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发展观论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09)12-0021-06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图大业，是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中前进的。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理论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二者的统一，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是实践的指南。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系，正是这种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关系。30年来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重要实践基础；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指导方针。深入研究这二者之间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关系，对于我们自觉地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是有益的。
一、建设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形成的重要实践基础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高度概括地回答了科学发展观是如何形成的问题：“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1](p.13)理论的基础是实践。科学的理论归根到底只能从实践中得来。“总结我国发展实践”，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最重要的基础。而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发展实践”，就是从建设“小康之家”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时起，在中国现阶段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成为我们党和国家面对的首要课题，也是邓小平集中思考的一个问题。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2](p.237)，是我们党探索这个问题，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重要关节点。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2](p.237)他所描绘的中国在20世纪末要达到的这个“小康之家”或“小康的状态”是“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2](p.237)这一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提出，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目标的提出，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在此之前，我国确定的目标是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1964年12月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不久后因“文化大革命”，这一目标被搁置起来。1975年1月，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重提“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且设想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这个目标，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热情。但是，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经济建设中又出现了头脑发热、急于求成的问题。正如邓小平后来在1981年4月的一次谈话中所指出的：“特别是前一个时期，我们的脑子有点热，对自己的估计不很切合实际，大的项目搞得太多，基本建设战线太长，结果就出现问题了。”[3](p.732)邓小平又说：“想快，这个意图是好的，但欲速则不达，这是中国的古话。步子稳妥一些，也许速度更快一些。”[3](p.732)邓小平通过广泛的国内调研和出国访问、考察，深入了解实际情况，明确认识到：“在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不能达到日本、欧洲、美国和第三世界中有些发达国家的水平。”[3](p.732)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小康”这一“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且通过调研和计算，把他在1979年12月6日谈话中提出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千美元”的量化目标调整为800至1千美元。1980年10月，他在解放军总参谋部召开的一个会议上明确提出：“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提的目标就是争取二十年翻两番。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进入小康社会。”[4](p.681)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确定了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的总的奋斗目标：“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总产值翻两番。”[5](p.235)十二大同时还作出了“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的重要决策：“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5](p.237)至此，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被正式确立为我国的奋斗目标和战略部署，转化为中国大地上亿万人民的伟大实践。
在确立20世纪内实现小康目标的同时，邓小平开始构思中国现代化建设下一步的目标和蓝图。80年代中期，邓小平逐步形成了中国到21世纪中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构想。1987年4月，他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说，中国在20世纪末建成小康社会后，“有了这个基础，再过五十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在世界上虽然还是在几十名以下，但是中国是个中等发达的国家了。”[6](p.216)根据邓小平的设计，党的十三大确定了20世纪后20年和21世纪前50年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十三大召开后不久，邓小平在1987年11月会见朝鲜总理李根模时说：“十三大报告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讲了到建国一百年时的经济发展战略，就是下个世纪中叶，二十一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将发展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7](p.3)
从那时以来的二十多年间，邓小平提出的20世纪后2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已经在1997年提前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迄今为止仍然被确认为我们的奋斗目标；邓小平提出的“两步走”、“三步走”的战略思想，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不断发展，越来越丰富和具体化。在我国胜利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之后，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作为会议主题，确定了在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07年，党的十七大又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作为大会的主题，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的更高要求，勾画出中国到2020年这一目标实现时的美好前景。
回顾历史进程，我们看到，正是邓小平30年前提出并在后来不断发展的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为我们勾画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指引我们制定了发展战略和各个阶段的发展目标，鼓舞着人民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努力奋斗。
社会实践这种特殊形式的物质运动，与自然界中物质运动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是人类在一定意识支配之下展开的自觉的物质活动，体现了人类特殊的能动性，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8](p.477)。人类在实践活动中的能动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预先为自己确立了所要达到的目标，瞄准这个目标确定实施的步骤和行动的路线，一步步自觉地向着目标前进。如马克思所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9](p.208)毛泽东也说过：“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得有中国革命的图样。”[10](p.486)对于亿万人民参加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来说，“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必须由代表人民群众的党和国家制定出来，绘制成一幅幅蓝图，并深入到亿万人民心中，才能动员人民团结一心为之奋斗。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指引中国现代化建设前进的蓝图。确定实践的目标，是人们实践活动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它决定着实践的步骤和行动路线，决定着实践活动的总体布局和实施方案，也直接影响着参与到实践中来的人们的积极性。人们为自己的实践确立的目标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实际，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规律和实践活动的规律，直接关系到实践的成败得失。没有邓小平建设小康社会思想的指引，就不会有30年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30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就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这是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指引下的实践，它又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基础。
二、科学发展观：建设小康社会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
“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10](p.485)，这是人类认识和实践发展的规律。“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10](p.485)，这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和改造中国的规律。这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前进的过程，而总结经验，则是在广泛深入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理论和发展理论的一条基本途径。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来源于实践，又指导了实践的发展。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又推动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与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观，是在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它是实践经验的新的理论升华。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这四条，都是提出科学发展观所不可缺少的条件，而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角度去考察，“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
我国发展的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最重要的实践基础，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其余几个条件都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形成或在这一基础上发生作用的。第一，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提出来的，而我们对基本国情的科学认识，来自对发展实践的总结。我们党通过总结长期实践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作出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从而把握了当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找到了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我们通过总结新世纪新阶段的实践经验，分析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把握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成为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现实依据。离开对我国发展实践的深刻总结，就没有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第二，借鉴国外发展经验，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必要条件，而对国外经验的分析、取舍，是以总结我们自己的发展实践为基础的。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之一，是各国人民共同的追求。由于社会制度、历史条件、国际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各国的发展既包含着普遍的规律，又在发展的目标、性质、道路、模式等方面各有其特殊性。各国在发展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因此，对国外的发展经验，既不能视而不见、拒之门外，又不能照单全收、盲目搬用。只有立足于我国自己的发展实践，通过总结自身的经验理解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才能确立衡量、取舍国外经验的准绳或尺度，才能正确分析、认识国外的经验，既吸收其中有益的经验为我所用，又把别国失误的教训引为借鉴，成为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资源。第三，科学发展观是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而新的发展要求是在现实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对它的理解和把握也是以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为基础的。人类的发展实践是一个承续过去、立足当今、面向未来的历史过程，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要求就蕴含在今天的现实之中，因而只有通过对现实的分析和对迄今为止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才能深刻地理解和准确地把握它，提出既合乎客观实际又适合主体需要的新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文化建设、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建设生态文明等各项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的新要求，都是建立在对发展实践科学总结的基础之上的。
理论的源泉和理论发展的动力，存在于实践之中。实践的发展，既对理论的发展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又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之所以能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继承、发展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在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中提出科学发展观，其最深刻的根源就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之中。新的理论成果，是新的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
30年来，在我国以“小康之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我们党一贯高度重视通过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推动理论的发展。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第一次对我们在新时期要走的道路作出明确的概括：“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6](p.3)1987年，党的十三大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9年的实践，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992年，党的十四大对改革开放14年的实践作出基本总结，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问题等9个方面阐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而概括指出：“十四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11](p.14)为此，十四大把党的基本路线写进了党章。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党的基本路线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展开，回答了“什么是”和“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问题，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强调这个纲领“是这些年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12](pp.18、19)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实践作出总结，概括为十条“基本经验”。胡锦涛同志强调，这是“十六大报告的一个亮点和特色”，“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践创造的智慧结晶”。[13](p.57、58)2007年，党的十七大回顾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伟大进程，把我们的宝贵经验概括为“十个结合”。胡锦涛同志指出：“在30年的创造性实践中，我们经过艰辛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概括起来说，就是党的十七大阐明的‘十个结合’。”[14](p.796)
历史告诉我们，正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通过不断总结经验，上升为理论，创立并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科学发展观，就是其中的最新成果。胡锦涛同志指出：“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4](p.809)如果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我们党最根本的历史经验，那么，高度重视并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中从实践通向理论的桥梁。科学发展观就是在这一“结合”的过程中，以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为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总结经验，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而形成的。
回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历程，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些贯穿始终而又不断丰富、发展的基本思想，它们构成了党的理论中“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脉”，显示出科学发展观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历史轨迹。
其一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题目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它表明，我党领导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题的。从邓小平调整我国的发展目标在1979年12月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小康”思想，到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提出“两步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始终贯穿着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科学发展观所体现的科学精神，归根到底也就是这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
其二是坚持一切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的思想。邓小平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以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在1979年12月提出“小康”思想的前后，邓小平多次表达了把改善人民生活、增加人民收入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衡量标准的思想。他在1978年9月说过：“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2](p.128)“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2](p.128)1980年5月，他又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2](p.314)这一思想贯穿于新时期以来邓小平论著的始终。他反复强调，我们想事情，做工作，想得对不对，做得好不好，要有一个根本的衡量尺度，这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1992年，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其落脚点就是“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6](p.372)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这一核心理念的思想源头。
其三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发展的思想。邓小平从提出“小康之家”的目标之日起，就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量化的指标，这表明，“小康”思想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一心一意搞建设，这是邓小平思想中一个贯彻始终的显著特色。与此同时，邓小平又提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的方针，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2](p.250)不难看到，科学发展观以发展为第一要义、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的思想，正是邓小平这些思想后来在实践中的深化和发展。
三、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
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在实践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基础上相互作用的关系。科学发展观是在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产生的，又是指导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科学理论。党的十七大在实践方面，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并且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作出部署；在理论方面，在全面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同时，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指导方针”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要战略思想”，并且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作了深刻阐述。这就告诉我们，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除了进一步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外，更要自觉地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
全面深入地理解科学发展观，是运用它去指导实践的基本前提，这里仅就如何理解科学发展观的问题谈两点认识。
第一，全面深入地理解科学发展观，必须认真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战略任务。全会要求，通过学习“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15](p.12)科学发展观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和方法论，才能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是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是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
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它把世界看作是在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变化、发展着的世界，因而要求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去观察世界，分析和认识各种事物；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是否认矛盾，否认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因而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认识事物。对立统一规律在实际运用中体现为矛盾分析的方法。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集中表现为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和矛盾分析的方法，反对各种形而上学的片面的观点。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系统地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论述了唯物辩证法同形而上学两种发展观的对立。他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一贯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的片面性。邓小平“两手抓”的思想，是唯物辩证法的生动体现，是实践中的活的辩证法。他一贯强调，“要两手抓”，“就是两点论”，而且不能“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6](p.306)“不能单打一”。[2](p.250)科学发展观强调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统筹兼顾，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的一系列重大关系，这些思想集中体现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和方法论的要求。学习唯物辩证法，才能深刻理解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这些精神。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是同历史唯心主义相对立的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历史唯心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始终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探索和回答，始终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引下进行的。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集中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把生产力看作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思想。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理念，集中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的思想。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集中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运动看作“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16](p.696)的历史辩证法思想。科学发展，归根到底就是合乎客观规律特别是社会历史运动客观规律的发展。千百年来，在社会历史的理论领域，历史唯心主义占据着统治地位，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才使历史观破天荒第一次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使关于社会历史的认识成为真正的科学。因此，只有深入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历史唯心主义，才能真正理解科学发展观，实现科学发展。
最后，马克思主义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世界观、发展观，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内容极为丰富，如果要用最简明的语言集中概括它的根本内容，那就是如邓小平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6](p.382-383)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一根本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就在于它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统一。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观，是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科学发展的发展观。邓小平提出的“小康之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目标。他反复强调：“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6](p.110)在领导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邓小平一贯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党的十七大鲜明地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又提出，要增强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鉴别力，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15](p.13)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的题中之义。
第二，全面深入地理解科学发展观，必须把它当作一个包含着丰富内容的整体去把握它的科学内涵。
把科学发展观当作一个整体深入理解它的科学内涵，关键在于把握它的“第一要义”和“核心”之间的关系。“第一要义是发展”中的发展，当然是指“科学发展”。“第一要义”和“核心”的关系，就是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相统一的关系。科学发展，就是遵循社会客观规律推动社会发展；以人为本，就是尊重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统一，就是如胡锦涛同志所强调的：“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17](p.373)把尊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统一起来，正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历史唯心主义的集中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从对社会客体的看法和对历史主体的看法两个方面表现出来。表现为对社会客体的看法，就在于是否承认和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表现为对历史主体的看法，就在于是否承认和尊重人民的历史地位。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分别回答了关于社会客体和历史主体的这两个根本问题，因而成为科学发展的“第一要义”和“核心”；这二者的统一，集中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根本观点，划清了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
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必须坚持把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统一起来。
其一，实现科学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世界各国都在谋求发展，但是存在着不同性质的发展和不同的发展观，其根本区别，就在于对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发展成果归谁所有的不同回答。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理念，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4](p.12)，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我国发展的性质和方向。为了人民，发展才有明确的目标；依靠人民，发展才有不竭的动力；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才能造福社会。离开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发展就会走偏方向，失去动力，就不成其为科学发展。
其二，落实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良好的主观愿望不行，还必须找到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现实途径。在当代中国，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只有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真正为人民谋利益，也才能充分发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发展既是人民根本利益所系，也是人民伟大力量所在。离开科学发展，只能陷入关于人性、人类之爱的空谈，不能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因此，坚持科学发展观，既要始终不忘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又要始终坚持发展这个第一要义，将这二者统一起来。
为了通过科学发展落实以人为本，发展就应该是全面的、整体性的，而不能是片面的；应该是协调的、平衡性的，而不能是畸形的；应该是持久的、连续性的，而不能是只顾眼前的。所以，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实现科学发展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这就要求把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转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方法论，认识和处理好各种重大关系，以整体最优发展为目标，兼顾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双方，这就是统筹兼顾。统筹，就是要把握事物的整体；兼顾，就是要顾及矛盾的各方。统筹必须兼顾，不兼顾就达不到统筹；兼顾要着眼于统筹，着眼于实现整体的发展。统筹兼顾，才能既各得其所，又维护整体的利益，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所以，科学发展观“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由此看来，“第一要义是发展”和“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原则和核心理念；“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原则和核心理念的具体化和展开；“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规定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原则。我们应该抓住“第一要义”和“核心”的统一，进而把科学发展观中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当作一个完整的体系去把握，这样才能运用它去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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