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增长结束后中日经济转型与产业选择比较--以国家和大国为视角_经济转型论文

高速增长结束后经济转型与产业选择的中日比较——后起国家和大国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国论文,视角论文,中日论文,结束后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上的中国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一个制造大国和经济强国。民族复兴和强国战略，是当今迫在眉睫的研究课题。世界经济史的研究表明，经济转型不是某个国家或地区发展中的偶然事件，而是一个普遍的国际经济现象。面对目前日本经济发展中的结构转型研究，尤其是从中国当前经济转型的问题意识与恰当的比较借鉴意愿出发，本文将选取经济高速增长结束后这一历史时段，从“后起国家”和“大国”的视角，①尝试对中日两国经济转型中的产业发展选择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力求能够探索到一些规律性的现象，以加深对经济转型中产业发展选择问题的理性认识。②同时，通过比较研究，思考并提出可操作性的借鉴，来切实推动中国当前的经济结构转型，以完成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坚实的现代制造业基础。

      一、经济转型、产业发展选择与后起国家和大国视角分析框架的提出

      后危机时期疲软的经济发展走势，使得经济体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成为影响发展的众矢之的。于是，与解决这种结构性问题相联系的经济转型，自然落入人们的视线，成为关注和议论的焦点。所谓经济转型（transition）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根本性变化。③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显示，在一国经济演进过程中存在着多个经济转型的历史节点，它们对该国的经济状况及其发展趋向都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④日本在发达经济体中所处的后起者地位和它在战后曲折的经济转型历程，以及作为研究着眼点的中国目前仍是一个行进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都促使我们关注后起国家的发展，并把研究的对象集中于中日两国。⑤

      谈及后起国家与经济转型的关系，即经济转型对后起国家的发展具有何种意义？人们通常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是机遇、也是挑战。但问题是，同样面对经济转型的机遇，为什么有的国家转型成功了，有的却不那么成功？就一国而言，为什么有的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取得了成功，而在另一时期却陷入迷茫？问题的复杂性和其中可能孕育着的新知识，足以激起我们浓厚的研究兴趣，而经济转型与结构性问题的解决，对当前日本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可回避性，也使得我们必须直面问题。但是，究竟应该从哪里入手去破解这一问题呢？我们尝试换一种方法提出问题，即一个后起国家尤其是后起大国的经济转型和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是依靠什么样的力量来完成的？或者说是以什么作为支撑加以实现的呢？这可能才是问题的关键。

      经济转型的动态性与结构性问题解决的复杂性，需要历史维度的观察和分析上的历史观点。我们认为，后起国家和后起大国的经济转型与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是以恰当的产业发展选择为支点完成的，世界产业发展史支持了这一理论的假说。例如历史上的后起国家日本包括美国和德国，就是以其自身的制造业发展为基础，完成了工业化过程中的多个经济转型，而使自己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的。而且，在成长为世界经济大国和经济强国之后，它们的经济转型事实上依然是建立在这样的产业发展支点上的。当前，美国等国在危机之后对实体经济的反思及其调整，就给了我们一个以产业发展为观察的切入点研究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启示，使我们有可能沿着这一路线，深入到经济体内部去分析和认识它与经济转型的关系。而恰当的产业发展驱动下的经济转型与后起国家发展的关联性，正是本文要重点讨论的问题。至于为什么要强调大国的视角，是因为这种讨论也自然会涉及国家的形态特征，即国之大小的问题。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产业尤其是作为实体经济的制造业发展之与大国和小国的意义是明显不同的。⑥我们用图1来说明后起国家—经济转型—产业选择三者的关系。

      

      由于经济转型和产业发展的选择，决定的是这些后起国家在转折的关头朝着哪个方向走的问题，也正是我们欲在由“经济转型”、“产业发展选择”与“后起国家和大国”这几个重要的经济变量所构成的分析框架下，进行中日发展比较的理由。以此为前提，我们将首先观察和分析经济高速增长结束后的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日本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的历史过程。其次，就这一时段日本经济转型与产业发展选择的探析，尝试提出一种理性的认识和引申思考。第三，以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发展选择为中心，讨论日本的转型轨迹能够为我们提供的现实借鉴。最后，提出简要的研究结论。在后起者和大国视角下的以产业为中心的日本问题研究与中日比较，可以启发我们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上去观察事实、分析问题，尤其是侧重于转型时间点上的问题认识与关系处理，以得出对中国的经济转型与产业发展选择的理论与实践启示。这既是我们研究日本问题的目的，同时也是我们在研究中把关注的重心逐步转向中国的原因。

      二、经济高速增长结束后日本的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发展选择的历史解析

      本文不是对战后日本经济转型与产业选择全过程的一个总体评价与分析。在探讨日本现实的经济发展问题时，我们曾对其在这一长的历史时段的经济转型问题做过一些比较研究。⑦这里之所以选取日本高速增长结束后、石油危机冲击时的经济转型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是以往人们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从经济转型与产业选择的角度观察和分析的不多，更重要的理由是深入观察与分析日本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成长为世界经济大国之后的这次经济转型所留下的轨迹，一方面，将有可能便于我们认识今天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一些症结所在，⑧另一方面，深入地观察与比较研究，有可能为我们深层次地研究经济转型与后起国家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得出一些新的理论认识，并为当前处于经济转型的中国解决棘手的结构性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路。后者正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前半期，是日本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之后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时期。之所以值得关注，不仅仅是由于这个时期日本在遭遇到石油危机冲击后实行了有效的应对，更重要的在于它实现了一个深刻的经济结构转型，以及这一转型对其后日本经济国际地位的深刻影响。而后者在以往按照经济的增长速度划分的战后经济发展过程分析中，尚不够清晰和明确。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结构转型的发生情况，它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进而在日本成长为世界制造强国中扮演的角色，是这里关注和进行比较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转型发生在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成为西方第二大经济体之后

      1955年，日本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这一时期，它以大大高于其他西方国家的速度向前发展。⑨先后经历了“神武景气”、“岩户景气”和“伊弉诺景气”的日本，终于在1968年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前联邦德国，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大国。经历了1955—1973年高速增长的日本经济，其工业生产能力极速提升。1955—1973年，日本的制造业生产增长10倍，其中重化学工业所占比重，1955年为58.5%，到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79%。除了原有的纺织、造船等强势行业，以重化学工业产品为中心的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已居世界前列（见表1）。例如1955—1970年，日本的钢铁产量就由940万吨增长至9330万吨，用短短15年的时间完成了美国半个多世纪所做的事情。[1]伴随生产增长的是反映国际竞争能力的出口增加和反映国力增强的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日本的船舶和家用电器的出口已经占据世界首位。同期，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大幅上升，即从1956年的123美元上升到1970年的1515美元。[2]收入的增加带来的是“大众消费社会”的到来。

      不过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这时的日本尽管已取得了高速增长的奇迹，但它还只是一个世界上的经济大国，而非世界经济强国。因为此时的日本尚存在着制约其经济进一步上升的突出的结构性问题。首先是作为经济发展基础的能源结构具有脆弱性（见表2），以及以赶超为目标的能源消耗型重化工业的主导型发展，所导致的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和公害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是说，日本此前的发展还只是凭借了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不是作为经济强国自律性地构建起合理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基础。公害问题暴露出的则是其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问题。其次是在其走向强国的过程中，遭遇到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前后夹击，在国际竞争力方面遭遇多重挑战。前者如其在高技术领域遭到了作为竞争对手的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保护，日趋频繁的高技术产业贸易摩擦就是这一问题一个突出的表现；[4]⑩后者则是在标准技术和产品领域，开始遭到东亚等发展较快的新兴工业国家的尽力追赶，优势在逐步缩小。这些问题，有的正如已有研究所述，是由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后遗症，而更多的则是后起国家在向世界经济强国迈进过程中必须破解的内在结构性问题。

      

      （二）面对转型的深刻反省与走向强国的恰当的产业发展选择

      对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内部结构性问题的认识及其处理，所涉及的绝不仅仅是高速增长结束后日本经济的发展速度问题，与速度相比经济发展的内在质量和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即真正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是其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更为重要目标。因此，在“石油冲击”为契机引发的强烈危机意识下，产业的发展与其结构的调整成为这一时期日本推进经济转型的中心工作。基于外界的能源环境变化和可以利用的技术资源情况变化暴露出的结构性问题，日本没有采取简单的、机械式的变化应对，而是对前一时期过度依赖重化工业投资和大规模引进推进经济发展的方式进行了反思。确定实行技术替代资源，实现资源消耗型重化工业向知识密集型工业转变，是日本这一时期产业调整的重点。也就是说是把“省资源、省能源的技术革命及继之而起的以微电子为中心的尖端技术革新”作为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7]

      日本在这关键的转折关口，明确地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选择了两个转折的突破口。其一，是就石油冲击所面临的严峻形势，[8](11)转向开发符合日本产业特点的节能型、效率型技术，有针对性地实行国民经济的节能化。作为一项经济发展战略，其产业结构转型的重点，是把以往资源能源消耗型产业转变为资源能源节约型产业。[9]为此，日本采取了全方位的措施来推进结构转型的实现。主要措施包括在产业部门增加节省能源的投资，(12)同时将发展的重点转向原料和能源消耗少的部门，例如减少钢铁、水泥、石化的生产，扩大家用电器和数控机床的生产。开发包括太阳能、核能、地热等新能源和采取节约民用能源的措施。在财政、金融和价格调节的配套措施的辅助下，日本的节能化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两次石油危机的1973—1982年间，伴随工业生产增长17.9%的是石油供给减少了21.5%。资源消耗型的产业发展状况也有了根本性的改观。如制造业设备投资中生产扩张性投资所占比重，已从1968—1973年的65.5%降低到了1974—1983年的35%，而省能、防止公害和研发投资则上升到65%。[10]与研发投资的快速增长对应的是，引进全新技术的使用占比亦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近50%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25%，自主开发的技术已经上升到70%。[11]其二，由注重产品的数量增长转向注重其质量提升，通过开发新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对高速增长暴露出问题的反思和自主技术开发的积累，使日本开始将精力集中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主导产业的转型方面。例如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在《70年代的日本通商产业政策》中就明确表示，日本要将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增长至上路线转变为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中心的灵活增长路线。这里所说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是指当时的计算机、数控机床、机械手、信息处理与服务等高附加值的产业部门。由于它本身的节省能源与原材料的特性和其具有的高劳动生产率，既与国民经济的节能化战略方向一致，又能引领日本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日本在这方面的转型努力突出表现在两大领域中。一个是，着力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部门，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产品性能的高质量化。这方面的典型案例要数集成电路等电子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以至形成了日本独有竞争力的电子工业与机械工业结合的产物，即所谓的“电机产业”。1975—1985年，这类部门产品所占的出口比重由30.7%上升到45.4%，[8]279极大地提高了日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另一个是，深度开发半导体、新材料等能够占据国际竞争优势的新产业领域。着眼于发展的国际性，即用技术替代资源，以提高国民的创造力为基础立足于国际市场，成为日本各工业企业竞相实现自主开发能力的强大动力。索尼、任天堂在音响影像设备和游戏机世界市场所占据的份额，反映了这股浪潮。而与民用的消费产品相比，具有战略意义的半导体工业和集成电路领域，成了当时日本产业的重点争夺目标。在先前产值超越欧洲国家的基础上，1983年日本半导体厂家的资本投资开始连年超过竞争对手美国。同样，在全球集成电路市场上，1980年三个最大生产厂家还都是美国公司，到了1990年三个最大的商业生产厂家中两家已为日本公司。[12]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IC生产国。

      可见，正是高速增长结束后的结构调整和新领域开拓，才使得日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整个西方世界滞涨中取得了稳定的增长（见表3），从而奠定了其日后走向工业经济峰巅的坚实基础。

      三、对日本经济转型与产业发展选择的理论探析与引申思考

      

      日本在走向制造强国的道路上面对经济转型所做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选择，为我们提供了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的分析案例。同时为我们研究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今天如何完成经济结构的转型，提出了深刻的反思性课题，即经济转型中的恰当产业发展选择，对后起国家和发展中大国所具有的关键性历史作用。

      （一）后起国家在经济转型中的恰当产业发展选择对于其实现追赶的意义

      日本是典型的发达工业国家中的后来者，是19世纪70年代明治维新革命后迅速掀起的工业革命浪潮，才使日本搭上了近代工业发展的列车。同时，追赶欧美又是其由来已久的强烈愿望。发展的后进性与资源短缺的国情，使日本在未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之前，在其经济的历史演进中天然地保持着一种对危机的警觉和对经济转型的敏感性。因此，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成为日本反思以往的以重化工业投资为主、以产品的重厚长大为特征的粗放式发展模式的契机。可见，对经济转型中自身发展状况，尤其是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的清醒认识，以及对本国今后阶段经济发展目标达成的坚定意志，对后起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直至实现其经济强国的奋斗目标，具有极为特殊的重要意义。因为，经济转型对后起者可能是一种改变自身境况，乃至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绝好机遇。但由于后起者既无先发的产业发展独占优势，又无现实中市场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在全球化经济格局的发展中必然会受到来自外部的各种限制。只有通过内部的调整与发展站稳脚跟，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进而摆脱外部依赖和打破外部限制，把可持续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因此，不论转型的过程多么艰难、结构性问题的解决多么复杂，这个过程都是绕不开的，即无捷径可寻。因为调整的过程将是后起国家纠正先前的失误，回归到可持续发展的正确轨道的过程，也是其认清产业发展的世界潮流，打造新的创新发展模式的过程。日本这一时期坚持进行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方式调整的原因正在这里。正是这一时期的成功转型，才使日本具备了竞争与超越的基础，形成了日本由大国向强国转变的重要驱动性力量。

      然而，一个后起国家要能够把经济转型成功地变为自身的发展机遇，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其中，恰当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则是一个不应忽视的关键性环节。因为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是后起国家赖以从经济大国转变为经济强国的强有力发展支点。产业发展路径的恰当选择，反映的就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体在整体上对产业发展规律以及自身产业发展状况的动态性认识和深刻理解。从日本转型的经验来看，这一时期，它至少在两个方向上成功地进行了探索性的努力。首先，它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国情特点是什么，并且能够依据这些特点来调整和创造新的适合于自身发展的产业和经济发展模式，在解决自身的结构性问题过程中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例如，日本的资源和能源短板，使它通过技术替代资源的途径，化解了石油冲击给日本经济发展带来的致命打击，较早地走上了循环经济、生态发展的道路。其次，它清醒地预测到了新的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以及这些新技术可能开辟的新的应用领域，并且能够把开辟新领域与改造原有的优势领域有效地融合为一体。这正是日本能在整个西方世界严重滞涨的形势下一枝独秀，进而能在随后时期登上工业经济发展峰巅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据此也许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能在这一时期取得转型的成功。同时，由于在一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其经济发展内在要求的变化，阻碍其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及其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外部新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又会增加新时期所遇问题的复杂性和人们认识的难度。因此，经济转型中的恰当产业发展路径选择并不是一个产业和经济结构升级的重复过程，而是一个对经济体自身发展与世界趋势的动态认识过程。[14]也许这有助于人们对当前日本转型困境的认识。

      综上所述，对于经济发展的后起者而言，在经济体所面临的重要经济转型面前，强烈的发展意愿驱动和恰当的产业路径选择，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决定着影响民族自立自强的经济转型取得成功。因而对于后起国家实现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转变，是一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事情。

      （二）发展中大国经济转型中的正确产业发展选择对其走向强国的意义(13)

      如果仅就工业化的进程而言，我们也可以把发展中国家视作后起国家中的一个群体。那么，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经济转型中的正确产业发展选择，其特殊的意义又在哪里？中国所代表的这一群体，在当前所面临的环境和经济转型的课题，使我们自然地把对日本转型历史研究的理性思考延伸至此。因为与上述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大国在严峻的内外环境和复杂的转型面前，需要有格外清醒的认识和更为审慎的态度，并需付出几倍于前者的艰辛努力，才能保持自主性发展和免于落入增长的陷阱。当然，中国等发展中大国成功的转型与恰当的产业选择所带来的影响，与日本相比也是截然不同的。(14)因此，这样的延伸，将会给我们的中日比较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一种更深层次的思考。

      产业发展选择对发展中大国的至关重要性。在21世纪最初的10年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此后在严峻的国内外环境里普遍放慢了发展的脚步。经济危机过后尖锐的国际与国内市场问题，使经济体内部存在的资源环境、产业升级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等结构性问题凸显。但究其本质这仍旧是一个发展的问题，即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由不发达走向发达过程中必须解决的结构性问题。工业化是一国经济社会进步的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并不因为社会形态的变化而改变其存在。随着一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其经济发展阶段性目标的变化，其结构性不平衡及其解决这种不平衡的经济转型，是一个必然伴随的过程。只不过相对于那些工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它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更为复杂、转型的难度更大。因为不同于发展中小国，它的经济结构是非单一性的、由多个经济部门所组成；它的地域是广大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非常巨大。同时，它的经济发展尚未达到充分的程度、经济结构也是非成熟性的，并且，整体科技发展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还十分薄弱。不过这种状况下的经济转型，也恰恰赋予了发展中大国一个解决这些制约性因素的发展契机，以及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利器。因为转型中的这种产业发展选择，决定的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今后长期的发展取向问题，即决定其是进入可持续发展的上行通道，还是发生逆转而跌入增长的陷阱。实际上决定的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未来的前途与命运乃至今后的世界经济力量对比。

      发展中大国选择以制造业为发展支点的理由。在当代的工业化进程中，人们通常会依据工业国家经历过的产业实践，以及根据这些实践概括出的经济学理论，提出对经济转型和产业发展选择的认识。例如，按照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预测，[15]以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转变为特征，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美国及德、法等西欧国家和日本，以及中国台湾、韩国都已先后完成了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因此，就有了依据国际上的普遍经验，当一国的人均收入达到8000—9000国际元（1990年不变价格），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开始下降，服务业的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更快上升时，(15)服务业就应当成为这些国家的发展选择的看法。但是，这种经验与一些主要的发展中大国经济转型期的经济发展情形，并不完全匹配。[16](16)虽然作为发展中大国由于国情不同其发展瓶颈的成因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我们却不能无视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这些国家都是尚未完成工业化的新兴经济体，其工业抑或制造业在这些国家还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不得不使我们关注和思考工业化过程中的制造业深度发展，与这些发展中大国的关系。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工业发达程度，其衡量指标不仅仅是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尽管这些指标非常重要）。由于要素禀赋的差异和所实施的经济体制和推进工业化所采用的方式不同，有时这些因素可以对一国的收入或产业结构产生高度的影响。(17)因此，发展中大国在危机后的转型时期，应当有足够的理由将制造业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支点。(18)第一，迄今为止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是通过工业化才实现了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即以工业化创造的大量物质财富为基础，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活水平，从而使自身从低收入经济体，较快地发展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并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尽管经历了世纪变迁，工业文明的形式发生了多重变化，但这种过程至今尚未看到改变。第二，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而言，要从根本上扭转不发达状况，提升自己的发展能力，努力缩小与发达工业国家的发展差距，唯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才有实现的可能性。(19)而按照创新经济学鼻祖熊彼特的定义，创新就是把新技术、新工艺的发明应用到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新产品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就成为当今世界产业创新的母体。与美国、德国乃至日本这些发达经济体皆是通过创新来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相比，创新之于发展中大国的则是生存、变革和发展的机会。第三，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发展上所处的后起者地位，使这类国家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在其只能被动接受别人制定好的游戏规则的情况下，发展中大国只有依靠制造业的充分发展，才有可能赢得自主发展的主动权。利用制造业的充分发展积累起来的发展实力和其赋予的发展能力，才有可能成功抵御来自外部的各种风险和打破各种形式的发展制约。(20)从而赢得包括多边和双边在内的平等合作机会，在国家安全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中推进工业化的完成。可见，发展中大国在经济转型时期的产业发展选择，着眼的不应是单纯的某个产业的增值和比例的提高，而是为把握发展的权利选定一个强有力的发展支点。问题的重要性，使得我们不能不超越具体的行业发展本身去思考和分析问题。

      四、借鉴日本，对中国在经济转型中的产业发展选择的认识与政策建议

      从中国转型的问题意识出发的中日比较，其重点不在于捕捉和分析彼此的异同，而在于从日本走过的轨迹中探寻理论的认知和获取实际的借鉴。

      （一）对中国是一个世界经济大国的一点理性认识

      作为世人眼里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今日的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进步。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的时候，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已经完成工业化初期的目标，总体上进入到工业化的中期阶段。(21)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更使得中国在短短的三十几年时间里，就完成了由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16]从而奠定了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因此，在当下的经济转型时期，借鉴日本在高速增长后转型成功的经验，即将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入手点置于对国情的清楚认识和准确把握上，正确地审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事实，就成为产业发展选择的重要前提。

      首先，应当客观地承认工业仍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22)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和产值占世界工业的较大份额，表明我们已然成为一个世界制造大国。这对于我们在战略层面上实现工业化，完成向世界强国的转变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为它反映了如下的事实：第一，我们在制造业的规模上先后实现了对主要发达工业国家的赶超，中华民族有了能够改变自身命运的强大物质基础。虽然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仅以1450亿美元的制造业增加值与美、日、德以及英、法等工业发达国存在巨大的差距，但随此后的快速增长，中国先是在1993年超过了欧洲的法、英两国，接着又在2006年超过了世界第二大制造业生产国日本，2010年据美国研究机构的测算，中国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出的比重已超过美国0.4个百分点。[17]9第二，以巨大的发展能力为支撑，中国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改善了生产条件与发展环境。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在这一时期里，中国的外资利用能力的增强和以道路、桥梁、机场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爆发式”成长。据学者的相关研究与估算，中国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在1978年为1113亿元人民币，而到2008年就已上升到140590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0.1%，甚至超过了同期GDP的年均增长速度。[18]第三，随着应对全球性危机能力的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明显增强。2008年以来，面对着由美国引发的全球性危机的强烈冲击，中国提出了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着眼于发展实体经济。一些勇于创新的中小企业在逆境中得到了锻炼，一些先锋型企业在创新中练就了打造“大国重器”的本领。中国也就自然成为维系增长的引擎，在制定国际规则方面的话语权逐步增长。(23)可见，中国工业规模的扩大、总量的增长，为我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和工业化的推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但是，如何理性地看待中国目前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正视和解决产业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其问题意识对于实现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更为重要。(24)首先，是对目前中国拥有的经济实力的客观估计。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在增长中攀上了世界第二的高位，但是由于这种计算采用的是地域性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计量方法，也就是说在制造业创造的主要物质财富中，不仅是中国企业的生产，而且包括了诸多国外跨国公司创造的价值。这会使中国的经济实力相比于统计数字打有折扣。同理，不包括在统计数字中的一国境外生产企业创造的价值，事实上是一个经济体经济竞争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创造的往往是最具竞争力的价值。显然作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衡量指标，中国产业的努力在总体上才刚刚开始。(25)其次，是对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市场所占份额内涵的了解。虽然我国有许多行业500多种主要工业品的产销量占据了世界的第一位，但是在目前的24807项国际标准中，由中国主导制定的只有103项，占比仅为0.42%。2001—2010年，由世界品牌价值咨询机构发布的全球最有价值的100个品牌排行榜中，无一中国品牌入选。(26)在国内市场上，虽然中国企业众多，但许多重要的生产领域，还多为外国公司所把持。(27)第三，是对中国制造在世界制造所处位置的清醒认识。虽然中国的某些行业、某些企业在高端制造业的某些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28)但中国产业总体上，由于缺乏关键技术和核心业务，只能嵌入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尚未能摆脱艰辛的打工者地位。使用出口中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价值及其占出口的比重（VS指标）来衡量，中国的绝大部分行业的这一指标都长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19](29)从而说明中国对进口技术含量高的中间产品的依赖程度。企业的盈利情况也反映了同样的问题。2014年财富500强企业中，中国实体经济的平均利润仅为美国公司的四分之一。[20]显然，由于粗放、低端、质差的状况并未能随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扭转，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水平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还不相称。

      （二）中国要成长为真正的制造强国在产业发展的不同层面应当进行的选择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规模，奠定了中国深入改革与发展，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应基础。同时，也给正面临着经济转型的中国产业发展带来了严峻的内外部挑战。即如何打破外部的发展制约，如何克服内部增长积存的结构性问题所形成的发展瓶颈，以及克服一些认识误区对我们在转型中的产业发展选择上造成的影响。为此，我们依据对内外部环境的认识和对日本高速增长结束后经济转型的比较，从一个发展中大国的视角提出对当下产业发展选择方面的若干认识与建议。

      1.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与处理好发展工业与发展服务业的关系。(30)

      日本转型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在把握国情的基础上认清趋势，在产业的选择上明确方向和重点。在目前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依据什么来改善国民福利、保障国家安全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一个事关国家前途与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容不得丝毫暧昧和含糊。尽管中国的服务业不论就其自身发展需要，还是与发达的工业国家相比都存在很大的差距，需要大力发展，但是，中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所处的发展阶段，中国尚未发展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工业强国的事实，以及目前作为唯一能够支撑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的产业，都表明制造业“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产业”，“工业是中国当前最重要和最具战略地位的经济部门”。[17]12因此，处理好两者的关系，首先需要明确发展的重点。其次，还需通过客观地观察与分析弄清楚两者间在发展上的真实关系。经济学家曾根据以往工业国家的三次产业产值和就业人口所占比例的变化，来概括产业结构由低级到高级变化的规律。而在当代的技术经济条件下，人们通过观察进一步发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演进过程已不仅仅限于产值和就业比例的彼此消长，比如由于生产边界的扩大和市场对产品服务的广泛需求，制造业的生产与生产性服务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业态扩展与融合局面。即信息经济时代的这种无边界与融合趋势，使得两者的协调性而非分立性更为凸显。这一认识启发我们，如果能够转换以往用两者的相互替代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传统思路，在大力发展优质、高效的新型制造业的同时，实现服务业的健康有序拓展，这在今日的中国是完全可能的事情。比如说，伴随制造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和先进设备的普及和运用，发展其前端的职业技能培训事业，以及延伸其后端的生产性服务的价值链条，并使后者所占比重逐步提升。即围绕着制造的价值创造环节与事业重点，将前后两端的事情做实、做好，以至形成专业化的规模，使服务业的发展成为工业化推进中的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着手解决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可以循着同一个思路。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和老龄化在尚未实现工业化时的提前到来，最有效且可行的办法，莫过于借助制造业创造出的新型、适用产品，以及在生产中创造出的新型组织与服务，加以稳妥地应对与解决。可见，借鉴日本的经验，在战略的高度处理好发展制造业与发展服务业的关系，就是要开动脑筋和开拓创新，实现工业的升级与就业的增加双赢的效果。

      2.在工业的发展上总揽全局，实行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一盘棋战略

      高速增长结束后日本转型成功的经验，还在于它的务实态度，即在选择发展顺应时代潮流的高科技产业时，将其同改造原有的优势产业（传统产业）融合为一体。工业的生产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是由处于不同领域、不同生产工序和价值创造环节的多个部门，假以各自不同的生产工具与手段，相互衔接与紧密配合完成物质产品生产的一个有机体系。缺少了其中哪一部分，生产链条都将发生断裂，而致生产过程不能完成。这正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所带来的工业文明能够战胜手工作坊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复杂之处，使得人们不得忽视其中任何一个过程和任何一个环节。在这方面中国的工业建设是有深刻的教训的，例如，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较早地引进了外资，但由于材料工业等某些基础工业的薄弱和核心零部件及其技术的缺乏，我国的汽车工业和飞机制造业的发展还是受到了严重的掣肘，也导致了今天的机床工业在夹缝中生存的局面，(31)从而使我们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付出了不菲的代价。事实表明，在中国目前的工业发展阶段还没有所谓的夕阳产业。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同等重要，即前者仍然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传统产业大多是那些处于生产过程前端的基础材料工业，例如钢铁、煤炭、石化等行业，它们在新的科技革命条件下的改造与创新任务十分艰巨。显然采用放弃和不发展的办法来进行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是有害无益和不现实的。而且在这些传统产业的改造方面，新技术和实用技术均可发挥作用。但遗憾的是，各地多年来建设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对传统工业改造的带动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几乎清一色的“一头沉”，形成“鹤立鸡群”的高端孤立局面。两者间日趋拉大的距离，不仅影响了中国制造业在价值链位置上的提升，进而也影响到了经济整体发展的稳定性。所以，借鉴日本的经验，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回归有机联系，扭转人为割裂的状态，应该成为我们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在战略层面上要能够协调行动，而不是单个出击、各自为战。各个部门出台的产业政策，在充分考虑到各自产业发展实际的前提下，要能够相互衔接、步调一致，朝着同一阶段性目标共同努力。这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的产业发展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可以避免以往在一些新兴产业部门曾经出现的，不管是否有条件一哄而上的炒作式发展，最终却草草收场的局面。结果不仅浪费了资源，也会错过最好的发展时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协调发展是建立在对产业本身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基础之上的。在产业治理的现代化方面，我们是有许多国际有用经验可以借鉴的。(32)

      3.切实解决影响转型的产能过剩这一结构性顽疾

      日本转型的产业实践显示，全力解决好阻碍经济和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是保证经济结构整体转型成功的关键。就中国的情况看，产能过剩是多年来影响我们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顽疾，也是人们犹豫经济转型时期是否还要重点发展制造业所顾及的一个重要因素。的确，目前的中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行业。2012年底，我国钢铁、水泥、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3.1%和75%。[21]但同时却仍有在建项目，致使过剩呈现加剧态势，例如根据中国水泥协会的数据，2012年该行业的新增生产线就达125条。[22]问题确实到了“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化解，势必会加剧市场恶性竞争”，“能源资源瓶颈加剧”，“直接危及产业健康发展”的严重程度。至于形成这种产能过剩矛盾不断加剧的原因，在国务院的相关文件中已经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与说明，(33)其中既包括了企业的盲目投资、创新力不强，产业的集中度过低，也包括了地方政府过于追求发展速度的不当作为，以及市场化机制改革滞后、投资体制和管理方式不完善等各种制度因素。并且文件还就化解产能过剩，提出了总体要求、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任务，乃至分业施策。但回顾10年来的相关产业发展状况，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化解之路为何如此艰难？恐怕不仅仅是这些行业本身的问题，而是以往我们饥不择食地沿着西方工业化的路径实现追赶，导致粗放式发展累积的问题在行业中的反映。需要我们将其与深化改革和有序地推进工业化的深入展开联系起来加以解决。因为，产能过剩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现阶段的发展来说，是结构性的过剩。(34)

      为使这种结构性过剩问题能够得到有效抑制、而后逐步加以解决，在制定分业政策目标的基础上，采取各种切实可行的措施，为推进最后一公里问题的解决创造有利的条件，是目前可以着手的工作。首先，从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和升级的大局考虑，引导企业包括地方政府认清趋势，转变观念。今后能否实现长久的发展，其命运就握在自己的手里，即取决于其当下的改造行动。其次，做好产业以外力量的帮扶，使处于传统弱势位置上的企业，能够拥有从事改造升级的依托。例如借鉴美国的“产业公地”、日本的产学研技术支持系统的经验，给予产能过剩企业掌握实用技术和实现技术升级一个实用的支持平台。第三，选取具有普遍意义的产能过剩企业的改造进行案例剖析，了解其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实际遇到的困难和难题在哪里，其中哪些难题是可以经过努力得到解决的，哪些则需要协作的力量。总结经验、以点带面，逐行业地推进问题的解决。第四，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产能过剩问题解决中的调节作用，帮助企业逐步适应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不同环境下的经营方式转变。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利用倒逼机制促进企业和产业，实现适应市场需求的变革。总之，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要考虑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一步步扎实地向前推进。

      4.必须适时、准确地选取技术创新与改造的突破口

      日本转型成功的经验揭示，其阻碍发展的主要结构性问题之所以得以顺利解决，是与它在实践中正确地选取改革的突破口分不开的。不论制造业的传统产业改造、还是新兴产业的发展，都与技术创新紧密相连。为此，比化解产能过剩更早，我们就提出并且一直在大力倡导包括制造业在内的技术创新。而且随着我国工业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工业化的推进，我们的一些产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即从没有到有，比如航天工业，从不能生产到能够生产，比如大型工程机械，从国内生产和使用到走出国门进入国际市场，比如高铁建设等等，这些创新成果都极大地提振了民族复兴的自信心，也为我们带来了不少的国际赞誉之声。但是时至今日我国产业整体的创新与发达的工业国家仍存在根本的差距，即我国的制造业发展尚未能真正进入创新驱动的轨道。因此，实现创新驱动下的制造业发展，是我们解决经济转型中的结构性问题之根本任务。

      科学选取突破环节，改变广种薄收的方式，对于切实提高产业的创新能力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途径。不同类型的企业（如装备制造与一般的产品生产企业）、同一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它们在创新活动中存在不同的情况，即各有各的优势，同时也各有各的难题。例如大型制造企业创新赖以进行的人才与资金等资源累积丰富，而中小企业对市场变化的敏感度高。学习和借鉴日本等发达工业国家的经验，在创新方面，引导中小企业着力打造自己的一技之长，利用有限的资源集中建立可以长久立足的专项优势。靠专长开辟国内与国际市场，走特色型发展的创新之道。而对于大型制造企业的创新，则要注重其将自身的条件与行业发展的趋势融合基础上的创新选项，体现前瞻性和发展的后劲，以可持续发展为创新的目标。侧重发挥它们在创新活动中的带动性和行业示范效应。同时，在不同规模企业、上下游企业之间，通过市场的筛选，建立起自然的、紧密的业务联系与创新协同机制，也不失为一种获取双赢的创新战略。只要坚持不懈地从事创新努力，才有可能见到成效。浮躁则是创新的大敌，这是制造产业的性质所决定的。

      点面结合、多重形式提高研发效率，在技术的产业化应用上下功夫。这是熊彼特式创新的核心定义，同时也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在技术发展上实现追赶的一块“战略高地”。这方面的措施包括两个重点：其一，是高度重视生产现场的渐进式创新，这是产业技术创新的基础和基本功。因为，生产的现场是提高创新效率的重要场所，而生产过程往往是工艺创新发生的摇篮。(35)过去我们的技术革新活动在这方面积累了一定的基础，今天，我们仍有必要采取措施，把理工科毕业生引向工业创新的主战场，形成以工业建设和创新为荣的风气与理念。(36)其二，克服事实上存在的技术还是外国好的思维定式，充分用好本土的技术资源。摒弃那种即使自己有能力攻关创新取得技术突破，仍然花费大笔经费购买外国技术的习惯做法，支持本土科研人员的技术创造力发挥。扭转科研学者和学术机构有技术、无资金，而企业有钱找不到适用技术形成产品的局面。改变应用技术经费的拨付方式，尝试建立各种信息技术沟通平台，实现专业技术与工业企业的无障碍对接，以提高先进技术产业化应用的效率，打造真正属于中国制造业的独特竞争优势。

      五、一个简短的结论

      从当代中国经济转型的问题意识与恰当的比较借鉴，使得后起国家与大国视角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对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结束后经济转型的观察与分析显示，调整的过程即是后起国家纠正先前发展中的失误，回归到可持续发展正确轨道的过程，也是认清产业发展的世界潮流，打造新的创新发展模式的过程。强烈的发展意愿驱动和恰当的产业路径选择，相辅相成、共同决定着后起国家的发展状况及其在国际经济中的位置。而恰当的产业发展选择对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其意义并不仅限于某个产业的增值和比例的提升，而是为其打造经济强国确定一个强力的发展支点。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和处理发展工业与发展服务业的关系；在工业的发展上实行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融合的一盘棋战略；切实解决影响转型的产能过剩这一结构性顽疾；在把握国情、认清趋势基础上找准转型的突破口，则是中国借鉴日本、向制造强国迈进，在产业发展不同层面应当进行的选择。

      ①这里的“后起国家”，是指近现代经济崛起时间相对较晚的国家，既包括发达经济体也包括新兴经济体中的国家。而“大国”，既包括地理意义上的概念，但主要还是经济意义上的所指，后者在文章的具体分析部分，有明确的解读。

      ②它也应当可以解释对日本泡沫崩溃以来其经济表现的许多困惑。

      ③经济转型通常分为经济体制转型与经济结构转型两种类型。本文讨论的是经济结构转型问题。

      ④因为不论是哪种类型的转型，本身都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变革过程。

      ⑤在这里，中国和日本既是直接的研究对象，同时又代表着不同经济类型的国家。

      ⑥尽管日本也是一个经济大国，但鉴于中国问题研究的落脚点，这里所说的大国，主要指新兴经济体中那些人口数量较多、经济规模较大、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对全球经济发展有较大影响的国家（而且就经济层面的影响而言，一国的经济发展总量、大宗商品产出量、进出口贸易总额等，都可以作为衡量指标），比如以中国为代表的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国家。

      ⑦例如李毅《经济转型中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对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一种新解释》，《日本学刊》2013年第5期。

      ⑧尽管这不是本文的研究内容。

      ⑨据联合国《世界统计年鉴》（1969年版）资料，1955—1968年，除日本以外的西方六国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加78%，日本竟增加了25倍；同期，前者的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加53%，日本竟增加了2.1倍。

      ⑩例如20世纪70、80年代，发生的汽车、高技术产业的贸易摩擦（三井物产调查部，1985）。

      (11)由石油冲击引发的危机，使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20.6%。原本的成本优势变成了劣势，原油价格从石油危机之前的每桶248美元上涨到11.65美元，上涨幅度达3.7倍。

      (12)因为日本的产业部门在能源使用上的占比几乎高出欧美国家近1倍。

      (13)在通过日本的案例分析经济转型中的恰当产业发展选择，对于后起国家实现追赶和走向强国具有普遍意义之后，之所以要进一步探讨发展中大国产业发展选择对其走向强国的意义，首先，是要强调相对于日本这样的发达大国，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在产业发展选择上具有的特殊性。其一，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其成熟程度的差异，发展中大国面临着更复杂的难题和更艰难的抉择，但同时也就面临着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更大机遇。其二，在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下，由于彼此处于不同的发展阵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其发展的外部环境是截然不相同的（前者至多被看成是潜在的竞争对手，后者则被视为威胁）。其次，是要指出相对于发展中小国，发展中大国其产业发展选择的重要程度和选择路径是不相同的。小国可以依靠特色发展，大国则必须有保证国计民生和保障国家安全的产业支点，即制造业的发展。第三，也是针对中国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奋斗目标，以及基于其当前经济转型的问题意识和必须扫除的认识误区而做专论。

      (14)即日本的成功实现的是一国的赶超，而发展中大国的成功改变的则是未来世界经济力量的对比。

      (15)即这个国家就将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门槛。

      (16)如果按照上述经验，拉美第一大国巴西，人均收入已超过1万美元（按世界银行的统计，2009年巴西的人均GNI为10200美元），其产业结构中的工业与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在21世纪初的2000年就为28:67，但其经济增长尤其是2008年以来的危机和后危机时期波动性极大，别谈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的时间就达几十年之久（郑秉文，2011）。另一大国俄罗斯则面临同样的境遇。它的人均收入在2009年高达18350美元（ppp），超出了当时世界平均人均收入水平几千美元（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的资料，2009年世界人均收入为10604美元（ppp）），与此同时，它的工业与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亦是呈现出33:62的比例。但它的经济发展却在后危机时期大起大落，尤其是在当前卢布贬值和油价大幅下跌情况下遭受重挫，而成为金砖国家又一个被诟病的对象。再看与中国同样被看好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引擎”的亚洲大国印度，虽然人均收入水平尚未达到上述转型的门槛，但是，其GDP中的服务业占比在2009年的时点上就超过工业27个百分点（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2009年印度的服务业与工业在GDP中的占比分别为55%和28%。服务业几乎是工业的两倍），并且还有发达的软件产业为人仰慕，但还是未能脱离其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17)例如俄罗斯、巴西较高的人均收入就与其资源投入式发展高度相关。

      (18)这也是发展中大国从发达工业国的产业发展史中学习到的最基本经验。

      (19)其间，发达工业国家并不会停下发展的脚步任其追赶，这是明显的事实。

      (20)这些风险可能是周期性危机的影响，也可能是借助于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的制裁，比如说中国的光伏产业遭受的反倾销调查，还可能是人为设定的种种发展限制，比如说曾经出现的“中国威胁论”等。

      (21)在“十一五”（2006-2010年）时期结束时，中国已经改变了资金和外汇短缺、人口二元结构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因技术落后而主要仿制、基础设施与工业配套能力弱等工业化初期的特征。

      (22)例如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半壁江山，出口总额中工业制成品高居90%。

      (23)例如，2014年APEC首脑会议在中国的成功召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24)这种问题意识本身就是国情认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25)虽然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在“走出去”战略的引导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海外并购的步伐较快，但是在总体上说，要提高竞争优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6)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魏传忠在相关会议上指出，在经济高速增长30年后，质量问题成为制约我国发展的关键因素。http://www.pm91.com品牌排行榜，2014年12月2日。

      (27)例如发展最为热门的机器人行业，目前国内市场份额的70%为瑞士ABB、日本发那科、安川电机和德国库卡“四大家族”所占据。

      (28)比如航天，比如华为。

      (29)据相关统计，2001—2007年，所有行业的这一指标都超过了20%，其中电子通信设备的这一比例高达66.76%（孙佳，2014）。

      (30)这是关乎经济转型中我国产业发展重点选择的关键环节，并且也是一个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存在争议的问题。目前认为中国第二产业规模和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和比重过低，因此需要优先发展服务业的人不在少数。

      (31)在中国的市场上，竞争不过具有高技术的外资企业，同时又受到质次价廉的产品的挤压。

      (32)譬如参照和学习过去的日本通产省即今天的经济产业省在制定产业规划上的一些有效做法。

      (33)“我国出现产能严重过剩主要受发展阶段、发展理念和体制机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市场需求快速增长，一些企业对市场预期过于乐观，盲目投资，加剧了产能扩张；部分行业发展方式粗放，创新能力不强，产业集中度低，没有形成由优强企业主导的产业发展格局，导致行业无序竞争、重复建设严重；一些地方过于追求发展速度，过分倚重投资拉动，通过廉价供地、税收减免、低价配置资源等方式招商引资，助推了重复投资和产能扩张；与此同时，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政策、规划、标准、环保等引导和约束不强，投资体制和管理方式不完善，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不到位，导致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健全，市场机制作用未能有效发挥，落后产能退出渠道不畅，产能过剩矛盾不断加剧”（国务院，2013）。

      (34)例如，以目前的钢铁业产能过剩为例，我国的人均钢材蓄积量为4吨，而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工业国家的人均钢材蓄积量均已在两位数以上，即达到了11-12吨（金碚，2012）。

      (35)这也正是今天发达工业国家“重返制造业”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新的工业革命前景相联系，这一点需要保持一定的敏感性。

      (36)发达工业国家不断取得创新成果之时，正是其大批工科院校毕业生涌入制造企业的高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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