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专题讨论）——4.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成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专题讨论论文,法国论文,最新进展论文,成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7；B7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7）11-0028-16
法国思想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关注由来已久，且作为一个传统保留至今。随着近年来西方世界尤其是法国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人们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也不断增强，并涌现出了一批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
一、在文本的重新解读中探求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
帕斯卡尔·贡伯玛尔（Pascal Combemale）和让-伊夫·卡尔维（Jean-Yves Calvez）在他们的著作中都呼吁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重新解读。前者在《马克思导论》中，以马克思的生命历程为主要线索，追寻其政治和思想活动的轨迹，揭示了马克思的“颠覆性的批判意识”是如何受到人的自我解放的希望影响的。作者强调，我们这个时代并没有摆脱资本的统治，而马克思对于社会商品化和市场全球化的预见已被现实历史运动所证实，并且，马克思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对我们依然有极大的启示意义。作者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就是不断接受各种新知识并对之进行批判，从而不断塑造自己理论的过程，而今天的读者也应在今天特定的历史情景中不断重读马克思。让-伊夫·卡尔维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一种思想，一段历史》一书对马克思的思想和那些视为与马克思处于同一学派的思想家们的思想进行了整体性勾勒，研究了马克思思想在马克思身后的传播史，并认为马克思的反思本身和以此种反思为名而进行的现实活动之间存在着巨大裂隙。
伊莎贝尔·伽沃（Isabelle Garo）在其文章《马克思思想中的商品拜物教——在宗教、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之间》中重新解读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思想。作者认为，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问题的研究受到了来自18世纪〔尤其是德·布洛斯（de Brosses）〕的原始宗教理论的启发：马克思从德·布洛斯的分析中把握到的主要是一个投射的观念，即人将他们自己的力量投射到他们所崇拜的外在对象上。但马克思最关心的是对表象的多种功能进行多维度分析，通过把握表象对于经济与社会总体的再生产的促进功能而将表象归入到经济与社会总体中。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观点，认为拜物教不是一种信仰的表现，而是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对商品的超感性性质的一种无意识的、非宗教的信念，在马克思看来，需要研究的正是使这些表象得以产生的现实领域。作者指出，与德·布洛斯相反，马克思从商品拜物教中看到了抽象劳动的环节；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从商品拜物教中看到了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基础之上诞生的那些幻想的社会性发生机制。正是在同这些理论的相遇和交锋中，马克思推进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形成的理解，并进一步将对于政治经济学本身的批判扩展到对其哲学基础的批判。
帕提克·托尔（Patrick Tort）是法国著名的达尔文主义思想家，他于2006年出版的《马克思和意识形态问题》（第二版）是八年前刊行的同名著作的修订版，出版后引起法国左翼思想界的关注。该著作重新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理论，以新的方式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诠释，围绕政治控制，知识、观念和符号控制以及信仰控制三种控制方式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两个方面分析意识形态：一是认为意识形态是人们对于现实的不自觉的颠倒，二是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中一部分人所进行的有意的意识操纵，其意图在于对某个社会群体进行控制——而正是在进行后一个方面的分析时所提到的埃及祭司的例子，使帕提克·托尔获得了灵感：他有意识地将意识形态问题与法国社会所存在的那种愈来愈严重的对于媒体的盲从联系起来，呼吁拒绝“新异化形式”。作者认为，只有所有人都诅咒这种制度，才能将我们自己的法则施加于这些异化形式之上，使它缩短存在的时间。作者并不满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观点的“二元性”，认为埃及祭司在建立“通过精英的统治”（即通过知识和交往对不同阶层进行的统治）时从一开始就不是无意的。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有意地进行“良心的重塑”。
葛兰西的文本是法国思想界在重新解读马克思时十分倚重的思想资源。在《葛兰西面对马克思：他所看到的和他所未看到的》一文中，法比奥·佛西尼（Fabio Frosini）认为，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真理性”不在于它们是否接近源头的“真理学说”，而在于它们各自对“源头”进行重新挖掘的能力：把从中得到的启发作为理解和改造世界的批判性因素，同时创造出“知识的效果”。在作者看来，并不存在一个所谓“正统”或“权威”的马克思，葛兰西对马克思的阅读塑造了一个他自己的马克思形象，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方向。葛兰西对马克思的阅读以1926年为分界点。在1926年之前，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学说”，而是大众的历史运动，其方向是被剥削者集体“意识到”他们的处境，而马克思则是“历史学家”和“行动的人”，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在历史中通过阶级而产生的作用。此时，葛兰西强调的是马克思人道主义的一面而不是哲学的一面。1926年，葛兰西被捕之后写就的《狱中笔记》，则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问题。此时葛兰西受拉布里奥拉（Labriola）的影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系统、融贯的哲学，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为此，葛兰西开始“选择性”地阅读马克思。这时，葛兰西把实践作为马克思思想的线索，通过这一线索，把社会现实理解为“力量关系”的相互交叉，这和人们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是相反的。作者认为，通过葛兰西对马克思的阅读可以看到，并不存在一个“本来的”马克思，而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并非简单地作为科学或作为意识形态而出现，它本身是理论和意识形态的交叉，以系统性和策略性的批判为特征，是革命性的哲学，即把哲学阐述为哲学—政治，并成为大众历史运动的哲学—理论。
二、对马克思异化理论及其现实意义的讨论
异化理论作为马克思思想中极为重要的方面，曾经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对这一思想的讨论最近又在法国思想界活跃起来。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曾对异化劳动的内涵进行过深入剖析，但在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中，人们往往将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混为一谈。弗兰克·菲施巴赫（Franck Fischbach）在题为《主动性、被动性、异化——对〈1844年手稿〉的解读》的文章中反对这一混淆。作者参照齐泽克（Slav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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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的“交互被动性”理论，认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具有根本的异质性：后者的异化概念主要局限于宗教领域，或最多从宗教领域放大到社会领域，这种异化观将对象化与异化本身画上了等号；而马克思的异化观的要义则在于异化不等于对象化，异化是一种特殊的对象化过程，即在对象化中丧失对象。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之所以是异化劳动，并不仅仅由于它是主体力量的对象化，更因为在这一对象化过程中，劳动者处于失去对象或“无对象”的状况。马克思对于异化劳动的基本规定都应当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史蒂芬·阿贝（Stéphane Haber）在《应该对〈1844年手稿〉做怎样的批评》一文中则要求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进行重新评价。作者认为，无论从社会学还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一概念都是有局限性的，比如，它忽视了外在的约束性和内在的自主性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且这一观念所包含的主体性观念也使异化理论本身很难不被包容在传统主体主义哲学之中，但作者仍认为，异化理论应当被“重新发现”而不是取消。从生命哲学的角度，作者把异化看作“偏离自身的、迷失自身的生命，也就是失去自然本性、无法自我实现和自我理解的生命”①。伊万·基尼乌（Yvon Quiniou）则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进行了辩护，他在题为《异化概念的现实意义》的文章中指出，在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规定中，劳动过程本身的异化是最关键的，在考察阶级社会如何妨碍人的潜能发展时，异化概念由于将个体性的发展放在首位，因而在今天的现实中仍具有相当的意义，作者强调，对异化概念不能仅作科学层面的理解，更要在规范层面上理解。
卢卡奇由于其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物化”问题的精彩分析，成为人们在谈到“异化”问题时不能不谈的思想家。研究卢卡奇的专家樊尚·夏尔波尼耶（Vincent Charbonnier）在《卢卡奇思想中的总体性问题》一文中认为，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的总体性概念只停留在目的论的维度上，由此导致将物化视为资本主义的结构性事实的理论后果。作者批评道，由于受末世学残余的影响，卢卡奇明显倾向于将物化等同于贫困化，从而对异化进行了片面的哲学解读。作者认为，在异化问题上，卢卡奇似乎忽视了社会实践的相对自主性，在他的分析中，生产主体的反抗更多的是被抽象地置于无产阶级意识的政治模式下来考虑的，而不是放在工人的现实劳动条件下的具体处境来考虑，这样，工人就被简化成了无产者，劳动者就被简化成了他的阶级意识。作者对比了卢卡奇与葛兰西在此问题上的分歧：葛兰西明确考虑到了生产者面对泰勒所谓的理性化时的潜在反抗，因而反对那种将人视为整个隶属于机器并与之完全融合为一体的观点；而卢卡奇则将奴役或解放的辩证法作为劳动过程的中心，他在打破物化和救赎的旧目的论的同时，又打开了新的目的论之门。尼古拉·泰尔图良（Nicolas Tertulian）则在《异化和去异化——卢卡奇和海德格尔的比较》一文中从另一个侧面讨论了卢卡奇的异化思想。他认为，《存在与时间》时期的海德格尔由于将异化视为人先天的被抛入地那种境况，因而与《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卢卡奇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然而这种不同却在某种意义上为卢卡奇所忽视。作者还认为，卢卡奇的异化思想并非只集中在其早期著作尤其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晚期卢卡奇在许多著作中也有对异化问题的思考，如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卢卡奇对“纯真的物化”与“异化的物化”、对象化与外化进行了区分。
三、新自由主义批判
“新自由主义”作为当代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组织原则，近来愈来愈受到左翼思想界的质疑。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成为法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话题。
吉拉·迪梅尼（Gérard Duménil）和多梅尼克·莱维（Dominique Lévy）在《今日马克思》杂志上发表题为《马克思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的文章，认为始于20世纪70—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其主要特征是权力的加强和资产阶级收益的增加”①。它使当前西方的经济和社会样态重新表现出典型的资本主义的特征。作者认为，马克思关于阶级、生产资料所有制和资本的理论以及希法亭（Hilferding）和列宁的理论有助于思考新自由主义社会中的国家权力、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以及集中在金融机构中的资本关系。《新自由主义：一种社会秩序的超越还是再生？》是迪梅尼和莱维合作发表的另一篇文章，认为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时候，要将新自由主义（在新的层面巩固中产阶级的权力）和帝国主义（对边缘性国家的掠夺）联系起来。作者指出，这种新的社会秩序有许多内在矛盾：首先是产生了许多新的冲突，其次是造成了明显的不平衡，这在美国表现得最为突出。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也表现出一些新的形式，比如资本输出以及美国经济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依赖。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文章《超越自由主义全球化：一个更好的还是更糟的世界？》指出，正如今日美国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当代新自由主义将“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那个”作为自己的目标。尽管这很难适用于世界不同地区，尤其遭到了伊斯兰国家的抵抗，但美国的领导地位并未受到动摇。要改变这一状况，首要的问题是有着民主传统的欧洲是否有可能走出另一条路。但这一地区的自主性显然受制于欧盟的架构，同时与北约的联系仍然过紧。南方国家对抗帝国主义的能力，受到两个因素的限制：一是后发国家幻想自己正在进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二是不发达国家力量太弱。同时，一些新的文化潮流如后现代主义和“文化主义”也削弱了纠正性的力量。现在重要的任务是塑造一种新的反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雅克·比岱（Jacques Bidet）在题为《福柯与自由主义：理性，革命和反抗》的文章中，立足于福柯1978—1979年间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从福柯与马克思对比研究的视角，对福柯和自由主义的关系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梳理。比岱指出，尽管福柯在演讲中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持某种程度的肯定态度，但这并不说明他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对立：前者和后者的不同话语应被视为同一种“宏大叙事”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这两种叙事形式出自两种不同的哲学形式——两者之间的张力体现的正是两种政治（一种叫“革命”，另一种叫“反抗”）之间的张力。福柯通过“牧师”形象将“现代政治理性”解释为“自我统治”的革命性要求，从而使当代政治要求成为由经济理性、法律规范和自我认同性构建起来的三元结构。在福柯那里，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无法完全揭示这一点，而在比岱看来，只有依据马克思的《资本论》所展示出的“元结构”，才能明白为什么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无法满足这三重要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示了被设想为“自由”的生产者在交换中不是按照“约定”进行活动，而是受到“自愿的束缚”，因为在这种活动中，人们不知道正是他们自己建立了自己所服从的作为“自然秩序”而存在的市场；“市场法则”并不是理性的非历史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市场是资本主义所设置的前提，但资本主义在衡量自己在历史中的展开过程时却将自己无限放大了。因此，马克思在研究了市场即交易的形式之后，又研究了资本的结构性的秩序，这种秩序将作为交易的“元结构性”的前提的商品关系即市民社会设定为理性的。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福柯的轨迹相交了。
四、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
运用产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的理论来分析今天的现实往往会受到非议，但米歇尔·胡松（Michel Husson）在题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文章中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在今天仍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运作。在胡松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当然不同于马克思所认识的资本主义，但是资本主义系统的根本结构并没有改变，运用马克思理论来分析当今资本主义是合法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将商品的基础视为与商品的具体物质形式无关的社会关系，故而，当代社会广泛存在的商品和劳动过程的非物质性不会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失效；同时，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和再生产理论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发展轨迹提出了一种分析框架：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内在于自身的矛盾，肯定会发生周期性的危机，但一次大危机发生后，其结局有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体制或者被颠覆，或者在某种激烈的形式（如战争、法西斯主义）或某种倒退的形式下重新恢复。作者认为，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完全可以在此框架中进行。
皮埃尔·库-萨里（Pierre Cours-Salies）、让·洛伊坎（Jean Lojkine）和米歇尔·瓦卡路利斯（Michel Vakaloulis）的著作《新阶级斗争》是2006年在法国左翼思想界引起较多关注的著作。该著作的写作背景是1995年以来法国思想界随着不断出现的社会运动所掀起的关于阶级斗争的讨论。该书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试图反思今日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状况。作者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并不表明阶级分析法已经不再有效了。在作者看来，“中产阶级”的普遍化只不过是一个“神话”，因为这只不过是受雇佣者队伍扩大的一种方式而已；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表象下所隐藏的是社会不公正的上升。然而，现代西方社会的阶级斗争却又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产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对于自由主义政治的拒绝一直没有停止过，另一方面，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和有力的集体意识，因而那些社会斗争只能是分散的和杂乱的。而要理解和重新整合现代阶级斗争，就必须重读马克思的相关著作。作者强调，像《哥达纲领批判》这样的著作不能被狭隘地看做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而应当被视为“帮助我们更清楚地思考当代问题的工具”。
《正在发生的未来与后资本主义：对于当前历史性运动的阐述》一书的作者让-塞弗（Jean Sève）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共产主义的阐述表示赞同，认为共产主义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其条件来自于当前已存在的前提”，他力求在资本主义的当前重组中区分出能孕育资本主义超越自身的萌芽所在。在作者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处于前所未有的自相矛盾的境地，这些自相矛盾的结果，将是作为当前资本主义支柱的那些因素的替代品的出现，它们会更为集体化，也更具公正性。因此，问题就在于创造“新的社会关系”，以释放具有解放性的潜在因素。
〔本文受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04JZD0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05JJD710126）资助。文章的写作参考了陈颖和张逸婧整理的部分材料，谨致谢忱。〕
注释：
①Actuel Marx n°39,2006,p.57.
②Actuel Marx n°40,2006,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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