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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347(2003)02-0084-05
2001年，中国经过15年的谈判和努力，终于加入了WTO。它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国将在更广泛更深入的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入世，不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是大有好处的。这种好处也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也必将表现在由经济引起的政治、军事、法律、文化等诸多方面。本文仅就入世后中国文化产业诸问题予以阐述。
一、经济全球化必将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中国加入WTO将会促进我国经济步入全球化的轨道，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游戏规则办事，使中国的经济融于世界经济的大家庭之中；使中国人的头脑发生转变，按照世界人的一般规律去思考问题。在这里，中国应以落伍者的姿态加快自己的行进步伐，以此来改变自己的面貌，同时也是对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贡献。中国近20多年来进行了许多伟大的改革，但是，这些改革都是从我们国家自身体制创新开始的，也就是说，内在型的体制创新处于主要地位。而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和一百多个成员国(地区)都必须遵守的规则，这个规则不是我们提出的，同样我们也无权作原则性的修改——学习和适应将是我们进入WTO以后一个时期的艰巨任务。过分地强调“中国特色”，以自己的特殊性去轻视或忽略大家共同制定的行动规则，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同时也是不允许的。“国际惯例”将第一次作为我们研究决策的主导因子，任何“中国特色”都将服从和服务于“国际惯例”——由此带来的人们和领导决策群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将是艰巨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但是，中国必须要完成这一次深刻的转变，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步入世界发展的良性轨道，也只有这样，中国才可能真正自豪地说，中国可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了。
中国加入了WTO，将加快中国经济规则的市场化改革，为其提供有准备的参照系和新的动力。由于WTO规则总体上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加入WTO也对中国经济规制变革提出了某些原则性、方向性要求。这些要求可以用“规范、统一、效能、服务、透明”10个字来概括。
规范。它表示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和行为首先要符合国家法律规定，要求经济贸易法律健全、政府依法行政；其次，政府经济规制不能与WTO基本规则和中国承诺的义务相冲突，而必须符合国际通行做法。
统一。在涉及WTO多边规则的领域我们必须保证经济贸易法律和政策的统一实施，确保地方政府职能与中央的一致性，避免执法和行政过程中的随意性。
效能。政府管理经济要更新理念。从重审批转向审批与管理并重、管理与服务并重，要从全面监管转向以重点监管为主，改运动式、间歇式大检查大清理为常规的间接监管，显著提高政府监管水平，改进管理规则，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个案，方便大多数守法企业，严厉处罚个别违法违规者。
服务。市场经济是亲商经济，政府重要职能之一是为企业参与国内外竞争创造良好条件。政府经济管理寓于服务之中，服务又寓于管理之中。
透明。政策要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可预见性和稳定性，特别是在涉外经济活动中，所有政策法规要在指定媒体上公布，保持公开性，而且要提高制定与执行政策程序的透明度。
这里虽然讲的都是经济范畴的规则，但是，这些规则的制定和执行都需要在一定的思想和文化的指导下进行。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 以至 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 是像 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
21世纪，人类的经济活动已经逐步进入到后攻业化时代。在这个时代，文化与经济已经密不可分，文化本身成了一种市场，一种可以带来高额利润的消费市场，以致文化成为经济的主角之一。1993年，美国以文化产业为核心的版权产业产值达2386亿美元，占GDP的3.7%；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文化产业对该州的经济支持率达10-15%，与其最大的产业纺织和旅游业不相上下；德国贝塔斯曼集团1997-1998年度的营业额为257亿马克，其中图书出版及俱乐部的营业额达到73亿马克；英国艺术业拥有170亿美元的产业规模，与其汽车工业不相上下，其旅游收入的27%直接来自艺术；1993年，美国广播电视、有线电视、电影娱乐、报刊杂志等部门的总收入达1000亿美元以上，1995年美国电影实现的国内外票房收入105亿美元，占全球电影票房总额的71.42%，成为美国继电脑、航空、石油业之后的第四大出口支柱产业。美国体育经济收入超过了石油工业与证券交易所的收入，NBA一年的利润就有650亿美元。“迪斯尼乐园”的建设，成了奥兰多市发展的转折点，使该市的经济增速从60年代末比所在的中佛州慢3%发展到80年代末的快41%。日本娱乐业经营收入超过本国汽车工业产值，日本国民对文化产品的需求达到总需求的55%，超过了对物质产品的需求。
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发展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决定了文化发展的方向；同时，文化的发展也规范着经济的方向和促使它的发展。
新的世纪，经济的全球化向我们展示了文化信息产业的发展特性：
第一，信息资源的最大共享。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快，文化产业加强了对全球资源的争夺和分享。无论在出版、报刊、音像业，还是在影视、娱乐、广告和旅游业中，资本的国际化、技术的国际化、智能资源的国际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新的信息载体不断出现，一些现代化程度高的图书馆和资源库收藏的新载体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包括各种实物和博物资料，如书画、乐谱、手稿、服装、电视节目等，涉及与人类文明有关的一切纪录及其载体。比如法国国家图书馆就 已经 收藏了200万件乐谱、音乐家手稿、档案，90多万件录音资料，6.2万件录像资料， 2.8 万件多媒体资料和30万份数字化影像资料以及400个唱机设备。这些丰富的信息资源 为 文化从业人员进行文化生产和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为数字化革 命 强化了知识的编码过程，各类资料、图像、音像等都可以编码化，电子网络则将各种 信 息资源连接起来，这便可以大大加快可用知识存量的增长速度和知识流量的流通速度 ， 形成一个全球化的信息网络。美国学者J·W·豪斯指出：好莱坞从业人员大量收集世 界 范围内的知识和信息资料，每投入100小时即花费时间成本1500美元(每小时折合15美 元 计算)，形成的创意和构思平均可产生效益7720美元。难怪英国“滚石”广播电台不 惜 巨资，千里迢迢来上海录制老码头工人哼唱的“码头号子”。1992年好莱坞安布林娱 乐 公司从网上获得了中国云南禄丰的侏罗纪恐龙化石，以及轰动世界的河南西峡恐龙蛋 的 资料和图像中，受到极大启发，摄制出科幻巨片《侏罗纪公园》，他们因此获得巨大 的 社会反响和商业利润，上演31个星期，国内票房收入达3.4亿美元，而海外票房更达 破 记录的5.3亿美元!
第二，资源配置的国际合作。文化资源国际化的基础是工业的大规模分工和全球文化市场的开拓。以往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内部的分工和协作，已经发展成为一系列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分工和协作，以便更有效地利用各地的文化资源。比如《日本经济新闻》和《朝日新闻》从1996年2月起同时在香港开设卫星版。设在东京的报社总部每天将排好版的样报，采用电脑和通讯卫星传到香港，几分钟后，香港的印刷厂和日本的印刷厂几乎同时开印，再利用香港作为信息中心的优势，迅速传播到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实际上也是由7个国家的30多家公司协作完成的，其中的特技制作包给了有16家多国中小技术公司协助的DigitalDomain公司，音乐制作包给了索尼公司。高质量的音乐制作使该片获得极大的商业成功，音乐场面占有全片的75%长度。又如美国的《读者文摘》以19种语言发行，它的48种国际版本发行量达到2800万份，远远超过它在国内480万份的发行量；针对妇女的美国《大都会》杂志也有36个国际版本，1996年国内发行270万份，而国际销售额突破450万美元，它的北美部负责人说，谁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有效的分工协作，谁就能有效地拓展全球市场!
第三，资源利用的集团组合。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的资源，许多文化企业纷纷走向联合与兼并，形成大的集团。这样做可以达到两个目的：(1)通过共同使用机器设备、信息网络、交通工具、专业人员等，降低成本，提高产出；(2)通过产权交易、兼并和破产，把效益差的不良资产抛向市场，再把优良资产组合起来，提高资产效益。据统计，从1986年到1990年，美国有400个独立电视台和电视台集团在产权市场上被出售，等于全美75%的电视台被交换了一次所有权。而1993-1994年间，又有200个以上的电视台进入了产权市场。
联合与兼并为提高资源利用率，迅速增强文化产业的实力提供了可能，也为产业资本的跨行业渗透提供了重要条件。社会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不仅采取赞助和政府拨款的形式，更大量地采取参股、控股和资产运作的形式，比如法国著名出版集团Hachette股份的50%为法国经营航天、通讯和高速铁路业的马特拉工业大财团所购买，后者投入了大约20多亿美元；另一个出版集团Cite的65%股份也被法国通讯公司和电子公司所掌握。19 98 年初，法国公用事业、建筑业和通讯业的巨头CGE公司投资控制了世界第五大综合出 版 集团哈瓦斯集团30%的股份。[2]此外，社会投入的多元化和资源投入的无形化，都在 不 同程度上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国际间的文化交流。
中国入世，意味着中国将彻底全面地打开封闭的国门。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以资讯科技为核心的现代社会，影响人们行为的文化结构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加以改造和转换，否则，它将阻碍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一个新时代是不可能建筑在旧文化上的，但是旧文化却可能拖延新时代的进程。社会的发展首先是人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也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所以，中国在加入WTO后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仅要学习和遵循国际经济惯例，还应当注意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一种能够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应该包含中西文化的合理内核，又具时代性。它要求人们抛开实用理性的消极方面，剔除理论理性的偏激部分，用理性和科学的方法来审视周围的一切，追求真理，直面人生而不是埋头感官享受、玩世不恭；崇尚法治而不是推崇强人政治；要求人的平等、自由和尊严而不是趋炎附势、依傍权力；提倡公开、公平和公正的行为规范而不是欺上瞒下、黑箱操作的旧式文化，如此等等。我们说中国的入世是中华民族一次新的更全面的对外开放，这里就包括人们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开放和更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国人文化意识上与国际接轨，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扬己之优抑人之劣，激浊扬清，互通有无，才可能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家庭之中。
二、文化产业的发展有赖于文化观念的转变
中国入世不仅引起了国人的关心，同时也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接纳的这个新成员不同于一般：它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它既有汉民族文化的辉煌，同时又有多民族文化的灿烂；它既是一个经济上发展中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文明古国；它曾影响了昨天的世界，又要接受今日世界的影响。中国要全面地认识世界，世界也要全面地认识中国，这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双边任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近百年的历史中还有着闭关锁国的惨痛教训，一旦国门真正全面打开，对于百姓大众来说总有一种或多或少的不适应和不可名状的滋味。我们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研究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于此，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历史背景下，文化产业的发展，至为重要的是实现文化观念的转变。
首先，必须确立正确的文化标准。最近，由美国医学博士斯宾塞·约翰逊撰写的著作《谁动了我的奶酪?》风靡世界，在全球的销量已超过2000万册，连续78周蝉联亚马逊网上书店最畅销书榜首!自然，这本字数不到4万、定价16.8元的小册子，也在中国的大地上走红，不到4个月的时间就开印9次，各种书报的广告宣传和书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这是一本什么样的著作呢?作者在书中虚构了四个角色：老鼠嗅嗅和匆匆，小矮人哼哼和唧唧。这是一篇寓言故事，作者通过四个角色的演绎，告诉人们如何在今天变革的时代，笑对变化取得成功的方法。道理简单得很。这本书和他在20世纪80年代与他的朋友肯尼思·布兰查德合写的小册子《一分钟经理》一样，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完全是一本通俗读物。但是，就是这样的著作却受到西方人士的青睐，促使年轻的一代和广大读者从书中受到教益，正确面对新的竞争和挑战。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一年又一年的职称评聘、职务晋升、评比奖励，有多少学者为着那厚厚的著作和长长的论文而煞费苦心，因为字数和厚度不够而被淘汰者更是大有人在；而被出版、发表、评上职称的作品，又有多大的受众面?对社会又有多少促进作用?但是，有关部门至今仍乐此不疲，参与者仍需忙于应付。尽管有老院士老教授们上书呼吁，要对科普作品予以关注，予以奖励，但是此意始终未能成行。什么是学问，怎样做学问，看来中西方的学者和大众们的评价标准是不同的。这就是文化观念的问题。
一般来说，文化素质高的人愿意接受高深的学问，文化素质低的人喜爱读通俗的读物，但是，这在中西方有时却相反。20世纪80末，在中国大陆曾风行一本由丹麦出版中国翻译的大书，名字叫《戴尼提：自我心理调节技术》，37万字，书很专业也不好读，但是在北京一次发行就是20万册。中国的出版商和广告商还有新闻传媒，不遗余力地为其大作宣传推销，外国人的钱是赚饱了，但是，对中国人来说，并没有起到什么大的作用。90年代，中国也出了两本书，一本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一本是王元化的《思辨随笔》。要说这两本书也都不是通俗读物，也没有什么言情，特别是王元化的著作，还有几分晦涩。但是，在大陆年轻人中间却很受欢迎，一版再版重印了好多次。一种变革时代的浮躁可见一斑，一种在开放背景下的文化迷乱可见一斑。
其次，必须转变狭隘的思想文化观念。对一件物品，除了它自身的经济价值外，如何把握它潜在的精神意义，中西方的认识也是不一样的。到国外旅游的人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好不容易买到一件纪念品回国，打开一看原来是中国制造的。一个国家的标志物，一个国家的新闻媒体，出售和送给客人的物品却不是本国生产的(这些纪念品不仅是送给中国人)，这在中国是不会出现的。从来没有听说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售美国或其他国家生产的具有反映中国形象的纪念品。但是，外国做到了，而且很坦然。他们完全从商品的价格考虑，只要委托国生产的商品既便宜又精美，他们能赚到钱，顾客又喜欢，哪个国家生产的都行。在这里没有中国人一般认识的那种狭隘的“爱国主义”等精神的束缚。试想一下，如果中国的民众能从狭隘的思想文化观念中解放出来，中国的经济、中国的文化产业将会有多大的发展。
全球的现代化从工业化到科技化和信息化，只是物质和工具层面上的历史进程，并不是人类现代化的全部，更不是现代化的实质。美国学者阿历克萨·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3]中国加入了WTO，在经济步入全球化的同时，作为人的现代化的任务更加繁重和漫长，其中加快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显得更加重要。
第三，必须重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善于吸纳先进的文化。从全球的角度看，由于经济利益和人们的文化观念的不同，在相互的交往中为着自身的利益而发生冲突这在国际上是常见的事，我们也不必过分忧虑。由于差异产生冲突也是很自然的，一般来说文化冲突不会像政治冲突那样升级为战争(当然也不排除像科索沃和中东地区由民族和宗教等文化因素引起的战争)；相反，在相互的交流中，通过彼此的了解和调适达到融合倒是其主流。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各种文化因素之间相互渗透、相互结合，最终融为一体。这种融合，一是把外来文化融入自己的文化，就像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一样，充分利用文化传播这一促进文化发展的动力，不断地以汉文化为基础融合我国各少数民族和其他国家的文化，为自己注入新鲜血液，增添生机和活力，从而使其保持相当长时期的繁荣灿烂；另一种则是把自己的文化融入到异质文化中去。这种融合是在深切了解异质文化的深层意蕴的基础上，扬弃自己原有的认知结构，从而既保留本民族文化的合理因素，又把本民族文化提高到异质先进文化所达到的时代水平。如满族在汉化的过程中，它的一些文化因素也融入到汉文化中。[4]以日本文化与中华文化为例就足以说明世界各国在相互的文化交流中促使了文化的融合。据史料记载，日本人来华，“目睹东方文化发祥地的中国，有统一的政治组织，有灿烂如花的物质生活，更有崇高理想的精神生活，而因对中国文化产生强烈的爱慕与追求”。[5]“必须突进文化母国，直接移植优秀的文化，才能满足其欲望。”[6]与此同时，从宋代开始，日本有些文化也传播到中国。如日本的民族绘画——大和绘在中国广泛传播，锋利的日本刀剑也大量销往中国。
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由于其层次的不同，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人们的接受中也是不一样的，正如庞朴先生所言：“文化之间的交流过程启示人们：物质文化因为处于文化系统的表层，因而最为活跃，最易交流；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处于文化系统的中层，是最权威的因素，因而稳定性大，不易交流；精神文化因为深藏于文化系统的核心，规定着文化发展的方向，因而最为保守，较难交流和改变。”[7]不论交流与融合的层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交流与融合中，为实现世界多元文化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目标，坚持“和而不同”的理念是十分必要的。[8]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变迁加剧，人们的观念和文化立场将产生巨变。这种巨变是相反的作用力向两极延伸：一极是不断地融入全球化，一极是民族自我的重新回归。我们在与世界文化交流时应该坚持自己文化的民族性和独立性；但是，这种坚持不应是狭隘的封闭的，否则便会走入固步自封、井底之蛙的境地。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础上坚持和提升中华文化的特质，科学地吸收西方文化中先进成分，正确地吸纳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成功作法，这才是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中的正确之举，这才是发展中国文化产业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