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南之战与中国正面战场形势的转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黔南论文,之战论文,中国论文,战场论文,形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4年底发生在贵州境内的黔南之战，对于中国正面战场，既是大溃败后的插曲，又是战略反攻的标志。因此，对黔南之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了解中国正面战场从战略相持阶段的大溃败向战略反攻阶段胜利转化的各种因素。
一
黔南之战是日军“一号作战”目标实现以后、妄图进攻重庆、迫使国民政府妥协的战术性试探。其政治战略意义远在军事战略之上。
1943年12月初，因其在太平洋战场的颓势无可挽回，日军大本营遂要求中国派遣军提出《一号作战计划大纲》。1944年1月24日， 日军大本营发出实施“一号作战”的命令。但迟至4月中旬才开始行动。 《一号作战纲要》规定：“平汉作战应于4月、湘桂作战于6月开始，攻占南宁及打通桂林、谅山道路于1945年1、2月实施。”其战略目标是“消灭中国与法属印支的交通。”而“在此期间，特别重视消灭重庆军，尤其是消灭其核心中央军。”〔1〕
1943年底以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盟军在太平洋上开展了有限进攻；中国敌后战场也开始了局部战略反攻。1944年初，盟军攻占马绍尔群岛，日本本土的防卫也受到中美空军混合团的威胁。因此，日军的整个战略是对中国取攻势，对盟军取守势。打通纵贯中国南北的大陆交通线，摧毁中美空军在华中、华南的基地，援助缅、泰、越地区的日军，并保住必要时由大陆经朝鲜撤兵的唯一通道，为此，日军先后调动兵力50万，发动了中国正面战场称之为“豫湘桂战役”的“一号作战”。最初，对日军的战略意图，中国军队茫无所知，“在河南丢了三十万人连眼皮都不眨一下”〔2〕。直至长沙、衡阳失陷， 日军调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为第六方面军司令官，统一指挥第11军、23军、34军及长衡地区直辖部队，开始进攻桂林、柳州，“才有若干人士判断敌方有意打开大陆运输线来供应缅、泰、越地区敌军的军需，甚或作为由大陆撤兵的交通最后路线。”〔3〕故面对日军的“一号作战”， 中国军队出现了抗战以来的第二次战略性大溃败。
11月22日，日军陷南宁，企图与中越边界的日军会师。28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接到负责桂柳作战的第六方面军第11军代号为“旭”的报告：根据计划，“追击停止，并已返防。”总司令部当即“令其尽远撤离黔桂铁路线”〔4〕。按规定，夺取粤汉铁路南段后， “旭”军的主防卫线大致应在柳州、宜山一线，只须将一部兵力配置于黔桂边界，以免主力遭到来自贵州方向的中国军队的侧击，并未要求其越过黔桂边界追击溃败的中国军队。“旭”军攻占南宁后，也预计中国军队可能越过黔桂边界增援，担心其兵力不足。冈村宁次则希望中国军队向广西出击，以减轻北缅日军的压力，亦可乘机歼灭之。日军进攻贵州前，中国铁路干线几尽为日军控制，黔桂铁路为中国控制的已不足200公里， 且因全部机车车辆或落入日军手中，或由当局自行破坏，这段铁路已毫无价值。然而，日军为何在停止追击并接到总部“尽远撤离黔桂铁路线”命令的当天，又继续越界北犯，以非主力的轻装部队进攻贵州呢？
一般的看法是，“旭”军是为了巩固和扩大战果，加强对重庆的压力，以策应北缅日军。这虽有一定道理，但我认为，日军孤军突进贵州省境达400公里的主要原因还有二：
其一，蒋介石的消极抵抗政策和中国军队在豫湘桂的溃败，诱惑并助长了日军扩大战果的野心。还在桂、柳失陷前，史迪威曾警告中国统帅部：“桂林一旦陷落，日军北方集团和南方集团得以会合，敌人将能获得重要的铁路交通线，这样就能自由地机动自己的兵力和器材，进而加强其在中国以至东南亚的防御”〔5〕。 而国民党在北方用以包围封锁八路军、新四军的16个军仍按兵不动。并反对史迪威建议援助中共军队、调其入滇缅作战的主张。当日军精锐15万人进犯桂、柳时，又发生驻广西的李济深和薛岳与蒋介石的矛盾，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向华盛顿报告：“据说蒋介石被李济深分裂运动的日益得势吓得要命，以至他自己都打算越过采取谨慎策略的阶段同日本人合作”，“对于尽力抗阻日军前进的李、薛（岳）二人是既不支持又不给增援的。”美国领事阿瑟·林沃尔特也从李济深的基地桂林报告道，蒋介石曾经“要求日军摧毁薛岳统率下的第九战区部队，他认为薛岳策划了反对他的阴谋……。同蒋介石有联系的日军据说曾向李济深及其同伙下最后通牒：如果不放弃他加强反对重庆的计划，日军将摧毁他的集团和整个华南地区。”〔6 〕中共则始终主张建立抗日民主联合政府，并全力向华北日军展开战略反攻，以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但蒋介石拒绝了中共的建议。“根据流传的说法，日军与蒋介石甚至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只要重庆在其他地区不抗击日军，日军就保证蒋介石的华西——即所谓大理——潼关方形地区——为‘不受侵犯的安全区’。”〔7〕桂柳作战时， 中国方面投入的部队仅8个军，“实力不足12万人”，而且其中有5个军系由湘、粤、赣溃败下来，“复限于交通困难，增援不易”〔8 〕战斗力十分薄弱。而许多将领还普遍采取国际舆论称之为“谨慎策略”的办法，以图保存实力。“这种大多数时间都普遍存在的谨慎策略，到了1944年开始的六七月里简直成了流行病了。”〔9〕
其二，日军的狂妄自大和冈村宁次进攻重庆的设想，致使日军采取孤军冒险的行动。其时，日方对中国军队战斗力的削弱作了过份夸大的估计，11月21日日方谍报机关向“旭”军发出的电讯即称，在桂柳作战中，“中国军队约有60%遭到打击，目前6 个军的战斗力只相当于一个完整军。”“旭”军亦判断，“随着战斗力下降，中国军队已将重点转向防卫内地和开展游击战。”〔10〕因此，“旭”军第13师团之一部，步、骑兵约三四千人，仅用驮马运载五六门大炮，就敢于沿黔桂铁路正面前进；而“旭”军第3师团之一部，步、骑兵不过约千余人， 也从中国军队防线侧面窜入荔波，并与上股日军配合，北犯三合、八寨。
“旭”军向独山、八寨的进犯，“出乎方面军所料，而且也超过了方面军的大致追至省境线的设想。”〔11〕还包含有另一个尚未提到议事日程却已在酝酿的战略目标。实行“一号作战”的结果。日方夺取了贯通中国南北、经过朝鲜而与日本诸岛联系的交通线。从此，日军统帅部便可利用铁路从东南亚运走战略原料了。”〔12〕这必然刺激它萌生新的战略目标。在日军进攻贵州之前，其柳州的电台就扬言将进攻贵阳、遵义，直捣重庆，这不仅是战时的心理战术，也是冈村宁次的战略构想，拟以此取得超出军事范围的政治效果。这可从事后的指令中得到证实。12月4日，日军攻下独山以后， 冈村宁次即指示“旭”军：“鉴于此次作战的战绩，希望对第3师团、第13 师团使用驮马大胆进攻的机动距离加以研究。”“旭”军的参谋长宫崎认为：“据推测，这就是冈村将军‘出击四川问题’的征兆。”〔13〕显然，日军用小股部队、以驮马代替机动车辆进攻贵州，是准备出击四川的一次演习。
日军进攻四川的构想，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气焰席卷南洋时即已产生。后由于太平洋战局逆转，日军运力不济，方决定1943年春由晋南、宜昌两个方向进攻四川的战略构想缓行。在“一号作战”中，“支那派遣军总部曾想利用‘一号’作战的成果，进攻四川。但是进攻的方向如何——从西安、汉中南下？或沿长江西进？或从贵阳北攻？一时很难决定。”〔14〕1944年6月，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认为：“一号作战”给中国的打击，需一年后才能恢复； 同时预料日本在全盘战局中将日趋不利，所以宜在“一号作战”结束后尽速攻重庆。但1944年底的形势，使这一计划未敢实施。
二
日军第3 师团所下达的命令如下：师团主办：思恩——黎明关——荔波——独山；步兵第6联队：宜北——八寨——都匀。 师团长赤鹿以104和116联队并列向独山前进。11月23日晨，日军开始进攻贵州，中国军队稍事抵抗后，25日夜开始退却。11月27日，日军突入黔境。12 月2日宣称“无血占领”独山。3日占领三合、荔波、八寨，直逼都匀。 据前敌总指挥、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估计，“敌人三天便可到贵阳”〔15〕然而，“一夜之间，战事起了戏剧性的急变。敌人就和前进时的速度一样向南退却。”〔16〕5日，孙元良军由都匀出击，收复八寨， 次日入三合。5日，敌主力由独山南撤。6、7两日， 侵占独山之敌撤走。8日，中国军队收复独山。9日，又收复荔波。10日出上司，占领六寨。日军全部退出黔境。日军的战略退却在占领独山后不久便已开始。12月3日敌第3师团前锋筑场大尉已进抵都匀东牛场西。 是日下午15 时30分，该部接到“旭”军电报：“军决定停止追击立即返转”，“筑场大尉于16时39分开始返转”〔17〕。各部日军也相断后撤。
日军速进速退的原因，既非中国军队直接攻击所致，亦非日军所愿，而是迫于中国战略优势的显示。
第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日本在亚洲的败局已无可挽回。冈村宁次构想中的“出击四川问题”只能胎死腹中。日军进攻贵州时，美军在马利亚纳群岛和菲律宾均占领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阵地，掌握了海、空的压倒优势。日军虽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南中国海与南方诸海域内日本原料基地之间最重要的交通线已处于美军的控制之下”〔18〕日本国内的军火工业和战时动力既不能弥补已经消耗的损失，更无力使战争继续下去。“一号作战”的最后阶段，日军缅北的重要基地八莫正处于中国远征军与盟军的夹击之下，岌岌可危。日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败局已定。在中国战场，与正面战场的大溃败形。 鲜明对比，1944年间，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在敌后战场由内线向外线频频出击，解放区不断扩大，使日军侵占华中、华南的战略大受牵制。中美空军掌握着中国华南地区的制空权，并时刻威胁着中国的日军及其后方补给线。中美空军“对华北铁路的空袭已削减了日军运输量的40%，并使机车削减至运输物资往日本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数目，没有机车能够空得出来，以支持新的攻势”〔19〕。侵黔日军的后勤补给几乎全部断绝。日军在中国战场已成败局。
第二，从国民政府方面来看，因日军进攻贵州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许多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变化，迫使国民政府放弃“谨慎策略”，采取较积极的御敌措施，从而显示了中国军队潜在的战略优势。当时，日军除在军事上将遇到总数达20万人的中国军队的打击外，政治上还可能导致下列三种情况之一出现：一是迫使蒋介石集团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方案；二是导致国民政府的垮台；三是蒋介石倒向日本，以换取日军停止进攻的报偿。因此，日军在进攻贵州、声言直捣重庆时，并没有放弃对蒋介石诱降，并暗中履行前已达成的默契：“一号作战”一打到大理——潼关方形地区就停了下来，故方形之内的贵州黔南地区本已占领却又退却，正是为了政治上“达到屈服中国政府的目的”〔20〕。但蒋介石基于联美反共抗日以维持统治而对日军进攻所作出的策略反应，对日军是不利的。在日军侵黔之前，蒋介石抽调了嫡系大军约20万左右入黔布防。在兵力对比上，不仅对侵黔日军，就是对桂柳作战的日军，中国军队都占优势。
第三，中国军队在黔南的局部抵抗，迟滞了日军进攻的速度，且对其士气也有一定挫伤。从广西撤退的杨森所部，为掩护主力撤退，在黎明关与敌作战，一度夺回丢失的黎明关。而最具代表性的是陈明仁的第71军第91师王挽危团，在有线联络被日军切断之后，仍在包围圈中与敌苦战、牵制进攻独山之敌，使该师主力与援军会合。在黑石关之战中，王挽危团英勇抗击日军，并取得局部胜利。黑石关位于贵州独山与广西南丹之间，距独山县城25公里，为独山门户。孙元良军本拟在南丹御敌，不意车河一仗，南丹不战而陷，孙部仓皇退至独山，王铁麟的91师退入黔境后，王挽危团据守黑石关。由于孙元良部未与91 师协调布防， 91师孤军御敌，防线难以向两翼延伸。12月2日， 日军多股猛扑黑石关，遭到阻击，敌我双方损失均重。我方营长桑拯宇在指挥战斗时壮烈牺牲，不少中下级指挥官受伤，许多山头仅剩十余人坚守，日军仍不能通过。日军大本营陆军部为掩饰其败绩，在其档案中记载攻势受挫的原因是：“重庆军得到美空军的支援，抵抗极为顽强。本日美机与地面战斗配合之密切，为此次作战中所罕见。因此，攻击迟迟不能进展。”〔21〕事实上美空军并未直接参与战斗。日军无法通过黑石关，遂由两翼迂回，绕开黑石关而占领独山，王挽危团仍坚持孤军奋战。是役虽于全局无补，但给侵黔日军以重创，在总体的大溃退中创造了一个奇迹。
第四，贵州人民特别是黔南各族人民抗日救亡的高潮和自发的武装抵抗，在迫使日军败退中也起了积极作用。日军侵黔时，中共中央南方局通过《新华日报》发表了《从此莫再逃难》、《火急了！共同救火》等社论，呼吁国民政府发动民众守土抗战。中共贵州地下党与南方局入黔干部一道，准备组织“就地抗战”〔22〕。由于战局的急剧变化，中共准备开展游击战的计划虽未及实施，但促进了贵州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在遵义、贵阳民众纷纷开展劳军活动“车刚一停，好多的同胞，……向我们拥来，送开水给我们喝，送香烟给我们抽，放鞭炮，呼口号，问劳、问苦，热烈地、诚挚地欢迎我们上前线。”〔23〕“遵义的学生和民众，燃放鞭炮、投赠毛巾、香烟、糖果等物，……并在每辆车头上插上香火，表示敬意和祈祝胜利。”“过贵阳时，又被拦车慰劳。……受过慰劳的军人，体验到同胞的关切爱戴，强调本身保国卫民的天职，自然勇于赴战，不畏牺牲。”〔24〕日军侵入黔南后，黔南各族人民自发组织起来，阻击、截杀、扰乱和牵制日军。据当年领导从善乡人民在石板寨一带抗击日军的潘老发回忆，仅从善乡发现日军自己焚烧或未焚烧的尸体竟达89具之多。人民抗日武装还生擒日军3人， 其中一名军官佳藤重好当即被愤怒的群众处死。该乡群众缴获的战利品有：机枪一挺、小钢炮一门、步枪117支、骡马3匹、日本山地矮马13匹、防毒面具79套及太阳旗、军用地图等物。另据回忆，仅在三合县境内击毙的日军总数不下200余人〔25〕。自日军侵入荔波县境到12月10日全部撤退， 该县共组织农民抗日自卫队8个，人枪400多，与日军战斗13次，击毙日军120 余人，打伤200余人〔26〕。 当年参与侵犯独山的管原源六回忆说：“我们害怕老百姓——怕老百姓打冷枪，所以我们向贵州行军时，都用老百姓的衣服来穿，不戴军帽，还把枪挂在肩上，使老百姓看不清我们是日本兵。……我们在一起的250名日本兵， 从独山撤退到广西全州， 经过中国军民的多次阻击，只剩下21人还活着。”〔27〕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著的《广西会战》（下）中记载：黔南“当地居民的游击战也更加活跃，又因在山谷中前进，不时受到来自两侧高地的狙击。因此，前进缓慢，特别对后卫大队的妨害尤甚。在用门板运送伤员及夜间送战死者时，要遭到游击队的射击。为了处理死者尸体，各队官兵是经受无法形容的困难才退下的。骨灰盒最初是本箱，随后改为饼干袋，再后改为空烟盒，最后只得将骨灰装入空的火柴盒了。”
第五，当时，日军日益陷于战略被动地位，其侵略势头已属回光返照。其“一号作战”虽在中国正面战场取胜，但从整个亚洲和太平洋战场，特别是缅北和菲律宾战场看，日军处境是每况愈下。由于1/3 强的日军陷于中国大陆已成为日本工业和运输能力无法解决的负担。从总体战略上看，其战线进一步拉长，形势更其不利。日军大本营陆军部曾指出，桂柳作战以来历时近半年，“在此期间，……忍受种种困难和物资缺乏之苦，……眼看来到冬季，但仍着夏装，军鞋也破烂不堪。”〔28〕冈村宁次也承认，“旭”军从北至南，三攻衡阳损失惨重，进至黔南，行程达1400公里，“为了推进如此漫长的后勤联络线及维持这些地方的治安，当然需要相当强的兵力和兵站部队。”〔29〕当时指挥中美空军几使日军后勤交通线陷于瘫痪的陈纳德将军写道：“当日本骑兵遇见华军在贵阳前面有抵抗迹象时，他们已经在初冬的刺骨寒风里瑟缩战抖，而且仍然穿着单薄的夏季军衣。”“预定经广州转运给这些军队的寒衣，已在南中国海和船只一同沉没了，为了缺乏充足食品、合时的皮衣服和弹药贮补，敌军不得不迅速掉尾窜回河池过冬。”〔30〕日本出版的《大东亚战争全史》谈及进攻黔南时也承认：“日军的战线太长，兵力不够分配，供应缺乏，……只好退到河池，和中国军对峙。”〔31〕正是由于中国的战略持久战方针的实施使日军的战略优势转化为战略劣势。
三
日军对贵州的进攻及其败退，是中国军民坚持抗战的必然结果。随着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错误的日益暴露和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的信心的进一步增强，终使正面战场的严重溃败局势稳定下来。
衡阳会战失败以后，日军继续向桂柳进攻，其战略意图已使国民政府醒悟过来，迫使蒋介石调遣汤恩伯等嫡系部队南下入黔御敌。“一号作战”结束后，日军又侵入黔境，发动了计划外的攻势，更使重庆大为震动。蒋介石指示新任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兼参谋总长何应钦必要时为确保陪都安全，放弃贵阳，退守乌江上游的鸭池河。独山失陷前，蒋介石又紧急召见何应钦，告以“黔省战况，危急殊甚，非我二人之一前往督师反攻，无以稳定战局。”〔32〕何应钦遂于独山失陷当天赶到贵阳，部署御敌。而先期赴黔鼓舞士气、收束难民、溃军的国民党黔籍要员张道藩、谷正纲、张法乾等人，也准备在“黔省万一不幸而沦于敌手的时候，即为对敌作游击战的基础。”〔33〕由于日军的突然后撤，使原先部署于都匀与贵阳之间的马场坪与日决战的中国军队，变被动防御为主动出击，终将日军迅速逐出黔境，使贵阳、重庆有惊无险。尽管黔南之战“并没有打什么大战，说不上什么战绩。”〔34〕但其影响却是重大的，它不仅使西南屏障贵州得以金瓯无缺，而且使“四川、云南两个中国军队的抗战基地得以继续发挥功能”，对正面战场可说“是非常重要的转捩点。”〔35〕
黔南之战使中日双方的战略态势的转换充分表现出来。在日军“一号作战”攻势中，中国正面战场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了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的大部，使洛阳、长沙、福州、桂林4 个省会沦入敌手，丢掉中小城市146个，丧失了衡阳、零陵、宝庆、桂林、 柳州、丹竹、南宁等7个空军基地和36个机场。丧失国土20 多万平方公里，使6000万人民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而黔南之战后，日军已成强弩之末，中国正面战场得以稳定，并为其后的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其间，日军为扭转战略颓势，于1945年3、4月间相继发起鄂北、豫西和湘西会战，企图摧毁中国尚存的前线空军基地，重振颓丧的士气，均因中国军队的英勇御敌而被挫败。在湘西会战中，原集结贵州的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主力出武冈攻敌侧背，与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第十集团军王敬久部相配合，在空军的支援下，将来犯之敌大部歼灭，共打死打伤敌军28174人， 俘敌军官12人，士兵230人，缴获马匹347匹，大小火炮24门，轻、重机枪100挺，步枪1333支，其他战利品达20吨。 这是自豫湘桂战役以来，中国军队主动攻击的战绩，并拉开了中国正面战场战略总反攻的序幕。
1945年春夏之交，中国最高统帅部决定乘广西境内仅有日军第22、第28师团及第13师团之一部的机会，进军广西，收复桂、柳，切断驻粤及越北境内日军与驻湘赣日军之联系。陆军总司令部饬第二方面军以一部出都阳山脉，夺取邕宁；第三方面军以一部沿柳宜路直下柳州；主力则沿桂穗路，越过越城岭山脉，攻取桂林。参加黔南之战的第29 军于5月初向河池、黎明关发起攻击，克复思恩、宜山，并与友军配合，收复柳州。29军又沿桂柳铁路正面向北进击。在黑石关英勇抗敌之王铁麟的91师沿桂柳公路前进，参与了攻克桂林之役。嗣后，中国军队以汤恩伯第三方面军所属的第20军、第26军、第94军、第13军、第7军南下， 执行反攻广州计划。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也由昆明迁至柳州，并在南宁设指挥所。后因日本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反攻广州的军事行动遂中止。
黔南之战是中国军民共同御敌的胜利，是持久战战略成功的最突出的例证之一。它是中国正面战场由溃败到局部反攻胜利的转折点，并为正面战场的总反攻准备了一定条件。无论对于中日双方，它所表现出来的战略上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它在战役上的意义。它应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
注释：
〔1〕〔11〕〔17〕〔21〕〔2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183、486、492、491、486页。
〔2〕〔美〕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 姚凡立等译：《蒋介石的外国高级参谋长——史迪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11页。
〔3〕〔16〕曹聚仁、舒中侨：《中国抗战画史》1947年版， 第380、384页。
〔4〕〔10〕〔13〕〔29 〕〔日〕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0、291、297、292页。
〔5〕〔苏〕M·N·谢米里亚加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9卷下册，转引自《贵州文史丛刊》1985年第3期第15页。
〔6〕〔9〕〔20〕〔美〕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下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39、438、440页。
〔7〕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外交部文件》1944年第6卷，第151页。
〔8〕〔35〕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正编第787，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85、709页。
〔12〕〔18〕〔苏〕斯·普·普拉托诺夫：《第二世界大战·战史概要》下册，第438、440页。
〔14〕〔31〕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1124、1126页。
〔15〕黄宇人：《黔南事变和竞选闹剧的回忆》，《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984年贵阳市政协文史办内部印行，第165页。
〔19〕〔30〕陈纳德著，陈香梅译：《陈纳德与中国》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第385、384页。
〔22〕金堤：《南方局青年组的一个联络点》，《回忆南方局》第109页。
〔23〕天同：《黔南大战回忆》，《黔南之战》1945年贵阳印行，第31页。
〔24〕严正路：《黔南新战地》，《黔南之战》1945年贵阳印行，第8页。
〔25〕参见潘老发：《石板寨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纪实》，《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和万仿苏、杨华：《黔南事变资料选辑》，《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26〕蒙明儒：《荔波县民众痛击日军纪实》，《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页。
〔27〕黄义仁：《黔南民众奋起抗击日军》，《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第123页。
〔32〕倪抟九：《何应钦上将传》台湾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8页。
〔33〕蒋君章《悼念张道潘先生》，台湾《传记文学》，第15卷第2期。
〔34〕何毓昌：《孙元良将军》，《黔南之战》1945年贵阳印行，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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