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减速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性论文,中国经济论文,对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16)01-0003-007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1978-2007年，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0％①，在世界上创造了经济增长速度的奇迹。然而，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速明显放缓。2008-2014年，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速降到了8.6％，2015年更是跌至6.9％，为1990年以来中国年度经济增长速度的最低水平。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原因，现在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周期性因素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主要原因。持这类观点的学者普遍认为，出口疲软、投资需求不足以及政府干预等需求面的因素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王宇和蒋彧，2011；Allington et al.，2012；袁长军，2014)。同时还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短期的，只要改善了外部经济环境，中国经济的增速很快就能恢复。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这一轮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不是周期性减速，而是结构性减速。即中国经济增长的均值出现了中长期的趋势性下滑，而不是主动调整和外部短期冲击导致的中国经济增速短期下滑(张平，2012)。做出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有两个：一是，在2008-2009年，中国政府采取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只是带来了经济增速的短暂回升，之后经济增速又持续下滑。出现这种现象不是周期性原因所能解释的。二是，有许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都表明，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出现了下降(王小鲁等，2009；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World Bank，2012)。目前，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占了多数。 我们认为：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一个国家的经济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增长速度都会因结构性原因而放缓。目前中国依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GDP离发达国家的水平还存在明显差距(大约是美国的1/7)，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提前到来的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就有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此外，在目前中国就业形势严峻以及居民收入差距在短期内难以缩小的情况下，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鉴于此，深入分析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的原因，并寻找应对之策的意义十分重大。本文在对几个被学者们广泛讨论的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原因作进一步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了提振中国经济增速的结构性改革对策。并且还认为：尽管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一些结构性问题，但是若能采取相应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增速仍有望维持在中高速水平。 二、中国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的原因 (一)高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由高投资驱动的。高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是通过物质资本的迅速积累来促进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依赖于以下三个动力源泉：要素价格管制、地方政府的投资激励以及“出口—投资”联动机制(陈彦斌和郭豫媚，2014)。首先，要素价格管制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多年来，中国政府通过压低资本、劳动力、土地、资源和环境的价格对企业进行变相补贴，扭曲了要素市场的价格信号，这也是中国投资率过高的关键因素。其次，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和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倒挂，导致地方政府有更强的投资激励去加快地区发展，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第三，中国多年来推行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也提高了相关产业的投资水平。高投资驱动模式还与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点紧密相关，由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对住房和基础设施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带动了钢铁、水泥和建材等行业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 中国近年来的高投资状况在投资增速和投资率两方面都有所体现。从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速看，1992-2015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年均达到了22.2％，远高于同时期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近年来的投资率基本维持在40％以上，而世界平均的投资率大约只有20％左右，中国的投资率明显偏高。 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以在一定时期起到提高经济增长率的作用，但是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成本。比如，大量的坏账，产能过剩、环境破坏和资源的过度开采等等。特别是鼓励投资的低工资政策还增加了政府的隐性债务进而阻碍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这些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成本会随着经济增长而扩大，如果每年产生的这些宏观社会经济成本不能及时化解，长期积累下去就会使政府不堪重负(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5)。显然，这种高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而靠高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总有一天会下滑。 (二)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学和经济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人口转变理论把人口再生产区分为三个阶段，即“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阶段、“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阶段和“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蔡昉，2010)。当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时，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会不断下降，出现人口的老龄化趋势。人口老龄化会影响劳动力的供给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早期的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忽视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随着发达国家逐渐完成人口结构转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消极作用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乃至经济增长，这就是“人口红利”。学者们现在普遍认为，人口红利是造就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国长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带来的人口预期寿命延长，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近年来开始浮现，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的人口分别达到了1.78和1.19亿人，分别占中国总人口的13.3％和8.9％。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中国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的老年抚养比由2000年的10％上升到了2014年的13.8％。2012年，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一年减少了345万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直接的影响是劳动力供给会出现相对甚至绝对短缺以及居民储蓄率和投资率会趋于下降。此外，人口老龄化还会使得一些以年轻人为主要消费群体的行业，诸如：汽车、住房和电子通信业等趋于萎缩，并会导致国家的创新精神衰退和技术进步缓慢(郭熙保等，2013)。(郑伟)测算了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结果发现：如果将1962-2005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替换成2005-2050年的数据，那么中国1962-2005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将从6.08％下降至4.85％，这段时间的中国人均GDP实际增长倍数将从14倍下降到8倍。可见，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是很严重的。 (三)产业结构的服务业化 产业结构变迁是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在各产业之间的重新分配以及各产业产值份额的变化。Kuznets(1957)和Chenery(1960)等学者通过对产业结构变迁规律的分析，发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农业产值和农业就业份额持续下降，工业及服务业的产值和就业份额持续上升的现象，这被称为Kuznets事实。Kuznets事实虽然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经验一致，但是并不能完全解释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特点，特别是解释发达国家工业部门的份额变化。很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经验表明，工业部门的就业份额和产值份额会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②，即发达国家(或者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后期)会出现要素和资源从工业流向服务业的产业结构变迁，或者叫产业结构服务业化。由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要明显高于服务业，当劳动力由工业向服务业转移时会造成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袁富华(2012)称这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为“结构性减速”，本文则将其视作一种狭义的结构性减速(后文打引号的“结构性减速”都指狭义)。 中国的经济增长现在是否已经或者即将进入“结构性减速”时期?一些研究者持肯定的观点。比如：袁富华(2012)认为，中国如果采取“狂飙猛进”的方式促进产业结构的服务业化，经济增长将迅速转入“结构性减速”的轨道。他还强调，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可能发生在较低的收入水平阶段③。支持这一观点的还有沈坤荣和滕永乐(2013)、李杨和张晓晶(2015)等。另一些研究者则持否定或者怀疑的观点。比如：方福前(2014)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不可能出现“结构性减速”的情况。因为，从2008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力一直是由第一产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而不是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由于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因而劳动力流动实际上会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相反。支持这种观点的还有吕健(2012)、杨天宇和曹志楠(2015)等。本文认为：尽管目前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已经进入了“结构性减速”阶段存在争议，但是必须高度关注产业结构的服务业化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可能性。因为目前中国的服务业总体呈现低端化，其生产率与制造业的生产率存在明显的差距。所以，劳动力和资源向服务业的转移很有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 (四)技术进步放缓 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至关重要，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都认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技术进步的源泉主要是自主研发和外部引进。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引进式的技术进步。但是，随着中国与世界技术前沿的差距逐渐缩小，技术引进的空间不断收缩，将来中国的技术进步必将更多地依赖自主创新。然而，目前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这对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构成了巨大的挑战。Boeing and Sandner(2011)对比了1990-2005年中国、德国和美国不同附加值专利的申请数量，结果显示：20多年来，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但是其中绝大多数是低附加值的专利，而中国的高附加值专利申请数量没有取得显著的增长，中国与德国及美国的技术差距依然非常明显。此外，中国目前的研发投入力度与发达国家也存在很大的差距。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数据，在2012年，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和韩国的研发强度(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分别达到了中国的1.7倍和2.2倍。也就是说，当前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还不能弥补技术引进减少所造成的技术进步缺口。这种情况显然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造成很大程度的消极影响。 (五)资源、环境的约束不断增强 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而环境污染则是一种生产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不相等所导致的负外部性，因而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使用和环境污染会影响经济增长。自然环境与一般的投入、产出要素不同，具有投入和产出的双重属性。一方面，自然环境吸纳和沉积废弃物的功能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某种形式的社会性服务(陈诗一，2009)，这种社会性服务可以在其他要素投入给定的情况下增加产出，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对污染的自我修复具有投入的属性；另一方面，从污染产生的过程看，污染和其他产出一样，都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因而其又具有产出的属性。在目前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中，有的文献将污染视为一种投入变量，如陈诗一(2009)。也有的文献将污染视为具有负外部性特征的非合意产出，如杨文举(2011)。 中国过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对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在资源相对充足、环境容量较大的情况下，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并不明显。但是，当资源透支和环境破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就会变得非常突出，并开始制约经济增长。目前我国资源供求形势紧张，环境容量也开始接近饱和。在资源方面，2014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达到了42.6亿吨标准煤，位居世界第一。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8％，全国年平均缺水量多达500多亿立方米，有2/3的城市处于缺水状态。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有600多个县(市)人均耕地面积在0.8亩的警戒线以下(王金南等，2016)。在自然环境方面，目前中国的各种污染物排放量几乎都占世界第一④。中国环保部发布的《全国环境统计公报(2014)》显示，2014年，中国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达到了9575.5亿元，较2013年增长6％，占中国全年GDP的1.51％。2015年1月，号称在中国历史上最严的环保法规——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开始实施。2015年6月，中国在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的《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中承诺，2030年中国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60％—65％。在2015年年底的巴黎气候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强调了当年6月份中国向联合国承诺的减排目标。中国政府的这些政策措施无疑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增长，但从短期看，这些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必然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对中国近期的经济增长造成冲击。 三、应对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的对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已经非常突出。如果不采取针对性的结构性改革措施，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有可能继续下滑，并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冲击。针对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前述五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本文提出以下五个相应的结构性改革建议。 (一)实现需求结构的三大转型 要有效应对目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结构性减速，必须首先实现中国需求结构的三大转型。第一，经济增长要由外需拉动转为内需拉动。目前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还处在缓慢复苏之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也增长乏力。外需疲软的状况难以在短期内改观，再加上人民币升值、我国的劳动力和环境成本的上升。所以，我国的出口很难维持过去年均20％以上的增速。因而，我国的经济增长必须要由外需拉动向内需拉动转型。第二，经济增长要由投资拉动转为消费拉动。因为由高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会产生大量坏账和产能过剩等弊病，所以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难以为继的。因而，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向消费驱动型过渡。近年来，随着收入分配更多地向居民倾斜以及政府财政在教育、卫生、医疗等社会保障领域投入力度的加大，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在逐年上升。据统计，2011年我国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55.5％。第三，投资要由政府为主转向民间为主。政府投资对利润不敏感，并且会对民间投资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在2008-2009年，我国政府主导的4万亿投资主要投向了“铁公基”，受益的主要是国有企业，并且加剧了产能过剩。而来自民间的投资则具有投资结构合理、投资效率高和经济活力强的特点。所以应当积极鼓励民间投资，扩大民间的投资需求。同时，要尽量减少各级政府的投资需求。 (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将要面临的一个十分严峻的挑战，必须未雨绸缪，积极应对。第一，要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尽管9年义务教育已基本在中国普及，但中国的教育资源分布是非常不均衡的。城市拥有更多、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而农村地区仍有大量人口没有机会接受二次教育和职业教育。进一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可以使中国维持一个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的负面影响。第二，尽可能减少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障碍。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就业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中国的劳动力尽管可以自由流动，但是户籍制度却让很多农村转移劳动力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福利待遇，客观上构成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隐性壁垒。所以，必须进一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和保障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福利水平，打通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转移渠道，进一步减弱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消极影响。第三，放宽生育政策，延缓退休年龄，以增加劳动力的有效供给。 (三)加快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我国服务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初具规模，结构和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从总体来看，目前我国的服务业结构仍然不够合理，传统服务业的比重过高，服务业的整体竞争力不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偏低，需要进一步促进其发展，才能使之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具体措施是：第一，抓住人口老龄化的契机，引导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以及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会发生变化。医疗卫生、物业服务、社区服务、家政服务和社会化养老等服务业将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推动这些服务行业的发展不仅能满足老年人和高收入人群的特殊服务需求，促进社会和谐，还能为中国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第二，打破行业垄断，建立合理的行业准入制度。目前我国的一些服务行业，例如：金融、通讯、能源、铁路、民航等行业的行政性垄断依然明显，民营资本很难进入，造成了行业效率低下和生产率的损失。政府应当有序放开部分服务行业的市场准入，提高非公有制企业在服务业中的比重。第三，大力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物流、研发、融资租赁、电子商务、商业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农业等产业的诸多环节有着紧密联系，具有产业融合度高，带动作用明显的特点。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服务业自身而且还能借助产业关联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四)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创造条件 中国企业目前的自主创新能力依然很低，制约企业创新的体制性障碍仍然存在。只有通过改革营造出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才能破土而出，产业升级才能实现，新产业才能孕育、出现和发展。具体来说，要进一步完善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的机制，鼓励企业建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资源共享，完善服务于企业创新活动的投融资政策，努力构建一个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必须强调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重视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创新能力的培育，鼓励其成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骨干力量。我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一般分布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对国民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不仅能直接提升整个行业的整体竞争力，还能通过示范效应和技术扩散效应促进和带动其他企业及其所在行业的技术水平提升。目前，国家对大型国有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也非常重视，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我国需要突破的11个重点领域中，都有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企业参与。在载人航天、绕月探测、特高压电网、支线客机、高速动车、3000米深水钻井平台、4G标准等领域和重大工程项目中，这些中央级国有企业也取得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先进水平的重要创新成果(胡钰，2013)。 (五)发展绿色产业，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在不断增加的资源环境压力下，如果企业维持原来的生产模式不变，必然会陷入生产成本上涨和利润减少的困境。但是，假若把资源环境约束的增强视为一个商机，积极发展符合节能减排标准、更加“绿色”的新技术、新产品，那么企业就有望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实现“Porter假说”所预言的经济与环境双赢。通过“绿色”激发中国经济发展潜力的途径主要有二个。一是，鼓励企业对传统生产方式和生产工艺、生产技术进行“绿色化”改造。从而减少生产过程的能耗，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企业利润，促进经济增长。二是，政府大力促进新兴绿色产业的发展。新兴绿色产业包括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及上下游产业，这些产业对环境的危害小，而且在传统行业增长乏力的情况下，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当然，政府在支持发展绿色产业的同时，要注意统筹布局，加强引导，避免出现光伏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哄而上”局面。 四、未来展望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确实给我国的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带来了程度不同的冲击。但是，我们依然应该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保持信心、依然应该坚信中国经济的增长还有巨大的潜力。因为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将持续地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增长能量。同时，中国的内需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只要坚定不移地、有针对性地推进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中国的巨大经济增长潜力就一定会释放出来。可以预期，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增速仍有望维持中高速的水平。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增长的质量比经济增长的速度更为重要。正如蔡昉(2016)所指出的，中国目前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而在于经济增长的内涵，即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符合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经济增长速度“减速”，不仅不会恶化上述这些问题，反而有利于解决此类问题，最终迎来中国经济更加平稳、健康和高质量的发展。 本文外文参考文献有删节，有需要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注释： ①如未特别指出，本文的数据都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或根据该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②比如Herrendorf et al.(2011)给出了10个发达国家近两百年来工业部门的就业份额和产值增加值份额的变动趋势，从中可以看出其呈现明显的“倒U型”轨迹。 ③从国际经验看，当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达到1万—1.6万美元时，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才开始下降，据此中国经济至少还要按当前的速度增长8年后才能达到这个水平(青木昌彦和吴敬琏，2014)。 ④http：//www.chinanews.com/ny/2013/11-02/5456172.shtml。标签：经济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人口老龄化论文; 人口红利论文; 经济学论文; 人口结构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