系有了根本改变。据《汉书·匈奴传》载：
呼韩邪之败也，左伊秩訾王为呼韩邪计，劝令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韩邪从其计，引众南近塞，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
《汉书·宣帝纪》也载：
甘露元年……匈奴呼韩邪单于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
（甘露二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奉国珍朝三年正月。诏有司议。咸曰：“……匈奴单于乡风慕义，举国同心，奉珍朝贺，自古未之有也……”诏曰：“……今匈奴单于称，‘北藩臣’，朝正月……”
《汉书·宣帝纪》又载，（甘露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狦来朝，赞谒称臣而不名。《汉书·匈奴传》也载，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汉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与呼韩邪单于立盟约，约文中说：“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
汉宣帝甘露元年，呼韩邪单于遣子入侍，是正式表明自己成为了汉朝藩臣。匈奴与汉，在经历了汉初以来一百多年的恩恩怨怨后，终于整合到了一处，“合为一家”，彼此并合成一个政治实体，不再是相互独立的两国。大漠南北，有史以来首次合为一个国家，这在中华民族政治汇聚、整合史上是一件大事。王昭君嫁单于，就是要巩固、强化这个整合。故《汉书·匈奴传》称：
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昭君赐单于。
“亲”是亲附，“愿婿汉氏以自亲”，是愿借婚姻关系以进一步巩固、强化自己对汉朝的臣属亲附关系。汉元帝赐昭君给单于，是认可单于的政治诉求。王昭君嫁单于，是呼韩邪、汉元帝要强化匈奴与汉政治整合的共识的落实。这一举措，在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视为王昭君嫁单于的真正历史意义所在。
古今“昭君和亲论”者均认为王昭君嫁单于是“和亲”，而所谓“和亲”的含义是民族政治联姻。据此，“昭君和亲论”者说到的“和亲”意义，说到的民族政治联姻意义，都可视为他们是在谈论王昭君嫁单于的意义。刘贶、东方虬认为，依据当时汉与匈奴的实力对比，汉元帝遣昭君嫁单于是多此一举，并无必要；《册府元龟·外臣部·和亲一》认为，“和亲”意义在于“远御不绝而已”，即维持松散的民族联系而已；高壁、毛奇龄认为，王昭君出嫁单于意义是“息烽火”、“平国难”；王桐龄认为，民族政治联姻的意义是“融化种族”[2]，翦伯赞认为，“和亲”的意义是“维持民族友好关系”[3]。这些议论，除刘贶、东方虬外，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正确因素，从今天看来，似乎都未免有“未达一间”之憾。但作为现代人去评论当年王昭君嫁单于，必须与中华民族五千年汇聚整合历程相联系，这样才算是评论到位。
（二）“昭君和亲说”有害
用语词“和亲”去表达一个概念，然后又用“和亲”这个语词不加说明地去表达另一个概念，这在逻辑学上叫作“偷换概念”。偷换概念势必引发词义诠释的混乱。如本文前面所述，汉代使用的民族“和亲”语词与隋唐以后一些人使用的民族“和亲”语词所表达的概念不同，如果在称昭君嫁单于为“和亲”时先作一个声明：“按隋唐以后一些人的观念，王昭君嫁单于是一次民族‘和亲’”，这是可以的。而如果不作这个声明，就径称王昭君嫁单于为“和亲”，难免会有麻烦。因为，既可以不作声明地径用隋唐以后一些人的“和亲”观念去指称王昭君嫁单于，就没有理由阻止人不作声明地径用隋唐以后一些人的“和亲”观念去指称或识别其他一些汉代史事，这就很可能会发生与汉代人观念的冲突，难免会陷入由不自觉的“偷换概念”而招致的尴尬。例如，读汉代史籍中汉武帝嫁宗女给乌孙王的记载，如果按隋唐以后一些人的观念，这起事件可以解读为“和亲”，而翻阅汉代史籍则绝无“和亲”二字。因为汉代只把化解战争为和平的民族互动才称作“和亲”，而当时汉与乌孙并无战争，汉与乌孙的联姻也并不是要消弭彼此间的战争，所以，汉代人就不称之为“和亲”。又如，在《史记》、《汉书》中你会读到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与匈奴的首次和亲，如果按隋唐以后一些人的“和亲”观念，此事不应称为“和亲”，因为此事与民族政治联姻毫不相关，然而《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在述及此事时，“和亲”二字均赫然在目。对这里的“和亲”究竟应当如何处理，便成了难题。其实，导致这些释读难题的祸根，就是“昭君和亲说”，就是不加声明地以隋唐以后一些人的观念去指称汉代的史事。
综上所述，流传至今的“昭君和亲说”，是不加声明地用隋唐以后一些人的观念去指称汉代史事，而如此下去，将会引发释读汉代史料工作的混乱。所以，这种做法不可取。对王昭君嫁单于这件事的性质，还是应该遵从汉代人的判断，不要称之为“和亲”，因为王昭君嫁单于不是“和亲”。
［收稿日期］2004-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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