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与民族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中国论文,民族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人类学理论中的族群性（Ethnicity）
在过去的20年里，人类学中有关民族关系的研究已拓展为对文化本质和文化认同意义上的理解。较早时期的研究常将文化认同和文化的族群性相提并论，然而最近的人类学理论观点却认为，文化和文化认同是两个独立的统一体。也就是说，一个族群的文化认同不必反映世代传承的或是纯粹的（gcnuinc）文化传统。一个群体，一个社会阶层， 甚至一个国家也许在其与其他群体的接触和同化过程中继续创造或传承其文化传统。而这一群体成员把未变化的文化传统阐述为文化认同。事实上，他们把其他群体与他们发生接触的语言和文化因子混合，甚至处于一种稳定的群体关系状态之中。许多个体（individuals）也许改变他们所声称的认同或是跨越群体成员身份的界线。这就是巴特早期关于族群和边疆研究的基本理论见解（position），这一理论开阔了许多人类学家的眼界。利奇（英国人类学家）1954年从事的缅甸克钦语群民族认同研究也具有同等重要的理论意义（implications）。
最近几年，人类学家研究证实，早期的文化变迁和族群性的理论令人不甚满意。例如，凯斯在总结东南亚一些民族现象的基础上，提出了民族认同这一概念——即把文化作为一种原始的解释性特征保留下来，同时也显然考虑到相反的事实，就是在结构互动过程中，文化内容与族群联系在一起常常承受着意义上的变更。另一方面，纳盖塔（Nagata）不相信，正如美国社会科学家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同化是表述族群性的先决条件。纳盖塔考察了马来西亚的“多元社会”，证实了含糊不清、变化无常的民族边界是族群间的一种自然状态。她发现了民族自称的文化或行为特征的可操作性。在观察民族成员个体的称呼中，她强调环境因素。
通过考察许多接触很密切的族群之后， 情景族群性（Situationalcthnicity）已被许多人类学家所认可。 当个体非要与其他群体成员发生接触时，族群认同可操作性便时有发生。
最近有关文化和民族认同的研究转向于从个体到整个群体或是一个国家的可操作性和解释的焦点上。人们已经发现，一个群体可能觉察到文化传统的承续，就如同对纯传统东西的保护，反之，事实上，它是对“新”文化象征意义的解释和再定义，而不是对“旧”文化特征或习俗本身的实际保存。例如，新英格兰纳拉甘寨特印第安人改变了18世纪英国居民的宗教，然而，它是通过涵化以扩大其殖民社会，即英国人能够创造一个独立的印第安人认同。在另一个例子中，当代土著夏威夷人有意识地创造一种在当代美国生活情形之下的具有夏威夷农村生活特征的“夏威夷”文化传统。在一次音乐伴奏的夏威夷宴会上，比如大马哈鱼、弹钢琴、尤里里琴（一种象吉他的四弦琴，流行于夏威夷等地）、捞捞菜（一种把切碎的肉、鱼、芋叶等包在叶中蒸或烘熟的菜肴）和按摩术等一类文化特征，都是从外来文化引入的事象，而不是夏威夷古老传统的承传。当然，这些被引入的外来文化事象如今被夏威夷民族主义者和局外观察者看成具有“夏威夷”特征。通过对加拿大魁北克和美国夏威夷的调查，汉德勒（Handlcr）和林嫩金（Linnckin）认为， 与传统文化相比，文化传统更多属现状的研究范畴。历代相传的文化，可分为活文化和死文化。在历史上存在过、兴旺过，但在现代社会文化生活中已消逝了的传统经验，体现这种传统的文化形态，在现代社会文化生活中依然存在，尽管已经变位或变了形，那仍是活文化。它属于现状，是人们所习称的文化传统。
二、中国少数民族政策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对群族由政府下定义的国家之一。汉语中的任何一个族群（民族）或是从英语里译过来的民族（nationality），无论从历史上还是目前来说都必须有其自己的语言、地域、血统、传统以及共同的心理情感。
中国境内也有相当数量的官方确认的少数民族。中国有56个民族，大多数人为汉族，其人数占总人口的94%，而55个少数民族总人口仅有6千万。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边疆地带（中国东北、西北、 西南以及南方），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些少数民族除了广布于全中国并与汉民族杂居外，其余大部分聚居区占中国陆地的60%。
中国当今的少数民族形势是政策发展的历史产物。关于某个“民族”应该如何界定的问题，早期的研究曾作过简短的论述。早在1931年中国共产党便强调，要加强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权。1954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重申其要旨。在少数民族地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确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有时成为推进民族关系的障碍物。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中国政府非常注重少数民族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实施，如今，从省级到乡村，少数民族都重视较高层次的少数民族自治政府，而当权者在促进少数民族文化进程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体现在政策上的明显变化是1984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同年10月即实施。通过少数民族定额配制推进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进程。主要观点概述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中国分为5个自治区（与省级平行）、 31个自治州、83个自治县。自治行政机关就是由所在地区的民族成员领导区域自治的机关。自治区、州、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也由该地区一名少数民族成员担任。代表成员或是代表比率应着眼于行使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这将由民族自治地方省人民政府或地区常务委员会决定。
自1984年以来，少数民族在政府行政管理的程度和代表人数上有明显的提高。设有民族地区特别款项，拨至乡村，以改善乡村人民必要的公共事业、卫生、教育和经济发展。据调查，自治政府在村级组织的少数民族行政管理和公共事业委员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村领导和其他行政官员，甚至不是共产党员，只要其有能力引导村民们向致富道路前进，都有可能被村民投票推选。这些决定所起的作用也有助于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你只要到民族地区走一走便一目了然。
所有这些社会政策的变化，对少数民族文化又会发生什么影响呢？随着“自治”的加强，少数民族文化恢复了活力。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汉文化占主导地位令人瞩目。由于少数民族已经历了巨大的文化移入，他们中许多民族已自愿或不情愿地采用了汉民族生活方式，原因之一可以追溯到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前，从少数民族相互接触过程中便可找到答案。例如，有好几个少数民族早就不讲本民族语言——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他们都采用汉民族口语和书面语体系。而另一个原因就是在过去10年里，结合政治方面，在国家的渗透下，已深入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这样，无论是不是少数民族村寨，都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说，前者已转换成少数民族物质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生活的方方面面，目的在于趋同于传统的汉民族文化。后者，即使是故意的，也已把社会主义政治组织形式的少数民族变为汉民族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不过，当前对少数民族文化变化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还是经济发展的效应。
三、文化认同切入点个案
鉴于这些情况的出现，也许有人会问，少数民族文化复兴的意义何在？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较早的理论，它侧重于文化认同，这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所发生的情况类似，复兴的目的在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意义的再认识，而不是对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体系的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复兴或是保存。传统文化经历了永恒的变化过程，它是对被涵化的文化体系的再认识和重构。就如同现代夏威夷文化和美国印第安文化的个案调查，在今日既受人们的鼓舞也受人们的坚持。所以，当今人们可以在少数民族地区观察到由官方发起的节日活动，由官方许可的宗教仪式，由官方赞颂的歌曲、舞蹈和风俗习惯。只要齐心协力，就特别令人称心如意。少数民族文化的复兴将必定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文化活动。过去，官方也尽力帮助少数民族创造文字，编纂少数民族历史，恢复少数民族医药，谱写少数民族乐曲，创作少数民族歌剧和文学。1985年夏，在云南省收集了有关白族的一些田野资料，用以阐述有关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的抽象概念。
白族是云南省第二大少数民族，人口达120万（第1是彝族， 人口3百万），白族人口聚居于云南西北部环绕洱海湖的白族自治州。主要城市包括大理古镇，它是这一地区的贸易中心。近年来已发展成为外宾前来旅游观光的重要旅游城镇。其他白族散居于云南东部，包括云南省府——昆明。1958年以前，白族人自己和其他民族都不能识别白族群体究竟属何民族。1958年官方进行民族调查后方解决这一问题。以前，白族因有许多名称而闻名，这些名称因他们的居住地而命名。白族也有自称和他称之分。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白族依然未被认为是一个少数民族。他们过去被称为“民家”，字面上的意思是“平民”，在一位汉民族社会学家的理解来看，“平民”即不是少数民族，也不是汉族。根据民族志记载，定居在城镇的白族与汉民族文化涵化，他们与其他称谓的汉族没有太大的区别。在乡村，白族依然保留他们自己的语言。然而他们语言的60%是汉语，只是一些风俗习惯在专家眼里被认为是非汉民族的。事实上，白族与汉民族文化涵化已经有几个世纪了，或者说有上千年的历史，早在公元前8世纪， 他们的祖先便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南诏王国，统治整个印支半岛，甚而影响至现代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
19世纪40年代，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组织发起了对白族的田野调查，白族人民否认他们的非汉民族起源论，一旦外族人认为他们是少数民族时总是很愤怒的。当然，这与传统看法有关，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受到轻视，由于汉民族较早从北方移民而来，而且其社会文化层次都比较高。因此，直到前几年，白族还自称是汉族，也喜欢外族人象对待汉族那样。其中有一本最著名的有关中国文化的著作，由人类学家Francis L.K.Hsu写的《在祖先的阴影下》〔Under the Anccstor's Shadow （1963）〕，本书基于对20世纪30年代白族人的田野调查。Hsu 的调查点是今日白族自治州的中心地带，它由一个乡和几个村寨组成，表面看来就象一个当地典型的汉民族商业和农业中心。在Ⅱ战期间，当地贸易公司将他们的生意打入了国际港口，最远至印度的加尔各答。
我自己的田野调查点在一个白族自治乡，这个乡有5个白族村寨， 总人口达2000人，大多数村民是农民，他们种植稻谷、蔬菜和水果，他们把生产的剩余农作物卖到当地合作社以供应附近乡镇工作人员。有少量的村民在附近的一些工厂里打工。当地传说， 白族最早是（约在250年前）从大理迁徙过来的。这5 个村寨的白族人在古老的时候只有一、两个姓氏，但自从共产党解放当地以来，父系氏族正式被废除。当我来到这5个白族村寨时，我最初所关心的是搜集普通民族学资料。 到这些村寨不久，我便被这一事实深深吸引，那就是白族村民表面看来在体质特征、外表、行为和风俗习惯上与同村寨的汉民族相比，简直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他们自己作为一位白族人或者是所有白族人是如何与汉民族加以区别的呢？我带着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我们的访谈焦点在于白族人自己怎样与汉族人加以区别。由于语言障碍，他们无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声称，他们既会讲白族语言，也会讲汉语南方方言（带白族语口音），语言学家们对当地白族语言与其他语言是否有亲缘关系争论很久，但白语基本上属于藏缅语族，其60%的词汇来源于汉民族语言。在我所调查的这个地区，白族语言作为当地农村的一种方言，很容易被普通百姓接受。因为在中国其他地区，在地理位置上极为相近的族群之间讲彼此难以听懂的方言或语言，已是常事。因此，鉴于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白族人自己相信，他们白族人与其他民族有区别，特别是与汉民族的区别。他们还不可能为访问者在这些差别方面作出令人信服的阐述。
以局外者客观的态度去观察，也还不能提出白族与汉民族在文化特征上有何明显的区别。白族家庭和亲属关系结构以及他们在村一级的社会政治组织都与这一地区的汉民族同胞极为相似。他们举行的婚嫁和丧葬与汉民族完全相同。他们过去常常是佛教徒，在一些特殊场合下，他们举行汉民族的祭神仪式，但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宗教活动对神的崇拜只有妇女信仰。也就是为了纪念祖先而举行的仪式，所有这些都是汉民族传统习俗。而且，过去和现在，他们欢庆的民俗节日，在其他地方的汉民族也庆祝这些节日。白族建筑借鉴了传统的汉民族房屋结构。有些富裕的家庭已拆下了土砖做的旧房，盖上了现代派的水泥屋，这样，使村舍显得没有特色。所有这些观察结果留给局外人的印象就是在现在的白族村寨里很少有独一无二的文化特征。
通过对白族社会文化因子的比较研究，从而发现了极为相似之处。换句话说，经过50年后，白族仍然保存了许多受汉民族文化涵化的文化传统。而以往发生变化的是白族的认同性。从前他们声称是汉族，现在他们声称是少数民族。官方政策提高了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这一社会地位的变化，看起来可能对中国的民族认同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汉民族——少数民族关系结构
中国白族个案调查研究足以说明我们的理论见解，即文化变迁和民族认同在理解民族关系结构的过程中可能被认为是彼此不相同的两个统一体。对于少数民族本身来说，他们与政策制定者之间不会有太大的分歧，所以坚持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离散性目的在于从心理学或政治学角度来看其社会政治地位都是合情合理的。早期有关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的研究，表明了个体对跨境民族研究的潜势。中国的研究说明了政策在民族认同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一个族群迁徙，往往要在不同程度上改变其文化，以调适他们新的认同。这就是中国民族认同的精华所在。然而，有人也许会问，这一情境怎样才能适合中国许多别的少数民族群体呢？而这一影响又将怎样适合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呢？假如人们回顾一下历史上和当代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关系，便不难发现有着不同的情境。
情景（Scenario）1
从政治观点来说，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崇尚自治，就文化角度而言，虽然实现了通过教育和政治参与而逐步使少数民族与汉族涵化，但是少数民族强烈抵制汉民族文化，要求保护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已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
我们可以从西藏的藏族、新疆自治区的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以及云南的傣族中发现有关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情景2
虽然白族经历了与汉民族在文化上的广泛同化，但是白族依然保留了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并有很强的民族认同感。尽管他们否认汉民族认同感，他们承认是大汉民族政治文化统一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境内，类似此种情况的少数民族还很多，包括中国西南的苗瑶语族、中国南部的壮族（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土家族（湖南、四川280 万）和蒙古族的几个亚民族。
情景3
白族差不多完成了与汉族文化的同化。最近，许多白族开始调查和重构一个独立的民族认同。然而，从文化和语言学上来看，只有通过重新解释和重构一个新的少数民族文化，白族才能与汉民族区别开来。
有关这些方面的例子，除了白族外，还有回族（被同化了的回教徒，居住在中国的许多都市中心）、畲族（在浙江、福建和广东省），还有部分苗、瑶、土家和满族。
五、汉民族变迁为少数民族——“Peranakan”的类型
在中国，虽然少数民族趋同于汉民族社会，然而今日汉民族“种族”是许多“种族”融合的结果。当然，这种情况在中国汉民族文字里记载得很少。无论从文化还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汉民族都要超越于bar-barians（未开化的人）。只有在中国境外， 在华侨社区汉民族也许承认，他们中的一些成员“失去了土著”的本质特征，在东南亚可以找到一些见证的例子，东南亚汉族移民数量很多，且有较长历史。
Pcranakan是一个印度尼西亚马来术语， 它与土著出生的汉民族有关。Pcranakan人与在中国出生的移民大不相同， 他们渐渐不会讲母语，也越来越失去传统的中国文化。Pcranakan 人也许会说中国的某一种本地语，并保留一些很古老的中国汉民族习俗，人们认为他们既不属于未同化的汉族移民，也不属于当地土著人。Pcranakan 人社区的例子不限于印度尼西亚，在今日的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都有Pcranakan人，在这些国家，他们以“贫困出生”和巴巴人（Baba）而著称。
一位民族学家曾在1943年写道，他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对云南的调查发现，汉民族移民与土著人社会同化的过程与他在东南亚所考察的华人社会一样。一位汉民族是如何参与本地文化的例子由下述可知。一位汉民族刚来到少数民族地区时，他一边旅行一边做些生意，待他积蓄了一笔钱，便在当地买块土地，并在集市上开了个店铺，还找了一位当地的姑娘做妻子。随着他的生意兴隆，他会将他的其中一个儿子或是孙子送到所在地区的一所学校，甚至云南省会——昆明一所学校求学，以便能得到适当的汉民族教育，并希望他日后当官。而剩下的儿子则呆在家里，也许最后成为土著人。象这样的汉民族定居在少数民族居住区，他最终成为一名跨文化人是完全有可能的。只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安家落户，任何一位汉民都或多或少地会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涵化，并要运用其文化能力与本地族群人建立友谊。这样，这位定居者便是一位双语文和跨文化人。在一定程度上，这位汉移民可以被视为土著人。他也是为前来参观访问的民族学家提供信息的最好使者。倘若一些汉族移民在一两代人中尚未改变其民族认同，的确令人难以理解。15、16世纪，当时有部分汉族移民被分散到少数民族占统治地位的地区，但是当汉族移民人口增多，并超过土著人口数量时，Pcranakan人同化过程很可能出现。 当新的汉移民接踵而至时，对汉民族来说，要改变其民族文化认同可能性很小。关于文化变迁过程有可能朝着汉民族文化或是本地少数民族文化这两方面发展，对此还有待于讨论。
民族平等和尊重少数民族文化是今日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这一政策的实行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和族群性发展的结果。本论文试图分析当代民族状态和文化认同的结构关系，因为上述情况就证实了少数民族地区田野调查的例子。本文陈述的意义可能在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或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将来分析其框架结构的重建。一个民族也许有比较清晰的划分标准。然而，客观的划分不可能与人们的主观民族认同相混淆。本论文所举的例子说明了某些少数民族（如白族）在文化角度上与汉民族有极为相似之处，尽管从法律和自我认同上来说，他们是各自独立的民族统一体。在民族的现实中，从文化范围而言，少数民族也许早就与汉民族同化，最后融于汉民族人口中。尽管记载很少，在少数民族占统治地位的地区的汉民族移民也可能吸取少数民族文化而成为一个少数民族群体。当然，由于官方对民族界线划分很清楚，如今人们便不可能发现新的少数民族群体。从文化而言这些民族融合变迁的不同过程也许依然在继续。文化上的差别也许越来越不明显，然而民族认同的划分变得很迅速。结果是这样的，人们可能预言，假若现在的理论观点被分析采纳，就很有必要用一种更加详尽、有价值的方法进一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情况，以便对在文化和民族认同上的结构差别这一观点进行验证。
冷非译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
注：本文译自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编辑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集团和民族关系》（Ethnicity and ethnic group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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