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社会主义改革的灵魂所在——兼论中苏社会主义改革之异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同论文,实事求是论文,中苏论文,灵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纵观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成功的理论与实践，可以反映出其灵魂所在。那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置身于现实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充实必须和实践密切结合起来。邓小平在创立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理论过程中，始终把这个原则作为指导思想，将之具体运用到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之中。
在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中国领导人立足本国国情，结合实践的发展，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使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同时代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却脱离苏联的政治经济的现实，无原则地大谈“公开化”、“民主化”、“人道主义”及“全球一体化”的新思维理论，导致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比较中苏社会主义改革之异同，对于当代乃至未来的社会主义改革都有借鉴意义。
一、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论方面
中国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国国情，正确地估计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实事求是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各国，特别是本国改革和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要求对中国的现状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1987年党的十三大全面论证了这一理论。1992年党的十四大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根据我国国情得出来的科学理论。这一理论的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改革事业指明了方向，为肃清各种“左”的倾向提供了有力的武器，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苏联在30年代中期刚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基础时就匆忙宣布它已经“建成社会主义”，面临的任务已是向共产主义过渡。这种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是短暂的过渡性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由不完善到完善的历史发展过程，从而也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阶段性。这种错误理论阻碍了社会主义国家正确认识本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多次导致出现“左”的超越发展阶段的错误，使改革和建设事业受到严重挫折。
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方面
中国领导人实事求是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79年3 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指出：在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保证。
虽然邓小平也指出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54 页）但他强调的是在保证社会主义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发展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强调的民主却没有政治界限，他抛开社会主义性质于不顾，单纯讨论民主和公开的绝对概念，陷入了西方资产阶级设下的圈套。直至发展到听任西方国家的摆布，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实行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制。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大力提倡没有政治界限的民主和公开，最终引发了苏联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引发了国家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的危机，导致了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这个惨痛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三、在经济改革的措施方面
中国领导人实事求是地选择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1979年3月， 邓小平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道路。”（《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49 页）根据中国“一个是底子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时期的破坏，使中国成了贫穷的国家之一”；“第二条是人口众多，耕地少”，全国12亿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的实际情况，中国改革突破口第一刀就是从农村开始。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局就不稳定，农民不摆脱贫困，就是我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摆脱贫困。”当农村改革开始以后，邓小平的目光一直关注改革实践的过程，根据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发展变化，不断完善改革理论。当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取得成效后，他及时肯定地指出：“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建设社会主义》增订本105 页）后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中国的粮食产量连续3年上了3个台阶，温饱问题成为次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才又把改革的重心移向城市，他说：“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去。”这种经济改革措施在短期内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生活，使人民群众尝到了改革的甜头，坚定了改革的信心。
苏联戈氏上台后即提出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主要目标是要在1986—2000年的15年里，使国民收入年均增长速度达到4.7%，使国民收入翻一番，以提高苏联的综合国力。 主要措施有两条。一是发展先进科技并用它们来改变社会生产力。二是根本改革经济体制。加速战略虽然宏伟，但是未能实事求是地分析苏联当时的经济状况，没有注意及时调整苏联当时极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苏联长期片面发展重工业，轻工业过轻，农业长期滞后，使国民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极大地妨碍了经济正常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了加速用现代化技术更新设备，规定1986—1990年的“十二·五”计划投资重点仍在重工业，这进一步恶化了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实行加速战略的头一年（1986），虽然国民经济增长率达5.6%（1975 年以来最高增长率），但生活用品短缺的状况并无多大改进，人们看不到加速战略和改革带来的实惠，以至成为1986年以后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略步骤方面
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报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要争取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根据东西部的差距，同步富裕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我国是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我国的社会主义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再加上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差，因而在初级阶段，既要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的任务，又要为我国社会进入发达的、完备的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创造新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走了一条渐进式的改革之路。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1985年4月23日， 在他的主持下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戈氏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的改革思想，提出了“加速战略”，着重强调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和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经过改革“争取达到社会的新质状态。”他改革理论的开篇就忽视了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情况，没有仔细调查、分析苏联的国情。苏联受几十年僵化体制的束缚，经济方面，尤其是农业和轻工业非常落后，人民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难以保证，何谈经济加速发展、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当时两者差距甚远，特别是在科技方面，苏联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更远，起码有15年。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加速赶超理论，简直是天方夜谭。戈尔巴乔夫改革理论第一步出现错误，给他以后的改革道路埋下了危险的伏笔。
五、在执政党的建设方面
改革的首要关键是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改革。中国共产党在改革之初，就非常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在十四大报告中又再一次重申，要使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搞得更好更快，关键在于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使我们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更好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为此第一，全党必须认真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第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第三，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坚决克服消极腐败现象；第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第五，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广大党员在改革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由于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得以顺利发展。
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取消了共产党的法定的领导地位，使苏联共产党向民主党方向转变。戈氏在改革过程中由于感到领导层中改革的阻力大，先是不断大量撤换领导干部，后来干脆甩开党的领导，使苏维埃脱离党的领导，把西方的议会制、总统制、多党合作制引进苏联，从而造成政局动荡，各种矛盾激化，最终招致苏共的瓦解和苏联的解体。
通过两国改革历程的回顾与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改革之路，带来了差之径庭的改革结果。中国邓小平的改革理论的成熟与发展，始终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实践的要求与发展。而苏联的改革理论从一开始就脱离了苏联的社会实践，最后发展到仅凭概念的推断、逻辑的演绎来深化改革理论。可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本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与脱离实际，一切从想当然出发是中苏两国改革的最明显的区别，也是导致中苏两国社会主义改革成功与失败的最重要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