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关于智力与能力的几种学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种论文,学说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智力论文,能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的智能思想是有其特色的。这特色就在于中国历代思想家都恪守着一个传统——智力与能力是两个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的概念。无论是在哪一个时代，也无论是政治立场、学术观点多么对立的思想家，但在智能的相对独立这一点上都没有例外。所谓智能的相对独立是指：智力与能力是两个内涵不相容的各自独立的概念。其中智力为认识活动的范畴，能力为实际活动的范畴。但二者又是密切联系的。比如二者都是在“材”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同一层次的概念，智力常常通过能力加以表现，甚至智力可以转化为能力。显然中国古代的这种智能相对独立论是与西方心理学智力包含能力，即智力是能力的上位概念和前苏联心理学能力包含智力即能力是智力的上位概念不同的第三种“思潮”。由此可见，不同的文化背景对智力和能力以及智能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那么中国古代先哲们是怎样理解的呢？
中国古代的智能相对独立论首先表现在对智力与能力概念的探讨上。现代心理学中智力与能力，在我国古代一般称为“智”与“能”，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最早对智能问题进行考察的是孔子。孔子就是智能相对独立论的先驱，他开了从认识范畴考察智力和从实际活动考察能力的先河。他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发现学生表现在认知水平的智力有明显的差异：“回也闻一以知一，赐也闻一以知二。”“闻一知十”、“闻一知二”显然属于认识活动范畴。他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将人的智力划分为上智、中人、下愚三种类型。所谓：“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语上也。”这些早已人尽皆知。孔子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也发现学生在实际活动中能力存在着差异：“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千乘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之为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之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由以上引文可以看出，孔子所考察的是几位学生在实际活动中所表现出的能力特点，具体的说是对几位学生从事政治、管理活动能力的预测。当然，孔子没有直接使用“能”或“能力”的概念。但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这种考察和预测显然有别于前面以认识为参照系的考察，而是以实际活动为参照系的。用现代心理学的眼光看是属于能力。
继孔子之后，我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对智能进行过研究。有的智能并提，有的侧重研究智力，有的侧重研究能力。当然也有人侧重研究智与能的关系。但无论哪一种研究都坚持了由孔子创立的智能相对独立的基本传统。现依次加以分析。
一、关于智力的几种学说
中国古代的“智”就是我们现代心理学所说的智力。中国古代也有思想家直接使用了智力的概念。据现有资料考察最早使用“智力”一词的是韩非：“故听言不参则权分乎奸，智力不用则君穷乎臣。”此后就是汉代的王充。中国古代思想家是怎样理解智力呢？据个人归纳可概括为以下几个学说：
（一）智力潜能说
智力潜能说是由孟子首先提出来的。孟子所强调的是人的认识能力，智力是来自先天的潜能。这一观点突出表现在他对良知良能的表述中：“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的这段话给了我们许多东西：第一，知（智）与能是两个平行并列的概念；第二，知（智）属于认识活动的范畴，能则是认识活动之外的范畴；第三，良知良能都是一种先天潜能。孟子之后，几乎所有思想家都承认，人的认识，人的智慧是在先天潜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耳有聪，目有明，心能思虑，这是历代思想家都承认的。比如王夫之就说：“夫天与之目力，必竭而后明焉；天与之耳力，必竭而后聪焉；天与之心思，必竭而后睿焉。竭者，天也；竭之者，人也。”王夫之所说的这种“可竭”性就是这种潜能性，但王夫之比孟子的高明之处是他不仅认识到人的智力是一种先天潜能，而且还认识到智力的获得还需要后天努力。直接对孟子“良知”继承的是明代的王守仁，他不仅在概念上使用了孟子的“良知”说，而且在内涵上进行了发挥。他说：“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性，自然灵昭明觉者也。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与，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与，亦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天所与于他人者也。”显然，他继承了孟子的思想，即人辨别是非善恶的，即所谓“良知”是“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不仅如此，王守仁比孟子走得更远，他为“良知”披上神秘的外衣，使其更加扑溯迷离。他认为“良知者，心之本体”、“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良知”也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天理。”甚至进而断言：“良知是造化的精灵”，以及“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不管王守仁怎样在“良知”身上层层包裹上神秘的外衣，我们还是可以窥探到“良知”是一种智力潜能的涵义。总之，中国古代的智能潜能说对中国古代智力理论研究的贡献在于它充分认识到了智力形成的先天因素，准确地说，该理论主张在先天的范畴内探讨智力的涵义，当然也就常常置后天因素于不顾。
（二）智力条理说
智力条理说的创始人也是孟子。他说：“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显然，孟子把认识事物的条理、规律看成是智力。当然，孟子也认识到最终要认识事物的条理，把握事物的规律不仅要靠智力，还要靠“圣之事”，即认识者后天的努力。既然认识事物的“条理”就是“智”，那么什么是事物的“条理”呢？对于“条理”，有学者释义为“音乐的节奏”，对此我们不敢苛同。我们认为“条理”就是事物的层次，系统。对此，清代学者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理》的释义最见本义。他说：“在物之质，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紊，谓之条理。”显然，这“条理”就是事物业已存在的有条不紊的纹理，所以可以引申为事物的规律和道理。据此，我们可以把孟子对智力的定义修订为：智力就是人对事物的规律的认识。戴震本人也是持这种智力条理说定义观的。他说：“得乎条理者谓之智。”他认为，人心之条理就是人对客观事物存在的条理的反映。他说：“在天为气化推行之条理，在人为其心知之通乎条理而不紊，是乃智之为德也。”恩格斯曾有一段名言：“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造自然而发展的。”戴震的观点与此完全吻合。戴震还认为，“智”与“不智”的区别就在于事物到了面前能不能获得“条理”，能够获得“条理”者为“智”，不能获得“条理”者为“不智”。用他的原话即是：“若夫条理之得于心，为心之渊，然而条理则名智。故智者，事物至乎前，无或失其条理，不智者亦是。”戴震进一步认为“不智”、“为愚”就是被事物的假像以及认识者的主观偏见所遮蔽。人的智慧一旦受到遮蔽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和障碍：“蔽也者，其生于心也为惑，发于政为偏，成于行为谬，见于事为鑿、为愚，其究为蔽之以己。”所以他不厌其详地强调：“知也者，言乎其不蔽也。”“不蔽，智也。”他认为聪明圣智的关键标志就是不被事物假像和主观偏见所蒙蔽。所谓“不蔽，则其乃所谓聪明圣智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所谓智力条理说，从正面说，人的智力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条理、规律的认识，从反面说就是被事物假像和认识者的主观偏见所迷惑。荀子对智力的理解也可归结为智力条理说。因为荀子对于智力说过这样一段话：“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即人与生俱来的认识能力必待与客观事物相吻合，能够真实反映客观事物时，就可以转化为智力。既然能够与客观事物相吻合，能真实反映客观事物，那就要认识到客观规律，道理。正是在这样的理解之上，我们认为荀子的智力观也理所当然应当归类为智力条理说。明代的王廷相也对智力条理说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说：“人为万物之灵，厥性智且才，穷通而己。”即他认为，人比动物高明的地方，就因为人具有智力和才能，有了智力和才能就能“穷通”事理，即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这不完全是智力条理说的语言吗？在中国古代，智力条理说是具有最大认同度的学说，几乎是一切智力理论思想家的共识。众所周知，目前心理学界的智力定义有一百多种，中国古代的智力条理说放到现代智力定义的百花园中也不失为一说吧！
（三）智力觉悟说
我国古代对智力还有这样一种理解，即智力是一种觉悟或领悟能力。最典型的是王廷相。如前所述，他是一个智力条理说的学者，同时他又是一个智能觉悟说的学者。首先他认为智力是一种认识活动：“出于心之知为智，皆人之知觉运动为之而后我也。”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认识到智力是认识活动的一种觉悟，一种领悟。他说：“知觉者心之用，虚灵者心之体。故心无窒塞，必随物感通，因事省悟而能觉，是觉者智之原，而思虑察处合乎道者，智之德也。”首先，王廷相认为，人的“省悟”、觉悟能力是“随物感通”的结果。第二，他把人的智力分为两部分，即“智之原”——觉悟，“智之德”——思虑察处合乎道。这两部分既可看成为有先有后的两个阶段，又可看成是人智力的两个组成部分或两种类型，即智力是由觉悟能力和思虑察处能力构成的。如果说在上面的引文对于“觉悟”、“省悟”作为一种智力类型还表述得不够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在下一段文字中便可洞若观火。其原文是：“性之识有三，其属于人者亦有三。得颖悟者，神之识多；得敏达者，精之识多；得记忆者，魄之识多。”在此，王廷相将“性之识”分为三部分，“颖悟”便是这三“识”之一。三分三下而有其一。“颖悟”、“省悟”作为一种智力类型应当是无可怀疑的了。须指出的是智力觉悟说也并非王廷相一家之言。我国古代自先秦始就有许多思想家重视觉悟、颖悟、省悟的能力，比如荀子就十分强调“吾日三省吾身”。王廷相是在继承改造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这一理论的。
（四）智力心力说
智力心力说肇始于战国时的韩非，韩非的那句“听言不参者权分乎奸，智力不用者君穷乎臣”中的“智力”尤今日的“智之力”，这种智力思想被王充所发挥。即在王充看来，人的智力、能力都是有效力、效率或力量的。这个见解不仅新颖独到，而且有科学价值。在王充看来，“人生莫不有力”。农夫有农夫之力，士卒有士卒之力，工匠有工匠之力，官吏有官吏之力，贤儒有贤儒之力。他还说：“人有知学，则有力矣。文吏以理事为力，而儒生以学问为力。……故博达疏通，儒生之力也；举重板坚，壮士之举也。”既然“人生莫不有力”，那么智力也是一种力，是一种心理力量，具体说是一种认识活动的效力、力量。智力说虽系一家之言，但其科学性却不容忽视，甚至很值得现代智力理论吸收和借鉴。
（五）智力知人说
我们认为，西方文化多关注于知物，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色就是关注于知人。中国历代思想家不仅善于知人，而且把“知人”看成是最高的智慧。“文王厄而演《周易》”《周易》据传就是周文王囚拘羑里时，在监狱中推算自己人生命运的一部书。当然这不足为训。但当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时，智力知人说诞生了。此后为历代思想家所信奉。孔子也是智力知人说的代表。当学生樊迟向孔子讨教什么是“智”时，孔子毫不犹豫地回答道：“知人”。孔子一生中最担心的是“不患人之不知己，患不知人也。”其实孔子是善于知人的。我们从他对学生的了解程度上便可洞若观火。孔子对自己学生的智力、能力、兴趣、志向、性格、品德等各个方面可谓了如指掌，几乎能指出每一个学生的优缺点。据《列子·仲尼》篇载：“子夏问孔子曰：‘颜回之为人奚若’子曰：‘赐之辨贤于丘也。’曰：‘子路之为人奚若？’子曰：‘师之美贤于丘也。’子夏避席而问曰：‘然则四子何为事夫子？’曰：‘居，吾语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赐能辨而不能讷，由能勇而不能怯，师能庄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许也。此其所以事吾而贰也’”。看了这段话还有谁不相信孔子是一位大智大慧的人呢？孔子不仅善于知人，而且还提出了某些知人的原则和方法。如“听其言而观其行”、“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总之，孔子是把知看成是智力的表现。
三国时的刘劭在《人物志》中把知人看成是最高智慧。他说：“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遮绩之业兴矣。”正是在这种“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的思想指导下，他提出了著名的“八观”“五视”的知人方法。
那么，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什么会把知人看成是最高的智力或智慧呢？因为我们的古人已认识到对人的认识比对自然界的认识要困难得多。总之，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的智力知人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智力涵义的一种独到见解，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智力理论的独特贡献。我们认为，现代西方智力测验的一个严重缺陷是见物不见人，即测验的题目的设置都是对于客观物质世界各种关系的认识，而很少涉及到对人类自身，特别是对人类自身各种复杂心理品质的认识。也就是说现代IQ测验只能测量到（准确地说是部分测量到）人们认识、把握自然现象或物质世界的智力或智慧水平，而对人类自身精神世界的智力水平却无法测量到。这一点连美国当代智力三元结构理论（Friarchia Theory of Intelligence）大师斯腾伯格（R.J.Sternberg）都认识到了。斯氏认为，现代IQ 测验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它未能把构成智力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社会智力涵盖在内， 或者说，
它对智力的实践性和现实性品格（Qoconsequentiality）及社会文化因素对智力的制约作用重视不够。”在我们看来，现代流行的一些心理测验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测验。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中国古代智力知人说的价值。
二、关于能力的几种学说
中国古代虽然智能并用，但对于能力的探讨似乎比智力的探讨要贫乏得多。对能力涵义的探讨也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学说：
（一）潜能说
孟子在提出“良知”的同时，也提出了“良能”，即他认为人的能力也和智力一样是一种先天潜能。所谓“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明代的王守仁继承并发展孟子的这一思想。他认为人“这性之生理，发在目，便会视；发在耳，便会听；发在口，便会言；发在四肢，便会动。都只是抑天理发生。”如果说“发在目”、“发在耳”、“发在口”是人的智力潜能即“良知”的话，那么，“发在四肢，便会动”则毫无疑问即人的能力潜能即“良能”了。总之，潜能说认识到人的能力的先天因素，这是它的贡献所在，但它忽视了后天因素对能力的作用。
（二）所合说
所谓所合说是荀子对能力涵义的见解。最集中体现在他所说的“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其意思说，人的能力就是在自然素质（“能”）基础上与客观世界相接触、相符合，从而达到成功的目的就是能力或才能。荀子的见解比较接近现代心理学的探索。
（三）才能说
才能说是中国古代最丰富的能力学说，在中国历史上最早使用“才能”概念的是王充。王充除了在《论衡·定实篇》中的名言：“夫贤者，才能未必高也心明，智力未必多而举是”中提到“才能”二字之外，还在多处使用“才能”或“材能”这一概念，如在《效力》篇中有：“文儒才能千万人矣”；在《理材》篇中有“材能之士，随时驱驰。”在此他不仅使用了“才能”或“材能”的名词，而且对才能的表现进行了探讨，认为才能之士，是在实际活动中能够“随时驱驰”之士。三国时的刘劭在其《人物志》中专门撰写了一篇《材能》来探讨能力问题。当然刘劭所探讨的主要是才能的个别差异问题，对此，我们不再详述。
宋代的理学家很少甚至没有对人的智力涵义作出论述，但对能力，具体地说是对才能发表了许多见解。朱熹是一个典型的才能说的代表，这突出表现在他常常直接用“才”代替“能”，或直接把“才”释义为“能”。当有人问朱熹“‘才是能，如此者，如今人曰才能？’曰：‘然’”按照朱熹的观点，所谓才能就是人资质的表现：“才，犹材质，人之能也。”人的材质，才能都受人性的制约：“人有是性，则有是才，性既善则才亦善。”“人之有才也，出来做得事业也。是他性中有了，便出来做得。”为了深入理解才能，朱熹还将“才能”与“材质”进行区分。朱熹认为才能的“才”与“材质”的“材”是就用上说。朱熹的学生陈淳沿着他老师的思路进一步作出了解释和发挥：“才是才质、才能。才质，犹言才料质干，是体言。才能，是会做事底。同这件事，有人会发挥得，有人全发挥不去，便是才不同，是以用言。孟子所谓‘非才之罪’及‘天之除才非尔殊’等语，皆把才做善底物，他只是从性善在本处来，便见都一般。要说得全备，须如伊川‘气清则才清，气浊才恶’之论方尽”不难看出，朱熹、陈淳都是把“才”释义为两个方面的涵义。第一个层面的“才”是指才料、质干，以体言，它是才能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第二个层面的涵义是能力、才能，以用言。特别应当指出的是陈淳继承了朱熹的思想，把“会做事”释义为人的能力、才能，这是极有见地并与现代心理学相吻合。现代心理学认为“能力是影响人的活动任务顺利完成的个性心理特征。”不仅如此，陈淳还发现了人的能力，才能存在个别差异：“同这件事，有人会发挥得，有人全发挥不去，便是才不同。”从用词上说，在先秦时代多用“能”，荀子、孟子都是如此，从汉代王充开始出现了“才能”这个概念，以至后来一些思想家在一些场合不仅“才”、“能”联缀使用，而且不时地以“才”代“能”。
（四）心力说
如果说智力心力说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韩非，后来在王充手里大加发挥，那么心力说却是以王充为肇始者。王充在阐释智力心力说的同时也提出了能力心力说，即他认为能力与智力一样都是一种“心之力”即心理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力量。但同时王充也认识到虽然智力与能力都是人的心理力量的表现，但它们又是两种不完全相同的力量。正因为如此，王充继承了《吕氏春秋》的传统将知能并用。他说：“知能之大者，其犹十围以上木也”王充将那些智力和能力都得到发展的人称为“智能之士”。宋代的朱熹既是“才能说”的代表人物，也是“心力说”的代表人物。对于心力说，他有自己的见解。他说：“才是心之力，是有气力去做底。……才者，水之气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缓，则是才之不同。”朱熹看来，人的能力、才能就是心理力量的表现，但这种心理力量人与人是有明显不同的，就像流水一样，因力量大小不同而其流有急有缓。总之，能力心力说是一个颇有意义的观点。
（五）功效说
能力功效说是清代著名学者王夫之所创造的能力说。对此王夫之有一段经典式论述。他的论述是：“境之俟用者曰‘所’，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曰‘能’，‘能’、‘所’之分，夫固有之，释氏为分授之名、亦非诬也。乃以俟用者为‘所’，则必实有其体；以用乎俟用而可以有功者为‘能’，则必实有其用。体俟用，则因‘所’以发‘能’；用乎体，则‘能’必副其‘所’。”我们认为，在中国古代各种能力学说中，王夫之的能力功效说最有科学价值。首先，他指出了能力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作用，客观对象一定是实有之物。第二，能力能够在作用于外部世界中取得功效。王夫之非常准确地概括了这种功效说：“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曰‘能’。”所以，我们认为在中国古代对能力涵义的阐释中王夫之的功效说成就最大。
以上是中国古代关于智力与能力的几种学说。从论述中可以看出，与西方、前苏联情况不同的是，某一思想家并不只是某一学说的创立者和持有者。比如孟子是智力潜能说的肇始者，同时他也是智力条理说的创始人。孟子、荀子既为智力学说做出了巨大贡献，又在能力学说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王夫之既是潜能说的主张者，又是功效说的倡导者等等。这显然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思想家是在解决问题的实际过程中来探讨智能涵义的。在不同的问题中，所强调的侧面或侧重点有所不同。再有古代思想家毕竟不是专业的心理学家，因而也缺少对自己心理学思想的系统疏理，往往此处言此，彼处言彼。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将中国古代各种智能学说综合考察，才能确定中国古代智能学说的真正价值。
收稿日期：1999—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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