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史学领域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史学领域理论研究包括对客观历史过程的历史理论研究和对历史学自身反思性研究的史学理论。本文所述涵盖的面既广，涉及内容又多，故只能以极粗的线条为近20余年来中国（不包括台港澳）史学领域理论研究发展情况，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疏漏之处，当所难免，尚祈大家鉴谅并赐教。
20年来史学领域理论研究大体包括；对“文革”前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命题研究的深入，拓展与突破；史学理论学科的整体建设；“文革”前史学理论命题研究的拓展、突破；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的新进展；史学理论史研究的开展与深入。
一、马克思主义传统历史理论命题研究的深入、拓展与突破
1.社会形态理论。
文革前，人类历史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五形态说，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用郭沫若的话说：“在今天是无可争辨的事实了”（注：郭沫若：《奴隶制时代》。）。新时期以来，仍有不少学者坚持五形态说。有的学者基本坚持五形态说，但在常规性形式之外，又附以各种变异性形式。更有相当多学者对五形态说提出质疑。理由是其一，从历史事实本身看，世界上没有一个大的民族完整地经历了五种形态；其二，五形态说并非马克思提出的，而主要是斯大林提出的，最多可追溯到列宁、恩格斯。也有学者认为，即使是马克思提出的，也只是对人类发展过程的一家之言，仍可以根据事实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方向重新加以探讨。因为否定五形态说并不等于否定人类历史发展存在基本规律。于是出现了吴大琨的六形态说。胡钟达的四形态说。罗荣渠根据一元多线说勾划出的社会发展图式大体同于四形态说，也不尽然。还有许多青年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三形态说。更有学者提出，划分社会形态可以采取多种标准，既可以根据生产资料所有制作标准，也可以按社会经济形式作标准，也可以根据人的发展状况作标准，还可以按照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以及与之相应的产业结构作标准，这样便可以对社会发展阶段作多角度、多侧面的阶段划分，等等。在社会形态理论研究上，新时期较文革前可以说有了突破性进展。但对社会形态发展真正根据基本历史实际进行深入研究以作出言之有据的理论概括，则嫌不足。与社会形态探讨相关连，学者们还对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作出了多方面的理论探讨。还有不少学者探讨了历史规律以及历史规律论和历史选择论的关系。
2.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问题20年代便已开始探讨。50年代提出的见解有亚细亚生产方式原始社会说、古代东方奴隶社会说、特殊经济形态说、铜器时代的部民社会说。新时期除有些学者继续坚持并发挥以前的一些见解外，又提出了各种新的见解，如左文华的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的混合形态说；庞卓恒等的东方型封建社会说；赵俪生的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的混合形志说，即“互相粘连”说；吴大琨的原始社会后、奴隶社会前的独立生产方式说；于可、王敦书的前资本主义各种社会的特大混合形坊说；赵克尧等的前资本主义各阶段社会依附说。佘树声的从确定性和动态性相结合看亚细亚生产方式说。还有学者提出亚细亚发展方式不过是马克思在长期探索历史发展过程中使用的一个假说，并非是一个科学概念。新时期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对以前研究的深入和拓展。照我看，依据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历史事实进行深入研究以得出相应结论，比争辩这个概念，将会更加有益于历史研究的。
3.中国历史分期的理论研究。文革以前对中国古代历史分散的理论探讨，主要是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当时提出的有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新时期梁作干继续沿着原先的基本思路，但运用中外历史比较方法，在1982年提出了东晋封建说。1988年，否定中国存在奴隶制的朱春荣认为原始社会解体后，中国经历了宗法奴役制社会、国家贵族所有制社会，到中唐进入封建社会。田昌五则认为中国古代经历的是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和帝制时代。更有年青学者提出先秦是世袭社会，秦汉至晚清是选举社会。对于中国近代史， “文革”前基本上看作是革命史， 对1840 到1919年的近代历史已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的固定框架，新时期则有学者提出四个阶梯说等，还有一些学者则提出以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已引起史学界重视。
4.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文革前不少学者已对此各自作了一些探讨。新时期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规模更大，论著更多，角度更新，而且不同意见之间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对于问题提出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看法。新见解至少有：其一，董楚平等认为农民战争的破坏及其对落后的小农经济的保护，打断了封建化进程，是导致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其二，陈平等则从稳定性最高、进化度最小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来寻找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其三，金观涛等用控制论系统论方法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提出超稳定系统假说，以解释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停滞；其四，刘昶则从中国封建社会始终没有完成封建化去探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其五，程洪等正好相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度发展延续了封建社会的寿命；其六，傅筑夫等认为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以小农经济长期存在解释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处于迟滞状态；其七，胡如雷等则认为地主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它极富弹性，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是导致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以上各种见解，有些相互对立。其中许多见解都受到不同见解的批评。还有的学者则认为，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不过是一个假问题。
5.关于历史发展动力。“文革”以前，除极个别学者提出过矛盾是推动社会前进动力，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主要动力外，只有阶级斗争是文明史发展动力，则占了绝对支配地位。新时期开始不久，便开展了历史发展动力的大讨论，除极少数学者仍坚持阶级斗争是真正动力外，可以说绝大多数学者都不再认为阶级斗争是唯一动力了。学者们在新时期提出的见解有：刘泽华等认为生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林章等认为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赵吉惠认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戎笙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是历史发展动力，其具体体现形式则有多种；田崇勤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历史发展根本动力；严钟奎等认为物质经济利益是历史发展根本动力；俞兆鹏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我认为最值得重视并有可能作为此问题进一步讨论基础的则是伍宗华等提出的社会各种矛盾运动的合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陈依元等提出的历史发展动力是一个系统；蒋大椿提出的凡是直接地或归根到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人（阶级）的实践活动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注：借此机会顺便说明一下，我的提法如果简化，可称之为人（阶级）的实践动力论。但不止一种著作在介绍我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时，说我的观点是“客观的社会需要说”，这种概括不仅不准确，而且有违我的观点，特此申明。）。可见新时期对于历史发展动力的认识，是大大拓展了。
6.关于历史的创造者
“文革”以前流行的见解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许多论者实际是说只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提法1980年开始便不断受到人们质疑，到黎澍的文章以更鲜明的态度提出这个问题时，在新时期引发了有关历史创造者问题的热烈讨论。不少学者仍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提法。黎澍、蒋大椿批评了人民群众是过去历史的主人以及只有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提法，既没有事实根据，又缺少理论根据。新时期除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外，提出的新见解有：黎澍认为人类历史是在一定条件制约下人们自己创造的。此前余霖等提出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涵义与此相近；蒋大椿提出马克思主义体系关于人类历史创造者完整认识的三个层次说；邓友平等提出人类历史是由社会合力共同创造的；郭瑞祥则提出从广狭两个涵义来理解历史创造者；黎明提出给人类社会系统信息量增殖做出贡献者是历史的创造者，并自称此说为“新英雄史观”。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是整个学术界对主体研究的重视在历史学领域的反应，对历史学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7.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理论
解放后到文革前，曾经有过两次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理论的热烈讨论。新时期对于这个问题讨论，没有以往热烈，但对问题的认识则较以前有很大进展：其一，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苏双碧、肖黎提出以气节观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之一。简桐提出评价历史人物的三条基本标准为：一是注意对物质文明发展所起的作用，二是注意对精神文明发展所起的作用；三是看历史到达前进与后退关键时期历史人物发挥了什么作用。吴廷嘉则提出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多元统一论，要求从社会各个领域开展对历史人物活动及其作用的多方面价值评判。另则历史作用是一个过程，存在着当时社会效益与长远社会效益关系，也需要价值判断标准的多元与统一。其二，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论。除以前传统方法外，新时期还引进和探索了评价历史人物的系统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社会学方法，“前进”与“逆溯”相结合的方法。具体说来，降大任提出评价历史人物应用阶段论。黄椿则提出横向的方面论与纵向的阶段论结合。项传淳等则提出应将阶段论与综合论相结合。郭卿友则提出注重“历史条件论”，并与阶段论、方面论相彰为用。胡如雷还提出过运用“角色”原理研究历史人物的设想。
另则，在历史上民族关系、历史上爱国主义的理论认识上，新时期也有新的探讨。农民战争史理论的探讨，新时期初颇为热烈，其后显然较“文革”前冷落，这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使然。但在农民战争的皇权主义与平均主义、农民战争历史作用、对农民战争后新王朝所实行政策的理解等，都提出了许多不同以往的见解，限于篇幅不再细列。
二、史学理论学科整体建设的初步开展
解放以前，我国各派史学都出版了不少有关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著作。解放以后，由于人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指导史学研究的最好理论，因此忽视了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尽管有个别学者对此作过努力，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实际上陷于停顿。除了编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这一时期没有出版过一本史学理论著作。11届3中全会后， 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 提倡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许多史学工作者从历史研究实践需要以及解放后史学的曲折发展历程中深刻体悟到：“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注：《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世界历史》1983年第6期。）。 历史学应当建设自己相对独立的史学理论学科。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在中国社科院、国家教委、中国史学会、历史学规划组的推动和组织下，史学理论学科建设被提上日程。
国家教委、中国史学会以及各地的高校、科研机构曾经组织多次有关史理论和方法论的学术研讨会。教委并要求全国高校历史系开设史学概论，列为必修课，并组织编写史学理论教材，直接推动了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尤其是当时设在中国社科院的历史规划组的史学理论小组，按照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关于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精神，筹划和组织了一系列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至今已开了十届。在这一系列会议上，全国史学理论工作者曾就历史与现实关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史学方法论建设、历史认识论、社会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传入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东方历史发展道路理论以及对解放后历史科学的理论回顾与史学理论自身回顾等问题，进行过热烈讨论。1987年史学理论研究的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后改名《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全国性史学理论的研究学会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成立。这一系列组织工作和学术探讨，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
体现史学理论建设初步成绩的，是多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著作的出版。1983年6月，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首先出版。 同年7月，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念》出版。 其后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和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撰的《史学导论》等十多种史学理论和方法论著作相继出版。全国各地报刊发表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文章，数量当以千计了。与此同时，学者们还就史学理论的研究对象、范围等涉及史学理论学科体系诸问题展开了研究和讨论。黄元起认为历史科学理论体系应包括史学理论、历史理论、历史编纂学理论、史学史等方面的问题；祝马鑫认为史学理论应分为历史研究的和历史编纂的理论体系；葛懋春、谢本书主张史学概论的任务是研究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姜义华则认为史学理论必须把古往今来全部史学研究活动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以揭示历史研究活动的规律；还有些学者建议区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前者指对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研究，后者即史学理论则是对反映历史的历史学自身各种问题的理论探讨；有的学者则设想建立史学学，等等。一门学科的初创阶段，产生多种见解本属自然，这也说明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正在形成之中。逐步地完善这门学科，正是我们今后要进一步努力的。
三、史学理论专题研究的新进展
从史学发展的角度看，史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文革”前提出的史学理论命题研究的拓展与突破；一是从建设史学理论角度提出的新问题的开展。
1.“文革”前提出的史学理论命题研究的拓展与突破。
“文革”前在缺乏自觉地建设史学理论学科的情况下，也曾经提出并讨论过若干史学理论问题，新时期对这些问题研究，则有了拓展与突破，具体有如下几个问题：
①史学的功能。文革前对此占支配地位的提法是古为今用，具体表现为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提法不能说全错，但理解狭隘。实际运用于史学研究时，常常导致简单的古今类比，紧跟变化迅速的政治形势跑，忽视历史学的科学性，而滋长实用主义。当戚本禹提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时，则使历史学完全成为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政治服务的实用主义工具。新时期黎澍重新探讨古为今用和历史学任务，提出首先要注意历史学的科学性，一定要用科学的历史知识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光明日报》等多家报刊曾组织学者就史学功能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学者们提出史学功能有科学功能和为其它社会领域服务的社会功能，并探讨了史学的科学功能与社会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就社会功能而言，史学应当为政治服务，但还可以为经济、文化等其它现实领域服务。茅海建从不同群体对历史学的需要阐述过史学的多方面社会功能。刘志琴从史学功能的历史变迁，由神喻性而资政性而教育性，阐述史学在教育方面的德、智、美育等多种功能。白寿彝就历史学对人的多方面教育功能阐述尤多。为了避免强调史学为其它社会领域服务时而忽视其科学功能，也为了避免强调史学科学功能时而疏远以至脱离社会现实，蒋大椿提出了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的划分，前者主要承担史学的科学功能，后者则在基础历史学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承担为其它现实社会领域服务的功能。新时期史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显然较以往全面。但关于史学功能问题，今后显然需要更加全面而系统的阐发。
②关于史论关系。
马克思主义史学不赞成将历史学仅仅归结为史料学，要求揭示历史事实的本质及合乎规律的内在联系，必然产生一个史论关系。“文革”前史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大致有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三种。新时期较多学者对史论结合主张作了进一步阐发，李鸿然等将这种提法发展为“实事求是，史论结合”，也有的学者主张提“以论导史、史论结合”。1982年蒋大椿则提出，应将史论关系放在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两种现象、历史研究过程、历史叙述阶段三个不同范围内分别加以探讨和处理，然后作总体考察。其后胡绳等学者也主张将史论关系放在研究过程和叙述阶段分别加以处理。新时期学者们对史论关系认识显然有了很大进展，但这个问题还需要在新的认识基础上进一步加以阐发。
③关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关系。“文革”前，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显得单调薄弱，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至少从1958年“史学革命”后，突出阶级斗争观点和强调历史主义，成为当时史学界的两种基本思潮，双方并在60年代展开过论战。最终是政治大批判扼杀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思潮。“文革”后，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又有十多篇文章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恢复名誉。相当多的文章主张回到60年代初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涵义及其与阶级观点关系的见解。但当初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被扼杀，固然有政治方面原因，而它的理论之不彻底也是一个原因，即它与突出阶级斗争观点者一样，也承认文明史是阶级斗争发展及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核心这两个理论前提。蒋大椿在1978年秋论述历史主义时提出文明史不只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它还包括生产斗争、科学技术、语言文字等不带阶级性的更加广泛的内容。80年代初，他对历史的内容应当包括生产力发展、人们社会阶级关系的又斗争又统一、社会意识形态，继续作了阐发。就整个史学发展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见解，而且也还不够全面。但对将文明史仅仅视为阶级斗争发展的认识来说，这无疑反映了史学界对于这个问题认识的突破。80年代，蒋大椿又提出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运用于文明史中的阶级现象而得出的抽象层次较低的理论，它属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一个观点，但绝不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它是否属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还值得探讨。只有基于这样的认识，才有可能对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获得准确认识。90年代，蒋大椿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王学典的《历史主义的历史命运》、《廿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等著作，系统地总结和探讨了这个专题研究。新时期，还有个别学者坚持阶级分析法是历史科学研究文明史的唯一基本方法，而他石、陈高华、李祖德等绝大多数学者均不赞成此见。由于新时期学者们主张研究历史时应当采用多种合适的观点和方法，像60年代那样将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并列已经没有必要。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并不能说已经完成使命。目前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虽然表现形式与过去有所不同，但依然存在，如对近代革命的完全否定便是非历史主义的表现。因此，历史主义不仅应当与正确运用的阶级观点（包括阶级斗争与阶级统一）相结合，运用其它观点方法研究历史时，也应当注意与科学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相结合。
2.新的史学理论问题的提出及其探讨。
这里涉及的问题很多，不可能面面提到，大体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开展。
文革以前，史学家研究历史，大体上采用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一般认识论的阐述，即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对历史认识论基本上没有展开研究。新时期对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已经初步展开，涉及到历史认识的主体、客体、中介、历史认识过程及其特点等一系列问题。1987年在四川温江召开的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曾集中讨论了历史认识论。罗福惠、马敏在1983年较早地探讨了历史认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关系。刘泽华、张国刚就历史认识的特点是间接认识、从问题开始的历史认识的一般形式与过程以及历史认知结构、基本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发。谢本书、翁飞等论述了历史认识的一般模式及其特征。徐兆仁提出了历史认识的十大特性。于沛系统阐述了历史思维的特点。赵轶峰论述了历史认识的相对性。沈大德、吴廷嘉对历史认识主体进行了专门研究。陈启能、陈光前等分别对作为史学研究客体的历史事实作了较为具体的分析。对陈启能的见解则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李振宏在多篇文章中论述了史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客体范畴以及历史认识的模糊性，等等。另外多种史学理论著作都对历史认识论及其有关问题作了深浅程度不同的探讨。问题已经提出不少，并且获得了可喜的进展，但我国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尚待进一步展开和深入。
②史学方法研究的热潮。
文革以前，史学方法研究单调而薄弱。80年代，我国史学界出版了“方法热”，确为解放以来史学研究的一大新气象。针对相当长时期以来忽视史料工作的倾向，尤其是文革时期影射史学对史实的任意曲解甚至伪造，80年代初，史料的搜集、鉴别、考据方法为胡守为、荣孟源、赵光贤、白寿彝、来新夏等史学家格外重视。在史料搜集整理基础上的研究方法，除70年代末到80年代对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以及史论关系处理方法的继续探讨外，黎澍等阐述了从历史事实出发的唯物方法，刘大年等阐发了阶级分析方法。丁伟志等探讨了逆向考察法。蒋大椿系统发掘和探索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历史研究方法。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许多新方法的引进和探讨。一是系统方法。金观涛、刘青峰首先将控制论、系统论方法引进历史学领域，并运用这种方法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后来，钱学森等许多学者都论述过历史学中的系统方法。1985年在上海和1986年在安徽举行的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曾集中探讨过系统方法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当时多数学者对在史学中尝试性地运用系统方法持肯定态度。这种方法的基本要点是要求从系统整体出发，研究系统整体与部分、各子系统之间以及系统整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强调用综合—分析—综合的方法研究历史事物系统。许多学者指出应当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系统方法，并且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金观涛则从怀疑以至用系统方法排斥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他的研究倾向受到不少学者的批评。刘大年、刘修明则主张对引进系统方法持慎重态度。二是历史计量方法。霍俊江、续建宜等学者阐述了计量方法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适用范围、内容、运用程序等问题，也有的学者指出历史计量方法的局限性以及应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历史计量方法。霍俊江、王小宽出版了有关历史计量方法的专著、译著。在适当的历史领域运用计量方法对于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是必要的。历史计量方法已被开始运用于我国的人口史、经济史等领域，但成果不多，这大约同多数史学家掌握计量方法有一定难度以及数学家尚未进入史学领域相关联。三是各门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相交叉而产生的多种跨学科方法的出现。彭卫、周义保、邹兆辰等探讨了心理史学方法对于历史学的意义、适用范围及应有注意的问题。罗凤礼介绍了欧美心理史学方法并作了评述。彭卫出版了心理史学及其方法的专著。魏承思探讨了历史社会学方法。此外还有学者介绍、探讨了历史地理学方法、历史人类学方法以及模糊方法、模型方法等。四是历史比较方法。历史比较方法并不是一种新的史学方法，但在新时期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范达人、孟庆顺等许多学者论述了历史比较方法的理论根据、涵义、类型、运用程序、条件要求、功能、作用及其局限性。庞卓恒、范达人等出版了历史比较方法专著。历史比较方法同历史研究实际结合较紧密，出现了数量相当多的中西历史比较论作。五是假说方法。荣孟源认为在考据学中不能运用假说方法。茅家琦、李桂海等学者则探讨了历史学中假说方法如何运用及其作用。对胡适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也重新作了探讨。六是口述史学方法，近现代史、党史中相当普遍地运用了口述史学方法，杨立文等对此作了颇有影响的探讨。这一时期史学方法研究的特点一个是新。介绍和探讨的新方法各种各样，令人耳目常新。一个是史学方法的多样化。再一个是除传统方法和历史比较方法较紧密地结合实际历史研究外，一些新方法的研究尚在起始阶段，多停留于理论的论证上，有些论证也还比较粗浅，成功地运用于史学实践取得成功者甚少。史学方法论的研究也已开始提上日程。陈光前、霍俊江、董进泉、陈家声、肖剑、赵轶峰、程洪等都曾撰文探讨了史学方法论建设的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从这一时期史学方法和方法论研究中可以看出，对于我国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建设大体存在下几种基本倾向：一是个别学者仍坚持阶级分析方法是历史科学唯一的基本方法；二是个别学者打算以系统方法为中介建设包括史学在内的统一的科学方法体系；三是一些学者建议历史学应尽量摆脱自然科学影响，从人文学角度建设自己的史学方法体系；四是一些学者建议应建立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指导的，由多角度、多层次、相互联系并互为补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体系。
3.关于历史学的性质。
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以来，认为由于唯物史观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历史研究变成为科学。解放以来，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是关于历史学性质的支配见解。90年代以来，逐渐有些学者提出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也有学者提历史学是科学和人文学的统一。何兆武在1996年发表的《历史学的若干反思》（注：《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中，对历史学的性质作了系统阐发。 何文将历史学分成两个层次：历史学Ⅰ是对史实或史料的认定，这部分研究工作是纯科学的。历史学Ⅱ是对历史学Ⅰ的理解或诠释。这项工作又分两个方面，一是确认史料之后的解释。这个理解工作仅有科学态度和方法是不够的，还要有一种人文价值理想贯彻始终，这是“是历史学精神的核心”。再则史家还应进行人性学的研究，而这种探讨除一部分和心理科学重叠，“大部分却是独立于科学之外的”。由于每个个人、学派、时代的知识凭藉和思想方式不同，构造出来的历史画卷必然不同。历史学家工作的完成，就在于把它构成的历史画卷传达给别人，“这里的这个‘传达’工作严格说来，乃是一种艺术表现，因此也就并没有‘如实’。”何文发表后，在史学界已经引起关注。有的学者表示赞同，庞卓恒则对何兆武主张的历史学的生命或主体部分只能是“人文的”而不能是科学的论点提出质疑。历史学的性质是史学知识论的基本问题之一，关系到历史学建设的基本方向，建议关心这个问题的学者能对这个问题展开更加深入的讨论，这对于当代史学理论发展，以至整个历史学发展将是极为有益的。
4.关于历史编纂学理论
解放以后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历史编纂理论研究极为薄弱，新时期则对此作了有益的探索。江明、陈光前等撰文论述了历史编撰的理论与方法，内容涉及史学论著的体系、结构、体裁、语言运用等。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对我国古代历史编撰理论和方法作了系统总结。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集中探讨了历史编撰的理论和方法。其它多种史学理论著作也都论及史著编纂的理论和方法。罗尔纲在撰写太平天国史和白寿彝主持编写大型中国通史时，对建设新综合体作出了极为有益的探索。尤其是白寿彝在总结和继承我国古代史书编撰体裁优点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而创造的通史新体例，其主体部分包括序说、综述、别录、人物传记四个组成部分，其所涵盖的历史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远超出了以往章节体通史著作，又比较恰当地处理了通史编撰中点和面的关系，加强了历史主体研究，改变了以往通史著作只见事物不见人物的通病。当是新时期在历史编撰理论和实践研究中的一大创获。新时期历史编撰理论获得了重要成果，但对此包括新综合体作进一步探讨，仍旧是必要的。
四、史学理论史研究的展开和逐步深入
“文革”以前，除少量史学史论著对司马迁、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等的历史和史学观点有所涉及外，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研究，基本上没有开展。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完全没有研究。外国史学理论除马恩和前苏联外，更无人问津。改革开放以来，8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出现了许多热点，但对中外史学理论史的研究已经初步展开。90年代，史学理论没有形成热点，但并没有停滞，其特点便在于对史学理论史的研究更为全面深入。
首先，对外国史学理论发展的介绍和研究，是新时期史学理论史研究最引人注目的现象。除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发展理论和史学方法续有研究外，对意大利的维科、克罗齐，英国的培根、柏克、贝克尔、爱德华·卡尔、汤普逊、德国的康德、韦伯、雅斯贝尔斯、于尔根·科卡，西班牙的奥特迦，奥地利的弗罗伊德，法国年鉴派及其各代表人物的历史观、历史发展理论和史学理论都有专文研究。有些论文还分国、分派别地介绍和探讨了历史主义在西方的最新发展、西方新心智史学、美国当代史学、德国心态史学、前苏联史学理论、以托波尔斯基为代表的波兰史学方法论、中世纪阿拉伯史学以至墨西哥史学理论的发展。《当代外国史学理论丛书》、《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等的推出，以及多种外国历史哲学、史学理论文选的出版，还有一些外国史学史著作也对国外史学理论分国分派地作过介绍。这一切大大增加了中国史家对国外史学理论研究的较系统的了解。张文杰较早地探讨了西方批判的历史哲学对主体的强调，何兆武更加全面地分析了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到分析批判的转换过程，陈启能对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发展演变的分析，于沛对前苏联史学理论发展及其特点的揭示，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等一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性专著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史学界对国外史学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
其次，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研究的全面展开。有些西方学者承认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丰富，但认为中国古代缺少史学思想和理论。我们的不少史家是凭着一股正气来发掘和研究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和理论的，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收获。除人们熟知的司马迁和《史记》、刘知几和《史通》、章学诚和《文史通义》外，对孔孟、韩非、欧阳修、程颐、程灏、邵雍、司马光、郑樵、朱嘉、吕祖谦、王应麟、黄震、胡三省、马端临、阎若璩、张岱等史学家、思想家的史学思想、理论和方法，都有专文作个案研究。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念》对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和历史编撰理论的系统总结，前已述及。他在有关史学遗产的系列文章中也探讨了中国古代史家的历史观点和编纂理论。瞿林东概要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的大势，并具体揭示了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内涵及其与建设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吴怀祺出版了《中国史学思想发展史》，发掘和揭示了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变思想、历史借鉴思想、经世致用思想以及历史编纂学的二重性主张等基本特征。对于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宝藏的更深入的发掘和更系统地研究，必将极大地有益于我国当代史学理论的建设。
最后，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初步发掘，便已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除了对李大钊、李达、瞿秋白、毛泽东、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华岗、邓拓等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贡献，有若干专著和许多论文作了专门研究外，还有许多专著和论文对龚自珍、魏源、王韬、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介石、夏曾佑、胡适、顾颉刚、陈寅恪、何炳松、陈垣、钱穆、傅斯年、常乃德、杨鸿烈、雷海宗等学者的历史观、史学思想和理论主张，作了深浅不同的发掘和研究。除了研究人物的史学思想外，还有许多论著和有些近代史学著作，详略不等地探讨了近代的进化史观、梁启超新史学派、国粹主义史学、何炳松译介和发挥的新史学、疑古派史学、实证派史学、实用主义史学、民生史观、生机史观、生物史观、复古主义派、战国策派的文化形态史观，当然还有唯物史观的历史观及在史学领域的理论主张。陈其泰《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概述了近代史观、史学思想和方法发展的基本趋势，胡逢祥、张文建的专著探讨了1840到1919年的史学流派及其思潮，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发掘了近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及其贡献。人们看到，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发展的轮廓正在逐渐被揭示出来。这个领域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更会较直接地有益于当代的史学理论建设。
史学理论史的研究，正在为史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而且人们从史学理论之史的研究中，将会进一步发现越来越多的史学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同建设当代史学理论究竟是什么关系？结合当代认识条件，应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发展当代史学理论？这些问题同建设当代史学理论自身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对马克思历史观更深入的认识相汇聚，必将会催发出史学理论研究的又一轮热潮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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