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宏观调控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宏观调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凯恩斯理论的诞生为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在凯恩斯之后又有一些经济学家对其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完善。直至今日，中国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的理论依据仍然可以追溯到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思想。宏观调控政策在多数西方国家已实行了几十年，至20世纪60年代，由于经济的滞胀，使经济学界对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西方国家也是经过三四十年的运用才逐渐显现出弊端，中国搞市场经济还不到20年，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健全，但现在似乎对宏观调控的依赖度越来越高，而对于其理论基础所存在的问题的研究显然不足。近几年中国频繁使用宏观调控政策来调控经济的运行，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宏观调控政策本身存在的弊端、宏观调控理论基础存在的缺陷和中国特殊的国情造成的。
一、宏观调控政策本身存在的问题
长期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首先会造成政府财政赤字的扩大。中国自1998年连续5年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之后，财政赤字的规模不断扩大，财政对于赤字的依存度逐年提高（见表1）。
表1 中国1998～2002年财政收支与赤字情况
附图
资料来源：斯文：《关于当前财政赤字问题的研究（上）》，《改革》，2004年，第1期。
虽然理论上讲，经济低迷时期增加政府开支所形成的财政赤字，可以在经济高涨时通过税收的增加来加以弥补，但经济运行的低迷与高涨时期的长短并不完全一致，表现的严重程度也不尽相同。而国债发行时都有一定的期限限制，当国债到期时，经济是低迷还是高涨难以事先预测，尤其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需要一定的连续性。根据2002年底的统计，当时已经发行了66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形成总投资规模达32800亿元，到当年年底共完成24600亿元的工作量，结转工作量还有8000多亿元。目前，利用国债资金兴建的不少项目仍然处于建设之中，完成这些在建工程所需要的后续资金估计还要5000亿～6000亿元。这些工程不能没有后续投入，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财政政策的转型方式和力度（贾康、赵全厚，2005）。因此，以财政政策来平衡经济的冷热，并不能与计划完全一致。
长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会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影响，资金的运用效率逐渐下降，国债投资越投收益越低，越投越没有好项目。国债投资所具有的行政和计划色彩也降低了国债投资的效益。政府投资的增加将导致收入（产出）的增加，收入的增加将引起交易需求的增加进而拉动利率的上升，而利率的上升又反过来导致投资需求的减少以至收入的减少，也就是说政府支出挤掉了民间投资，这是众所周知的“挤出效应”。
扩张性财政政策会使债务负担加重，而且往往在经济低迷时期比较容易实行，在高涨时期则不易收敛，毕竟花钱比省钱容易得多。即便在经济出现通胀迹象、积极的财政政策逐渐淡出的背景下，中国2004年赤字计划是3198.3亿元；实际赤字3192.85亿元；2005年安排的赤字仍然高达3000亿元。有关资料显示，财政部年度偿债面值总额2001年及以前均不足2000亿元，2002年为2247亿元，2003年为2768.6亿元，2004年为3551.53亿元。中国2005年将进入偿债高峰，这不仅因为2005年的偿债额高于2004年，还因为在其后的3年中，年度国债偿付总额均将呈现居高不下的态势。根据市场人士较为普遍的推算，即使不考虑新发短期国债，2006年到期国债的偿付总额就将达到4161.20亿元。在随后的两年中虽然略有回落（2007年为3946.50亿元，2008年为3490亿元），但2009年偿债总额将会再度反弹至4012.70亿元。这就意味着中国自2005年开始，将连续5年面对年均偿还总额3500亿～4000亿元到期国债的局面。除国债、外债外，还包括各种“隐性”债务，如基层财政欠账、银行坏账、社保欠账等。可见长期实行扩张性政策后的债务负担是不可小视的（《民营经济报》，2005）。
货币政策在作用效果上与财政政策的不同之处在于，财政政策侧重于结构的调整，而货币政策侧重于总量的调整。在作用方式上财政政策比较直接，而货币政策则需通过对中介目标控制来影响经济的运作，是一种间接的方式。货币政策的弊端主要表现为政策的刚性，即政策的作用广泛，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而经济本身会存在行业差异、地域差异，且瞬息万变，因此往往会造成“一人感冒，全家吃药”的局面。比如政府在控制钢铁、汽车、房地产行业过热时，是否考虑到其他传统行业的情况，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仍然是影响其生存和发展的最大障碍。
从2003年11月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和日本JICA合作进行了“中国中小企业金融制度调查”，选择北京、浙江、广东、陕西、山东等地的850个中小企业、75家金融机构和75家担保机构作为样本。调查显示，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普遍高于银行贷款利率。在目前中小企业取得贷款的成本中，银行贷款利息只占20%，加上抵押登记费用和风险保证金利息，中小企业取得贷款需支付的实际利率高达9%。2003年全国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短期贷款只占全部银行贷款的14.4%，中小企业股票、公司债券发行等只占全部直接融资的1.3%（《证券时报》，2004）。从这个角度看，刚性的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调控作用过于单一，缺乏灵活性和选择性。而且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多为选择利率或基础货币供应量，然而无论是哪一个中介目标都最终通过作用于货币供应量而影响经济的运行，但这一切是以西方经济学中的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理论为基础的，而这一理论基础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缺陷，由于货币流通速度在短期内高度不稳定，造成交易性货币流量的大幅度波动，使货币政策的精确性和有效性大为降低。
宏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存在时滞性问题，即从对经济形势做出判断，至最终实行宏观调控后调控效果显现时存在时间差，调控效果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这种滞后性表现在三个方面：(1)对经济形势的判断需要充足有效的统计数据，而统计数据的收集、整理、汇总需要一定的时间，即便在信息发达的今天，仍须耗费相当的人力和时间去完成这项工作，这里暂且将之称为统计时滞或认识时滞。(2)当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到实际采取行动所经过的时间称为行动时滞。这两种时滞的长短取决于政府对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的预见能力、反应灵敏度、制定政策的效率和行动的决心与速度。(3)从政策的实行到政策效果的显现所经过的时间，可以称为作用时滞。统计时滞和行动时滞可以通过政府部门效率的提高而缩短，而作用时滞则很难加以人为的控制。而且货币政策的时滞比财政政策的更为复杂，更加难以量化控制。由于政策时滞的存在，在极端的情况下可能会使以熨平经济波动为目的的调控手段反而加剧了经济的波动幅度。这种效果的弱化或扭曲反过来会给政府一种政策力度不够的错觉，促使其出台更为严厉的举措，而结果则是矫枉过正，经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二、中国国情所造成的宏观调控的局限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和骄人的成绩，但计划经济时代所遗留的弊病尚未完全解决。中国经济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二元性：庞大的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并存，而且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城乡间的差异不断拉大；东西部的发展速度明显不同；城镇居民的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等。经济中既有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东西，也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实行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宏观调控就会使调控的效果不尽人意。
（一）对国有经济和垄断行业的调控失效
国有企业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建立现代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责、权、利不明晰，由此造成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做出经营决策时背离了经济学的基本假说——经济人假说（亚当·斯密，1972）。对于民营企业而言，管理者的经营原则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而一些国有企业则因缺少必要的约束机制造成两种经营目标的偏差：一种是管理者将本应跟着市场走的经济活动变为跟着领导走，将政绩摆在经营业绩之上；另一种是管理者不顾股东（国家）利益的得失，凡事先考虑个人的得失。投资决策缺少有效风险约束，没有人对投资失误真正负责。而投资又是将手中权利变现的一条捷径，因此就不难理解一些低水平重复建设、效益低下的项目会大量出现的原因。这种盲目投资会造成资源浪费、产品积压，严重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这种低效率的发展只会使生产要素的价格被抬高，最终受害的是国家，是企业。而对于这种现象，宏观调控显然难以奏效。有些国有企业在投资时很少考虑资金成本、机会成本等成本控制问题，货币政策的松紧对其影响不大，脱离市场化的利率不足以影响其投资的决策，宏观调控对国有企业的失效会使对经济作用的效果下降，这又会导致政府不断加大调控力度。而真正承受调控的却是民营企业，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将宏观调控的作用力度转嫁给了民营企业。结果造成市场中的一部分主体被调过了头，另一部分主体却无动于衷或收效甚微。
中国还存在大量的政府垄断性行业，如电信、邮政、金融、电力等。以电信为例，到20世纪末，中国电信交换机总量约1.7亿门，超过美国，已建成“八横八纵”光缆网，局用电话程控化比重高达99.8%，长途传输数字比重高达98.5%，现代化程度甚至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移动电话比率大大超过了美国和澳大利亚。但由于中国电信的资费居高不下，使用效率相当低，中国电信拥有户是德国的1.4倍，但德国的营业收入却是我们的2.8倍。更为严重的是行业垄断导致电信行业的服务意识不强，服务内容和服务质量长期不如人意，消费者投诉更是居高不下，这正是政府垄断结下的恶果（周芬棉，2001）。
这些行业在政府垄断下往往存在着相当的暴利空间，极大地阻碍了市场的自由竞争和价格形成机制，造成价格指数背离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商品、货币、劳动的价格都或多或少的被扭曲了，在宏观调控所依据的各个经济指标或参数偏离实际情况下进行调控，效果自然不会理想。而且，由于行业准入障碍，大量民间投资无法进入，转而投向一些微利的传统行业，致使这些行业的恶性竞争不断加剧。据统计，在经历了轮番的价格战后，中国彩电业大伤元气，价格战使该产业损失约147亿元（严先溥，2003）。垄断行业由于暴利空间的存在，成本约束被弱化，这些企业不会因为利率的调整而改变投资规模。而传统行业由于过度竞争，利润空间已十分有限，不得不精打细算，不断强化成本约束意识。在市场利润率二元化的状态下，宏观调控对低利润率的行业有一定的效果，对高利润率的行业则效果不佳。所以，要实现调控的效果就应打破政府垄断，使市场平均利润率“返璞归真”，这样才可能通过利率的调整影响信贷规模，宏观调控才有可能发挥作用。
（二）行政干预制造成宏观调控的弱化效果失真
在每一次实行宏观调控时，都会配合一系列的行政干预。改革的一大任务就是逐渐减少行政审批、政府调拨，尽量让市场机制去配置资源，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重要标志。但当经济偏离政府预期的轨迹时，从中央到地方总会有意无意地搬出行政审批、金融管制的“法宝”，毕竟行政指令比市场机制易于控制，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殊不知如此一来，来之不易的市场经济机制将被扰乱，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将受到严重侵害。
一些学者常用发达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例子来说明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但他们忽视了一点，这就是发达国家经济市场化的程度远高于中国，而且没有那么多宏观调控政策之外的行政手段。
在中国的宏观调控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举宏观调控之旗行，行政干预之实。就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在北京讲演时说的，他看到中国采取的“调控”政策，觉得没有一条是“宏观调控”，全部都是“微观”措施。2004年3月以后加强政府“调控”的主要措施是由各个部委采取的“微观干预”：(1)发改委派出的检查组，清理钢铁、电解铝、水泥等部门的投资项目，随后会同中央银行、银监会，要求加强对钢铁等行业的信贷控制。(2)国土资源部把土地审批权收回，同时组织联合检查组来整治土地市场，清理开发区和收回违规占用农地。(3)银监会派出了检查组，检查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的信贷情况（吴敬琏，2005）。
目前，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不是不足，而是过度。从宏观到微观，几乎所有的经济现象背后都活跃着政府的身影。地方、部门间的利益矛盾日益尖锐。过度干预一方面造成市场效率的下降，另一方面造成市场对政府调控的依赖进一步提高，政府不得不包揽所有的经济问题，最终导致政府干预经济的成本提高。如果政府成本的提高已超过了市场的成本，各级政府官员仍然紧握手中的权力不放，那么整个社会的成本上升、效率下降，市场化的进程将会倒退。从经济的角度看，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是两个范畴不同的概念，宏观调控只是政府干预的一种手段，切不可将两者混为一谈。我们总在强调“加强宏观调控”，但“加强”并非表现在宏观调控的力度加强，而是配套的行政手段加强。这种表面上对宏观调控的加强实际上造成宏观调控的弱化。而且大量使用行政手段本身也说明宏观调控并未发挥应有的效果。
三、宏观调控理论存在的局限性
凯恩斯(1987)在需求管理理论中将充分就业定为一切宏观调控政策的最终目标。他认为货币需求是收入和利率的函数，是不稳定的，因而必须进行需求管理，即国家干预。需求管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直接扩大消费和投资需求；二是扩大货币供应量，以降低利率来促进消费和投资，并弥补因扩大财政支出导致的财政赤字，扩大有效需求。在未实现充分就业时，有效需求的扩大只会促进实际产出（或国民收入）的增加和就业水平的提高，而不会引起物价上涨。而只有达到充分就业水平后，再继续扩大需求才会导致物价上涨，引发通货膨胀。
这一结论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货币需求量虽受收入和利率的影响，但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货币政策选择利率作为中介目标并非十分理想。二是通常经济在实现充分就业之前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因此，依据需求管理理论进行的国家干预，一般情况下是无法实现充分就业的。
凯恩斯(1987)认为在达到充分就业水平前，扩大需求不会引起物价上涨，即通货膨胀。换而言之，只要出现通货膨胀必定已实现了充分就业。这一结论无法解释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发生的滞胀情况，也与近几年中国经济的运行情况不符。针对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情况，8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现代失业理论，通过对非加速通货膨胀率的研究，给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非加速通货膨胀率理论指出，同劳动市场均衡状态相对应的通货膨胀率并不一定是零通货膨胀，劳动市场的均衡状态可以同任何通货膨胀率相对应。劳动市场均衡时的失业率对应的是非加速通货膨胀率（即物价变化的加速度为零），而试图将失业率降到均衡失业率以下不仅会导致通货膨胀，而且会导致加速通货膨胀（余永定、张宇燕、郑秉文，1999）。目前，政府在运用宏观调控手段时，已充分认识到就业水平的提高和通货膨胀的控制是两难抉择，难以兼顾，但非加速通货膨胀率对于充分就业前产生通胀的原因分析不够完整。
笔者通过研究发现，某些要素相对匮乏或短期内供给不足是经济在未达到充分就业前就出现通胀的主要原因。因此，可以将这一理论称为短期供给相对不足通货膨胀论和长期要素相对匮乏通货膨胀论。这一理论可以合理地解释滞胀现象的产生，并可以从中寻求解决的方法，具体阐述如下。
凯恩斯(1987)需求决定供给理论的假定前提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可以按照需求的增长迅速扩大产能以适应需求的扩大。这里面还存在一个隐含的假设条件，即社会存在大量的闲置资源，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给是充足和即时的，这种假设与经济学研究的大前提“资源具有稀缺性”是相背离的，而且与实际经济情况也不相符。因此，长期实行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必然会引发经济滞胀。
在研究需求管理有效性时，首先应把假设前提修正为“资源具有稀缺性”。在这个大前提下做出如下假设：(1)生产要素之间存在一定的可替代性，但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2)一种生产要素不可完全替代另一种生产要素。(3)市场化程度极高，在自由贸易的环境下，生产要素的流动灵活且及时。对于第一条假设，我们暂且以土地和劳动来举例说明（见图1）。曲线Y是在土地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投入下的等产量曲线，也可称为生产者无差异曲线，曲线上的任意一点都代表土地和劳动达到此种投入量时产量可达到Y的水平。产出量Y是土地量
。等产量曲线斜率为负，表示土地和劳动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当等产量曲线上一点A移动到B点时，产量不变，但土地的投入减少而劳动的投入增加，即：
。
附图
图1 土地和劳动投入下的等产量曲线
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表示当劳动量持续增加时，劳动对土地的替代效果逐渐下降，每减少一单位土地的投入，需要比原来增加更多的劳动投入。对于第二点假设同样以图1说明，这一假设的含意是等产量曲线在上方趋于垂直，右方趋于水平，但边际技术替代率不能为零或无穷大，即土地不可完全替代劳动、劳动也不可完全替代土地，仅以一种要素投入是无法实现Y的产出水平。
附图
同理可得，劳动市场在需求增加后由于供给也随之增长，达到新的均衡点时劳动的均衡价格为
点所对应的价格水平，将土地换成其他生产要素结论是相同的。这说明在人为调控总需求增长时，短期内如果市场机制足够灵活，则出现产出水平的上升，就业水平的提高，而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如果市场机制不够灵活，则会出现物价水平上扬，但就业水平也会有一定的提高，即通货膨胀，就业上升。这种短期现象只要完善市场机制，疏理供求矛盾就可以解决。比如当前国内的物价水平上涨，煤、电、油、运紧张，只需扩大煤、电、油的产出水平，增加运力投入，废除计划经济遗留的统调统拨，取消相关行业的准入审批，放手让市场配置资源就可以有效控制通胀，而且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实现国民收入与就业率的双增长。
附图
以上是对扩张性调控效果的短期分析，长期实行扩张性宏观调控后是怎么的情况呢？我们还是以社会等产量曲线和生产要素的均衡点分析加以说明，为了问题分析简单明了，在上面三点假设前提下再加一点假设，即规模经济不变。还是以土地和劳动为例，在长期情况下，土地的供给曲线形状会发生变化（见图5）。长期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土地的供给在达到一定水平后就趋于饱和，这时的供给量为
而均衡量不发生变化，即供给无法提高而价格上扬。如果在达到充分就业前土地就已饱和，那么土地的价格就会上扬，如将土地换为其他生产要素，同理可以说明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在实现充分就业前会上扬。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在实现充分就业的最终目标前就会导致通货膨胀，即宏观调控目标不可能实现。
附图
再看在长期情况下，劳动市场的供给与需求曲线是什么样呢？从图6可以看出，只要未实现充分就业，劳动的长期供给曲线、需求曲线与短期供求曲线形状并无差异，只不过在长期扩张性政策下，供求曲线较短期相比都向右侧水平移动了。这时继续实行扩张性政策会使需求曲线
，作用机制与短期完全相同，S代表充分就业时的劳动使用量。
结合社会等产量线和等成本线加以分析（见图7）。
。
当实行扩张性调控时，政策的效果可以化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货币的投入量增加，等成本线Aa向右上方移至Bb，这时等成本线在垂直方向的截距为OB，已达到土地的饱和供给量。等成本线Bb与代表较高产出水平的等产量线
三点在一条直线上，这条直线就是生产的扩张路线。至此可以说明在扩张性政策作用下，只要生产要素可以维持原先的比例投入，即不显现出相对匮乏，就可以使产出水平和就业水平都有所提高，而不出现通货膨胀。
附图
图7 长期扩张性政策下的生产扩张路线
第二阶段，继续实行扩张性调控时，等成本线本应移至Cc位置，与更高的等产量线
点，但由于土地在B点已达到饱和。等成本线在垂直方向的截距不可能超过OB，Cc的等成本线受到土地匮乏的制约，变为Bc′，与
，其经济学解释是，当产量进一步提高时，由于土地稀缺性日益显现，土地的价格开始上升，这促使人们通过技术创新改变原来的生产方式，以一种更为节省土地的新方式扩大产出量，同时在土地价格上涨的压力下（因为
上涨），生产中人们将更多地选择多投入劳动。表现为土地价格上涨，就业水平扩大，但仍未达到充分就业水平。这时的生产扩张路线
点之后就发生弯曲，随着扩张性政策的延续，新的等产量线与等成本线的切点会沿等产量线逐渐右移，经济学解释为伴随土地价格的上涨，人们越来越多地选择劳动来代替土地，由于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节省一单位土地的投入需要增加比以往更多的劳动投入。生产扩张路线最终从
点向右形成一条逐渐趋近于BB′的抛物线。在这一阶段，土地价格上涨，投入量（供给量）增长缓慢，劳动投入量因为政策扩张效应（
）和替代效应的双重作用，增长较快，而价格不变。如将土地变为其他要素加以分析可得出这一阶段通货膨胀存在，就业率上升，产量上升，物价的增长率等于就业的增长率。因为，土地价格变化为：
。即土地价格变化率与劳动使用量变化率相等。
将土地置换为其他生产要素逐个分析就可得出通货膨胀与就业扩大并存，且变化率一致，提高就业必然要以通货膨胀为代价。
第三阶段，当生产的扩张路线逐渐趋于BB′线达到
点时（见图7），由于边际技术替代率已趋于零，无论如何增加劳动的投入都不可能再节省土地的投入，即劳动已无法替代土地，这时扩张性调控会使土地价格暴涨，产出水平停滞，就业无法扩大。这就形成了经济的滞胀。但这不一定是扩张性政策的必然结果，如果在土地达到饱和前就已实现了充分就业，也就是说在土地和劳动两种要素相比较时，劳动相对更为稀缺的情况下，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就可以成立。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实在太特殊了，因为如果把土地换为其他生产要素，仍使凯恩斯理论得以成立的条件就是除劳动外的各种生产要素都存在大量闲置，惟独劳动最为稀缺。如果这一条件可以成立，大概也无须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了，充分就业在自然经济下就可以实现，这又与凯恩斯理论中的前提条件，即自然经济不可能达到充分就业水平相矛盾。
扩张性政策是否会导致滞胀、何时导致滞胀，取决于社会生产中各种要素以怎样的比例投入，以及哪种生产要素相对最为匮乏。当相对匮乏的生产要素被全部利用后，其他生产要素已无法按比例投入生产，增加的社会总需求只会造成通货膨胀加剧，而无法扩大产出水平和就业水平。因此，国家干预经济通常情况下是无法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
以上是对短期供给不足和长期生产要素匮乏而导致通胀先于充分就业而发生的理论分析，分析的结论是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只有在劳动力相对匮乏的情况下才能成立，通常情况下是不能成立的。那么，在长期扩张性政策作用后出现的经济滞胀应如何解决呢？
以小国经济为例，当小国经济出现滞胀时，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进口相对匮乏的生产要素（土地除外），在要素供给扩大后，要素间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得以修复，社会生产的扩张路线由抛物线变为直线，产出水平和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下降至零点。经济就可以第一阶段的增长方式运行。但继续扩张性政策又会使另一种生产要素相对匮乏，同样要依赖国际贸易进口这种要素。所以，小国在扩张性政策下会对外界的依赖程度逐渐上升。但这种模式存在一个问题：总有某种生产要素是无法通过进口解决的（如土地），最终是否可以实现充分就业还要看无法通过进口解决的生产要素和劳动两个要素哪一个更为匮乏。结论是小国经济若要以扩张性政策实现充分就业，关键看无法通过进口解决的资源是否充足。
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的不同在于产出规模大，一旦出现某种要素匮乏，需要通过进口解决时，会对全球的这种要素的价格产生影响，拉动国际市场价格的上扬。所以，大国经济产生通货膨胀时会有向外传导的特性，严重时可引发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大国在处理经济滞胀时，应通过技术创新，大力发展节能降耗技术以及制度创新，鼓励技术进步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通过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来改变要素间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并配合以紧缩货币供应量的控制手段以限制等成本线的右移，从而修复生产扩张路线的形状，使经济增长模式回归到第一阶段。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需求决定供给的前提是社会存在大量闲置资源，生产能力可以迅速扩大，在长期扩张性政策的作用下，供给能力的进一步增长已受限于资源保有量时，国民收入的增长就不再由总需求决定，而是由总供给决定。在经济萧条时期，由于需求不足，需求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国民收入，反之在经济高涨时期则由供给来决定。由于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的因素作用，要素间的边际技术替代率修正后总会使产出水平不断提高，国民收入将长期呈现出震荡上扬的走势。
四、结语
中国经济本身具有特殊性，距离理论上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还有相当差距，在理想状态下推导出的需求管理理论放在一个特殊且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加以应用，效果自然大打折扣。宏观调控政策偏重于总量调控，对于结构性问题缺少差别化的对策，且理论基础并非经典经济学所描述的那么可靠。这样，在实行宏观调控时往往配合以行政审批和金融管制。由于这些原因的存在，宏观调控的效果不佳，而且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市场经济机制。宏观调控政策在一些西方国家已实行了几十年，至20世纪60年代，由于经济的滞胀，使经济学界对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特别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和以卢卡斯、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抨击最为严厉。当然，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经济，以及以何种方式干预经济还有待于更加深入的研究。
本文仅以扩张性财政政策为例在理论层面上进行了探讨，但实际上货币理论也是值得研究的，特别是应用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个特殊而多变的时期。在经济学领域，存在一种“拿来主义”倾向，过去是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拿来就用，现在是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拿来就用。学习和实践本身并无错误，即便不清楚的事物，尝试一下也无妨，经济改革本来就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但我们切不可生搬硬套、默守陈规，应该认识到理论自身是在不断发展的，而且中国经济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果置这些情况于不顾，那只会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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