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中的社会教育价值制导目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教育论文,目标论文,社会转型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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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全面展开，将社会导入了一个深刻变革的时期，各种新的价值观纷纷出现，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和文化各领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人以往只能在整体规范中找“个性”，“人海战术”中找力量，在“你会我会”中找归属的习惯已日趋淡化，与市场经济利益导向本质相吻合的个体价值取向渐趋强化，即从传统价值观念“言不及利”到现实的注重实惠；从社会评价系统上的“好人规范”到“能人效应”；从行为选择中崇尚“谦恭藏拙”到强调“自我实现”等等。这一切变化，说明了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教育价值的制导目标与现实市场化的发展所呈现的价值观形成环境，已具有了十分明显的背离性，由此对社会教育的制导目标提出了新的定位目标，以建构有效的社会教育价值制导机制，进而产生能促使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思想基础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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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个社会教育价值的控制目标来讲，对作为主体的“人”的价值观念建构有着不同的侧重定位，一是把“人”作为独立的个体对待；二是把“人”作为组成社会集合体的整体来对待。两种不同的侧重定位，决定了以个人为中心和以社会为中心这两种教育价值制导体系的存在和发展，并显示着对应存在的经济体制。西方资产阶级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方面对封建主义的价值观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又通过立法、社会舆论、经济杠杆等手段对损害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价值观念进行了限定，并逐步确立了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以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建构起了近代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教育价值制导体系。
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教育价值制导体系强调社会教育不是为社会而是为受教育者本人。为了促使受教育者在人性、德性和理性方面的发展，教育价值的基础建立在个体发展的自然规律和个体差异之上，从人的自由发展角度制定出社会教育目标。与其对应的社会文化范例中也普遍地表现出最为明显的个体本体论的特征。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教育观在西方源远流长。远至古希腊哲学家所强调的追求个人的完善，近至西方近现代国家伴随市场经济发展所实施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教育，均为如此。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教育的实施，带来了社会价值观念形成上的利己表现，但其主体所接受的价值意识与其社会经济形式环境所形成的价值意识，在主客体上是一致的，换言之，个体价值观的生成环境与社会教育价值理论的制导目标是统一的。
以社会为中心的教育价值制导体系，是把社会需要作为教育的全部出发点和归宿，主张为了社会而不是为了人自身来培养人。这种教育观的典型是以国家为中心，把社会教育的所有方面归入国家需求的轨道，使教育成为一种统治工具。
在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教育价值观，总的说来并不是单纯强调追求个人自身的发展，而是更多地以此服务于封建社会的“礼”和“道”。这是一种典型的以社会为中心的教育价值制导体系。任何教育都根植于一定社会文化传统及其形态之中。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本体论，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偏重于人们的政治伦理教育，即“外得于人，内得于心”，在家庭观念上重人情伦理，在社会观念上重理想秩序，在行为方式上重整体一致，在发展观念上重积渐量变，这些除了文化传统的作用外，与单一封闭式的自然经济是分不开的。
新中国建立以来，由于偏重于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理想化、神圣化的教育，加之我国长期实施的计划经济，基本上仍使我们立足于以社会为中心的教育价值制导体系，以致在市场经济发展多元化的今天，出现了以社会为中心的教育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现实选择环境的不协调性。例如：社会教育价值制导目标进行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教育，家庭和社会现实进行的却往往是注重实惠，注重功利的实用主义教育；社会教育价值选择坚持原则，捍卫真理的教育标准，社会现实和家庭却更多地给予人们注重关系、明哲保身的主体体验等现实的刺激……所有这些都表明，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以社会为中心的教育价值制导体系与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价值制导体系的冲突日趋明显和激化，进而导致了近年来许多人在价值观问题上感到茫然困惑。理论导向和人们的实际价值取向常常相差甚远，均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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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要确立理想、健康、和谐的社会价值观体系，离不开伴随经济体制变化而对社会教育价值制导体系作对应调适，否则，社会价值观的产生和发展必然是无序的，而价值观的无序必然会导致社会的无序和混乱，进而不同的价值取向造成人们不同的利益追求，这些不同的追求一旦达到失控程度，社会经济秩序，道德意识乃至政治秩序就会趋于紊乱。这一点已为大量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是利益导向的经济，内容上是多个独立的产权之间的相互交换，形式上是等价交换。因此，它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有明确的界定，这也就从主体上突出了个人价值实现度，强化了个体价值观形成的社会氛围，与以往突出整体价值的社会价值意识氛围形成日益明显的对立冲突。有人把我国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价值观概括为五个特点，即价值目标模糊化、价值取向多元化、价值行为短期化、价值标准功利化、价值调控的软弱化和滞后化。这种说法虽不十分准确，但基本上反映了我国社会价值观变化的特点和趋向。集中起来，说明了一个问题；即价值选择的个性特征日趋强化。它不再追求价值观的统一性、系统性和规范性，而是强调多样性、具体性和实用性。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一大二公、取向单一、平均主义的价值目标构成了社会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因而社会教育价值功能只能引导人们去选择什么。我国当前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上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同时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要求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和谐统一，多层次多取向的价值体系存在，因而社会教育价值功能应引导人们怎样选择，这应该成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教育的制导规律。
诚然，否定现实社会中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是不对的，因为价值观念上的多元化取向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但对多元化价值取向放任不管，使多元化趋向于自由化也是不符合中国的实际的。这些价值选择的极端形式表现在社会教育价值功能上，就是极端的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教育价值取向或以极端的社会为中心的教育价值取向。这两种极端的形式均割裂了社会教育的整体功能，要么形成个体价值取向与社会教育制导目标的绝对一味依存，要么形成个体价值取向与社会教育制导目标尖锐对立，由此形成了主体价值意识的“失范”局面以及无法完成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价值观转换，一旦价值观形成的现实条件发生变化，必然导致社会教育价值功能结构整体对应转换的阻滞。1993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发展过热，表面上看是个经济问题，实际上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社会教育价值功能转换出现阻滞。这说明，任何时代的社会教育价值制导体系，都不应该脱离人去实现它的社会价值，也不应该抛开社会的发展去实现个人发展价值，这里深刻地包含着社会教育价值制导体系在协调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方面的同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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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发展，向社会教育价值制导体系提出了争待调控的目标。如果仅以社会为中心的教育价值制导体系来规范和调整社会价值观，这不仅滞后于社会现实，而且还产生并扩大着日趋严重的背离性。同时，随着个体自我实现意识增强，服从塑造意识减弱，单向灌输阻力增大，逆向思维出现增多，群体意识相对减弱，整体效应难以发挥等社会现实问题已普遍呈现。以什么内容为社会教育价值制导目标，才能对社会现实经济发展所形成的价值取向起到协调作用，这是目前建构新价值观，再造民众精神的历史任务。
从社会教育价值的控制目标来讲，应该不同以往的侧重定位。仅仅把“人”作为组成社会集合性的整体来实施教育功能，显然不能适应价值观形成的现实环境和社会条件；但也不能完全把“人”作为绝对个体来实施教育功能。为此，我们应从宏观上注意并逐步改变社会教育价值的制导目标。
第一，在社会教育观念上，应改变为教育而教育的观念，树立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价值观。在界定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内在关系上，应从统一的社会教育价值的选择上给予对等的认可。无论是制定社会教育政策，确立德育内容，传播社会崇尚的价值观念，规定衡量价值意识的标准，检验社会教育效果，均不应再以是否符合先验的规定准则为取舍，而应把社会教育价值的立足点建立在变化了的和正在发生变化的社会现实基础之上。
第二，从社会教育价值的控制目标讲，必须在宏观上逐步解决家庭、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两张皮”问题，即提高社会教育价值的统一性。因为就个体来讲，价值观形成且内在为个人信念的过程，是由家庭、社会和学校三方面高度统一的教育功能来完成的。为了在社会教育价值的统一性上，解决家庭、社会教育内容现实性与学校教育内容的滞后性的矛盾，就必须重新确立社会教育价值控制目标的侧重定位，由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教育价值目标，有控制地逐步地向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教育价值目标转换，这不仅是市场经济对社会教育制导体系提出的现实问题，也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
第三，社会教育价值的制导目标反映着价值观形成的社会导向，形成着与之相应统一的社会氛围。在诸多的价值观调控手段中，相比较而言，社会教育价值制导体系所起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因此，要认真研究因社会条件变化而降低社会教育价值制导目标的随意性，更不能使其成为政治形势的晴雨表或示波器，因为那样做的结果只能将社会教育价值制导体系置于无序化状态。
第四，强化社会教育价值的层次性。一方面，教育客体由于身份的不同，文化程度的高低以及各自形成的不同价值取向，要求社会教育价值制导体系从整体结构上体现出受教育者殊异性，制导目标的统一性，避免因社会教育内容的越位或不到位所形成的错误价值选择；另一方面，是社会教育内容的层次的选择，如道德观，价值观，政治观，人生观，马列观等教育，它们之间虽然从社会教育价值的总目标来讲，存在着内在联系的必然性，但在社会教育内容实施的现实性上，是可以而且应该加以区分的。